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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较为系统全面地评述了当代著名史学家邓广铭、漆侠半个世纪以来研究宋代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特点、方法和贡献,并指出了两人在研究方法、观点上的异同。

2011年9月17-18日，武汉大学珞珈山麓，桂子飘香，第三届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隆重召开。此次论坛由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日本东方学会、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共同主办，论坛主题是“朝野之间——中国中古国家秩序与地方社会”，下设三个议题，分别是：中古国家秩序的构成；中古地方社会的内部构造；中古国家与地方间的权力互动及文化关系。来自中、日两国的五十余位学者出席会议，围绕主题，与会学者发布了近三十篇研究成果，代表了相关问题研究的最新进展。 一些论文以较为宏观的视野，探讨国家秩序与地方社会之关系。比如卜宪群先生《“乡论”与秦汉国家秩序》一文，将秦汉时期的“乡论”设定为一个特定概念，对其内涵、范围、演变等重新加以诠释，认为从长时段的历史进程看，社会秩序终究决定着国家秩序，而非相反。王彦辉先生《秦汉时期邑聚变迁下的乡里控制》认为秦及西汉初年以“邑居”为主，西汉中期后以“散居”为主，中国城乡分离发生较早，最迟在西汉末年，乡村人口已超过城市人口。林文勋、田晓忠、黎志刚三位先生《从“豪民”到“田主”：汉唐间的社会变迁》一文，论述了顾炎武所说的由汉至宋、“豪民”演化为“田主”的过程，认为这一演变正是中国古代土地所有制关系和社会经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过程。鲁西奇先生《汉晋间浙南濒海地域的历史进程》借用陈寅恪先生“濒海地域”概念，研究浙南濒海地区的历史演进，认为在六百余年中，实际控制浙南濒海地域并主导其地方社会建构与发展的，大抵主要是各种类型的地方势力。渡边义浩先生《西晋的五等爵制与贵族制的确立》对西晋的五等爵制进行了细致剖析，认为其与州大中正之制相结合，形成了带有世袭性的中国贵族体制。陆扬先生《晚唐清流文化与唐宋社会之转型》讨论了晚唐清流文化的内涵、特性、作用等，认为清流文化系统在唐末五代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为北宋初年的政治文化格局的奠定起到了关键作用。 除了宏观视野的研究之外，更多论文是从微观解析入手，讨论具体问题。比如池田知久先生《〈老子〉的政治思想与自然》利用近年出土文献，论述“自然”的意义并非“自然而然”，而是“自己”，并阐明《老子》一书中的政治思想。楼劲先生《北朝的法律体系与唐〈格〉、〈式〉之源》把唐《格》、《式》之源放在北魏以来法律体系变迁的背景下考察，认为条制的盛行及其所促成的敕例编纂法典化趋势，是贯穿《格》、《式》形成史的一条重要脉络。妹尾达彦先生《隋唐长安城与郊外社会的诞生》对隋唐长安郊外的社会空间加以研究，探讨了这一郊外生活的形成过程及其历史意义，认为崔护的小说《人面桃花》正是当时都城与郊外关系的写照。王承文先生《唐代房千里〈投荒杂录〉与岭南南部沿海的雷神崇拜》细致描述了岭南沿海雷神崇拜之起源及演变，从一个新颖的视角，富于启发性地展现了古代中央王朝与边远地区的权力和文化互动关系。冻国栋先生《再论唐宋历史变迁中的“四民分业”问题》以敦煌唐写本《二十五等人图》为中心，研究了“庶人”之含义，认为其内涵同于编户，而当时“士”、“庶”界限之模糊，从一个侧面，标识着士族制时代的终结。兴膳宏先生《宋代人如何看魏晋南北朝诗文》一文重点讨论六朝文学对于宋人的意义，认为除了对于少数著名诗人外，宋人不太关注六朝诗人，这与宋人对唐诗的关注形成鲜明对照。梁建国先生《朝野之间：宋代父老与国家秩序》从“父老”的视角，探讨朝廷与基层社会间的关系，认为父老及其代表的庶民时常处于被操控的弱势地位。岸本美绪女士《清初上海人士的国家观——以〈历年记〉为例》以姚廷遴的《历年记》为核心，考察清初地方人士对清朝的看法，认为不同于读书人，底层人士对于满汉之别并不十分在意。 上述论文以外，其他论文也在史料或观点上，有新的发现或提出有价值的见解。比如牧角悦子女士《曹植乐府的变样——围绕“兴”的表达》、福原启郎先生《“中正”的特殊性——关于魏晋时代国家与社会之一侧面的考察》、石井仁先生《六朝时代之都督制与地方社会》、牛来颖女士《〈天圣令〉唐食封制令文献疑》、李治安先生《元中叶西北军队“入川”“过川”考》、阿风先生《明代徽州宗族墓产的管理与拟制黄册户名的设立——以〈歙西溪南吴氏先茔志〉为中心》、王启发先生《明代方孝孺以个体和家族礼仪为核心的修身齐家思想》、汪学群先生《明末地方社会自治的一次尝试——读陆世仪〈治乡三约〉札记》、李华川先生《国际秩序与个人信仰——18世纪一位底层传教士的困境与策略》等。 在此次论坛上，中、日学者所提交的论文，整体水平达到较高的层次，对于“中国古代国家秩序与地方社会”问题的深入研究，将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这次论坛也促进了中、日两国学者间的学术交流，为两国史学界的进一步交往，打下了更牢固的基础。据悉，第四届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将于2012年上半年在日本举行。

上下篇

至少是从明代后期以来，明清江南的精英教育，已不只限于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的学习。"经世致用"之学，在精英教育中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除了历史、地理、法律等方面的知识外，实用数学也是这种"经世致用"之学的一个基础。

国民政府在开发西北的过程中虽然对该地区的社会经济做过一些考虑，但其开发的主旨则是直接为战争服务的（抗日与"剿共"）。因此，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各种开发、建设西北的活动也停顿了下来，最终导致西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再次陷入低谷

有些小错不改了。2000应作2007，五百万应作五百元。

威胁？双赢？——关于俄罗斯远东中国移民问题的思考 朱琳冷战的终结为中苏关系划上了句点，同时也为新的中俄关系的发展带来了契机。十几年来，从1991年中俄两国“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到1994年两国宣布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到1996年 “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形成，再到普京时代《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签署，中俄合作的内容不断充实、双边关系日趋紧密。然而，两国关系中仍旧存在着一些不和谐的音符，特别是围绕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中国移民问题而产生的“中国扩张论”，对双边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那么，中国移民是否对俄罗斯的远东地区构成了威胁？为什么远东“中国扩张论”会在俄罗斯出现呢？中外学者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少数俄罗斯学者、政界人士和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扩张”确实存在：俄著名人口学家然娜•扎伊翁奇科夫斯卡娅认为，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到2050年俄罗斯的华人人口将达到700万到1000万，对俄罗斯联邦和地方官员构成重大的社会、边境和政治挑战；远东边防军区司令A•戈利巴赫将军也认为，“中国并不想着意隐瞒在向俄罗斯进行渐进式移民中谋取国家利益的意图，通过牺牲远东俄罗斯来扩张自己的领土是中国的长远战略目的。”与此相对，更多的俄罗斯学者和中国学者认为，中国并没有进行“扩张”的意图。俄罗斯远东历史学、考古学和民族学研究所所长谢尔盖•拉林教授、中国学者徐葵等人都认为，人口多与扩张之间并无自然联系，“人口扩张”的前提是错误的；冯绍雷、相兰欣等人进一步分析了这种观点产生的根源，指出所谓中国对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悄悄地扩张”是与中俄总体力量对比变化直接有关的；还有一些学者则从政治、经济、文明冲突等多个角度探究了这一现象的成因。客观来看，认真分析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中国移民问题，消除“中国扩张论”的影响，将对中俄关系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那么，“中国移民问题”究竟是怎样产生的？俄罗斯社会对此又有着怎样的认知，哪些因素决定了他们的认知呢？一、俄罗斯远东的中国移民与“中国扩张论”1、缘起远东地区是俄罗斯面积最大、资源极其丰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经济地区，不论是沙俄时期还是苏联与俄罗斯独立执政时期，都十分重视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强调俄罗斯的强大有赖于这一地区，是建立未来强大国家的基础之所在。与此同时，尽管历史上中央政府曾经几次向远东地区组织移民，但由于自然条件、经济条件等因素的限制，远东地区劳动力短缺、劳动力价格偏高的状况仍旧没有得到改变。早在19世纪70年代中叶，就已经有中国人在远东从事黄金开采了，他们是向远东提供劳务的最早的中国人。此后，在远东的一些基础设施和军用设施如碉堡、兵营、海参崴军港、乌苏里斯克铁路等的建设中也纷纷出现了中国劳工。到1910年，在远东常住的中国人约为15万，占远东总人口的12％以上。斯大林时期，中国劳工和企业主在远东的劳动和经营活动受到苏联经济、政治环境的影响而全面终止。直到苏联解体以后，随着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转轨，中俄两国边境易货贸易空前活跃，远东中国移民潮开始出现。2、内容随着远东地区的中国劳工、移民的增多，各方对此的争论也愈演愈烈，到1992年，“中国扩张论”的观点逐渐浮出水面。“中国扩张论”认为：在中国政府的帮助下，中国向俄罗斯远东的非法迁移已经对俄民族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与此同时，伴随着中国移民而来的商品攻势严重阻碍着俄罗斯东部地方产业的发展，中国的假冒伪劣商品更是在远东攫取了大量外汇；更加危险的是，这些移民的活动为未来中国进攻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军事行动奠定了基础。从总体上看，“中国扩张论”所涉及的领域已经远远超越了移民问题本身，包括了“人口扩张论”、“经济扩张论”、“军事威胁论”等多个方面的内容。3、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仅1992年中期至1995年，在俄《消息报》、《共青团真理报》、《太平洋之星报》、《文学报》、《符拉迪沃斯托克报》等重要媒体中发表的有关“中国扩张”问题的文章、报道不下百篇。2001年7月16日《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签订后，“中国扩张论”并未烟消云散，反而出现了愈演愈烈的趋势。俄罗斯的大众信息媒体采用方便、快捷的现代化信息手段，对该“理论”进行了大肆渲染，甚至有人声称“俄罗斯远东地区将是中俄发生冲突的焦点”。在中俄两国4300公里的边界线中，远东地区与黑龙江省、吉林省的边界线占3/4以上。可以说，在中国与俄罗斯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中，俄远东地区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中国扩张论”的出现，无疑对中俄两国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二、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移民问题的认知那么，在俄罗斯，联邦政府、远东地方当局、俄罗斯普通民众分别是怎样看待远东地区的中国移民问题的呢？通过对三者态度的剖析，笔者认为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移民的认知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总体来看是负面的。1、俄罗斯联邦政府的认知由于受到冷战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俄罗斯联邦政府在处理同中国关系的相关问题时，更多地是从全球国际关系格局、地区力量平衡的大局触犯，强调中俄合作的深远的政治战略意义。远东地区的中国移民问题自然也被纳入了这一认知和思考的框架。为此，俄罗斯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司长叶夫根尼•阿法纳西耶夫明确表示，俄罗斯媒体上关于“中国的潜在威胁”、“中国向西伯利亚移民”等论调与现实没有任何联系，“因为我们的不幸主要是由我们当地自身的无组织性，甚至是无序性造成的。‘强大的中国’是我们长久的朋友。”针对“中国扩张论”等反华言论，普京总统给予了相当严厉的驳斥，他强调“与中国发展关系的战略已经有了。不久前签署的《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是两国合作的坚实基础”。2010年，在俄罗斯召开、由俄罗斯、德国、美国、中国等来自欧洲、北美、亚洲15国的专家学者参加的会议上，针对一些学者在会上再次提出的“中国移民威胁论”，普京劝告有关人士不要以此来吓唬俄罗斯，强调了中俄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从总体上看，俄罗斯联邦政府认为，中国在远东地区的移民确实产生了一些问题，但是相对于俄中双边关系正常发展的大局来说，远东地区的中国移民问题只是属于地区性的问题与摩擦，需要在目前的外交政策框架下妥善地进行处理，不足以也不应该影响到俄中战略伙伴关系的良性发展。因此，联邦政府对地方政府采取了安抚性的政策，希望地方当局能够寻找到解决摩擦的合理途径。2、远东地方政府的认知与莫斯科对中俄伙伴关系的解读不同，远东地区的领导人将中国视为短期的主要竞争者和长期的潜在威胁。十几年来，中俄边境两侧综合国力的此消彼长以及所谓的“中国长期以来对远东领土的要求”，激起了远东地区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对“中国经济扩张”的恐惧心理。尽管截至2000年，常住远东的中国人达到25万人，仅占这一地区人口的3.3％——从绝对数目上并不对俄罗斯民族的安全构成威胁，但是近年来中国移民不断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增强了远东地方当局的紧迫感，受到地缘经济压力的影响，他们对相关的信息相当敏感，对当地的中国移民产生了高度的戒备和防范心理。3、俄罗斯普通民众的认知与远东地方政府对中国移民问题的态度相比，俄罗斯普通民众的认知稍显积极，但是从总体上看仍旧不容乐观。据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人对中国人印象的调查显示，尽管中国人被认为是“勤劳”和“有进取心、精明强干”的，但是从1992年到1998年的几年间，认为中国人“好斗”和“比较狡猾”的比例却在上升。2002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历史、考古、民族工作人员再次在远东进行了民意调查，当问及“你怎样理解中国人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存在”时，有38％的俄罗斯人选择“这是俄联邦领土中国化的目的明确的政策表现”、有30％选择“这是中国人为寻找工作和金钱的个人创意”、有19%选择“对中国当局来说这能解决过剩人口的问题”；在调查表所列的“你最喜欢的国家”中，只有5％的被调查者选择了“中国”。从调查数据来看，在与中国人的交往中，俄罗斯民众存在着一定的戒备心理；在潜意识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当地中国移民数量的增加是有意为之的。由此可见，对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普通民众来说，尽管他们对中国移民的认知不似地方政府那样充满敌意，对于中国人的认知却也是更多地倾向于负面，这就为“中国扩张论”的滋长提供了丰厚的土壤。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俄罗斯联邦政府从两国发展的大局出发，对“中国扩张论”持反对态度；远东地方政府从本地区的利益出发，将中国视为短期内的主要竞争者和长期的潜在威胁，成为“中国扩张论”的推动力量之一；远东地区的普通民众出于对外来人口的戒备心理，很容易受到“中国扩张论”的影响并支持这一论点。三、“中国扩张论”形成的原因那么，远东地区的中国移民是否对俄罗斯民族的安全构成了威胁？“中国扩张论”又是怎样产生的呢？通过对中俄两国关系的历史考察，笔者认为当前远东地区的中国移民并未对俄罗斯民族构成现实威胁，这一论调是历史包袱、经济因素等共同作用的结果。1、中国移民并未对俄罗斯民族安全构成现实威胁首先，如前所述，2000年远东人口为720万，而常住的中国人约有25万，只占远东人口的3.3％。与20世纪初远东常住的中国人占远东总人口的12％相比，现在所占的比例要小得多；其次，从1992年到2002年的十年间，在俄罗斯从境外吸收的移民中，98.5％来自哈萨克斯坦、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格鲁吉亚、土库曼斯坦等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中国移民在俄罗斯所接收的移民总数中所占的比例远远低于这些国家，而且绝大部分中国移民都能够遵守当地的法律、条例，进行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然而，在有关20世纪初在俄中国劳工的历史记录中，“中国威胁论”、“中国扩张论”没有出现；在如今的现实中，“哈萨克扩张论”、“乌克兰扩张论”、“乌兹别克扩张论”也没有随着这些国家向俄罗斯远东地区移民数量的迅速增长而出现。如果数量庞大的哈萨克人、乌克兰人、乌兹别克人尚且没有对俄罗斯构成威胁，有什么理由说中国移民威胁了俄罗斯民族的安全呢？2、“中国扩张论”的成因正如沃尔弗斯(Around Wolfers)所言:“安全，在客观的意义上，表明对所获得价值不存在威胁；在主观的意义上，表明不存在这样的价值会受到攻击的恐惧。”可以说，安全既是一种客观态势，也是人们的感觉和认知。从客观上看，中国移民确实不能构成对俄罗斯远东地区民众的外来攻击或侵犯。但从主观上看，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远东地区中国移民的增多，一少部分俄罗斯人的确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更多地源自一种心理状态，源自观察者自身的主观认知。那么，哪些因素影响了这一部分俄罗斯人的认知，从而导致了“中国扩张论”的形成呢？ （1）历史包袱历史可以教会我们很多东西，但历史也可以是沉重的负担，它会使人们简单机械地将现实与历史相比，结果就会完全错误的认识现实。在中俄两国的关系发展中，就存在着很多这样的历史包袱。历史上，成吉思汗率领他的铁骑西征欧洲期间，曾经大规模地进入俄罗斯，席卷了俄罗斯的亚欧两部。这次军事意义上的“进入”，给俄罗斯民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现代俄语至今还留有著名的民谚“不速之客比鞑靼人更可怕”。可见，蒙古人的骁勇暴虐，已经成为俄罗斯人历史记忆中难以磨灭的一部分。如果说几百年前的历史尚不足以构成“中国扩张论”的土壤，那么近代以来、特别是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事件则对俄罗斯人对中国人的认知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首先，文化大革命和珍宝岛流血冲突后，前苏联方面开展了反华宣传，将中国人描绘成狡猾、不诚实、绝对服从上司的命令、历史上就对俄罗斯人恨之入骨的形象。直到今天，这些有关中国人的负面宣传报道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俄罗斯人对中国的评价；其次，19世纪俄罗斯曾经通过签订《瑷珲条约》、《北京条约》、蚕食等方式在中国东北和西北侵占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直到2004年普京总统访华并签署《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议》，中俄两国的边界问题才最终得到了彻底的解决。尽管如此，很多俄罗斯的史学家和政治分析家仍旧对毛泽东曾经说过的俄罗斯帝国在19世纪夺取了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难以忘怀，始终存在着一种担心，即中国可能通过除武力以外的其他手段最终夺回这些领土。这些历史经历令一些俄罗斯人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一种对中国人的防范和戒备心理，在与中国的合作中抱有一种敏感、复杂的心态。当发现远东地区的中国移民逐渐增多时，记忆促使他们不自觉地将现实与历史经验相联系，从而将这种现象视为有组织、有预谋的行动（2）经济因素俄罗斯自1990年以来经济陷入严重的危机，综合国力大大下降。尽管近些年经济出现了恢复性增长，其进一步的发展仍旧困难重重。相形之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迅猛发展，与俄罗斯的经济发展趋势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种反差，在比邻而居的俄罗斯远东地区和中国东北地区更加明显：远东地区在俄罗斯经济和社会危机中受害尤深，经济和社会破坏状态比欧洲部分更甚、人口由于向俄罗斯欧洲地区回流和出生率下降而减少，远东地区的地位空前虚弱；黑龙江、吉林等省份则随在老工业基地复兴的浪潮中迎来了新的春天。对于这种极度不平衡的发展状况，一少部分俄罗斯人变得特别敏感，对中国的发展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关注，担心中国经济势力占领俄罗斯市场、并对当地的经济造成冲击。正是在历史包袱、经济因素等多个因素的影响下，“中国扩张论”的论调才得以产生、发展并且不断扩散。四、俄罗斯远东地区——中俄关系发展的“双刃剑”尽管中俄两国关系未来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文化、政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但是进一步促进中俄边境贸易的发展，却能够对两国克服负面因素的影响产生积极作用，从而促进“双赢”的实现。对于中俄关系的长远发展来说，俄罗斯远东地区仍旧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围绕着远东地区的中国移民问题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中俄关系发展中的很多问题，“中国扩张论”的继续扩散也可能对两国关系的发展产生更加消极的影响；另一方面，如果措施得当，远东地区也可能成为中俄两国关系发展的“助推器”。首先，正如一些学者所言，远东有四大特点：一是大，其面积为621.59万平方公里，是俄罗斯最大的经济区；二是人口少，目前只有720万，是全俄人口密度最低的经济区；三是地处偏僻，离欧洲中心地区有近万公里之遥；四是经济结构单一，主要以采掘业和国防工业为主，农业、轻工业落后，粮食和日用工业品部分需要进口。受到这些特点的影响，远东地区必须通过与周边国家进行经济合作，才能走上经济健康发展的道路。在周边的中、日、韩等亚洲国家中，中国具有明显的地理优势。远东地区与中国贸易的发展、人员往来的增加，将有效地促进双方的优势互补，实现经济的共同发展。其次，通过打工、求学、跨国婚姻等方式，促进双方的人员往来，将对减轻中俄关系发展中的历史包袱、加强相互了解产生积极推动作用。以远东地区为基础，双边经济的发展、认知的改善也必将对中俄两国关系的长远发展具有深远的、积极的意义。对于中俄关系的长远发展来说，俄罗斯远东地区是一把“双刃剑”。正确认识、合理处理该地区的中国移民问题、消除“中国扩张论”的负面影响将对促进中俄两国关系的发展产生重要的积极意义，达到“双赢”的目的。当然，它的实现需要中俄两国长期的共同努力。

这首词是七五年五月三日深夜，毛泽东在其住所召集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王、张、江、姚，会议长达二个小时，在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同大家讲起东汉末魏、蜀、吴三国，特别是东吴的故事。还让叶剑英背诵南宋词人辛弃疾的这首词。

这两则诗文分别是纪念毛泽东一百十五周年诞辰的书信体散文《点一柱心香，献一束鲜花》和清平调《戊子岁末有怀》。

如果把二苏与王安石、司马光的政治哲学概括起来，大概属于两个类型，两种不同的出发点：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政治哲学，也许可以用“由是（仁义）而之（道）焉”来概括……

我没有参加过专案工作，也没有从事过办案的工作，但我作为历史研究工作者，确实曾经关心过历史上那些重大的案子。从历史上看，所谓大案、要案、命案，这类案子的处理大体上有三类，一类是当时就破了的，还原了案子的真相。一类是在破了的案子中，有相当一部分，在追求尽早破案观念影响下，采用刑讯逼供方式把取得的口供作为依据，那势必产生大量的冤案和错案。另一类是没有破的案，那就成了疑案。

曹操说的"二三子其佐我"，就是希望大家帮助他来荐举有才能的贤士大夫。曹操在建安十五年春下这份求贤令，与他赤壁之败以后三国鼎立局面形成有关，他需要的是能打破这个格局的谋略之士，而不是那些只会空谈道德修养的人。《论曹操》选章，转载请注明出处和网址

这是去年五月末，为了参加复旦大学谭其骧师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提供的一篇发言稿，压在箱底快一年了，现将其在博客上分上中下三次刊载，供大家评说。（附《中国历史地图集》体例与序言）

纪念谭其骧诞辰一百周年

按：这一部分讲了三件事，一是讲谭先生为金山石化厂选址考证的事；二是讲谭先生在学术争鸣上如何求真求是的事；三是讲谭先生一辈子为学如何勤奋的精神，重点在第二部分。

在中国历史上，凡属分裂鼎足时期，都曾出现过这种状况，在这个纷争的过程中，谁能集中知识分子的智慧，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谁往往就会是最终的胜利者。在这个问题上项羽不如刘邦

中国古代在春秋战国时，有“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之说，秦汉以后也有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如东汉末袁绍一家……

我今年八十二岁了，健康又欠佳，气短、乏力、脚肿、心衰也，故 去日苦长，来日苦短。你还年轻，还有许多事可做，丢掉包袱，轻装前进。我还希望你作文时，多找一点相关的资料，不要信手随意地写，文章的美不是建立在辞藻 上，而是建于真实及自己的真情实感之上，不要媚俗。

朱永嘉，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明史研究专家，回忆与王守稼、谭其骧和陈旭麓相交，及在文革中注释史传文赋的经过。附《枯树赋》与骆玉明相关文章。

《刘邦与项羽》一书于四月二十日在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出版，由全国新华书店发行。此书原是作者在2010年6月20讲课时的一次讲稿，经过整理后交出版社。现将此书的前言与目录刊载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