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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李春光教授授权人文与社会发布，转载请获取作者同意。

近年来有一种观点提出，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没有担任负总责这个职务，因而否认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种观点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分析这个历史问题的关键在于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究竟是从形式上看问题，还是从实质上看问题。据目前披露的大量史料，在当时党内高层是有不少领导同志推荐和拥护毛泽东来接替博古担任最高领导职务的，但毛泽东从维护党的团结这个大局出发，主张由张闻天先干一个时期比较合适。毛泽东虽然不是名义上的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但他实际上在遵义会议后形成的中央领导集体中起到了领导核心的作用。

"作为中国历史上旧式农民起义的最高峰，太平天国是一幕既想挣脱枷锁却又无法超越封建制度的悲喜剧，其中的是非功过，绝非一味的肯定或否定所能够涵盖。"

李敖新书：《<大江大海>骗了你》指出龙应台书中史料错误、只谈现象不谈原因、用悲情躲避更深刻的问题等等

蒋介石评传 （作者：（美）汪荣祖、李敖）&nbsp;第五节 挡不住的经济起飞&nbsp;蒋介石是一个独裁者，政治上高高在上，意犹未足，还想身兼各家。既然他本人上有所好，他的手下，自然也就高帽一顶顶送上来了。我们信手一抓，就可来上一大堆：照国民党中常委谷正纲说，"蒋公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军事家、思想家和政治家"（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一日《青年日报》）；照国民党驻美"大使"董显光说，"我民族领袖蒋公介石，为近代最伟大之军事政治家"（《蒋总统传》）；照国民党国大代表蒋一安说，"蒋公发明力行哲学"，是"大哲学家"（《先总统蒋公哲学思想之研究》，页一），照国民党理论家林桂圃说，"蒋公是当代世界上一位了不起的大政治思想家"（《先总统蒋公政治思想之研究》，页四十八）；照国民党"教育厅""厅长"刘真说，"蒋公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先总统蒋公文教思想之研究》，页八十七）；照国民党训导专家洪同说，"蒋公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更是一位成功的教育实行家"（《先总统蒋公文教思想之研究》，页七十一）；照国民党新贵魏镛及国民党教授缪全吉说，"蒋中正先生......更是一位推动行政现代化的理论家与实践者"（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九日《青年日报》）；照国民党台北市"议会长"张建邦说，"蒋公是都市管理学家、未来学家"（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九日《新生报》）。此外，照修泽兰说法，蒋介石无异是艺术家；照蒋复璁说法，蒋介石无异是书法家；照于斌说法，蒋介石无异是宗教家；照金克和说法，蒋介石无异是经济学家......以上所列的种种家中，其实蒋介石只能跟政治家、军事家沾上边而已，并且，他还够不上是水准以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最不相称的无疑是"经济学家"那顶高帽，没有迹象可以显示他具有像样的经济学知识。然而台湾最足称道的却是六十年代以后的经济起飞，对蒋氏而言，可说是无心栽柳柳成荫，因为蒋介石一门心思在"反共复国"，而非"经建台湾"。有意种的"反共复国"之花，早已成为昨日黄花；无心栽的"经建之柳"，倒是处处成荫。&nbsp;台湾光复之初，满目疮痍，乃战后的表象，日本亦复如此。日本经营台湾五十年，为了有利可图，在殖民地建置了不少经济基础设施，特别是农业的开拓与增产，以及南北铁路交通、乡村水电等等。此外还留下大型工厂，如铝厂、糖厂等等。总之，蒋介石退据的台湾，物质基础之佳，远非毛泽东退据的延安可以想象。&nbsp;蒋介石的大撤退，带来近两百万外省人，使台湾人口增至八百万。总的来说，此一人口增加，"财富"多于"负担"，其中大多数的军公教人员，正是台湾所缺乏的，而大批技术人员更直接有助于经济建设。不要忘记，蒋还以非法手段把全中国的国库黄金运到台湾，稳定了台湾的金融。&nbsp;此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关键便是美国因素。美国人并不喜欢蒋介石，甚至厌恶他。然而为了阻遏共产主义的扩张，于朝鲜战争爆发之后，主动派第七舰队保护蒋介石的台湾，封锁毛泽东的大陆。为了使台湾成为西太平洋上的"不沉母舰"，美国又恢复对蒋提供大量的军援与经援。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六五年间的经济援助，平均是每年一亿美元。凡耗资较多的建设，均由美援支付，如肥料工业、石门水库所需美元部分、交通运输设施、农复会项目以及文化交流、教育卫生等等。台湾经建的一个主要功臣尹仲容就承认美援的巨大功效：&nbsp;美援一方面解决部分长期建设资金短缺问题，另一方面又弥补国际收支逆差。如无美援支应，则不但若干经济建设无法进行，即台币内外值亦无法稳定......美援成为经济发展及经济稳定之主要支柱。（尹仲容《台湾经济十年来的发展之检讨与展望》，页二八二）&nbsp;尹仲容在此没有提到的是，美国的巨量军援承担了蒋政府庞大的军费开支，减少财政赤字，不致严重影响到经建。美国也为台湾的经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技术和市场。不仅此也，即使美援停止后的十余年间，由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组织，继续为台湾提供贷款达六十五亿余美元（据国府官方数字），对台湾的财政与工农生产，都起了积极作用。&nbsp;在日本殖民地时代留下的基础上，在美国的大力援助下，加上众多而又廉价勤奋的劳力，使台湾于一九六Ｏ年初开始进入经济起飞时期。工业生产于一九六三年首次超过农产，确定了以出口为导向的贸易经济，赚取外汇，引进更先进技术，增加就业机会，使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脱贫致富，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蒋氏父子对经建完全外行，他们的贡献应从对经建阻力的大小来衡量。就蒋介石而言，他"一心一意都在反攻复国上致力"（语见蒋介石《掌握中兴复国的机运》），并未把经济建设放在第一位。他的经济学知识浅薄，又要以孙中山的信徒自居，受制于闭门造车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即使不是共产主义，至少是一种社会主义，绝对不会是使台湾经济起飞的资本主义，以至于往往扌干格丛生，矛盾百出，必要时连蒋介石也只好暗中曲解行不通的三民主义。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日，蒋介石主持国民党第十二次党务会议开幕典礼，以"机密"文件--《对本党实行三民主义党务工作之指示》，说："实行三民主义优先任务，为民生主义。民生主义之中心工作，为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对此课题之意义，据我对总理平时训示所了解的，所谓平均地权之意义，第一，在交通发达之处及都市之土地，凡涨价者，借征收增值税之方法，以达到'涨价归公'的目的，用意乃在求消除贫富之不均，故增值税，亦可谓为实行'涨价归公'手段之一种。其次，则为现代都市政府如对其土地照价收买、区段征收、土地重划、超额土地之收购以及都市整建（如违章建筑）等之通例，亦皆为'涨价归公'之手段，政府可以发行都市土地债券，以筹集基金而实施之。此种良法美意，如能在都市实施，则不仅为平均地权，而实亦为消除贫富不均，并且为建设都市之张本。第三，在交通未发达以及土地未开发之处--即乡村土地，如农田山地，其地价变动性较少，则可征收田赋或实物，而免征地价税，以便于'耕者有其田'政策之实行。"如果我们细心一点，就会发现这一"机密"训词的立论，不但与民生主义中"平均地权"有极大的出入，并且和蒋介石以前论列"平均地权"的文字有极大的出入。试看在这一"机密"训词前三十二年--一九三五年九月，蒋介石在峨嵋军训团讲《国父遗教概要》，就指出："因社会之发达进步，地价必有增无已，如果土地之增价，归之私人，则社会公共之努力无所获益，而地主反不劳而坐享其利；天下不平之事，未有甚于此者。所以总理说：'地价之不可不先定，尔后从事于公共经营也。......定地价之法......予以为当由地主自定之为便。其法以地价之百分抽一，为地方自治之经费。......此后凡公家收买土地，悉照此价，不得增减。......而将来所增之价，悉归于地方团体之公有。如此则社会发达，地价愈增，则公家愈富。......不平之土地垄断、资本专制，可以免却，而社会革命、罢工风潮，悉能消弭于无形。此定地价一事，实吾国民生根本之大计，无论地方自治或中央经营，皆不可不以此为着手之急务也。'这种办法，就是民生主义中'平均地权'的实行。平均地权，是总理最大的创造，也是我们政治、经济上最重要的学问，同时又是解决民生问题最重要的一个办法。"&nbsp;照孙中山的"创造"，四十年前台北东区的地价，地主申报，每坪也超不过一百元，如果"悉照此价，不得增减"，今日政府"收买土地"，每坪付一百元，则无异打劫土地、作弄地主，当然是行不通的。蒋介石终于知道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是行不通的。因此他在"机密"训词里，硬以"增值税"代替全部"增值"，而说"增值税亦可谓实行'涨价归公'手段之一种"。殊不知孙中山的胃口，绝不止于"增值税"，而是"所增之价"的全部。蒋介石不得不违反总理遗教，是很显然的。显然固然显然，仍不肯公然违反，易辙而行，以至于孙中山把三民主义漫天喊价，蒋介石把三民主义就地还价，形成一种"知易行难"的困境，为经济发展制造了意识形态的障碍。"涨价归公"之外，作为民生主义王牌的"节制资本"，亦因为事涉空想，没有可行性。蒋介石以下的国民党人也不肯明目张胆指它是空想，仍只好暗中予以曲解。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日，蒋介石主持国民党第十二次党务会议开幕典礼，以"机密"文件--"对本党实行三民主义党务工作之指示"，指示说："至于节制资本方面，亦并不能专在限制私人资本的发达方面着想，我以为节制之节，实为调节之节；节制之制，乃为管制之制。此即以政府对私人资本调节与管制之方法，来发展其国内公私经营之资本。此实为总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使社会均富，无复贫富悬殊之理想。这样的实行民生主义，亦即使社会平等之社会主义，而绝非如共产党假借社会主义，而实施其大私有的垄断集产之共产主义。"于是，蒋介石又进一步说："至于总理所说：'国家经营之企业，凡有独占性及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铁道、航路、矿产等，当由国家经营管理之。'又说：'要发达大实业，照我们中国资本、学问和经验，是做不到的，便不能不靠外国已成资本。我们要拿外国资本，来造成我们民生社会主义。'由这段话来看，就可知道总理所说的节制资本，其目的乃在发达国家资本，并非是限制私人资本，而不许人民参加国家经营之企业。我以为总理之意，不但是奖励人民私人资本投资于国家企业，而且要奖励外国资本来投资于我们国家的企业，以发达国家资本。不过私人资本应由政府负责调节与管制，而防止其过分的畸形的发展，以免产生大富阶级的不平均而已，此意原甚明显，我故曰节制资本，并非限制私人资本，乃将私人资本由政府予以调节管制，使之有计划的发展，而且奖励私人投资于国家企业。如此只要国家资本发达，则私人资本亦必经过节制阶段，而更可使之发展，不过始终要由政府加以调节管制。因之亦就可知总理的节制私人资本之本意，不仅是加以调节管制，而且寓有保护之意。"蒋介石又说："此实为节制资本之真谛，而于今日我国经济之发展更为重要。因为国家所经营的大企业，除了极少数具有国家特别需要性质，必须由政府单纯出资经营以外，其他大多数企业，皆可组织股份公司，让民股参加，而由国家经营（甚至也可以容纳外国资本在内，那对于国内私人资本，自然更无排除之理）。当时总理所指如铁路、航业、矿产皆由国家经营，我以为今后时代变迁，而且我国人民的经验学问，现在亦并不比外国人为差，故这种国家企业，一面自可组织公私合营的公司来兴办，一面还可运用我国人民自己所有经验学问来管理公司，以发达国家资本，乃为合理合时之举，我们不能将总理的良法美意，以胶柱鼓瑟、执一不化的心理来误解，使革命建国的事业遭受阻滞，以至于如过去那样的挫败。"&nbsp;蒋介石这一"机密"文件，充分说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实早被他的信徒给"修正主义"了，蒋介石以为"节制资本"中的节制，乃是"调节之节"、"管制之制"，其实孙中山的原意，绝非如此?选由此而下的所有演绎与解释，除利用外资一点外，也全部与"总理遗教"不合。当年孙中山公开说："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义者，非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家耳?选"如今蒋介石却暗中说，"今后时代变迁"，不可"以胶柱鼓瑟、执一不化的心理来误解""总理的良法美意"，因而反师孙中山"节制资本"之名而羊头狗肉之。挂羊头固然仍可以卖狗肉，然而总比不上货真价实的大商号。&nbsp;蒋氏父子由于知识上以及信仰上的限制，固然不可能主动地去推行政治自由化，在经济自由化上亦十分被动。这些多多少少给资本主义经济起飞的台湾带来负面或消极的影响。&nbsp;&nbsp;

目前许多人有一种错误认识，即认为毛泽东不懂经济，导致中国大陆的发展落后于同期的日本和"四小龙"。这是当今最大的谬误。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封建”，而北方土改的主要革命对象也相应地锁定为乡村中的“封建”代表——地主阶级。然而，1946年中共决心“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斗争后，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一种尴尬境地：在“民主”的革命旗帜下，群众运动的烈火也烧向了自己的乡村政权基础。共产党控制下的乡村地区，一些基层干部平素作风不好，乃至为非作歹，早已被群众视为“新封建”。而在执行土改的过程中，也有不少区乡干部滥用职权，占好地、好房窑，“窃夺果实，与民争利”，从而引起群众强烈不满。因此，土改中不少地方出现了“先斗干部后斗地主”的呼声，乃至发生打干部的情况。

社会文化史研究在知识传统和研究方法上是对以马克思主义和年鉴学派为代表的传统经济社会史的继承和批判，为历史学参与反思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中的重大问题，提供了必要的帮助。

1933年8月25日，发生在四川西北高原的叠溪地震(里氏7.5级)是一次巨大的灾难。灾难发生后，川西民众依靠自己的力量抗灾自救，以四川军阀为主要力量的四川地方政府也为抗灾重建进行了努力。但中央政府的态度和中央机构的反映，则有些冷漠。

农历七月七日为乞巧节，又称作七夕节、女儿节。分隔天河两边的牛郎、织女于每年这一天晚上鹊桥相会的神话故事，千古流传，家喻户晓。敦煌文书《大唐新定吉凶书仪一部》（编号S.6537）："七月七日，牵牛、织女以此日会于河汉之间。"其实，牛郎、织女本是星宿之名，牛郎星为天鹰座α星，织女星为天琴座α星，二星隔银河相望，在七月夜空中显得分外明亮夺目，每每引起人们的浮想遐思，七夕鹊桥相会的故事也就应运而生。考之史籍，早在《诗经·小雅·大东》中即吟咏此二星。《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更是以其真挚的情感、平直生动的语言，牵动了人们的几多情思，寄托着人们对美的追求和向往。乞巧节风俗约自秦代成形，迨及唐宋其风更甚。 卷帙浩繁的敦煌文书中留下了不少有关乞巧节习俗的记载，显现了唐宋时期丰富多彩的乞巧民俗活动盛况，弥足珍贵。其主要节日习俗有： 1.庭院设供。每逢乞巧来临，人们都要将庭院洒扫干净，院中张挂锦彩，陈设香案，献供花果饮食。唐代陈鸿《长恨歌传》："秋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秦人风俗。是夜张锦绣，陈饮食，树瓜花，焚香于庭，号为乞巧。宫掖间尤尚之。"《文苑英华》卷794附《丽情集》："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秦人风俗。是夜张锦绣缯绮，树瓜花，陈饮食，焚香于庭，谓之乞巧。三拜毕，缕针于月，衽线于裳。"敦煌《七夕乞巧诗》（编号S.2104）中一首："七月佳人喜夜情（晴），各将花果到中庭。为求织女专心座（坐），七巧楼前直到明。" 2.穿针乞巧。早在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即记此俗："七夕妇人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鍮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天宝遗事》：七夕"妃嫔各执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敦煌《杂抄一卷》（P.2721）："七月七日何谓？看牵牛织女，女人穿针乞巧。"《七夕乞巧诗》中另一首："乞巧望天河，双双并绮罗，不犹（忧）针眼小，只要月明多。"七夕之夜，妇女们对着新月穿针，展示技艺，乞巧求福，顺利穿过者为得巧。当然所穿之针并非通常的缝纫用针，而是专门制作的多孔之针，或用名贵的金、银、鍮石（黄铜）等材料制成。魏晋以前多为五孔针和七孔针，盛唐以来皆用九孔针。有些人家还专设针楼，或曰乞巧楼、七巧楼，庭院中设乞巧台，专供穿针乞巧之用。《时文规范》（S.2832）："七月七日，属以蝉方噪树，鹊正填河，牵牛渡银汉之辰，织女上针楼之夜。"上引S.6537文书"节候赏物"一节记载："七月七日赏金针、织女台、巧果花、炉饼。" 织女台即乞巧台。 3.拜月祈愿。七夕之夜，人们均可在月下祀拜祈愿。相传是夜牛郎、织女银河相会时天门开启，于此时祈愿是最为灵验的。七夕祈愿最有名的例子应是唐明皇与杨贵妃之事。《长恨歌》："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不仅皇室如此，民间七夕祈愿亦盛，人们所祈之愿当然并不限于爱情，凡与切身利益相关者均可拜求。敦煌《云谣杂曲子共三十首》（P.2838）中专有一首《拜新月》："况当秋景，蓂叶初敷卉，向登新楼上，仰望蟾色光迟回，愿玉兔影媚明镜匣，参差斜坠橙波美。犹怯怕衔半钩耳，万家向月下，祝告深深跪......"秋日蓂叶初敷、半钩新月之时，正是七夕之夜，千家万户仰望蟾色，跪拜新月，祈求未来的美好。 4.求赐良缘。未婚男女每逢七夕总要设案祈祷，乞求天赐良缘。《五更转》（S.1497）通篇以诗文的形式，分为五个时辰（五更），描述了七夕之夜唐代少女盼望与牛郎相会的心境。诗云："每年七月七，此时受夫日。在处敷尘结交伴，献供数千般。今晨连天暮，一心待织女。忽若今夜降凡间，乞取一教言。"在七夕"受夫"之夜，首先希望织女出现，能给以教诲，而萦绕在少女心头的是与牛郎的会晤。看着流星不时地划过夜空，总能激起少女们怦然心动，"奔逐向前迎"，以为真的是牛郎降临了，可总是一次次落空，"不知牵牛在哪边，望作眼睛穿"。在焦灼不安的等待中，从一更天一直等到五更天，"哪边见牵牛？看看东方动，来把秦筝弄"。在东方欲晓时分，只好借助秦筝来倾诉自己的满腔幽怨。"看看到来秋"，期盼着来年今夕能如愿以偿。少女心中盼牛郎，儿郎所求的自然是像织女这样的女子，故而后世又将七月七日称作"情人节"。 5.宴饮赋诗。除牛郎织女相会外，七月七日还是魁星老爷的生日。魁星俗称文曲星，主文章、文运，尤为读书人景仰崇拜。为之七夕之夜读书人还要祈拜魁星，其中宴饮赋诗为不可或缺的内容。节日赋诗，既可娱乐身心、沟通感情，又可展示才华、切磋交流，遂成风气。《全唐诗》中即辑录大量文人的七夕诗作，如唐高宗时陆敬、沈叔安、何仲宣等就曾应制各作《七夕赋咏成篇》，唐高宗本人亦有《七夕宴悬圃二首》。上引《七夕乞巧诗》即是敦煌七夕宴饮仪式上的一组赋诗，该件文书的序言中即说得清楚："是千门求富之辰，乃巧女七夕之夜。辄奉诸贤，宁无谁思，遂述七言。"当夜"诸贤"在座，一起饮酒赋诗，共度良宵，情趣盎然。 上述习俗有些一直流传至今。如今天甘肃的一些地方，仍流行着七夕之夜设香案、陈瓜果、拜织女、即兴作诗，以及"迎巧"、"占影测巧"、"送巧"、供奉纸糊的"巧娘娘"等活动。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nbsp;

概而言之，民族主义有多个层次，对民族主义也有多种理解。马克思曾对黑格尔将民族主义看作一种独立力量的观点进行过批判，列宁亦不赞成强化民族主义的做法，我国学术界曾一度对民族主义持否定态度。[1]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各个国家不同时期出现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实践作出客观的分析和评价。惟将各个事件置于具体发展阶段的框架中，我们才能比较客观地认识其历史意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制的任务赋予非洲民族主义以进步的内核，决定了这种理论和实践的积极作用。本文将就国内外学术界对非洲民族主义的研究作一概述,并在此基础上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 在国内，最早涉及非洲民族主义的是新闻界。早在晚清，学术界已注意到非洲（主要是埃及和北非地区）遭帝国主义瓜分的事实。[2]民国时期，《东方杂志》等刊物对摩洛哥事件和埃塞俄比亚抗意战争有过报道。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对非洲缺乏基本了解，对非洲的认识主要基于翻译。中国学者介绍与研究非洲民族主义始于1950年代后期。[3]重点是围绕非洲（或各国）民族独立运动这一主题，大部分是介绍现状的新闻报道和新闻分析，并先后出版了几本编著的关于北非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通俗读物。[4]为数不多的学术杂志对非洲一些地区和民族的反抗殖民主义统治或民族独立运动进行了介绍和分析。[5]其中两所大学（南开大学和华南师范学院）的世界史教研组集中研究北非和中部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先后在《历史教学》和《中学历史教学》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6]这一阶段的研究有以下特点。第一，与政治时势和热点问题紧密联系。第二，主要是对民族独立运动的介绍。第三，受政治局势的影响，缺乏较为客观的分析。这是中国学者对非洲民族主义研究的开始。 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中国对非洲的学术研究曾一度中断，直到70年代末才开始恢复。从19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学术刊物上开始出现涉及非洲民族主义的论文。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非洲人民早期抗击殖民主义侵略的战斗和殖民统治时期的各种反抗运动，如苏丹马赫迪起义、埃塞俄比亚的抗意斗争、坦噶尼喀的“马及马及”起义和肯尼亚的“茅茅”运动。[7]第二，非洲人民在一战与二战以后进行的民族独立运动（包括泛非运动）。这些论文有的是关于整个非洲大陆的；[8]有的是关于个别国家的，如尼日利亚、加纳、阿尔及利亚、苏丹、南非、埃及等国的民族独立运动。[9]第三，对非洲各国民族英雄或民族主义领袖的介绍。很明显，中国学者对非洲民族主义的研究已有所拓展，但由于受政治气候的影响和资料的局限，大多数带有介绍性质和明显的宣传作用。值得指出的是，个别学者已开始涉及一些理论问题，最为突出的是对非洲民族资产阶级作用的分析对对非洲社会主义的介绍。[10] 非洲民族主义的研究范围在1980年代进一步拓展。第一，对非洲民族主义领袖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介绍，包括第一代非洲民族主义领袖和对非洲民族主义有重大影响的思想领袖。第二，有的研究开始涉及与民族主义相关的具体课题。[11]第三，一些专著和简史著作对民族解放运动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概述，从国别史或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起源两个方面探讨了帝国主义与非洲民族主义的关系。[12]第四，对一些与非洲民族主义政党有关的资料进行了选译和介绍。[13]《非洲民族主义政党概况》（上、下卷，1980）虽是内部编译出版，但此书第一次对非洲民族主义政党的形成和基本状况作了较全面的介绍，其资料价值不言而喻。1986年由中央党校翻译出版的《非洲的政党》也为研究民族主义政党提供了较为翔实的资料。 1990年代出版的几部颇有份量的专著均涉及了非洲民族主义或与此有关的专题。由吴秉真、高晋元主编的《非洲民族独立简史》（1993）是我国学者研究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第一部专著，分8个部分对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并对1970年代葡属非洲和80年代南部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进行了探讨。《东方民族主义思潮》（彭树智，1992）对纳赛尔等人的思想进行了分析。宁骚的《民族与国家》（1995）将理论与个案相结合，对一般性的民族问题进行了探讨，着重研究了南非的种族关系和种族隔离制度。艾周昌、郑家馨主编的《非洲通史•近代卷》（1995）和陆庭恩、彭坤元主编的《非洲通史•现代卷》（1995）的有关章节分别阐述了非洲反殖斗争和一战以来不断高涨的民族独立运动。 在1990年代后期，对非洲民族主义及有关课题的研究日益深入。唐大盾选编的《泛非主义与非洲统一组织文选 1900-1990》（1995）是一部重要的文献汇编，集中了非洲民族主义的两个重要内容——泛非主义与非统组织的有关文献资料，内容包括泛非会议的决议、宣言、章程等重要文献，为研究相关课题提供了资料。杨灏城的《纳赛尔和萨达特时代的埃及》（1997）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对非洲国家民族主义最突出的个案研究。该书不仅史料翔实，论据充分，体现了历史学家在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方面的成功尝试，而且对民族主义领袖的作用、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此外，其他成果也相继出版，如李继东在《现代化的延误——对独立后“非洲病”的初步分析》（1997）中对非洲民族主义独立后遭受的挫折进行了研究；刘鸿武在《黑非洲文化研究》（1997）中分析了20世纪上半叶的非洲黑人文化复兴运动及当代非洲国家创建统一国民文化的实践；徐济明、谈世中的《当代非洲政治变革》（1998）从宏观角度对非洲国家独立来的政治变革进行了梳理，重点剖析了1980年代末以来的民主化浪潮。 张宏明的《多维度视野中的非洲政治政治发展》（1999）就非洲的“部族主义”以及各种政治思潮对非洲政治的影响进行了有益的探讨。陆庭恩、刘静的《非洲民族主义政党与政党制度》（1999）对非洲民族主义政党和组织的产生及其在一战、二战及独立后的几个阶段的活动分别进行了概述，并分析了民主化浪潮对非洲政党的影响。李安山的《殖民主义统治与农村社会反抗》（1999）以加纳东部省为个案，探讨了农村各社会阶层对殖民统治的反抗及其与民族主义的关联，并就殖民主义统治的影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此外，一些关于非洲政治领袖的传记从不同方面记述了这些民族主义斗士的生平。[14]在1990年代还出现了一批较有份量的学术论文。[15]最新出版的由葛佶主编的《简明非洲百科全书》（撒哈拉以南）（2000）收入了“民族主义”和“部族主义”等内容，综合了国内对这方面研究的成果。值得一提的是，有的学位论文对非洲民族主义的研究颇有份量，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锁劳的博士论文“埃及民族主义研究”（2000）等。 （二） 早从1950年代后期始，国外学者即开始进行非洲民族主义的研究。托马斯•霍季金的精典著作《殖民地非洲的民族主义》从殖民地的社会发展变化入手，从城市化、新的社会成份以及新的社会组织等方面分析了非洲民族主义的根源。[16]他的另一篇关于非洲民族主义的重要论文提出了三个主要观点：殖民地人民构成了一个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民族；殖民地人民需要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民族解放运动；殖民地社会精英具有双重合法身份——前殖民社会的继承者和大众意志的代言人。[17]他于1961年又发表了《非洲的政党》，不仅对非洲大陆在非殖民化期间的政党情况进行了概览，还对一些现象（为什么一党制在非洲一些国家盛行？非洲政党是以何种方式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对非洲独立国家存在的两种政党即群众政党和精英政党的区别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分析框架。 这一时期对非洲民族主义及相关问题的国别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主要的有霍特的《苏丹的马赫迪国家》（1958）；科尔曼的《尼日利亚：民族主义的背景》（1958）；阿赫麦德的《埃及民族主义的思想根源》（1960）；苏联学者达什克维奇的《突尼斯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简史》（1960）；D. A.罗的《乌干达的政党，1949-1962》（1962）；基博姆的《加纳政治史：黄金海岸民族主义的崛起》（1963）；阿普特的《处于过渡中的加纳》（1963）；佐尔伯格的《象牙海岸的一党制政府》（1964）；勒文的《喀麦隆：从托管到独立》（1964）；奥斯汀的《加纳政治，1946-1960》（1964）；克劳福德•杨的《刚果的政治：非殖民化与独立》（1965）；基尔森的《对一个西非国家的政治变化：塞拉利昂的现代化进程研究》（1966）；巴雷特和恩贾玛的《来自内部的茅茅》（1966）；兰格的《南罗得西亚的起义，1896-7》（1967）；尼科尔编的《阿非利堪纳斯•霍顿：现代非洲民族主义的黎明》（1969）。这些著作对非洲民族主义的起源、背景、发展及各种因素进行了探讨和分析，并从个案研究中提出了一些概括性结论。 除霍季金的早期研究外，还有一些学者也尝试着对整个大陆或非洲的某一地区的民族主义或政治思潮进行概括。例如伊曼纽艾尔的《非洲：独立的政治》（1960）；罗伯特•罗特伯格的《中非民族主义的兴起》（1965）；罗伯特•朱赖的《现代非洲思想的起源》（1967）；马丁•克莱因的《塞内加尔的伊斯兰教与帝国主义》（1968）；亨利•威尔逊的《西非民族主义的根源》（1969）；科尔曼和罗特伯格主编的《热带非洲的政党与民族一体化》（1964）等。弗朗兹•法农的四部著作为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精神武器。[18] 科尔曼的长篇论文分析了非洲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他认为，在经济上，从自给自足的经济变为金钱经济（即以生产经济作物为主）、雇佣劳动力的发展和中产阶级的形成；社会因素有城市化、社会性移动和西方教育；在宗教和心理上，主要有基督教的福音传道和对受西方教育者的忽略；在政治上，对传统权威的否定、“民族”象征的逐渐形成等。[19]克劳福德•杨提出了民族主义发展的五阶段论：初始抵抗、千禧年抗议运动，城市骚乱与暴力，前政治现代协会和政党。[20]T.O.兰格对中、东非的研究揭示了初始抵抗与群众性民族主义的联系。[21]在第一届国际非洲历史学家大会上，来自莫斯科大学的A.B.戴维逊第一次提出了民众反抗历史的重要性。他认为，如果不重建民众反抗的历史，就不可能理解非洲人民的过去。非洲人民对殖民入侵的反抗构成了“非洲人民历史发展的最重要的促进因素之一”。[22] 津巴布韦学者西索尔的《非洲民族主义》（1959）是非洲学者中最早论及这一主题的著作。非洲学者的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对殖民统治的反抗和现代知识分子的作用。非洲人民的反抗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对殖民侵略的反抗、殖民统治下的反抗（包括城市里的反抗）、具有要求自治这一明确目标的民族主义运动。戴克对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的研究揭示了非洲近代商人在与殖民者争夺经济利益时表现出强烈的主动性；希贝尔的博士论文对代表独立苏丹的马赫迪运动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拉西姆对英国的殖民统治和苏丹民族主义的兴起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艾利夫关于马及马及起义的长篇论文揭示了非洲的早期反抗与后来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有机联系；扎西尔•库莱西对埃及自由民族主义进行了探讨；阿贾伊和阿严德拉对基督教在尼日利亚的影响和知识分子作用的研究表明：19世纪的非洲知识分子已在可能的范围内用自己的武器对西方统治者提出了挑战。[23] 到1970年代，关于民族主义的个案研究虽然有所减少，但却不断深入。有的是对早期民族主义者或某一次运动的研究，如阿严德拉的《神圣的约翰逊》（1970）和西拉•马克斯的《犹豫不决的起义：1906-08年的纳塔尔骚乱》（1970）；有的是对某一国家或殖民地民族主义的探讨，如约翰逊的《塞内加尔黑人政治的崛起》（1971）；贝希尔的《苏丹的革命和民族主义》（1974）；艾扎克曼的《莫桑比克的抵抗传统》（1976）和约瑟夫的《喀麦隆的激进民族主义》（1977）；有的是对某地区武装反抗殖民侵略的个案分析，如克劳德主编的《西非的抵抗：对殖民占领的军事反应》（1971）。有的著作是对非洲民族主义反抗、政治和社会演变和民族一体化的综合研究，如罗特伯格和马兹鲁伊主编的《黑非洲的反抗与权力》（1971）；马科维兹的《非洲的权力与阶级》（1977）；马兹鲁伊的《非洲的政治价值观与知识精英》（1978）；科恩和米德尔顿的《从部落到民族》（1970）；斯莫克和班兹-恩吉尔的《非洲寻求民族一体化》（1979）。关于南非民族主义的研究较为突出，如沃尔什的《南非非洲民族主义的兴起：非洲人国民大会，1912-1952》（1971）和格哈特探讨黑人政治的《南非的黑人权力：一种意识形态的演进》（1978）。还有研究阿非利卡民族主义的著作，如斯塔尔茨的《南非的阿非利卡人政治，1934-1948》（1974）；莫迪的《阿非利卡王国的兴起：权力、种族隔离制与世俗宗教》（1975）；吉里奥米和托瓦特的《阿非利卡人的政治思想》（1978）等。 民族独立呼唤文化的复兴。在1970年代，非洲民族主义史学已经开始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影响。较为突出的是尼日利亚的伊巴丹学派和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学派。[24]尼日利亚历史学会成立于1955年；次年，《尼日利亚历史学会杂志》开始发行。从1965年开始，由戴克教授主持的“伊巴丹历史系列”丛书开始出版。在“导言”中，戴克教授批判了将文字档案等同于历史的欧洲史学传统，批判了将非洲史写成在非洲的欧洲人的历史的殖民史学传统，明确地提出要继承古代及19世纪以来的非洲史学传统，将口头传说和多学科方法引入非洲史学。虽然“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简称为“达尔学派”）的称呼出现较早，但这一学派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则是在1970年。当时，两位在乌干达任教的南非学者在《非洲事务》上发表文章，对达累斯萨拉姆学院历史系学者们的研究进行了评价和批判。他们在批评文章中认为，达尔学派共同关心五种课题：恢复被殖民主义者歪曲的前殖民地非洲的历史；殖民统治时期的初始抵抗；救世主运动和非洲独立教会史；新的受教育者的形成与发展；民族主义运动的根源。[25]可以看出，这两个学派的研究重点集中在非洲民族主义。 最为重要的是，非洲自己培养的学者已经出现，他们的博士论文系列成为这一时期的亮点。其中以美国西北大学与人文出版社联合发行的“伊巴丹历史系列”丛书影响最大。这一丛书以出版非洲学者博士论文为主，其中涉及民族主义的专著有十多种。有的论及基督教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影响，如阿贾伊和阿扬德拉的精典著作被收入这一系列。有的是对非洲近代王国的兴起及对西方殖民入侵的抵抗，如库柏的《祖鲁的后果》、拉斯特的《索科托哈里发王国》和奥罗伦蒂梅亨的《塞古的图库洛尔帝国》等。有的是关于殖民主义入侵后非洲社会的演变，如伊凯姆的《尼日尔三角洲的竞争》、阿德勒耶的《尼日利亚北部的权力和外交，1804-1906》、阿肯托耶的《约鲁巴兰的革命与权力政治，1840-1893》和阿坦达的《新奥约帝国》。由奥罗伦索拉主编的《非洲的文化次民族主义政治》（1972）是一部较有份量的著作，分别论及了尼日利亚、乌干达、塞拉利昂、刚果（金）、肯尼亚等国存在的民族问题。 1980年代，关于非洲民族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一体化过程中的族体问题和南部非洲的研究。经过60年代和70年代的发展，非洲一些国家的民族建构仍在进行。学者对一些国家内部存在的各地方民族的不同要求、国家的民族政策及民族的自治问题进行了探讨，如罗斯奇尔德和奥罗伦索拉合著的《国家与族体的要求：非洲的政策困境》（1983）；马兹鲁伊和泰迪的《非洲的民族主义与新生国家》（1984）；本杰明•纽尔伯格的《后殖民非洲的民族自治》（1986）；约翰•马卡基斯的《非洲之角的民族与阶级争斗》（1987）。马兹鲁伊和泰迪的《非洲的民族主义与新生国家》（1985）则是对二战以来的非殖民化、民族主义的发展和非洲国家独立以来的各种政治现象进行了系统梳理，是一部较全面的政治史。 对国别和个案的研究仍在继续，如布里奇曼的《赫雷罗人的起义》（1981）研究了1904-1907年德属西南非洲的赫雷罗人的反抗斗争；兰格的《津巴布韦的农民觉悟与游击战争》（1985）以比较的方法探讨了津巴布韦和肯尼亚的农民反抗；大卫•兰的《枪和雨：津巴布韦的游击队和神灵巫师》揭示了民族独立运动中传统宗教领袖的作用；贝纳特和邦迪在《南非农村的隐蔽斗争》（1987）研究了8例个案，批评了白人政权将黑人之间的冲突称为“部落冲突”的说法,并就农民反抗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斯坦的《马克斯•加维的世界：现代社会的种族和阶级》（1986）从历史的角度研究了加维这位特殊人物对非洲特别是对泛非运动的影响。韦尔主编的《部落主义的创造》（1989）对非洲国家“部落主义”产生的历史和现实根源进行了探讨。戴蒙德的论文对有关非洲族体性和族体冲突的研究进行了述评。[26] 国际非洲历史学界对民族主义的研究集中在殖民主义时期。由阿兰•艾扎克曼和琼•海主编的“非洲社会历史丛书”出版了一批专著，其中不少著作与民族主义课题有关。例如J.M.彭温的《非洲工人与殖民种族主义——洛伦索-马贵斯莫桑比克人的战略与斗争，1877-1962》（1995）；乔纳森•格拉斯曼的《盛宴与骚动：斯瓦西里海岸的狂欢、反抗与民众意识，1856-1888》（1995）。马多克斯和韦利弗将半个世纪以来发表的有份量的非洲民族主义的论文分为四卷（殖民征服、殖民统治、民族独立运动和1960年代以后）出版，为研究非洲民族主义专题的学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27]扎奇鲁克的新著以尼日利亚为例，揭示了作为现代民族主义先驱的非洲知识分子的矛盾心理及其在引进西方政治思想中所起的关键作用。[28] 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民主化浪潮席卷整个非洲。对非洲民族主义的研究兴趣有增无减。1990年代社会科学界的有关研究成果多与民主化中的民族冲突这一问题相联。有的学者探讨在民主化浪潮中日益突出的民族主义与族体认同问题。[29]在诸多关于非洲民主化的研究中，涉及民族问题的代表作是由哈维•格利克曼主编的《非洲的族际冲突与民主化》。这是一部相当有份量的论文集，收集了关于南非、津巴布韦、肯尼亚、索马里、贝宁、加蓬、刚果、喀麦隆、坦桑尼亚、尼日利亚、扎伊尔等国的个案研究，探讨了族际冲突的形成、类型、特点及与民主化的关系等问题，学者们还就解决族际冲突提出了看法。不容置疑，非洲民主化一方面刺激了各国的族际冲突，同时也为解决民族冲突提供了新的机会。[30] （三） 意大利民族主义先驱马志尼曾提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理想。如果“民族”指的是政治民族，这种国家可以说是现代国家的典型；但如果他指的是文化民族，那么一个国家的居民均属同一文化民族的情况实在太少。根据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统计，全世界170多个国家中仅有12个单一民族国家。[31]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胜利时期，荷兰有2-3个族体，英国和爱尔兰有8个，法国也有8个，丹麦王国有6个，撒丁王国和西西里王国各有2-3个，西班牙有5个。[32]时至今日，即使在一些发达国家，个别地方民族仍在为民族自治而努力。 非洲学者奥罗伦索拉指出，“‘一个国家-多种民族主义’这一短语可能是用来描述很多发展中国家政治制度的恰当名称，但用它来形容新生的非洲国家特别适用。”[33]英国研究民族主义的著名学者安东尼•史密斯和俄国非洲学专家伊斯玛基洛娃均同意非洲存在着“一个国家，多种民族主义”的观点，认为除了尼日利亚的民族主义，还有伊格博人和约鲁巴人的民族主；除了肯尼亚的民族主义，还有基库尤人和卢奥人的民族主义。[34]对于后一种民族主义，有的学者用“部落主义”（tribalism）来描述，而我国有的学者喜欢用“部族主义”来形容。我曾将将这种“民族主义”定义为“地方民族主义”。[35] 民族争斗在发达国家同样存在，如北美印第安人从未承认过外族对他们的统治；[36]美国的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一直在为自己的民族权利而斗争；英国的爱尔兰人从未停止过争取民族自决权的斗争，加拿大魁北克的法语民族一直在通过合法手段争取自治权利；[37]西班牙的巴斯克分离组织“埃塔”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甚至恐怖活动来达到分离的目的。巴尔干因其尖锐复杂的民族问题多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以亚洲为例，几乎每个国家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民族问题。在有的国家，长期的武装斗争成为地方民族争取分离的手段。在更多的国家，民族矛盾和冲突是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同时也成为社会稳定和经济建设的障碍。 我们有必要提出两个问题：为什么在非洲会出现“一个国家-多种民族主义”的情况？为什么非洲一些国家的民族冲突会引起世界的如此关注呢？首先，让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 在殖民统治建立以前，非洲的社会组织结构有多种形式，诸如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和扩大的家庭(extended family)、家族(lineage)和酋邦(chiefdom)，氏族(clan)和部落(tribe)。这些社会组织的一个基本特点是以血缘和亲缘为联系纽带。这种自古延缓至今的共同体和社会组织既无固定界限又相互交织。在奴隶贸易时期，这种亲缘关系及其思想意识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更加强烈。一方面，由于王国或酋邦等政治结构被破坏和谋求生存的需要，在奴隶流动（非洲内陆的奴隶贩卖和释奴的择地安置）过程中，亲缘关系和亲属意识成为非洲人唯一可以依赖的社会因素。另一方面，奴隶贸易引发了政治动乱、资源紧张和社会分化，而殖民政府对非洲民族的误解加深了各民族之间的不和。以位于赞比西河上游地区的卢瓦勒人（Luvale people）、隆达人（Lunda people）和洛齐人（Lozi people）为例。奴隶贸易时期，卢瓦勒人曾掠隆达人为奴，而隆达人曾与洛齐人结成联盟以获取帮助。后来的英国殖民政府误将卢瓦勒人和隆达人均看作是洛齐人的臣民，从而引起两个民族的反抗。[38] 欧洲的现代国家是在大大削弱了血缘亲属关系的封建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马克•布洛赫在他关于欧洲封建社会的著名论著中指出：正是因为亲属关系不再适应新的情况，封建社会的各种关系才得以发展起来；“对于受到因暴力氛围而滋生的许多危险威胁的个人而言，亲属集团似乎并不能提供适当的保护。”“亲缘关系是封建社会的基本成分之一；其相对薄弱从根本上解释了为何存在封建主义。”[39]然而，绝大部分非洲国家却没有经历这一阶段。相反，在殖民主义时期，外来统治的异己性迫使非洲人寻求其他的保护机制。在这种情况下，亲属关系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得以加强。 殖民统治一方面加速了将非洲作为边缘地区拉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同时又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在一些地区甚至强化了）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并将其融入殖民体系之中。欧洲宗主国的统治从未为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整合进行过任何努力，相反，他们力图培养所谓的“部落”意识，以阻止这种现代意义上的民融合。殖民地的税收迫使非洲农民走上出卖劳动力的道路，而缺乏民族一体化的具体措施和陌生的城市生活使他们不得不以亲缘关系为联系纽带。在殖民统治时期，生活在城市或矿区的非洲人表现出强烈的“部落”意识，这种奇特现象曾引起社会学家的高度重视。所谓“部落性”（tribalism）正是亲属意识或血缘关系的本质体现，也是独立后的地方民族主义的原生形态。[40] 其次，既然世界相当多的国家均存在着民族问题，为什么非洲一些国家发生的民族矛盾会引起全世界如此广泛的注意呢？这有以下原因。 第一，世界舆论习惯于将非洲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因此，这个大陆上50多个国家中任何一国发生的事都可以冠之以“非洲”。这是一种不合理的观察方法，却是现实存在。如果从各国发生的民族冲突占大陆的比例看，非洲大陆民族冲突的比例决不会比亚洲的高，更不会比北美洲高。客观地说，在非洲国家中，因民族矛盾引发政权危机的并不多。北非很少发生这种情况，南部非洲只有已成为历史的白人种族主义统治，东非的少数国家曾经有过民族争斗，但不能排除大国干涉的背景；西非只有少数国家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民族冲突，这些冲突又往往与宗教矛盾交织在一起。民族矛盾引发大规模冲突主要发生在大湖地区。 第二，个别非洲国家的民族矛盾曾经引发较大的冲突或恶性事件。有的国家出现了某一民族的独立要求（如尼日利亚伊格博族曾成立的比夫拉共和国），而另一些国家出现了罕见的民族仇杀（如卢旺达和布隆迪的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的冲突）。这种情况给独立后的非洲国家抹上了一层难以清除的耻辱。更有甚者，这种冲突持续的时间长，由此引发的政治事件或引起世界的重视（如军事政变或政权倒台），或对周围邻邦产生连锁反应（如大湖地区的难民潮）。这种消极的政治现象成为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 第三，在很多情况下，一些非洲国家的民族冲突背后有大国干涉的因素。这种大国干涉的原因有历史遗留的殖民宗主国关系，有对势力范围或稀有资源的争夺，有军火贩卖的交易，还有意识形态的争论。有的大国为了政治的需要，制造种种借口为自己的干涉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有的在进行了某种肮脏的政治交易后为了模糊视听，将带有明显政治动机的冲突称之为“部落冲突”。如持续二十余年的乍得冲突即是这种情况。 殖民统治的重要后果之一是产生了非洲的民族主义。特殊的环境产生特殊的意识形态。由于非洲现代国家的独立早于民族的融合，非洲民族主义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种族性。正如尼日利亚著名历史学家阿贾伊指出的，19世纪的尼日利亚民族主义的一个特征是：它不是尼日利亚的；其原因在于当时的尼日利亚并未作为一个政治单位而存在，“尼日利亚民族主义的推动力量并非对尼日利亚的忠诚，而是作为非洲人的种族意识。”[41]换言之，“非洲民族主义的动力并不是那种对一个力求保护和维护自身权利的独特的政治-文化统一体的归属感，而是一些具有种族意识的现代派的运动，这些人力图在欧洲主子强加的人为边界之内，由不同的民族建立起政治和文化的新民族……”。[42]这种民族建构将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 国家的一个基本任务是保护每个公民的生存条件。一旦这种保护不存在，人们失去了安全感，其直接后果是公民对国家失去信任。为了保护自己，他们有的依靠宗教或巫术（不稳定的非洲国家往往存在着复杂的宗教或巫术活动），有的借助民间社会组织（如非政府组织），有的依靠现代组织（如专业团体），更多的则借助在规模上仅次于国家、在文化传统上更易于置身其间的地方民族势力。地方民族主义应运而生。由于一些国家政权被滥用，或未得到合理的利用，地方民族主义意识得以加强。虽然殖民统治时期确定的人为边界是独立后各种民族矛盾和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他的内部因素（如经济不发达、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外部因素（外国势力的干涉）对地方民族主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容否认的是，国家领导人的政策失误和国家政权不稳定为地方民族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土壤和条件。 最后, 我要再次强调一下国非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43]第一，切忌对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抱教条主义态度。第二，在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消除“欧洲中心论”的影响。[44]第三，在研究非洲民族问题时应该注意用历史方法来进行分析。第四，要充分认识我国非洲学研究与国外学术界的差距。我国的非洲学研究与国际学术界存在着较大差距，这是不争的事实。[45]以民族学为例。这是一个实证性要求极强的学科。英、法、德、美和前苏联均有人类学家或民族学家到非洲进行过长期的实地考察，由此产生了各种学派和观点。然而，我国从未有专门的民族学家就非洲各民族的形成过程进行过实地考察或个案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可能“创造”出中国学者关于非洲民族形成的理论呢？ （此文原载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编：《非洲：变革与发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 &nbsp; &nbsp; &nbsp; [1]民族主义是“地主、资产阶级思想在民族关系上的反映，是他们观察、处理民族问题的指导原则、纲领和政策。”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330页。近年来，一些学者对民族主义进行了客观认真的研究，发表了相当多的成果，较有份量的如唐文权：《觉醒与迷雾：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罗福惠主编：《中国民族主义思想论稿》，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李宏图：《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王立新：《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1904-192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2]关于清朝出版的有关非洲的主要著作和译作，可参见李安山《非洲华侨华人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第76页，表1.2。 [3]下面较为详细的介绍出于两个目的。其一，我们应该认识到，今天的研究成果都是建立在早期研究的基础之上；其二，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的非洲学研究的发展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4]吴秉真：《从黑夜走向黎明的非洲》，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吴休编著：《埃及人民争取独立和平的斗争》，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1956年；罗科编著：《高举反殖民主义旗帜的埃及》，湖南人民出版社，1956年；范俑编著：《摩洛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独立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言金：《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陈力编著：《喀麦隆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河北人民出版社，1959年；山西日报资料组编：《走向独立自由的非洲》，山西人民出版社，1961年。 [5]如纳忠：“埃及人民反抗拿破仑侵略的斗争与民族的觉醒”，《人文科学杂志》，1957年第1期；郑道传：“纳赛尔的反殖民主义思想”，《学术论坛》，1957年第1期；马彤：“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斗争”，《历史教学》，1959年第1期；王俊怡：“南非人民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国际问题研究》，1959年第4期；王珍：“帝国主义对刚果的侵略与刚果人民的斗争”，郭起寿：“刚果人民反殖民斗争的新发展”，《国际问题研究》，1959年第8期；非知：“阿散蒂人民的抗英斗争”，《历史教学》，1965年第8期；顾家稼：“现阶段黑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四川大学学报》，1959年第2期；雅菲：“发展中的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国际问题研究》，1960年第1期；瞿季木：“近代非洲人民的反殖民主义斗争”，《江海学刊》，1963年第1期；顾章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与非洲的觉醒”，《历史研究》，1963年第5期。 [6]南开大学历史系：“突尼斯的民族解放斗争”；“摩洛哥的民族解放斗争”，《历史教学》，1958年第12期；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组：“利比亚的民族解放斗争”，《历史教学》，1959年第3期；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组：“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斗争”，《历史教学》，1960年第8期；华南师院世界史教研组：“刚果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学历史教学》，1959年第2期；华南师院世界史教研组：“喀麦隆人民争取独立和统一的斗争”，《中学历史教学》，1959年第3期。 [7]如彭坤元等：“苏丹人民反殖斗争史上的光辉一页——1881年-1885年的马赫迪武装起义”，《历史研究》，1978年第3期；蒋学成：“近代南非马达别列人和马绍纳人的抗英斗争”，《江苏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4期；毛天佑：“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南非人民抗击殖民侵略的武装斗争”，《亚非问题研究》，1979年第1期；陈公元：“苏丹历史上的马赫迪起义”，《教学通讯》，1980年第12期；罗洪彰：“埃塞俄比亚抗意战争是何时结束的？”《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4期；陆庭恩：“肯尼亚‘茅茅’起义的原因”，《史学月刊》，1981年第2期；丁邦英：“马及马及起义”，《西亚非洲》，1981年第3期。 [8]李庆余：“第一次世界大战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南京大学史学论丛》，1979年第2辑；胡有萼：“二次大战后蓬勃发展的非洲民族独立运动”，《西亚非洲》，1980年第3期；唐同明：“空前高涨的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王存华：“两次世界大战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及其特点”，《史学月刊》，1981年第2期；蜀岗：“关于非洲民族民主革命进程的探讨”，《西亚非洲》，1981年第3-4期；唐大盾：“泛非运动的兴起、发展及其历史作用”，《西亚非洲》，1981年第6期。 [9]唐同明、向群：“论埃及1952年七月革命”，《贵阳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3期；赵建萍：“纳米比亚的民族独立问题，”《西亚非洲》，1980年第4期；王少奎：“华夫脱和埃及民族独立运动（1918-1922年）”，《历史研究》，1981年第1期；唐同明：“论苏丹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贵阳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 [10]秦晓鹰：“民族资产阶级能不能领导当代民族解放运动？浅析肯尼亚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特点及历史作用”，《世界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2期；王春良：“扎伊尔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兼谈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山东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林修坡：“恩克鲁玛的‘社会主义’”，《世界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4期。 [11]秦晓鹰：“尼日利亚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和特点”，《世界历史》，1981年第2期；王忠林：“本世纪初黑非洲的反殖宗教运动”，《西亚非洲》，1984年第3期；李安山：“论西非民族知识分子的形成及其发展”，《西亚非洲》，1985年第6期；李安山：“论西非民族知识分子的特点及其在民族独立运动中的作用”，《世界历史》，1986年第3期。关于非洲“部族”问题的有关争论及论文，参见本书第六章。 [12]杨灏城：《埃及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陆庭恩：《非洲与帝国主义，1914-1939》，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13]这些选译资料主要发表在《共运资料选译》上。 [14]以曼德拉为例，各种传记超过十种。较具影响的有杨立华：《南非黑人领袖纳尔逊•曼德拉》，社科文献出版社，1988年；温宪：《黑人骄子——曼德拉》，当代世界出版社，1995年；李安山：《南非斗士曼德拉》，学苑出版社，1996年。 [15]葛公尚：“非洲民族主义与部族主义探析”，《西亚非洲》，1994年第5期；李安山：“西非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及其表现形式——西非民族主义论纲之一”，《西亚非洲》，1995年第3期；张宏明：“论黑非洲国家部族问题和部族主义的历史渊源”，《西亚非洲》，1995年第5期；李安山：“论新马赫迪主义与苏丹民族主义的关联”，《亚非研究》，第5辑（1995年）；刘鸿武：“论当代黑非洲的部族文化整合与国民文化重构”，《西亚非洲》，1997年第3期；唐大盾：“非洲民族主义的历史由来和发展”，《西亚非洲》，1998年第5期；杨灏城：“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世俗主义的关系”，《西亚非洲》，1998年第5期。 [16]他在大学学的是古典学和哲学，由于他负责牛津大学校外课程，与非洲交往甚多，从而对非洲产生了兴趣。 [17]Thomas Hodgkin, “A note on the language of African nationalism,” William John Hanna, ed.,Independent Black Africa, Chicago, 1964, pp.235-252.原文发表于1961年。 [18]Frantz Fanon,Les Damnes de la Terre, Paris, 1961;Pour la Revolution Africaine, Paris, 1964;A Dying Colonialism, New York, 1965;Black Skins, White Masks, New York, 1967. [19]J. S. Coleman, “Nationalism in Tropical Africa,”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8(1954), pp.404-26. [20]C. M. Young,Politics in Congo: Decolonization and Independence, Princeton, 1965, pp.281-9.研究民族主义的安东尼•史密斯后来又作了修正。Anthony D. Smith,State and Nation in the Third World,Sussex, 1983, pp.37-58. [21]T.O.Ranger, “Connections between ‘primary resistance’ movements and modern mass nationalism in East and Central Africa,”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9:3(1968), pp.437-453; 9:4(1968), pp.631-641. [22]A.B.Davidson, "African resistance and rebellion against the imposition of colonial rule," in T.O.Ranger, ed.,Emerging Themes of African History, Nairobi, 1968, pp.177-188. [23]K.O. Dike,Trade and Politics in the Niger Delta, New York, 1956; Mekki Shibeika,The Independent Sudan: The History of a Nation, New York, 1959（已有中译本）; Al-Rahim,Imperi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the Sud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John Illife,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Maji Maji Rebellion,”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8(1967), pp.495-512; Zaheer Quraishi,Liberal Nationalism in Egypt, Allahabad, 1967; J.F.A.Ajayi,Christian Missions in Nigeria, 1841-1891, London,1965；E.A. Ayandele,The Missionary Impact on Modern Nigeria,1842-1914, London, 1966.关于埃及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研究目录，参见王锁劳：“埃及民族主义研究”（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0年）。 [24]关于这两个学派的情况，可参见李安山：“论伊巴丹历史学派：其形成、发展及批判”，《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3期；李安山：“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的形成与发展”，《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4期。 [25]D. Denoon & A. Kuper, "Nationalist historians in search of a nation: the 'New Historiography' in Dar es Salaam,"African Affairs, 69(1970), pp.329-349. [26]Larry Diamond, "Review article: ethnicity and ethnic Conflict,"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25:1(1987), pp.117-128. [27]G. Maddox and T. K. Welliver, ed.,Coloni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Africa(4 volumes), New York, 1993. [28]Philip S. Zachernuk,Colonial Subjects: An African Intelligentsia and Atlantic Ideas,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2000. [29]William Miles & David Rocheford, "Nationalism versus ethnic identity in Sub-Saharan Africa,"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5:2(1991), pp.393-403. [30]国外学者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这里只能将作者认为较重要的专著作大致介绍。 [31]E.J.Hobsbawm,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in Europe Today,"Anthropology Today, 8:1(1992), p.4. [32]转引自[苏]柯毕夏诺夫：“非洲的民族、宗教和语言”，《民族译丛》，1985年第1期，第33页。 [33]Victor A. Olorunsola, ed.,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Sub-nationalism in Africa, New York, 1972, xiv. [34]Anthony D. Smith,Theories of Nationalism, p.176；[俄]伊斯玛基洛娃：“现代黑非洲的民族偏执与民族一体化问题”，《民族译丛》，1994年，第2期，第25页。 [35]“地方民族主义是指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占据（或曾经占据过）某一特定地理疆域的族体为维护和促进本族体的自身利益和提高本族体在权力中心的地位而表达出来的一种心理情感、思想意识和实践活动。”李安山：“试析非洲地方民族主义的演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5期。还可参见李安山：“浅析非洲地方民族主义的缘起”，《北大史学》，第8辑，2001年。 [36]本人在加拿大留学时，曾多次参加每年7月1日在多伦多皇后公园举行的加拿大国庆活动。每次都有印第安人参加这种庆典活动，他们在表演节目之前总要发表声明：北美印第安人是一个独立的民族。 [37]关于对英国爱尔兰人和加拿大魁北克人民族主义的研究，可参见Katherine O'Sullivan See,First World Nationalisms: Class and Ethnic Politics in Northern Ireland and Quebec, Chicago, 1986. [38]Robert Papstein, "From ethnic identity to tribalism: The Upper Zambezi Region of Zambia, 1830-1981," in Leroy Vail, ed.,The Creation of Tribalism in Southern Africa, London, 1989, pp.372-394. [39]Marc Bloch,Feudal Society, Chicago, [1940].1961, pp.142,443. [40]关于“部落主义”与亲属血缘意识的关系，可参见Peter Ekeh, "Colonialism and the two publics in Africa: A theoretical statement,"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7:1(1975), pp.91-112; Peter Ekeh, "Social anthropology and two contrasting uses of tribalism in Africa,"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32:4(1990), pp.660-700. [41]J.F.Ade Ajayi, "Nineteenth century origins of Nigerian nationalism,"Journal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Nigeria, 2:2(1961), pp.196-209. [42]转引自A.阿杜•博亨主编：《非洲通史：殖民统治下的非洲1880-1935年》（第七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第458页。 [43]本人曾详细论述过这一问题。李安山：“论中国非洲学中的‘部族’问题”，《西亚非洲》，1998年第4期。 [44]李安山：“论黑非洲历史的非殖民化”，《亚非研究》，第4辑（1994）,第66-86页。 [45]可参见张毓熙：“中国非洲学著作近百年出版情况概析”，《西亚非洲资料》，1994年第2期。 &nbsp;

20世纪是中国与非洲共命运的世纪，主要表现在列强瓜分、社会剧变、民族复兴和国家建设方面。中国学界对非洲经历了从相识、支持、了解到研究的过程。①从中国经济走上快车道以来，国外对中国十分关注，中国的对非洲政策也引起各种反响。2006年1月《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的发表标志着21世纪中国对非洲政策日趋成熟。学者们在论及中国对非洲政策时一般强调其连续性，而忽略其调适与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非洲政策受到新时期战略决策的影响，已逐步完成意识形态从强调到弱化、交流领域从单一到多元，以及合作性质从注重经济援助到强调互利双赢的三重转变。 意识形态：从强调到弱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非洲政策发生重大变化，这主要受到两个因素影响：中国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两大主题）；中国战略思想的转变（重点转入国内经济建设）。对非洲政策的第一个变化是从强调意识形态上的结盟转为在意识形态领域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加强交流与对话。这种变化主要是针对政党关系，但也表现在国家间的交往方面。 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又于60年代初提出了对非洲关系“五项立场”和经济援助“八项原则”。1963年12月～1964年2月，周恩来总理访问了亚、非、欧14国，其中有10个非洲国家。在访问非洲途中，他提出了中国处理非洲关系的立场和原则。②在与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的会谈中，周总理强调中国坚持以下立场：支持非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支持非洲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支持非洲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团结和统一的愿望；支持非洲国家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主张非洲国家的主权应得到一切国家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③“五项立场”旗帜鲜明地反帝反殖，是中国对非洲政策的重要宣示，其意识形态的针对性十分明确。1964年1月18日，周恩来在加纳回答记者提问时正式提出了中国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不将援助看作单方面的赐予，认为援助是相互的；援助时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提供的无息或低息贷款需要时可延长期限，以减少受援国负担；援助的目的是使受援国走上自力更生、经济独立发展的道路；援助项目力求投资少、见效快，使受援国增加收入；提供自己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质，按国际市场议价，不合商定规格和质量的保证退换；提供技术援助时要保证受援国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中国援助专家与受援国专家享受同等待遇，不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④ “五项立场”和“八项原则”奠定了中国对非洲政策的基础。客观地说，1949～1978年，中国对外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国际政治局势的影响。⑤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实施了联苏反美的“一边倒”（20世纪50年代）、“反帝反修”（20世纪60年代）与联美反苏“一条线”和“一大片”（20世纪70年代）的战略。⑥当时对非洲政策的基点是，中国应站在第三世界反殖、反帝、反修的第一线。⑦这种强调意识形态的取向实源于对中国不利的国际形势。西方的敌视政策迫使中国寻求较有利的外交空间来谋求自己的生存权利。 由于坚持外交政策与意识形态挂钩，中国对非洲外交曾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⑧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共产党与南非共产党和留尼汪共产党有过交往，后来因为中苏论战等原因，中国共产党中断了与他们的关系。1967～1969年，中国共产党与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的关系因他们的亲苏立场而一度疏远。刚果劳动党要求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党际关系以加强合作，中方以对方不是共产党为由予以拒绝。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与中国共产党早有联系，该党主席恩科莫曾5次访华，并提出建立党际关系，中国共产党因囿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拒绝。两党关系直到1981年才开始正常发展。20世纪70年代后期，与中国共产党交往的非洲政党只有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和几个“共产主义小组”。1977年7月，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会见莫桑比克代表团后指示中联部、外交部对与非洲国家政党交往问题进行调研；11月，两部联名上呈《关于黑非洲等地区一些民族主义国家执政党要求与我建立关系问题的请示》。12月，中央政治局批准了这一请示，决定开展对非洲执政党的工作。中联部从1978年开始接待非洲执政党来访。⑨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史上的突破，极大地推进了对非洲关系的发展。之所以说是突破，因为它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开始从意识形态的束缚下解脱出来。 1978年以后，中国共产党与非洲政党的交往迅速发展。⑩198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二大确立了“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新型党际关系原则，并提出期望同更多的进步政党和组织建立联系。（11）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政党交往日益增多。（12）从1978～199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各政党共派出230多批代表团访华，其中包括党主席、总书记、政治局委员等主要领导134人。同期，中国共产党派出56批党的代表团、组访问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39个国家的执政党。（13）截至2002年，中国共产党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约40个国家的60多个政党建立联系，其中30多个是执政党。（14）仅在2005年，就有24个非洲政党访问中国，而中国共产党访问非洲代表团达19个。在政党交流活动中，双方议题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中国共产党希望通过各种渠道服务于经济建设及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中国和非洲国家的议会也开始互访。（15） 非洲的政党和政权可谓千差万别。（16）然而，中国共产党不再以意识形态划线，与非洲政党的交往大大加强并表现出以下特点。第一，交往原则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中国共产党不仅与意识形态相同的政党加强合作，也与其他政党发展关系。第二，交往对象不以执政党为限。中国共产党不仅与执政党加强联系，还与一些非执政党交往。第三，交往内容不限于政党政治。双方交往的内容不仅涉及政党政治，还致力于促进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17） 由于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中非政治关系在广泛的基础上逐步加深。中国领导人不断访问非洲，20世纪90年代以来更加频繁。1995年，当时的朱镕基副总理访问非洲掀起新的“非洲热”。江泽民同志曾4次访问非洲，并于1996年访问非统组织时提出对非洲关系“五点建议”：真诚友好，平等相待，互利互惠，加强磋商，面向未来。（18）胡锦涛同志已4次访问非洲，他于2004年访问非洲时重申了中国对非洲的基本政策：“坚持巩固和发展中非人民传统友谊，尊重非洲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坚持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平等互利，继续向非洲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谋求共同发展。”（19）政党关系的开拓促进了中非关系的发展，成为中非交往的重要内容。有的外国学者注意到：中国对非洲关系没有任何政治要求，只有一个原则：建交国不能与台湾保持关系。（20） &nbsp; 交流领域：从单一到多元 &nbsp;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非洲政策的第二个变化是从强调政治交往到多方面与多层次的交流。 从建国到1978年，中国对非洲政策的重点集中在三方面：支持非洲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与非洲国家在国际舞台联合进行反帝、反殖和反霸斗争；援助非洲国家的经济建设。在政治上，中国全力支持非洲民族独立运动，除了从道义上声援非洲人民外，还给予物资和人力援助，并为非洲独立运动培养军事和政治人才。（21）非洲国家独立后，中国开始在反帝、反霸的斗争中争取非洲作为同盟军。（22）在援助非洲国家方面，由于受到为世界受压迫人民谋幸福、与超级大国对着干的意识形态和道德意境的驱使，中国对非洲援助是在承受了国内经济压力的条件下进行的。中非经济关系由两方面构成：中国对非洲贸易与对非洲的援助。中非贸易总额1977年才达到7.2亿美元。（23）1956～1977年，中国向36个非洲国家提供了超过24.76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占中国对外援助总额（42.76亿美元）的58%.（24）20世纪70年代，苏联虽是非洲的第一大军火商，但对非洲的援助却远远落后于中国。当时中国对非洲援助达18亿美元，相当于苏联援助的2倍。（25）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非关系的发展势头在短期内出现下降趋势，主要表现如下。第一，对非洲援助下滑。从表2可以看出，1976～1980年的年均援助数额为94万美元，但这一数额应主要为1976～1978年的援助数。（26）1982年，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访问非洲后，援助有所增加。第二，贸易额下降。从表3可清楚看出这一点，中非贸易额从1980年后一直呈下降趋势（1982年除外），1986年才开始回升。第三，医疗队人数减少。表4表明：1979年和1980年中国没有向非洲派遣医疗队，在1978～1983年，驻始派医疗队国家的人数和医疗站点均最少。这一时期虽然短暂，但不容忽略。中国对非洲政策的变化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对非洲援助一直在国内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进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百废待兴，国内建设需要资金；其次，经济建设急需外资和技术，加之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出现缓和，中国政府将很大一部分注意力转到与发达国家的沟通上；再次，与两个主要受援国（阿尔巴尼亚与越南）关系的恶化使中国认识到对外援助的局限性。当然，中国领导层交替使政策的连贯性也受到影响。（27）很明显，中非双方要建立持久的关系必须有新思路。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处于战略思维的转变期。1982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二大”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这一口号，并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中国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实现了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变，对外交与经济两者关系的认识实现了“经济为外交服务”到“外交为经济服务”的转变。（28）3个月后，中国政府总理访问非洲多国，并在此期间宣布了中国对非洲经济技术合作“四项原则”：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29）“四项原则”是对前述“八项原则”的补充和发展。“八项原则”是关于援助非洲工作的，“四项原则”是针对经济技术合作，这是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情况提出的政策，具有互补作用；前者主要是约束中方，在实践中利弊各现；后者强调双向合作和共同发展，发挥各自优势因地制宜，以提高自力更生的能力。这无疑是对新形势的政策调适，从而构成了中非经济互利合作的整体原则，对非洲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30） 为了使非洲国家外交官更加了解中国，1996～2004年，中国外交部还委托外交学院举办了9期英语和法语的“非洲外交官‘了解现代中国讲习班”，2001年和2004年举办了两期阿拉伯语研习班。1999～2003年，研习班邀请了一些非洲地区组织的代表参加：1999年为非统组织；2000年为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2001年为东南非共同市场、东非共同体、西共体、非统组织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2002年为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2003年为南部非洲共同市场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这一举措使中国与非洲地区组织的关系更为密切，也为开展经济合作设立了平台。为了使代表们全面了解中国，讲习班第一阶段讲授中国历史、文化、经济、社会、外交等方面内容，并参观名胜古迹和观看文艺节目；第二阶段组织访问2～4个城市，参观当地企业、农村及博物馆，并同当地人士座谈。这种活动使非洲代表直接感受中国改革带来的巨大变化。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非关系全面发展。特别是中国关于“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战略部署使中非关系扩展到各个方面。目前，中国已与26个非洲国家签订了双边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与8个非洲国家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分别与41和46个非洲国家签有贸易协定、文化协定，中非双边多边合作机制逐步健全，合作方式日趋多元化。（31）从1991年起，中国外交部长每年正式出访的第一站总是非洲。中国与28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部间政治磋商机制。中非交流涵盖众多领域，如经贸合作的扩展、文教交流的扩大、医疗卫生援助的持续、（32）军事交流的加强、（33）民间交流的拓展，等等。其中，发展最快的是教育交流与经贸合作。 1.教育交流从20世纪50年代起，中非教育交流主要局限于接收留学生。从90年代起，教育交流已发展到多层次、多领域和多形式，主要表现在高层互访、互派留学生，中国派遣援助非洲的教师，人才培训，在非洲国家建立各种实验室等。（34）中国教育部代表团在90年代访问了近20个非洲国家；43个非洲国家向中国派遣了5669名留学生，中国也向10余个非洲国家派遣了100多名留学生；238名中国援助非洲的教师遍布30余个非洲国家。为了更有效地为非洲国家培养高层次人才，中国增加了非洲来华研究生比例。中国教育部自1998年始为非洲国家举办培训班。截至2003年底，中国在21个非洲国家实施了43期高教与科研项目，开设了具有中国特点又为非洲国家急需的学科及相关实验室21个。（35）2005年，中国教育部委托11所院校单位举办了12期培训班和研讨班，内容包括高教管理、远程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来自41个亚非国家的教育官员、学者和技术人员参加了学习。（36） 为了更好地进行合作交流，中国教育部下属高校还成立了多个培训基地，如天津工程师范学院非洲职业教育研究中心着重为非洲培养中等专业技术人员，成功地与非洲国家开展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国还向埃塞俄比亚派遣了87名职业教师。浙江师范大学非洲教育研究中心加强与非洲国家教育部门的合作，除进行汉语培训外，先后举办了“非洲高等教育管理研修班”、“非洲英语国家大学校长研修班”和“非洲法语国家大学校长研修班”等。东北师范大学和吉林大学对非洲教育官员进行教育管理和远程教育培训。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在培养农业技术人才、促进技术项目在非洲的推广方面取得了经验。天津中医学院等中医院校则先后为非洲培养了一批专业中医药技术人才。（37）目前，教育人才培训工作逐步形成一套“请进来，走出去，扬我长，重效益”的经验。（38）在2005年11月召开的首届北京“中非教育部长论坛”上，国务委员陈至立宣布了中国对非洲教育援助与合作交流的四项承诺：扩大中非留学生项目、举办各类学术研讨班、进行教育管理培训和在非洲进行中文教育。（39） 2.经贸合作1950年以来，中非贸易主要局限于国家间贸易。国家干预的成分使这种关系可以维持但缺乏活力。近年来，中非贸易出现一些新特点，其中之一是国营、民营和三资企业在“走出去”战略推动下走向非洲。民营企业发展迅速，有赶超国营企业的趋势。（40）中非贸易额从50年代的1000多万美元增至2000年的100多亿美元，2005年达397.4亿美元。中国与非洲的互补性可以从商品构成看出。2004年，中国出口非洲商品前四位分别是机电（41%）、纺织品（18%）、服装（11%）和高新技术产品（8%）；从非洲进口产品前四位分别为原油（64%）、铁矿砂（5%）、棉花（4%）、钢铁制品、钻石和原木（各占3%）。（41）中非经济合作还表现在投资、承包业务等方面，截至2004年底，经商务部核准和备案的中国在非洲投资的非金融类企业已达715家。（42）投资项目涉及贸易工商、资源开发、交通运输、农业及农产品开发等。（43）中国公司承包业务增长，建筑劳务输出增多。2004年，中国公司承包合同2721项，金额达6亿美元，占非洲的市场份额达14%.（44）2005年，中国企业在非洲新签承包劳务合同额86.1亿美元，完成营业额62.4亿美元。截至2005年底，中国在非洲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累计合同额达412.1亿美元，完成营业额289.5亿美元，从事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人员达8.2万人。（45）为了开发非洲市场，中国在非洲设立了11个“中国投资开发贸易促进中心”。中心遵循“服务是中心工作的宗旨，经营是中心发展的保障”的思路，正在形成独特的经营模式。中国还与35个非洲国家建立了经贸混（联）合委员会机制。（46） 中非经贸合作从单一方式发展到承包、劳务、投资与合资等方式，并呈现出5个变化：从单一的国家间贸易变为国家与民间贸易共举；从单一方式变为多元、多层次的合作方式；双边贸易额大大增加；从中国顺差开始变为非洲顺差；从带援助性质的经济合作变为互利双赢的经贸合作。中非关系以各种方式延伸到诸多领域，可以说，中非关系黄金期已经到来。这种转变也引起海外媒体的注意，“那种中非合作主要集中在国家与国家间合作、国际事务上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47） 合作性质：从注重无偿援助到强调互利双赢 中国对非洲政策做出调整后，强调合作互利双赢。中国的援助方式也从单一的无偿援助变为政府优惠贴息贷款援助方式、援助项目合资合作方式和无偿援助等方式。诚然，中国对非洲政策有自己的战略意图，但其基本出发点是帮助非洲国家摆脱依附状态，巩固独立成果，促进非洲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这一点不容置疑。中非合作的实践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中非合作性质的转变具体表现在援助方式的改变、发展经验的交流和经济利益的互惠等方面。 1.援助方式的改变1993年10月，在非洲发展东京国际会议上，非洲国家代表普遍要求援助国改变援助方式。他们提出，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增加外贸和吸引外来资金比政府间传统合作更有效。（48）这是对援助方式进行改革的要求，表达了受援国对传统援助理念的不满。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前期正是中国外贸及援外工作的改革期。中国的无偿援助对非洲发展起到一定作用，非洲国家也以其特有方式给予回报：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用毛主席的话来说：“这是非洲黑人朋友把我们抬进去的。”（49）然而，实践说明，单靠无偿援助很难改变非洲贫困的现实。中国领导人也认识到，对于经济援助，根据历史经验，那种完全奉送的办法，对双方都不利。（50）因此，中国开始探讨对外贸体制和援外方式进行调整与改革。 1987年开始的外贸体制改革成效显著。（51）中国政府开始探讨其他形式的援助方式。1987年，因缺乏技术力量和管理经验，中国援建的多哥阿尼耶糖厂由中方公司派专家租赁经营。企业效益显著提高，受到多哥政府的赞扬。（52）这从而演变为一种新型援助方式——援外项目合作合资方式，并于1992年开始试行。1991年，马里政府宣布对中国援建的塞古纺织厂实行私有化，希望中国企业合资经营。经协商，马里政府将80%的股份转让给中国海外工程公司，该公司负责偿还马里所欠中国政府的债务，双方政府给合资企业以优惠。合资企业到1996年产值达76亿非洲法郎，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53）中国的援助非洲项目还注意到对弱势群体的关顾，如援建项目包括苏丹职业培训中心（1989年）、布基纳法索儿童乐园（1991年）、毛里求斯老年人活动中心和喀麦隆残疾妇女宿舍（1999年）等。 中国政府贴息优惠贷款经过3年试点后于1995年下半年开始推行。（54）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于1995年7～8月访问了东、南部非洲七国，李岚清副总理于同年10～11月访问了西非六国。这两次访问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宣传中国新的援助方式。1996年底，中国同16个非洲国家签订优惠贷款框架协议。（55）新的援外方式逐渐为受援国所接受。2000年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开启了中非友好合作的新阶段。中国在论坛后续行动中表明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所为：承诺继续提供对非洲援助，减免非洲部分到期债务，帮助非洲国家开发人力资源，推动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办厂。2002年6月底，中国与31个非洲国家签署了免债议定书，共免除债务156笔，约105亿元。（56）这样，无偿援助逐渐发展为政府贴息优惠贷款、援外项目合作合资和无偿援助等多种形式。 2.发展经验的交流举办研讨班（会）和培训班是中非合作互利双赢的另一重要举措。为了交流各自的发展经验，首届“中国—非洲经济管理官员研修班”于1998年8月3日开幕，共有来自12个非洲国家的22名学员参加，其目的在于“使学员了解中国并介绍各自国家的情况，相互交流，加深理解，增进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友谊和长期合作”。根据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提议，中国每年将举办两期这样的研修班。（57）2002年，中国专门为非洲举办了一期部长级经济官员研讨班。12个非洲国家的12位部长或部长代表出席，反响热烈。（58）以“中非经济改革和发展战略研讨会”为例，该研讨会邀请了16个非洲国家的22名经济或金融部门的官员和7名非洲发展银行的官员，以及34名非洲国家驻华使馆官员。中方代表共有16名，分别来自各部委。 在研讨会上发言的中方代表均为中国经济和金融部门的负责官员，他们向非洲同行介绍了各自部委经济改革的经验与教训。为了使非洲官员对中国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研讨会不仅组织与会非洲代表游览了万里长城和故宫，还组织他们实地考察了减贫项目和上海浦东开发区。中国政府还与有关组织联合举办了各种类型的减贫经验交流研讨会，使非洲国家“在分享中国减贫经验的过程中找到适合他们自身国情的扶贫减贫策略”（59）。 发展经验交流的第二种类型是学习或提高技能或技术的培训班，其确定有两条原则：中国之所长和非洲之所需。中国在中非合作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上承诺，3年内力争为非洲培训1万名各类人才，并为此成立了“对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部际协调机制”。2004年，中国对非洲培训经费比上年增加了1倍多，2446名非洲学员来华接受培训，接收非洲留学生332名。2005年，中国为非洲培训各类人员3868名，培训内容涉及贸易投资、经济管理、网络通信、农业新技术等领域，培训对象包括政府官员和技术人员。（60）2005年9月，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千年发展高级别筹资会议上宣布了中国支持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的五项举措，其中特别强调为发展中国家培养急需人才。为了更好地落实承诺，中国教育部于今年在云南召开了第四次对发展中国家教育援助人才培训工作经验交流研讨会。根据今年援外经费额度，教育部将实施9项人才培训项目，商务部拟委托20所院校和单位承办17个短期培训班和3个研究生班。（61）“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此成语贴切地概括了中国上述举措的目的。 3.经济利益的互惠中国在与非洲进行经贸合作时尽量考虑到非洲国家的利益，以实现互利互惠。在中非合作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上，中国宣布对最不发达国家部分输华商品给予免关税待遇。从2005年1月1日起，中国对28个最不发达非洲国家的190个税目的输华商品实施免关税政策。据中国海关统计，2005年1～11月，享受对非洲特惠进口的货物总值为3.4亿美元，同比增长96%，比同期中国从非洲的进口增幅高出60个百分点。这充分证明此项举措对促进非洲对华出口、推动中非贸易健康发展所起到的积极作用。（62）2005年4月，1.24万名非洲商人参加了第97届广交会，成交金额达17亿美元，分别比上届增长了68.2%和22.2%.2005年1～9月，30个非洲国家和地区与中国的贸易额超过1亿美元，9个国家超过10亿美元。（63） 2000年的中非贸易有两个特点。其一是贸易总额首次超过100亿美元（105.98亿美元）；其二是中国进口额超过出口额。当年的中国出口额为50.43亿美元，进口额为55.55亿美元。（64）这种情况表明：非洲对华贸易的增长速度已经加快。2004年，中非贸易额接近300亿美元（294.5928亿美元），进口额（156.4606亿美元）又一次超过出口额（138.1322亿美元）。（65）2005年，中非贸易额持续增长，进出口总额达397.4亿美元，同比增长34.9%，高于同期全国进出口增幅12个百分点；其中出口186.8亿美元，进口210.6亿美元。（66）在贸易额不断增长的同时，中国对非洲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优化，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迅速增长，占中国对非洲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由于中国强调技术援助与经济援助的结合，这种结构不仅将在技术层面帮助非洲国家的发展，也为中非双方在借鉴发展经验、制定发展策略方面提供了交流的平台。这无疑是一种双赢的局面。 2006年6月，温家宝总理在访问埃及时重申了中国对非洲经贸关系的3个着力点：“第一，要积极扩大进口非洲的商品，中国将采取有力措施为非洲推介商品创造条件；第二，要把技术援助同经济援助与合作紧密结合起来，重在增强非洲自我发展能力；第三，大力帮助非洲培训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67）这种宣示从根本上表现了中国对非洲政策强调互利双赢的和谐哲学：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以调动合作的积极性；将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相结合以保证合作的公正性；将暂时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以保证合作的持久性；通过增强对方自我发展能力以保持合作的可持续性。 当今，中国对非洲政策面临四大挑战或四大矛盾。第一，中国国家利益与在非洲的中国企业利益矛盾；第二，中国企业与非洲企业的矛盾；第三，中国在非洲的利益与西方大国在非洲既得利益的矛盾；第四，中国在非洲的能源战略与非洲可持续发展的矛盾。对这些矛盾的处理不仅与中非关系的健康发展有关，也与国际政治的既定机制和稳定发展有关，还关系到未来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方向。中国只有正视并致力于妥善解决这些矛盾，才能向世界展示一个追求和平发展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nbsp; 注释： ①See Li Anshan ，"African Studies in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A Historiographical Survey"，African Studies Review ，48：1（April2005），pp.59-87. ②关于这次访问，参见陆庭恩：《中国与非洲首脑外交的范例——周恩来总理首次访问非洲》，载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编：《中国与非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页。出于对共产主义的偏见和恐惧，并非所有的非洲人对周恩来的评价都是正面的。拉各斯《每日时报》（Daily Times ）形容他为“世界上最危险的人之一”。See Maritn Meredith ，The First Dance of Freedom，Harper Row，1984，p.177. ③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310～311页。 ④参见《人民日报》，1964年1月18日；黄镇：《把友谊之路铺向觉醒的非洲》，载《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64～373页。 ⑤有的学者将这一时期细分为1950～1960年和1960～1978年两个阶段。SeeDeborah Brautigam ，Chinese Aid and African Development ：Exporting GreenRevolution，Macmillan Press ，1998，pp.38-40. ⑥参见曲星：《中国外交50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75～376页；See Robert Ross ，ed.，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Union ：Tripolarity and Policy Making in the Cold War ，New York，1993，pp.11-61. ⑦参见中国外交部、中国共产党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403～413，416～420，463～467，490～492，497～502，526～528，587～588，600～601页。 ⑧参见龙向阳：《1966～1969年中国与非洲关系初探》，载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编：前引书，第72～86页；See B.Barnouin Yu Changgen，Chinese ForeignPolic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1998，pp.75-78. ⑨蒋光化：《访问外国政党纪实》，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191、451、667页；曲星：前引书，第450～451页；艾平：《中国共产党与撒哈拉以南非洲政党的交往》，载陈公元主编：《21世纪中非关系发展战略报告》，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2000年，第12～13页。 ⑩参见李力清：《中国与黑非洲政党交往的历史与现状》，载《西亚非洲》，2006年第3期，第16～19页。 （11）《人民日报》，1982年9月8日。 （12）2004年北京主办第三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参见钟欣：《不以意识形态划线》，载《党建文汇》，2004年第9期。还可参见黄文登：《邓小平理论与中拉党际关系》，载《拉丁美洲研究》，1998年第6期。 （13）参见蒋光化：前引书，第670～671页。书中记载了他11次率团访问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情况。 （14）参见李力清：前引文；《深化中非关系的有益尝试：记第五次非洲国家政党研讨考察活动》，载《当代世界》，2002年第6期，第18～19页；钟伟云：《当前黑非洲政党态势和中非政党间的交往》，载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编：前引书，第129～142页。 （15）参见曾建徽：《议会外交：交流与交锋——曾建徽与外国议员和政要的对话》（上），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103，184～186页。 （16）大致有以社会主义为方向、以资本主义为方向、希望走非资本主义和非社会主义道路3种取向。参见蒋光化：前引书，第670页；Naomi Chazan，etal，Politics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Africa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72，pp.140-151. （17）2000年原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访问乌干达，促成咖啡贸易合作；原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书记吴官正（2001年）、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2004年）和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2005年）访问非洲时，随访的经贸团与非洲诸国家签订了多项合作协议。参见李力清：《中国与黑非洲政党交往的历史与现状》，第18页。 （18）参见《人民日报》，1996年5月14日。 （19）《人民日报》，2004年2月3日。 （20）See Brian Smith ，"Western concern at China's growing involvementin Africa"，Asian Tribune ，2006/4/10.http://www.asiantribune.com/showarticle.php ？id=3102 （21）参见蒋光化：前引书，第130，303～305，442～443，621～622页。中国在1955～1977年间共为非洲培养了2675名军事人才。See W.WeinsteinT.H.Henriksen ，ed.，Soviet and Chinese Aid to African Nations ，Praeger，1980，pp.102-111. （22）See Marina Ottaway，"Soviet Marxism and African Socialism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September 1978），pp.477-487. （23）《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84年）》，中国对外经贸出版社1984年版，第ⅴ—30页。 （24）Weinstein T.H.Henriksen ，op.cit.，p.117，p.121. （25）Naomi Chazan，et al ，op.cit.，p.410. （26）从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至1978年为对外援助急剧增长阶段。参见严益吾：《1989年我国的对外援助工作》，载《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0年）》，中国社会出版社1990年版，第55页。 （27）尽管如此，中国在1979～1983年建成的援外项目达181个，其中90%以上是在非洲国家。参见《1979-1983年我国援外建成项目情况》，载《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84年）》，1984，Ⅳ－217～218页。 （28）参见曲星：前引书，第440～441页。 （29）参见《人民日报》，1983年1月15日。 （30）See L.C.Harris R.L.Worden ，ed.，China and the Third WorldChampion or Challenger？Croom Helm，1986，pp.100-119. （31）参见宗合：《中非友好合作与共同发展》，载《西亚非洲》，2005年第2期，第59页。 （32）See Drew Thompson ，"China's Soft Power in Africa ：From the'BeijingConsensus'to Health Diplomacy"，China Brief ，A Journal of Analysis andInformation （Jamestown Foundation），5：21（October 13，2003）；徐春富：《架筑友谊桥梁的中国白衣天使——中国援助非洲医疗队工作见闻》，载《西亚非洲》，2003年第5期，第73～75页。 （33）参见詹世明：《国防大学外训系非洲学员来西亚非洲所座谈》，载《西亚非洲》，2004年第3期，第23页。 （34）See Sandra Gillespie，South-South Transfer：A Study of Sino-AfricanExchanges ，Routledge ，2001. （35）《中非教育合作与交流》编写组：《中国与非洲国家教育合作与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张秀琴等：《中国和非洲国家的教育交流与合作》，载《西亚非洲》，2004年第3期。 （36）参见中国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第四次对发展中国家教育援助人才培训工作经验交流研讨会会议纪要》，2006年4月（会议文件）。 （37）See"Typical Cases Introduction about China-Africa Cooperationin Education"，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Ministry of Education ，P.R.China ，2005-11-21.（会议文件） （38）参见《第四次对发展中国家教育援助人才培训工作经验交流研讨会工作材料》，昆明，2006年3月，第2页（会议文件）。 （39）See Chen Zhili，"Speech at the China-Africa Education MinistersForum"，November 27，2005，p.5.（会议文件） （40）据统计，2005年1～9月，国营、民营和三资企业对非洲的出口额分别为55.9亿美元、51.1亿美元和28.6亿美元，同比增幅分别为23%、59.6%和52.7%.参见周建青：《中非经贸合作稳步发展——2005年中非经贸合作情况及2006年展望》，载《西亚非洲》，2006年第1期，第16页。 （41）中国商务部西亚非洲司协调处：《2004年中国与非洲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载《中国商务年鉴（2005年）》，中国商务出版社2005年版，第182～183页。 （42）中国商务部西亚非洲司协调处：前引文，第183页。 （43）中国商务部西亚非洲司：《2005年中非经贸合作成绩斐然》，摘自中国商务部网站，2006年1月26日。 （44）《中国商务年鉴（2005年）》，中国商务出版社2005年版，第166页。 （45）中国商务部西亚非洲司：前引文。 （46）周建青：前引文，载《西亚非洲》，2006年第1期，第16页。 （47）Mahamat Adam，"Africa starting to rise in partnership with China"，China Daily （North American Edition，N.Y ），January 13，2006，p.4. （48）参见张炽鑫：《贯彻援外新方针，开拓援外新局面》，载《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4～1995年）》，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版，第62页。 （49）翁明：《临行点将——“乔老爷”首次率团赴联大》，载符浩、李同成主编：《经天纬地——外交官在联合国》，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50）中国共产党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27～1128页。 （51）参见吴仪：《中国外贸体制改革的成效和方向》，载《国际贸易》，1991年第12期。 （52）严益吾：前引文，载前引书。 （53）何晓卫：《继续推行援外方式改革，严格履行对外援助协议》，载《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7～1998年）》，中国经济出版社／经济导报社，1997年版，第75页。 （54）政府贴息优惠贷款是指由我国银行提供的具有政府优惠贷款，其利率与银行通常利率之间的利息差额由国家援外费补贴。贴息优惠贷款主要用于为发展中国家建设有经济效益的生产性项目，也可用于受援国政府能保证偿还贷款的基础设施项目。 （55）何晓卫：前引文，第75页。 （56）邱德亚：《2002年中国对外援助情况》，载《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3年）》，对外经贸出版社2003年版，第91页。 （57）参见《人民日报》，1998年8月4日。 （58）邱德亚：前引文，载前引书，第91页。 （59）《人民日报》，2004年9月24日。 （60）中国商务部西亚非洲司：前引文。 （61）中国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前引文。 （62）中国商务部西亚非洲司：前引文。 （63）周建青：前引文。 （64）《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1年）》，对外经贸出版社2001年版，第503页。 （65）《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2005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版，第83页。 （66）中国商务部西亚非洲司：前引文。 （67）《人民日报》，2006年6月19日。

1970年代以来，大批简帛书籍的陆续出土，为丰富和重写中国古代学术史提供了资料与条件，促使我们对中国古代学术史进行重新思考、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价。

王国维先生的研究领域广博，成就卓越，在学术史上早有公论。他一生学风笃实矜慎，不轻易立说，也不任意争辩，虽已多年闻名于海内外，仍然保持谦虚的态度。读他的著作和传记，我觉得很突出的一点，是他不强不知以为知，是像我这样的后学难于学到的。这里试举王国维先生对《尚书》的研究，作为例证。&nbsp;大家知道，王国维先生对《尚书》有深入的研究和创造性的贡献。他的论文集《观堂集林》，开卷《生霸死霸考》、《高宗肜日说》、《洛诰解》，一直到《〈书〉顾命同瑁说》等好多篇，都是关于《尚书》的，可说达到了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平。尽管如此，他却再三声明《尚书》有许多地方"不能解"。&nbsp;《观堂集林》卷二收有《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其中王国维先生自述说："《诗》《书》为人人诵习之书，然于六艺中最难读。以弟之愚暗，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于《诗》亦十之一二。此非独弟所不能解也，汉魏以来诸大师未尝不强为之说，然其说终不可通，以是知失儒亦不能解也。"王国维坦承他对《尚书》好多文句"不能解"，并且指出前人的解释"不可通"，是"强为之说"，他不能与之苟同。&nbsp;1924年夏，王国维先生为容庚先生的《金文编》撰序，首先引用孔子讲的"多闻阙疑"和"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二语，认为："阙疑之说出于孔子，盖为一切学问言。"接着他讲到《易》和《书》的"难解"，并说："余尝欲撰《尚书》注，尽阙其不可解者，而但取其可解者著之，以自附于孔氏阙疑之义。"&nbsp;这样一部别开生面的《尚书》注，王国维没有写成，但他于1925年到清华研究院任导师，曾专讲《尚书》，确实体现了"阙疑"这一点。据当时听课的学生吴其昌先生的《王观堂先生〈尚书〉讲授记》和刘盼遂先生的《观堂学〈书〉记》，他上课先讲述历代《尚书》传流和注释的历史，其间便强调"其不可通音，终不可通也"。他讲授《尚书》各篇，于各家学说择善而从，同时结合自己甲骨金文研究的心得，提出很多新颖见解。例如讲《高宗肜日》，即以甲骨文"肜日"为据，论证元代金履祥以该篇为"祖庚时文"的正确。类似的精彩之处，不胜枚举。可是在很多地方，他都说"不解"。如《盘庚》"汝分猷念以相从"，他讲"不解"；同篇"各设中于乃心"，他说"设中不解"；"鞠人谋人之保居"，他说"此语不解"；《微子》"我旧云刻子"，他也讲"此语不解，王充引今文《尚书》作'孩子'，更奇离"。诸如此类，不一而足。&nbsp;王国维指出前人注解《尚书》多"强为之说"，许多文句"终不可通"，并不是抹杀历代学者的成就。相反的，他认为《尚书》的研究不断前进，各时期的著作都有应当肯定之处。这从他最后一篇有关古代研究的作品《〈尚书覈诂〉序》可以看得很清楚。&nbsp;《尚书覈诂》的著者杨筠如先生也是王国维在清华的学生。他听了王国维的《尚书》课，编著《覈诂》四卷，得到王国维，还有也任导师的梁启超的奖励，经修改后，从南方寄给王国维，王国维给他写了序。这个时候是在1927年的农历四月，离王国维的去世已经没有几天了。&nbsp;这篇序文，把历代《尚书》之学划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从西汉伏生到欧阳、大小夏侯章句，是今文之学；从孔安国到贾逵、马融、郑玄、王肃，是古文之学。"今古文诸家之学并亡，然传世之伪《孔传》，殆可视为集其大成者也"。第二阶段始于北宋欧阳修、刘攽，苏轼、王安石、林之奇等"皆脱注疏束缚而以己意说经"。蔡沈受朱子之命所编《书集传》，"可谓集其大成者也"。在这以后，王国维历数清代阎若璩以来各家成绩，一直讲到俞樾和孙诒让，"惜未有荟萃而画一之如孔、蔡二传者"，希望杨筠如"异日当加研求，著为定本，使人人闻商周人之言，如乡人之相与语，而不苦古书之难读，则孔、蔡二传又不足道矣"。这可说是他对未来研究的期待。&nbsp;这里我们看到，王国维对历代各家《尚书》学者的优长，都作了充分的肯定。他以孔、蔡二传为《尚书》学两大阶段集大成之作的提法，尤为创见。他说二传立于学官，各数百年，"然《书》之难读仍如故也"，只是说明《尚书》本身古奥艰深，并非归咎于研究的学者，只要实事求是，深入研求，疑难终有解开的一日。这就可以看出，王国维提倡"阙疑"，不是什么不可知论，而是一种有利于研究进步的实事求是的精神。&nbsp;

二○○八年七月入藏清华大学的战国竹简，性质主要是经、史一类书籍。其中有一种保存良好的史书，暂题为《系年》，有许多可以补充或者修正传世史籍的地方，有时确应称为填补历史的空白，关于秦人始源的记载，就是其中之一。

如果说我的经历对当代青年有什么帮助的话，我可以说一点，就是那时候的学习没有什么功利的目的。

这篇小文想着重考察郭店简、上博简发现后，学术思想史直接受其影响的段落与部分。文中将先就简的年代本身作进一步的推定，然后分别谈到这两批简的两项最主要的内容，即儒家和道家，分别进行概观的探讨。

这批竹简的年代是战国中晚期之际,这一点已经碳14测定证实。文字风格主要是楚国的。这里想介绍给大家的,是我们最早编排起来的一篇简书,原来没有篇题,现据篇文试题为《保训》。

概述

进入21世纪，唐宋史学界不约而同的认识到，打通唐宋断代界限，是提高唐、宋史研究的重要途径，而要打通唐宋研究，在20世纪有影响的"唐宋变革"论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故受到国内学者们的关注。但是，何谓唐宋变革？唐宋变革论的首倡者是谁？唐宋变革期的起始如何界定？如何看待唐宋社会性质等等，迄今仍有很大争议。纵观20世纪以来发表的一系列相关论著，就会发现有很多问题是因缺乏学术史的梳理，才导致众说纷纭现象的出现。所以搞清唐宋变革论的由来和发展对于打通唐宋断代界限，提高唐宋史研究水平，乃至客观评价唐宋之际社会变革的历史意义很有必要。实际上对于唐宋之际社会变革的讨论有两条主线索，一是从南宋以来迄20世纪中国本土学者对唐宋之际或之间社会变动的认识；一是20世纪初叶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先生提出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始而后演化成为"唐宋变革论"。这两条线索在20世纪国内唐宋史研究领域基本是泾渭分明，只是进入20世纪后"唐宋变革"才与唐宋变动或变化相混淆，两条线索才绾结在一起出现泛化的倾向。下面就这两条线索的由来和发展变化分成四个方面进行简要梳理。一、南宋以来中国学者对唐宋之际历史变动的认识依据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划分历史阶段是历史学科的一项重要任务。台湾《中国通史论文选》的编辑者说的好"历史的最大特性就是'变'，研究历史就是要明了它的变化情形，若不分期，就不易说明其变化真相。历史分期的目的即在于帮助我们找出历史的变点，进一步观察它的质变和量变，从而了解各时代的特性。"[1]"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唐宋之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动时期。对于这种变动从南宋初期就已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并提出了很有见地的看法。郑樵《通志》卷二十五《氏族略》称："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这段名言言简意赅，不是枝枝节节的史料，而是高屋建瓴的史论。[2]南宋末年文天祥亦曾感概："自魏晋以来至唐最尚门阀，故以谱牒为重，近世此事寝废，予每为之浩叹。""族谱昉于欧阳，继之者不一而足，而求其凿凿精实，百无二三。原其所以，盖由中世士大夫以官为家，捐亲戚，弃坟墓，往往而是，虽坡公（苏轼）不免焉。此昌黎公所以有不去其乡之说也。"[3]从文天祥的语气来看，在这里所讲的"中世"显系指的即是唐中叶时社会发生了巨变。明朝人陈邦瞻更是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势来看待唐宋之际的大变动，而且把中国历史分作三个阶段。他在《宋史纪事本末·序》中说"然而未暇考其世已，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有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覩其极也。变未极，则治不得不相为因。"[4]不论是南宋学者敏锐的观察到唐宋之际的大变动，还是明代陈邦瞻的中国历史三阶段说都是"本土"学者的独立思考，或者说是地道的中国式的"历史分期"。1840年以后随着西学东渐，对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分期则不能不打上西学的"历史分期"方法的烙印。西学的历史分期方法对中国历史学的影响较大的有两种。一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按"上古（或上世）"、"中古（中世）"、"近古（近世）"划分历史的方法。1917年，傅斯年先生说："西洋历史之分期，所谓'上世'、'中世'、'近世'者，与夫三世者，所谓（Subdivisions）在今日已为定论。虽史家著书，小有出入，大体固无殊也。......日本桑原骘藏《东洋史要》（后改名《支那史要》），始取西洋上古中古近古之说以分中国历史为四期。近年出版历史教科书，概以桑原氏为准，未见有变更其纲者。" 可见20世纪初期西学分期方法在国内影响甚巨。但对于照搬西洋历史分期法而不顾中国历史发展实际的做法，也引起有识之士的批评而提出新的分期方案。首先，傅斯年不同意桑原骘藏以汉族盛衰对中国历史的分期。桑原骘藏分中国历史为四期："一曰上古，断至秦皇一统，称之为汉族缔造时代。二曰中古，自秦皇一统至唐亡，称之为汉族极盛时代。三曰近古，自五季至明亡，称之为汉族渐衰，蒙古族代兴时代。四曰近世，括满清一代为言，称之为欧人东渐时代。"傅斯年以为"所谓汉族最盛时代、蒙古族最盛时代，欧人东渐时代者，皆远东历史之分期法，非中国历史之分期法。"因而他以汉族之变化与升降为上世中世近世分期之标准，将中国历史分为四期。上世：从周平王元年以前至南北朝陈祯明三年，其间又分为四期；中世：起隋开皇九年至南宋祥兴二年，其间又分为二期；近世：起南宋祥兴二年至晚清宣统三年，其间又分为三期；现世：民国建元以来。傅斯年先生在"宜知唐宋两代有汉胡消长之迹南宋之亡又为中国历史一大关键"一节中论唐宋历史特点时指出，自隋迄宋，为第二中国，"此八百年中，虽为一线相承，而风俗未尝无变。自隋至于唐季，胡运方盛，当时风俗政教，汉胡相杂，虽年世愈后，胡气愈少，要之胡气未能尽灭。读唐世文家所载，说部所传，当知愚言之不妄也。至于周宋，胡气渐消，以至于无有。宋三百年间，尽是汉风。此其所以异于前代者也。就统绪相承为言，则唐宋为一贯，就风气异同以立论，则唐宋有殊别，然唐宋之间，既有相接不能相隔之势，斯惟有取而合之，说明之曰'第二中国'，上与周汉魏晋江右之中国，对待分别可也。此'第二中国'者，至于靖康而丧其中原，犹晋之永嘉，至于祥兴而丧其江表，犹陈之祯明。祥兴之亡，第二中国随之俱亡，自此以后全为胡虏之运，虽其间明代光复故物，而为运终不长矣。祥兴于中国历史位置，尤重于祯明。诚汉族升降一大关键也。"[5]以种族、民族盛衰、升降作为划分中国历史阶段的标准是20世纪初期历史分期的一大特色。雷海宗先生把中国历史分作两大周："第一周，由最初至西元三八三年的淝水之战，大致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外来的血统与文化没有重要的地位。第一周的中国可称为古典的中国。第二周，由西元三八三年至今，是北方各种胡族屡次入侵，印度的佛教深刻的影响中国文化的时期。无论在血统上或文化上，都起了大的变化。第二周的中国已不是当初华夏族的古典中国，而是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新中国，一个综合的中国。虽然无论在民族血统上或文化意识上，都可说中国的个性并没有丧失，外来的成分却占很重要的地位。"[6]显然雷海宗先生是以文化史观划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力图打破欧洲人的传统分期法。在雷先生看来，唐宋处在第二周，南北朝隋唐五代（西元383-959）是一个大的过渡，综合与创造的时代，宋代的三百年间是一个整理清算的时代。二是以斯大林五个社会形态理论划分中国历史。20世纪50-80年代初，历史分期曾是中国史学界一个热门话题，但多集中在讨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起始（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间），形成十数种说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种：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和魏晋封建说。而对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分期也有多种标准和划分方法。分期标准：以生产关系的变化和发展作为分期标准；以阶级斗争的发展作为分期的标准；以封建国家政权的发展变化作为分期标准；以生产方式的变化作为基础、以阶级斗争为线索作为分期的标准；以综合考察历史的多方面因素作为分期的标准；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发展作为分期的标准。具体划分：由于分期标准认识不同，也由于对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上意见分歧，因而对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的具体划分，主张很不一致，大约有五种划分。二分法：隋唐五代以前为上行阶段，北宋以后为下行阶段，或称作上升期和下降期，或称作前后期），此说以战国封建说为主，西周封建说则主张西周至战国为一期，战国至鸦片战争前为一期；三分法：西周说将西周至秦统一为前一阶段，或称前期，中期为秦统一至元末，明清为封建社会后期。战国说，以黄巾、黄巢起义划分为三阶段，战国、秦汉为封建制度确立、封建依附关系发展阶段，魏晋隋唐是庄园农奴制阶段，宋元明清是封建租佃制占主导地位的阶段。朱绍侯主编大学历史教科书《中国古代史》分作三个时期，一是确立时期，从战国到西汉以前，发展时期是西汉到唐以前，三是繁荣时期，从唐至清，民族进一步融合，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元的大统一、明代专制主义、资本主义萌芽，清代统一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四分法：早期、成长期、发展期和晚期，或称作形成期、发展时期、螺旋式发展时期和逐步解体时期，也有乘坐一二三四阶段的。战国、秦、西汉，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初，明末清初到鸦片战争前。五分法：《中国历史》初中课本，战国秦汉，形成和初步发展，三国魏晋南北朝分裂和民族融合；隋唐封建繁荣；辽宋夏金元封建继续发展民族融合；明清封建制度逐渐衰落；六分法：《中国史纲要》西周秦汉封建开端；秦汉封建同一国家形成；三国魏晋南北朝北方封建割据南方封建经济反展；封建向上、重建时期隋唐；封建经济继续发展民族矛盾扩大，五代十国宋辽金元；封建经济高度发展专制主义进一步强化及其走向衰败时期，明清。[7]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分期与中国古代史分期略有不同的是，以20世纪八十年代为中轴，此前一般认为宋朝处在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时代，或称为下行阶段、下降期的开始，为大多数学者及教科书所认同。[8]也就是说宋代是封建社会走下坡路的的开始，是当时学界的主流看法。同时还认为唐朝和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两个重要朝代，在社会性质上没有发生什么根本变化，但放眼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全过程，就会发现，从唐中叶到宋代确实发生了一些重要而显著的变化。除此外在封建社会的后期起始上有不同的看法，即有以隋朝建立、安史之乱、两税法颁行、唐末农民战争、北宋建立等断限。[9]此后随着对于宋代历史地位的评价的渐次展开，对过去的成说予以矫正，学者们认为宋代不仅不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下坡路的开始，而是封建社会高度发展的历史阶段。如邓广铭先生把宋代称为"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时期内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10]朱瑞熙认为从唐代中叶开始，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我们称之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期。它经历五代十国、两宋、元代直到明代后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以前，共约八百年时间。由唐代中叶开始的社会发展变化，到宋代几乎完全定型，从而呈现出不同于过去的社会新面貌。[11]叶坦认为"宋代是中国封建发展史上重要的转折时期"，并简要地论述了两宋的时代特征。[12] 漆侠先生《宋代经济史》首章即以《关于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发展的阶段问题》，作为本书的代绪论。在这篇代绪论中，漆侠先生将中国封建时代划分为三个时期。"二、战国秦汉时期(前476-184)：封建制度建立、封建依附化关系发展阶段""三、魏晋隋唐时期(184年～884)：庄园农奴制阶段""四、宋元明清时期(公元884年～1840年)：封建租佃制占主导地位的阶段"[13]并认为宋代封建租佃制关系取代农奴制而逐步居于支配地位。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制而成为主要的税法。这种经济关系的变革推动了经济的发展。[14]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分期的大框架内，学者们对唐宋之间的社会变迁和变化有种种不尽相同的看法。胡如雷认为，从北宋开始，农民起义的纲领性口号发生了显著变化。王小波，李顺起义首次明确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南宋钟相、杨么起义继之以"均贫富，等贵贱"的口号。明末农民战争中李自成更把传统的"均贫富"发展为"均田免粮"，为清代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开了先河。这些口号说明，虽然多数农民起义仍然打击封建王朝，有些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且取得了改朝换代的成果，但作为时代特点，这些纲领性口号都把打击地主经济、地主土地所有制本身明确地写在了斗争旗帜上，正是这一点显示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新的时代特点。这个特点就是，首先公元十世纪末发生的王小波、李顺起义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均贫富"的纲领性口号，这件事集中反映了两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变革，反映了农民阶级社会地位的变化。其次，唐代虽有客户，但系土、客相对，土户与宋代的主户还有区别。只有到北宋建立以后，主客户制度才正式确立，这件事中反映了土地制度，佃客地位的变化，所以北宋的建立并非一般的革代易性，而是标志着历史时代的转折，具有特殊的社会意义。"[15]漆侠先生认为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是一个比较烦杂的问题，须要进行多方面的探索，他指出"这个时期的变革虽然是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内部的推移演化，但值得客观注意的是，它是唐代农奴制向宋代封建租佃制转化的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并进一步从各个方面加以论证：（1）唐中叶以来各种形式的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衰落，土地私有制在宋居于绝对的优势地位。（2）在土地私有制居于压倒的优势地位的同时，土地占有诸阶级阶层也发生显著变化，从而使土地占有关系出现了新的格局。这个土地占有新格局之一就是，新兴的土地兼并势力取代了以山东士族为代表的旧的土地兼并势力，逐步爬上社会的极峰。（3）封建租佃制关系取代农奴制而逐步居于支配地位。（4）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制而成为主要的税法。（5）经济关系的变革推动了经济的发展。（6）经济领域里的变革对文化思想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山东士族及其所代表的礼学的衰亡，数百年来社会压迫气氛一朝消散，人们的思想，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在相应程度上得到解脱，这对于一代新人及其所代表的新思想，新学风的形成，是完全有利的，说到底，经济领域里的变革，为文化思想领域的发展，带来一个较为良好的社会环境，这是值得认真研究和阐明的。唐中叶文化思想领域发生变革，其主要变革是（1）儒佛道三家矛盾斗争及其相互渗透。（2）儒家思想遇到佛道两家的严重挑战。（3）宋儒从宏观上把握经学，而不是从章句上理解经学要旨，使经学研究达到新阶段。宋学不仅与汉学并驾齐驱，而且浸浸乎超而过之。[16]王曾瑜先生认为"从中唐至明清的情况看来，最基本的阶级关系变化是否有两条。一是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驰，农民与地主的身份性差别有所缩小。二是雇佣制逐步有所发展。[17]张邦炜先生在评论王曾瑜先生的《宋朝阶级结构》时说：作者并不一定属于唐宋变革论者，可是书中依据大量史实所作出的不少结论，恰恰起到了为唐宋变革论张目的作用。在地主阶级内部的变动方面，作者论述了客户，形势户正式作为法定户名以及非官僚地主法定户名的出现这三大历史现象。在非主体阶级方面着重探讨了坊郭户的形成与某些法定贱民的消亡这两大历史过程。表明了唐宋变革时期阶级状况的变动及其变化的时代进步意义。[18]朱瑞熙先生指出从唐代中叶开始，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我们称之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期。它经历五代十国、两宋、元代直到明代后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以前，共约八百年时间。由唐代中叶开始的社会发展变化，到宋代几乎完全定型，从而呈现出不同于过去的社会新面貌。宋代社会的新面貌表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首先是物质生产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新的土地占有制度和租佃制度，从而形成了新的社会经济结构，其次是以新的社会经济结构为政治和精神的基础，整个上层建筑包括政治、军事、教育、法律等制度，乃至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学术等意识形态以及风俗习惯都出现了相应的变革。再其次是人民群众在新的历史环境里，以不同于以往革命目标和方式进行阶级斗争，奏响了新的战斗乐章。这一切因素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影响，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宋代社会面貌的生动图画。[19]张邦炜先生从婚姻的角度"家之婚姻由于谱系"到"不问阀阅"演变的角度，以为唐宋之际确实发生了一场具有划阶段意义的变革，除婚姻制度的变革是明证外，还可以举出若干。诸如科举方面的"取士不问家世"、教育方面的"广开来学之路" 、社交方面的"所交不限士庶" 、学术方面的从汉学到宋学、文学方面的从"雅"到"俗" 、书法方面的从碑书为主到帖书为主、绘画方面的从宗教画、政治画为主到山水画、花鸟画为主等等。这些极富于时代感的变化尽管形形色色、多种多样,但其基本精神竟如此惊人地相似和一致。他们通通是随着"田制"经济解体之后经济结构的变化、门阀政治崩溃之后等级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并且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谐地构成了一幅丰富多采的宋代社会生活画卷。所有这些,一概表明，宋代是一个与魏晋南北朝乃至唐代不尽相同的历史时期。同时他还认为这场变革的性质无疑属于封建社会内部的变革,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标志着宋代进入了中国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新阶段。[20]除以上的历史分期外， 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一文中指出："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21]钱穆先生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除蒙古满州异族入主，为特权阶级外，其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22]他在1942年出版的《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中，更是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先秦以上可说是第一期，秦汉、隋唐是第二期，以下宋、元、明、清四代，是第三期。"并称：第三期"可说是中国的近代史"[23]傅乐成在《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中论述了唐朝与宋朝学术文化的不同"大体说来，唐代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其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唐代文化，上承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化对唐代文化直接发生影响的重要因素，不外三端；即老庄思想、佛教、和胡人习俗。其中后两种因素自外族传入，而且是经历数百年的流播而形成的。唐代对这三种文化因素的承袭，也以后两种为主，在有唐三百年的大半时间中，它们是文化的主流，造成唐代文化的异彩特色。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学，从魏晋开始，即受这三种文化因素的压制，日渐衰微，在唐代大半时间的情形，仍是如此。直到唐代后期，儒学始开启复兴的机运，""在当时并没有多大作用。到宋，各派思想主流如佛、道、儒诸家，已趋融合，渐成一统之局，遂有民族本位文化的理学的产生，其文化精神及动态亦转趋单纯与收敛。南宋时，道统的思想既立，民族本位文化益形强固，其排拒外来文化的成见，也日益加深。宋代对外交通，甚为发达，但其各项学术，都不脱中国本位文化的范围；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几达停滞状态。这是中国本位文化建立后的最显著的现象，也是宋型文化与唐型文化最大的不同点"。[24]几位前贤虽然没有从历史分期的角度划分唐宋时代的社会变迁，但他们从不同角度敏锐的观察到唐宋之际显著的社会变化。二、日、美"唐宋变革"论的提出与发展如前揭，虽然20世纪初期中国历史教科书按西方历史分期法划分中国历史发展脉络，主要受日本桑原骘藏的影响，但是桑原骘藏对唐宋历史并没有给以特别的关注，或者说没有把唐宋之际发生的巨大变化作为中国历史划时代的重要性来看待。因而从历史分期的角度，日本的另外一位学者内藤虎次郎提出宋代是中国近世开端的假说，对20世纪国际宋史研究产生十分巨大的影响。内藤虎次郎，号湖南，1866-1934）。日本秋田县人，40岁以前从事新闻记者工作，1907年以后转任京都大学教授、学术带头人，是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的创始人。过去一般以为内滕湖南是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25]首次提出唐宋变革论；实际上根据内藤的长子内藤干吉的考证，内藤的唐宋变革和宋代近世说最早形诸文字是在1909年，见于内藤1909年讲授中国近世史的讲义的绪言:"近世史应从什么时代开始，当说是宋代以后。"[26]。其后在1914年出版的《支那论》、1920年讲授《中国近世史》的讲义、1922年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逐步系统阐述了他的宋代近世说。[27]内藤湖南认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他的这种新观点是建立在新的历史分期方法基础之上的。他说"由于过去的历史家大多以朝代区划时代，所以唐宋和元明清等都成为通用语，但从学术上来说这样的区划法有更改的必要。不过，为了便于讨论，在这里暂且按照普通的历史区划法，使用唐宋时代一词，尝试综合说明从中世转移到近世的变化情形"。内藤湖南先生所说的"从学术上"重新划分中国从中世转移到近世的变化，实际上即是受了欧洲人的传统分期法的影响，即所谓"西洋史上古，中古，近代的正统分期法，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产物"。而日本史学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一直墨守着"三分法"即分为"古代"、"中世"及"近世"（或称为"上古"、"中古"及"近代"）三段。内藤湖南对中国历史的时代划分是"上古（至后汉中叶）；中世（中古，从五胡十六国至唐中叶）；近世（前期：宋元；后期：明清）。内藤湖南认为唐宋变革或者说是从中世向近世的转移，应根据"贵族政治的衰颓和独裁的兴起"这一点，而从贵族政治进入君主独裁政治则是任何国家都能看到的自然顺序，是世界史的普遍现象。在中国唐宋时期"贵族的失势的结果，使君主的地位和人民较为接近，任何人要担任高职，亦不能靠世袭的特权，而是由天子的权力来决定和任命"，"君主在中世虽然居于代表贵族的位置，但到了近世贵族没落，君主再不是贵族团体的私有物，他直接而对臣民，是他们的公有物"，"与此同时，人民的地位亦有显著变化。中国本来不是以法治国，不承认人民的权力，但近世人民的地位和财产私有权，与贵族政治时代大异其趣。贵族时代，人民在整体贵族眼中视若奴隶，隋唐时代开始，人民从贵族手中得到解放"；"中国虽然完全不承认人民的参政权，但贵族阶级消灭后，君主和人民直接相对，亦是进入近世政治以后的事情"，具体的说"唐代租庸调制，意味着人民向政府纳地租，服力役和提供生产成果。唐代中叶开始，这个制度自然崩坏，改为两税制，人民从束缚在土地上的制度中得到自由解放"；"到了宋代经王安石的新法，人民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意义更加确实"，"另一方面，君主和人民中间等级的官吏亦改为选举"，"官吏从君主独裁时代的配合庶民方式变为容许机会均等"。朋党的性质亦有所改变"唐代朋党以贵族为主，专事权力斗争，宋代朋党则明显地反映了当时政治上的不同主义"；经济亦有显著变化，唐宋之交为实物经济之终结，货币经济之开始。"学术文艺的性质亦有明显变化，经学由重师法、疏不破注变为疑古，以已意解经；文学由注重形式的四六体演变为自由表现的散文体，诗、词、曲等亦都由注重形式转为自己发挥，总而言之，贵族式的文学一变而为庶民式的文学，音乐、艺术等亦莫不如此。[28]内藤湖南的关于宋代是中国历史近世开端的假说，经他的学生宫崎市定等人的发挥和展开，至第二次大战结束以后，中国近世说在国际唐宋史领域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是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可举出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至今仍然是考察这一时代的坐标轴。"[29]内藤湖南的学生和后继者在两个方面大大发展了他的假说。一是后继者们把他的假说概括为"唐宋变革"。"1945年以前，在这一阶段,内藤自己并没有直接归纳出"唐宋变革论"这个专门的术语。这一提法，实际是后来的研究者归纳的。也就是说,虽然内藤的时代分期说、他的一些论说中包含有"唐宋变革论"的内容，但是,这一专门的学术术语并不是他亲自提出的。池田诚发表了《关于唐宋变革的再检讨》[30]，这或是当时比较早归纳出"唐宋变革"这一术语的论文。" [31]"必须注意的是，通篇论文都没有'唐宋变革'一语，把它用来简称'中国历史从中古过渡为近世是发生在唐宋之交'的时代观，是后来的事。把这个时代观发扬光大，并正式接受'唐宋变革'之名作为京都学派的一个主要学说的，当推内藤的弟子宫崎市定（1901-1995）。内藤专攻的断代史其实是清代，宫崎才是宋代，'最早对于内藤湖南的历史分期并不相信，而是从数十年的研究中，达到了和内藤一样的见解，... 宋代是和唐代完全不同的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属于近世。'尽管两人的重点略有不同，内藤强调唐宋的分野，宫崎进一步阐释宋代所具备的'近世'特征。"[32]二是宫崎市定把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指向由内藤湖南偏重讨论其所处的中国现实社会状况的起始，转向侧重讨论按西方近代社会发展模式比附中国历史近代的起始。换句话说，内藤湖南虽然使用西方通行的分期方法划分中国历史，但他与当时"将所有的东西全都归结到西洋的'近代'这一单线的历史观相比，在本质上全然不同。""'近世'论的特征在于，并非只重视西洋'近世'，对日本、中国也设定了这一有着共通时代面貌的'近世'。"根据多位研究内藤湖南学者的观点可知，"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进行观察的方法才是内藤史学的活力所在"内藤的近世说不仅仅是就中国历史分期的学术问题展开讨论的，而是与他关注当时中国政治走向以及日本对华政策分不开。即为处在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政治走向开出的"贵族政治→君主独裁政治→共和政治的社会发展趋势"方案服务的。中国的辛亥革命不是从旧体制、落后社会到新体制、先进社会的转换，而是"可以追溯到从唐代中叶到五代、北宋亦即离现在约一千年前到八百年前之间，已逐渐形成了我们所说的近世纪。"如何保障这种缘于历史"早熟"必然出现的"共和制"呢？内藤提出"中日共存的方向：即以先进国家日本的经验输入激活中国社会，由此达到国家自立的进程。"[33]可见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不能简单的从学术层面来理解。对此，研究内藤湖南的专家钱婉约指出"这里提出两个问题，对于唐宋变革论。无论是宋代近世说还是文化中心移动说，都说明内藤学术的社会关注程度和现实干预感相当强烈。......进一步说，内滕湖南从事中国学研究的出发点及终极目标，始终在于对日本民族及日本文化之命运和前途的深切关怀，这是牵动他情感至深处的毕生理想。研究中国，喜爱中国文化，但这一切都是为了日本！因此，我们最终看到，这样一个理解并喜爱中国文化的人，却终于在日本国权扩张主义的时代思潮中，走上了在本质上背叛中国文化的道路。"宋代近世说"貌似一个赞美中国文化光辉灿烂、发达领先的历史理论，但它却是内滕湖南现实的中国观"国际共管说"的思想依据，是与一个明显具有殖民色彩的对华设想联系在一起。内滕湖南通过宋代近世说"向读者说明，中国文化在进入近代以后已是高度发达的文化，但是正是这个'早熟'的、高度发达的辉煌文明，导致了当前衰老的、政治经济困难重重，急待寻求出路的现实中国，对此内滕提出了所谓'国际共管'的理论。"[34]但不管怎样说，内藤湖南并没有完全把宋以后的中国"近世"视作与西方雷同的近世社会。而他的后继者们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内藤湖南"近世"说则如包弼德所说是"断言西方影响中国之前，中国就按照与西方相同的演进阶段在发展，而且这些演进阶段是普遍的。"宫崎市定在《东洋的近世 》[35]绪论中说："一般而言，欧洲的近世史是指文艺复兴以后；但试图否定东洋近代性的论者，却将近世特别严密界定于工业革命以后的欧洲、或资本主义隆盛时的欧洲。假如将公元一三〇〇年定为文艺复兴的开始，其后经二百余年，发生宗教改革运动，欧洲变得更加富有近世色彩。制纸、印刷业大盛，火药开始输入，航海术发达，国民主义勃兴，以法国为首的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成立。这期间的欧洲肯定不是中世而是近世。把这个时期的社会状态和宋、元、明、清比较，共同称为近世，我不以为是失诸比例。""欧洲以公元一七五〇年为中心，发生了工业革命，继而出现以一八〇〇年为中心的法国革命。从此，欧洲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一个到目前为止在所有地域的历史上均未见过的新时代。欧洲的近世清楚的跳过了文艺复兴阶段，飞跃至更高的一个层次。这个讯息的意义与其由欧洲的立场看，反不如由东洋的立场去观察更为清楚。东洋也有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但没有这两个革命。从这个立场来说，我主张把工业革命以后的欧洲作为最近世史，文艺复兴阶段则作为近世史，以资区别。由文艺复兴至工业革命只有四、五百年，西洋史家往往容易疏忽这个阶段历史的独自性。但欧洲以外的东洋诸国很早便到达了这个阶段，只是其后一千多年不停的苦于原地踏步，一直未能飞跃到下一个阶段。""我们在上面以西洋的文艺复兴探讨东洋的文艺复兴现象，认定宋代以后近世史的发展，现在已经到了以东洋近世史的发展去探讨西洋近世史的时候。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史一般习惯称为近世史，但若按我们的说法，工业革命以后的欧洲和以前的欧洲应有重要的区别。"接着宫崎市定从"世界和东洋交通的概观""中国近世的社会经济""中国近世的政治""东洋近世的国民主义""近世的文化""东洋的近世和西洋的近世"等六个方面全面继承和发展了内藤的宋代近世说。其中最重要的贡献有二项，一是通过对《九品官人法研究》为内藤湖南的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政治转变提供坚实的佐证："从三国到唐朝的中国社会，大体上可以称为贵族制度时代"，并认为隋唐的科举制度是从汉代的秀孝制度发展而来，"汉代的秀孝制度是随后兴起的贵族式选举的前奏。果然，九品官人法一出现，它就被吸收在内，与九品官人法一起做贵族式运作，有时甚至完全被忽视。南朝梁的秀孝制度已经脱离了贵族主义，并开始显现出与之对立的性格，在北朝就表现得越发显著，经过北朝到隋朝，随着科举制度的成立，它遂成为取代中正制度的制度出现。"[36]从而为君主独裁政治的转变奠定了基础。二是添加了社会经济方面诸特征的内容。这是因为二战以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日本史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正在于强调经济发展模式是区分社会形态或者是历史分期的基础。宫崎市定也确实在"中国近世的社会经济"着力描述了宋代社会经济发展所展现诸项近世特征："总而言之，由隋炀帝开始的大运河，一出现便带有振兴中国内陆交通机能的使命。不过，后来世界的交通渐渐由内陆时代进展至海洋时代。天津、上海、广东（当作广州--译者）等海港因外国贸易变得繁荣，中国的人口和财力亦集中于沿海地区。天津和上海或许不能说是纯海港，但如果从船舶的出入要利用潮汐涨退一点来说，也带有海港的性质。""从经济上纵观中国的历史，由古代至中世是内陆地区中心的时代，而由宋以后至近世变为运河地带中心的时代，再降至晚晴开始，则是海岸中心的时代。这个海岸中心现象由于是欧洲影响下发生的新事态，所以或当视为最近世史发展的开始。""大运河的机能是交通运输，所谓运河时代就是商业时代。事实上由中世进入近世后，中国的商业发展得面目一新。""到了这时，都市内官设的市场已经失去意义，都市几乎全区商业化。这就是商业兴旺随之而来的必然结果，官厅住宅群的中世都市到了这时变为近世的商业交通都市。这个变化，始于唐末，经过五代，到宋初完成。""在制陶过程中，由采土开始，簸土、造形、赋彩、上釉、以至烧成，各有专门的职工分担每一道工序。这已经脱离家庭工业的阶段，属于甚至可称为近世资本主义的大企业。""在这种商业达至极其隆盛的社会情势下，政府的财政政策亦不得不由中世的政策变为近世的政策。""租庸调法变为两税，承认人民的土地私有，租税也不单以农地作为赋课对象，而是凡是资产皆课。""宋代的财政分为向土地课两税和对商品的课利。两税征榖粟绢布，课利征铜钱。所谓课利，除了盐利以外，尚包括酒、矾、茶、香孳等专卖所得的利益，及向其他一般商品所课的商税（通过税与所得税）。课利虽然最终是消费税，负担及于包括农民在内的所有消费者，也就是全国人民，但直接把这个税纳给政府的却是商人。由于两税和课利在国家的收入上不相伯仲，商人的集税能力纵或是在特别的保护下，仍然与州县官相等。从这点来看，也可见宋以后的中国社会实拥有不能简单视为农业国的特质。农民在数目上无疑占压倒的多数，但资本却集中在工商阶级的手中。从这一点来说，宋代也有非常近世的性质。"宫崎市定在另一篇重要论文《从部曲走向佃户》[37]中又从贵族社会瓦解后社会阶层变动的角度进一步丰富了宋代近世说，他的新贡献主要表现在四点，（1）贵族所有庄园的农奴部分被解放，以自由平等为原则的新社会的出现。（2）过去门阀贵族独占的政治特权不被承认，官吏地位的取得以科举制向万民开放。（3）由于贵族制被打倒而发生了新的资本主义潮流，财阀、地主阶级取代旧贵族，因而产生了教育权、参政权被他们独占的倾向。（4）既然佃户变成了独立的自由民，佃户在完成地租契约义务后有转移的自由，就不受地主的人格束缚。地主利用佃户的弱点进行残酷压榨，这并非法制上的权利，而是资本主义的淫威。所以他否定了土地束缚，地主的恣意压榨和佃户身份的隶属性等事实。同时他认为，宋代以后确定了个人对土地的所有权，土地买卖即是出让具有决定性的所有权，这是尊重契约的表现。以上这些便是近世社会发展的特征。[38]经过宫崎市定的发展，唐宋之间发生的诸多社会变化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它不再仅仅是晚清中国社会制度、风俗、思想形成的源头，而是开启近代社会的大变革。遂成为"今天日本学界的定论，而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唐宋变革"论："即从唐朝衰亡期经五代至宋朝建立之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性质变化的观点。"[39]"根据宫崎市定的考察，在把中国宋元时代认作近世社会的场合，中国近世社会被认为与西亚、南亚或者欧洲近世社会共同的时代特征；简而言之，即可以说是由农村时代向城市时代推进的社会构造的变化，和由宗教时代向学问时代演变的文化形态的变化。""如果从中国史的立场来定位宋元时代史的话，首先即可定义，这是从五代分裂时代经过宋朝的中国本土农耕地带的统一，以达到包括游牧狩猎地带在内的，由元朝完成的大统一的时期。如果重述一遍，这一时期是宫崎市定主张的，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伊斯兰教期的西亚平行的中国的近世社会形成期"。[40]"八世纪中叶到一四世纪中叶，以王朝来说，自唐朝中期到元朝的灭亡，大约只有六00年的时间。但其间中国的政治形态、社会经济结构以及文化的性格等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化。尤其在八世纪到十一世纪之间的时代有显著的变革，因此这个时期被称作唐宋变革期，受到研究者的关心。"[41]三、对唐宋变革论（宋代近世说）的质疑和修正1、日本学者的宋代中世说与祖述内藤湖南学说的京都学派观点不同的是，二战以后日本"历史学研究会"主张唐宋变革是延续古代社会的唐代向宋代中世封建社会的转化。据谷川道雄先生介绍"战后，由于思想上的自由，马克思主义又重新脱颖而出。1946年，马克思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的历史学家们重建了历史学研究会。历史学研究会是战前设在东京的学会。当时虽然各个大学都有与历史有关的学会，但是年轻的研究者们不能满足于那种类似讲坛上课的活动，他们越过学校，也越过日本史、东洋史、西洋史之别而走到一起，成立了上述研究会。那时发行的杂志虽然名为《历史学研究》，但对社会史、民众史也显示出了极大关心。""新生的历史学研究会急速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主张中国历史是生产形态的发展史。站在这一立场上，他们围绕着奴隶制、封建农奴制、近代资本制的社会结构分别相当于中国的哪个时代这一问题而展开了讨论。""历史学研究会所要批判的正是湖南的这一时代区分论。不过那时湖南早已去世，他的理论在其学生那里得到了继承，因此批判的矛头就指向了这些学生。前田直典的《在东亚的古代终结》（1948）是这类批判的先锋。前田把内藤湖南的学生宫崎市定、宇都宫清吉称为京都学派，对他们的六朝隋唐中世论进行了如下批判。首先，六朝时代大土地经营的主要耕作者为奴隶，而唐代以后的大土地所有制使用的主要是小作人。其次，由于均田农民以徭役为首的租赋过重，所以可以将其等同于奴隶。基于这种观点，前田认为应该把到唐末为止划为古代，宋代以后划为中世。以前田的论文为基础，形成了历史学研究会（也称历研派）的时代区分论，其特点是，对内藤湖南所倡导的唐宋变革给予承认，但却把它理解为是从古代奴隶制向中世封建农奴制过渡的变革。前田论文在实证方面还有一些不足之处，但其理论在以后却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其中之一为西岛定生的理论。西岛把秦汉时代划为奴隶制的时代，并认为这一时代一直延续到六朝隋唐。"[42]这一说其后为仁井田陞、石母田正、池田诚、堀敏一、柳田节子、渡辺信一郎等学者所承袭。概括地讲宋代中世说的核心观点是：1、中唐以前的大土地所有为古罗马的奴隶制大土地所有制，中唐以后形成的庄园制是隶属性的佃户制，亦即中国的地主由于生产手段的贷给是通过债务关系，佃户置于家长制的严格统治之下，因此随着地主寄生性的加强，佃户的奴隶性质也很顽强，即是所谓古罗马的无迁居自由的耕佃制关系。2、中国中世纪封建制为农奴制，把农奴制作为地主佃户关系，确定唐宋变革为从唐代奴隶社会（奴婢作为直接生产者的，豪门大族的大土地所有）转变为宋代农奴制社会（佃户作为直接生产者的新官僚阶层的大土地所有）。3、宋代地主制是封建制，即自给自足经济、拥有土地以外的生产工具而独立经营以及经济外强制的存在，因此，宋代仍为封建社会，唐宋变革是封建制的再组成，4、唐中叶以后，两税法是把实现了事实上的私人土地所有，通过把主客户、五等户放在政治性的臣属关系之中征收地租的体制。宋代负担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核心地位的农民是中户中产阶层。他们作为典型，编成的主户阶层被理解为典型的国家农奴，故唐宋变革是从国家奴隶制向国家农奴制的转变。宋代中世说虽然论证互有差异，但在两点上是相通的：1唐末是"古代"（奴隶社会）的终结。2、从宋代开始进入封建制（农奴制）。[43]2、国内唐史学者的回应国内唐史研究者的回应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唐朝士族门阀是否仍占统治地位？隋唐、尤其是唐前期，是否仍是贵族政治？二是唐宋间农民人身自由问题是否发生重大变化？部曲制到佃户制的转型发生于何时？日本学者沿袭内藤湖南之说，习称贵族，谷川道雄曾解释，他们这里所说的贵族，就是中国学者所说的门阀士族。国内学者八十年代以前两种观点，少数主张士族在唐代始终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隋唐之际的政权是士族政权。多数学者认为从南北朝后期以来，旧门阀的衰弱是一种历史倾向，尽管有的已经衰弱，有的正在衰弱。 "魏晋以来的大族豪强地主，由于日益腐朽和农民斗争的打击，已趋衰弱。""门阀士族在隋唐之际衰落。""从南朝开始，士族地主势力已逐渐衰落。唐代士族与魏晋南北朝的士族有根本的区别。"八十年代以后，形成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唐代士族仍有很强的势力。第二种观点唐代士族在政治、经济方面势力已经衰微，但其影响在社会方面或意识形态方面仍有威力；第三种观点认为，唐代士庶已经合流，不存在魏晋南北朝那样的士族地主，只存在具有士族血统的人。第四种观点反对用"士族"与"庶族"来划分唐代地主阶级。[44]对于唐宋变革的时间、阶级关系变动质疑最具代表性的论文可推张泽咸《"唐宋变革论"若干问题的质疑》："'唐宋变革论'者主张唐宋之际的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就阶级关系的变动而言，诸家意见各不相同，大致似可归纳为以下三类：一、唐代门阀士族地主仍占统治地位，推行部曲佃客生产制，唐宋之际，衍变为官户统治和客户佃农生产制。二、唐代是中世封建社会，佃户被束缚在土地上，是典型的农奴，宋代开始'近世'，佃户与地主是平等的经济关系。三、汉唐间是奴隶生产制，宋代开始确立中世庄园农奴制。由此可见，唐宋变革论的观点涉及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说唐代是古代奴隶制一条，本文略而不论。""总之，唐、宋变革论者认为唐、宋之际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内部发生了巨大变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观点，在我看来，还不如唐中叶变革说有力，因为旧门阀士族地主的退出历史舞台，衣冠户的登场，体现了地主阶级上层的重大变化，至于地主阶级中数量最多的庶民地主在均田制崩坏以后，人数已显著增多，在唐、宋之际并没有发生重大的变更。农民阶级方面，广大民众贫困破产。日趋沦落为佃食客户，也是肇始于唐代中叶。手工业者的服役。也是由唐初的番役制逐渐衍变为中唐以后日趋广泛的纳资代役及和雇制（同时也有现役制并存）。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奴婢，同样是在中唐时开始出现了雇佣现象。往后的历史发展，北宋时，官户取代衣冠户，佃农客户广泛取代了唐代土客对称的客户。北宋中叶以后，农业与手工业中的雇佣现象更为广泛。这些当然也是变化，但唐、宋之际并不是阶级关系的巨大变动时期。阶级关系而外，诸如府兵制和均田制的破坏，租庸调制衍变为两税法，募兵制的全面确立，官制中使职差遣的盛行，科举制逐渐成为人仕主要途径，如此等等，其重大变革都发生于唐代中叶。唐、宋之际虽然继续出现一些新的变化，但其性质也都不如中唐变革那么深刻而有重大意义。"[45]3、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端吗？对于日本学界宋代是中国近世开端观点较早提出质疑和商榷意见的是美籍华人学者刘子健先生。1963年全汉升先生邀请台、港和海外八位学者在台湾宋史座谈会上讨论宋代的经济地位，刘子健先生指出："宋代的中国已经不是中古，因为它已超过了欧洲中古的发展。那末它是不是已经变成一个近代的社会呢？说宋代的中国还属于中古时期，这是不正确的。普通因为贸然借用了西洋史的分期，不仔细去分析实际的史实，才发生这种不正确的毛病。相反的。内滕虎次郎和其他许多学者主张说，从宋代开始，中国已经步入近代时期了。证据不少：例如商业的发达，阶级区分远不像唐代以前那样严格，那样硬性，阶级之间的流动性比较大，世族没落，平民式的家族抬头，因印刷术发达而知识流于四方，讲唱文学，通俗戏曲和小说，都应运而兴，等等方面，都和近代社会相像或接近。这些说法是比较正确的，如果我们用'近代'这名词来别于中古，但不包括'工业革命'，而用'现代'这名词来指工业革命以后的工业化社会。可是我觉得这说法这一类分期法，还是不太清楚。这是机械的借用或沿用西洋史的分期，上古、中古、近代、现代。这是机械的在时间上切成段落。而并不能够画龙点睛的，直接了当的指出每一个段落的主要特色。所以还应当另辟途径来讨论。""英国经济史家R.H. Tawney说：宋代以后的中国，不是中古式，而是新传统式的启发。这话启发我这样一个建议。从宋代起，中国走入了新传统时期。中国历史的浩劫延续性，是世界史上所没有的。所以要用"传统"这两个字。但是"新传统"怎样讲呢？这名词可以有四层意义。（甲）旧传统有改变，但一般说来，还很强。（乙）从旧传统之中推演出新生的改变。（丙）这新旧交织的文化自己又成了一个传统，一直到二十世纪都还存在。（丁）这新传统主义，用英文来说，Neo-tradionalism，它本身也不是硬化的，死板的而是继续沿着这新旧交织的方式与途径在渐渐改变。另一方面它也是拒绝和反对突变，急遽的变，极端的变，和希望根本推翻传统的变。此外，在人类整个历史上，它的意义是远超欧洲中古，达到农业社会的最高峰。可是因为许多原因，这最高峰的光荣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它本身不但自己不能发展成为一个工业社会，而且在不得不走向工业化的时代，一定会遭逢到比其他社会更艰巨、更复杂，和需要更长时期才能解决的痛苦。"[46]近年随着世纪之交"唐宋变革"的讨论在大陆唐宋史学界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葛兆光说：与宋学概念紧密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宋代近世说"与"唐宋变革论"。现在学术界已经普遍以"宋代近世说"或"唐宋变革论"为基础讨论宋代问题，我觉得如果能够明确内滕湖南当时提出"宋代近世说"的来源与背景，对我们把握宋学的概念是很有帮助的。据我了解，"宋代近世说"来源有三方面。首先，内滕湖南的近世概念受到了同时代的日本近世史研究、尤其是内田银藏和原胜郎的影响，而日本史学界提出的"近世"概念，又取自欧洲历史学。其次，明清之际三大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都曾明确提出了宋代的问题和意义，包括封建与郡县、中央与地方、君主与宰相，等等，他们的论述也影响了内滕湖南。再次，"近世说"的提法，与内滕湖南对当时中国的态度关系很大，内滕湖南的《支那论》与当时对熊希龄内阁的期待关系很大。从这三个来源我们可以看到，内滕的"近世"（Kinsei)概念，背后是欧洲以民族国家形成为标志，结束了中世纪（medieval）的"近代"（Modern Are）,又有日本自己的历史标尺，还有对现实中国的政治思考，那么在中国史中用这个概念去分期是否妥当？譬如，我们要问一下，宋代中国有没有发生类似欧洲民族国家成熟这样的转型？如果一定要用"近世"来理解中国史，那么，到底是在一般意义上来使用呢，还是作为特例处理？[47]勿庸讳言，唐宋变革论是按西方分期法划分中国历史，又按西方的话语来诠释中国历史的文献资料，把中国的发展列入西方文明发展的大链条中，以为西方的近代化是人类世界共同的发展道路。必须指出，当西方近代化成功并成为人类发展的主导模式以后，世界各国因模仿学习或被迫而走上西方式近代化道路，与在西方近代化之前世界各国各自走自己的发展道路是不能混淆的。也就是说世界文明史的发展是多元的，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文明和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文明，在西方文明确立霸权地位的300年前都是按照自己的不同发展道路发展着。所谓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或宋朝近世化都是按西方模式来诠释中国历史。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一生致力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著作等身。他对1840年以后的中国近代化的三点认识对于我们反思唐宋变革论的近世说也许会有所帮助。一、他把中国近代看做是中国从传统走向近代化的过程；自欧人东渐，中国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技术改变，及其伴随而来的制度、社会与思想的变迁，费氏称此大变化为"近代化"；二、他把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主要看成是对西方刺激的反应，因为此一过程即因西方的刺激而引起，以后中国并观察、学习了西方的经验，因而中国的近代化乃不同于西方；三、他认为影响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因素是中国传统社会，次要因素为帝国主义；如比较中、日近代史，两国最初虽都受外力侵略，然日本反应快而致强，中国反应慢而变弱，因此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因素（如文化的自傲、人口的剧增、蛮人的统治）的重要性。[48]综合费正清的三点认识，不难看出他实际上是说明中国走上西方式的近代化道路是在1840年以后受西方经济文化冲击下才开始的，而且中国近代化因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仍保留者十分鲜明的中国特色--并不因日本、欧美的侵略而改变。再把费正清的三点认识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变化对照，也还有几许仿佛，现今的西方仍然感到中国与他们格格不入。所以不能简单的将历史悠久的中国文明比附在西方文明卵翼之下。4、欧美"唐宋变革"论的新阐释英美学者对于日本唐宋变革论的认识不尽相同。英国学者崔瑞德（Denis Twitehett）说："内滕只是很笼统地阐述了他的理论，他原来不使搞学术的历史学家，而是一位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和时事评论员。另外，他写作时近代西方科学才刚刚开始应用于中国的过去。他的观点已被后来的学者作了许多修正和提高。我们现在对唐代社会的组成和对政治、制度变化的确切性质方面的了解，远比他的时代详细。我们知道'贵族'是一个比内藤想象的复杂得多的社会阶层，他简略地谈到的各种变化是逐步实现的，它们的最后结果要到十一世纪才变得明显起来。但是，内藤勾划的总的轮廓，虽然主要凭直觉了解，对近代研究的发展来说却仍然是站得住脚的一家之言。"[49]美国学界起初也受日本学者唐宋变革观的影响，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的宋史学者研究的重点转向士大夫和学术文化思想，受当时西方流行的社会学中精英与分层理论的影他们以唐宋时代士人的变化为切入点，重新思考唐宋变革，进而否定日本学者的唐宋变革观，包弼德（Peter K. Bol）认为，"应当对内藤说的传统理解进行更新，即认同内藤的时代分期，但要抛弃内藤说以宋代与西方近世相比拟，以欧美式近代为趋归的目的论""在社会史方面，我们现在可以把唐宋的社会转型定义为士或士大夫(他们是政治和文化精英)之身份的重新界定，以及他们逐渐变为'地方精英'的过程，以此来取代以往把这一转型定义为门阀制的终结和'平民'的兴起。" 而这种大的时代变化发生在北南宋之际。[50]包弼德指出有关唐宋转型的传统阐释，其问题是，在某些方面它是错误的，或者是误导的，因此它会阻碍人们理解宋代对于中国史的历史重要性。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研究"中叶史"(middle-period)的史学家的著作，总起来提出了一个新的阐释。在社会史方面，我们现在可以把唐宋的社会转型定义为士或士大夫(他们是政治和文化精英)之身份的重新界定，以及他们逐渐变为"地方精英"的过程，以此来取代以往把这一转型定义为门阀制的终结和"平民"的兴起。[51]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转型》第二章《士的转型》"作为一个描述社会成分的术语""士"在唐代的多数时间里可以被译为"世家大族"，在北宋可以译为"文官家族"，在南宋时期可以译为"地方精英"。[52]士的转型&nbsp;朝代唐代北宋南宋精英的身份属性门阀（出身）学者-官员（政事）文人（文化）社会成分世家大族文官家族地方精英&nbsp;根据罗祎楠的研究， 美国学者对唐宋变革观的修正有两个来源：其一， 美国学者之所以要证明宋代官僚贵族阶层的流动性恐怕是和西方有关精英论研究的背景有关。西方对所谓精英（elite）的社会学研究是19世纪末伴随着社会分层理论的产生而发展起来的。其产生之初的代表人物是意大利社会学家帕雷托（Vilfredo Pareto），在帕雷托及其后来的社会学家所构造的社会模型中，一般的社会群体可分为两个主要集团，一是精英集团，一是普通大众集团。精英集团最重要的特点是需要不断设法吸平民阶层中的卓越人才，而精英阶层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很大流动性的阶层。这就是所谓"精英循环"理论模式。[53]实际上，柯睿格在研究中国宋代的官僚贵族问题时，是在以西方社会学中的精英这一理论模型进行诠释的。在尽管我们并没有在柯睿格的论著中找到精英（elite）与精英循环这样的提法，但可以看出，美国学者从他们开始就关注宋代科举造成的社会流动性问题，这应当是受到了西方社会学中的精英与社会分层理论的影响。柯睿格的研究直接启示了他后来的学者赫若贝（Robert M. Hartwell）。赫若贝改变了他只把注意力集中到父系直系上的狭隘，而充分考虑了婚姻关系以及世族甚至兄弟姐妹和叔伯等重要因素对于官僚贵族地位的影响。由此论证出在北宋的大部分时间内财政机构甚至整个政府是被所谓的"职业精英"阶层控制着的。这一阶层凭借最适当的利用科举与荫补，凭借婚姻关系以及凭借可以控制官僚升迁的党派关系关系来维持其地位。这一观点也成为他后来提出的一个完整的唐宋变革模式的一部分。这就是郝若贝唐宋变革问题讨论模式的来源之一。[54]1982年郝若贝发表《750-1550年中国的人口、政治、社会转型》一文，可以说是美国唐宋变革论的奠基之作。郝若贝的文章指出，在750-1550年间，中国的人口、政治、社会面貌发生了绝大变化。在这一时段的前五百年内，亦即晚唐五代和北宋时期，人口和农业的变动显著，乃至被有的学者形容为一次经济上的革命。 "在区域发展的四个不同的阶段--开拓期、快速发展期、系统性衰落期和平衡期，不同的人口绝对和相对密度，以及这些密度升降的不同速度，与该地区内的公共行政、经济专门化、地方社会结构等性质密切相关。从750年到1550年，中国各大区域之间相对地位的主要变化应该归因于灾难（瘟疫、唐末动乱、1194年黄河改道引发的洪灾、蒙古的入侵等），政治决策（如定都在洛阳、长安、开封、杭州、南京或者北京），运输和联络方式的改进（大运河的开通）以及农业新技术的引进（唐末宋初的新稻种，12、13世纪南方低地沼泽的广泛开垦圩田）。区域相对优势的变化和整体上财富及人口的增长，不仅导致了区域内发展进程的变化，而且对全国范围内的政治社会结构也产生了综合性影响。帝国内部人口稠密地区的增多]引发了行政上的困难，从而导致中央职权的地方化，具体表现在省的出现和县独立性的增强。与此同时，中央政府的官僚化进程却趋于停滞，如果不是倒退的话。这些政治经济面貌的变迁还致使一个过去垄断着国家高级职位的半世袭性职业官僚缙绅的消亡，及其在宋代被多种多样的地方缙绅家族所取代。""从中唐到晚明，在构成中华帝国社会的各地区和人类生活的各方面，历史发展以不同的方向、不同的速度进行着。伴随着一个地区人口增长的，是另一个地区的人口衰减；许多地区人们生活发生了飞速变化，而在其他地区人们的生活可能几个世纪都大致维持原样。有些地方经济增长了，但社会结构仍然保持着相对的稳定；也有的地方，物质发展放慢了，而政府机构和社会结构的主要变化却完成了。这些变化之间的累积性影响和连续的相互作用导致了社会几乎所有方面的根本性变化，也塑造了随后晚期中华帝国的特质。"[55]第二个来源是1974年,刘子健出版了他的最为著名的《中国转向内在》一书。该书集中讨论了南北宋之间的转型。他从文学，经学，政治团体等领域进行研究，从而提出了中国在南宋开始逐步转向内在。士大夫对自身的关注成为主题。这一研究奠定了美国讨论唐宋变革问题的基本领域在研究社会，思想等方面，而这些研究都是围绕士人群体进行的。此外，他第一次将南宋与北宋作为两个时期进行研究。认为唐宋变革的划分线在南北宋之间。这一转变的原因，在于他的观念和日本学者的根本不同，他认为不应当将宋代作为"近代初期"，因为近代后期并没有出现。而相反，他更认为，应当将宋代作为中国官僚社会最为发达的时代。这奠定了后来的Hartwell唐宋变革理论模式中的唐--北宋--南宋的时段划分格局。[56]韩明士（Robert P. Hymes）《政治家与绅士：两宋江西抚州的精英》在绪论中开宗明义，表明他的研究是对郝若贝（Hartwell）关于中国帝制中后期社会转轨理论的一个实证与深化。共分8章讨论科举与士的起家、婚姻模式的变化、精英们的家族策略开始从全国转向地方，地方防务、社会救济以及宗教生活等事例说明精英地方化，地方政府职能的权威的衰落等。最后总结其主题是精英的延续性问题，地方性对精英生活越来越大的重要性以及他们对此的自我意识，以及精英与国家的分离。他说："地方性被认为是南宋的新特征。精英们将他们的关注点从此前的全国权力中心以及追求高官位置，转向了巩固他们的地方基地，一个精英的'地方主义'在社会观念领域也开始显现。"该书出版后在美国得到好评，倍受赞赏。而且成为美国学者"一致的看法"。[57]尽管欧美学者对日本唐宋变革论有不尽相同的认识，但是"对于中国古代史许多问题持不同见解的西方学者们在一个问题上比较一致即公认自晚唐至宋末，中国农业生产达到较高水平，城市革命相继发生于北宋的洛阳、开封和南宋长江三角洲一带，南宋时期上层阶级的中国人大概享有当时全球范围最高水平的生活。宋代成为西方学者关注的中心，还由于印刷术的传播使宋代农村社会的详细情况和数字资料大大多于以往的朝代，可以对宋进行以前的朝代不可能做的分析研究。中国的农业和整个社会经济在宋朝的显著发展使英国的伊懋可(Mark Elvin)和美国的郝若贝称宋代为经济革命时期，法国学者白乐日和中国学者束世澂则把宋代视为资本主义早期。伊懋可的代表作《中国历史的模式》(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详细研究了13世纪中国农业达到的水平，包括工具、肥料、农作物的品种及引进和改良、灌溉体系、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等。伊懋可认为宋代中国已经发生了农业革命，南方成为全国的粮仓，大运河犹如一道商业通道，中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农业生产率，并由此在交通运输、金融、信贷、城市化与市场系统各个领域都出现了革命性变革。伊懋可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具两个特点：第一，改变了因袭几十年的侧重研究土地制度与生产关系的倾向，直接研究生产力水平，展示中国历史动态的发展；第二，作为欧洲学者仍不可避免地把中国与欧洲进行比较。他认为中国在地主庄园里发展起来的先进的农业生产与欧洲早期罗马帝国和中世纪拜占庭帝国封邑内的农业发展模式比较接近，在8至12世纪达到最高水平，移民、自耕农和总人口的增多、依附农的减少提高了生产力水平，但是由于技术相对滞后，到一定阶段，劳动力投人多，但收获却不能成比例地上升，以致收获物只够劳动人口食用，庄园被迫分割为小块，出租给无地农民，抱残守缺，无力进行规模经营，到14世纪时，经济陷入一种高水平的平衡圈，几乎无法通过内部力量产生变化。伊懋可认为西方国家的贡献在于19世纪中期迫使中国向世界市场开放，从而使中国经济有可能沿着几个世纪前已中止的道路发展下去。"[58]世纪之交美国学者的唐宋变革说成为国内宋史界青年学者热捧的对象。以从士大夫身份地位的重新定义出发来看待当时社会变革的观点，为多篇博士学位论文所征引。由此从以士人为中心的精英阶层，探讨宋代国家与社会之间地方秩序的控制和变动成为青年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但是近几年美国学者的观点受到学界的批评，余英时先生在讲述写作《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的动机之一，即是为了从正面回应美国学者的观点，"近年美国研究宋史的学人曾提出一种见解，即南北宋之际中国史上发生了划时代的大变化，其中主要论据之一便是士大夫阶层心态的转变，从关心全国性事务和朝廷中央的政策，转为关心所居州县的地方利益""由于作者的观点在美国宋史研究的小圈子中逐渐受到重视。我才特别提出'后王安石时代'这个概念，旨在说明：两宋士大夫的政治文化虽略有变异，但王安石时代重建秩序的精神在南宋已由理学家集体承担了下来。"[59]台湾学者黄宽重也指出"如果从更宽广的视角以及地方社会长期演变，来观察江南士族的发展，可以发现南北宋之间有很强的延续性。显示宋代的士人或家族，不管以什么方式结盟，他们关怀的目标是朝政，抱负的展现也在外族。然而，一旦因政治环境转变，这些政治人物在中央的发展受挫，或届年退休时，回到家乡，成为地方耆老。他们与地方士人结合，以文会友结成社团，郊游玩赏，既排遣岁月，也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60]包伟民在《精英们"地方化"了吗？--试论韩明士，〈政治家与绅士〉与"地方史"研究方法》的书评中论道："说到最后，南宋的精英们究竟有没有'地方化'呢？坦率地讲，尽管到宋代儒学开始呈现'为己之学'的新特征，但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特征并未变化，所以要 '居庙堂之髙，则忧其民；处江湖之逺，则忧其君。'（范文正集巻七宋范仲淹撰记）参与国家政治，应举出仕，正是精英们主要人身价值之所体现。如果以为以儒生为主题的中国传统社会精英阶层可能与国家'分道扬镳'，转向'地方化'，实在是本人所难以想象的。"[61]台湾学者柳立言引述学界的讨论指出"另一个方法，是把研究向上延伸，将唐宋与汉魏晋南北朝比较，一方面突显唐宋变革的特点，另方面可能发现有不少的连续。例如风靡一时由Robert Hartwell启发并由Robert Hymes发扬光大的'南宋精英地方化'的说法，就可以找到从汉末开始的源流。刘增贵指出，汉代的豪族（旧豪强和新官吏的宗族组织）把持地方，后来受到中央的打击与妥协，部分成功转型为注重儒术（以经学取官）与教化的士族，'常出现一个豪族不但是世学之家，也是官吏、地主兼商人。'他们在地方上协助政府推动政令、建设地方，开启了'官绅合治'的模式，一直延续到清末，部分解释了为何地方官员人数不多，经费有限，却仍然能够管理愈来愈多的人口，和从事地方建设，因为官员始终可以依靠地方士绅的合作。刘增贵又看到后汉'清议'内容的窄化，指出'汉末的变乱使大群体意识逐渐消失，魏晋以下，士人退缩于地域与家族观念之中。'故此，所谓南宋精英的地方化，有一部分实在是中国历史上士人徘徊于仕进与退隐之间的传统，也可说是对个人和家族都较为有利的选择，恐怕是历朝常有，并非南宋独有的现象。另一部分则可能是宋代较新颖的，就是当统治阶级是较为封闭时，社会资源（如商业财富、婚姻关系和教育知识等）不易转化为政治资本，所以晚唐出现'陪门财'，庶族以'物质财'（经济资源）交换士族的「地位财」（门户名望），但入宋以后，统治阶级因科举取仕而开放，社会资源很易转化为政治资本，甚至决定了后者的多寡。清代的沈垚说：'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所以，精英在地方厚植根基，无宁就是争取社会资源来获得政治资本。科举制度对各种资源竞争和分配的影响，不容少覷。"[62]四、日本"唐宋变革"论对国内宋史研究的影响1、改革开放前"唐宋变革"论对国内宋史研究之影响日本学界提出的唐宋变革论大致从二战以后对国际宋史研究产生非常巨大的影响。[63]然而，这个关于中国历史研究的"假说"，从其问世直到改革开放前，却在中国遭到冷遇，竟很少有人过问，对中国的唐宋史研究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64]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唐宋变革"一说向来不被我国老一辈历史学家认同。长期以来，中国历史学界的确很少有人谈论"唐宋变革"，但这并不说明老一辈历史学家不了解内藤虎次郎其人及其学说。但是后来的事实，却是包括陈（寅恪）先生在内的中国学者长期对"唐宋变革"论保持沉默。所以如此，完全是因为经过长期探索之后，他们已经形成了关于唐宋历史的更精确、更完备的论点，即唐中叶变革说。[65]这种解释有一定道理，但恐怕还有更多的原因。首先，内藤湖南的中国近世说，虽然提出甚早，但如前所示对国际学术界（包括日本）产生重大影响是在他的弟子宫崎市定等人从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展开全面论证之后。"内藤说之受到重视，尚有待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形势的配合。"[66]其次，20世纪前半叶的宋史研究在中国古代断代史研究中是起步较晚的，当时中国正处在积弱受侮之际，史学界学者大都把关注点投向能使民族引以自豪的汉唐盛世，和新发现的考古文物资料上。翻检20世纪前半叶的宋史研究论著，不论是数量还是涉及的讨论问题都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有限的讨论又多集中在以抗侮图强的史实上，因而王安石变法、岳飞抗金、宋与辽夏金和战等成为讨论的重点，在20世纪宋史研究开创者的论著中几乎不涉及分期问题。换言之，中国学者从现实问题考察宋代历史史实是着眼于民族救亡，邓广铭先生说："把两宋政权从其邻邦那里所受到的政治和军事的欺压，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华民族从东西方诸列强所蒙受的日益加剧的政治欺压和军事侵略相比拟，在今天看来，尽管是不够恰当的，但在当时，人们却大都是如此看待的。"[67]而内藤湖南从现实问题的考察而提出中国近世说，与其为日本军国主义涂脂抹粉，有助于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辩解有着很深的内在联系。[68]由此可见，两国研究宋史的出发点和着眼点迥异，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所以中国的宋史论者自然不会对中国近世说感兴趣。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唐宋变革论未能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其原因很简单，即在长时间内中国处在与西方冷战，意识形态严重对立的国际大背景下，当时连外交关系都没有建立，更遑论进行正常的学术交流。所以唐宋变革论没有得到国内学者的回应，乃是人为的政治对立之使然。另外，有学者总结20世纪唐代经济史研究发展历程时说得好："20世纪的唐代经济史研究，先由社会史论战引出唐朝社会性质的讨论；再由唯物史观的初学引出封建土地制度的讨论；再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引出唐代社会经济形态的整合研究，这一历程也大致反映了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一般特点。"[69]20世纪宋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亦可作如是观。这也是唐宋变革说没有得到国内宋史研究者回应的一个重要原因。2、改革开放后至世纪末唐宋变革论对国内宋史研究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与日本、美国关系的正常化，学术交流逐步步入正轨，唐宋变革论也开始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但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对国内宋史研究影响依然很有限，[70]为什么和者寡呢？这与八九十年代国内宋史学者还主要受五六十年代形成的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的影响分不开，如关履权认为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的宋代近世说，钱穆先生提出的宋代开始了平民社会和巴拉兹（即白乐日）声言要研究宋代比西方更早地成为"现代的拂晓时辰"等都是"对宋代的历史地位估计过高。""宋代仍然属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71]王曾瑜先生认为"自秦汉至明清，社会也有不少变动，例如自唐迄宋，日本学者称之为唐宋变革期，他们围绕这个命题，提出各种不同的见解。的确，人们可对比唐宋时代，从阶级状况，到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文化等，列举出不少变化的史实。然而若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则至多只能算是一个小变革期。"[72]先师漆侠先生说"最先提出唐宋之际社会变革的是日本内藤湖南先生的宋代近世说。是说曾风靡一时，可是近世说的涵义是什么，却说不清楚。欧洲诸国自产业革命后社会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而自中世纪走上近代，有了近世说。如果同欧洲近代情况进行比较研究，宋代与之差距甚大，很难具有近世的涵义。"因此"认为这个时期的变革是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内部的推移演化"，具体地说"它是从唐代农奴制向宋代封建租佃制转化的全局性的重大问题。"[73]基于这样的认识，自然唐宋变革论不会受到重视。即使是隋唐史研究者在回应、反驳唐宋变革论时，也是从封建社会分期的理论加以阐发。[74]必须指出，国内宋史学者虽然不同意或者说不回应日本唐宋变革论对宋代社会性质的定性，但是由于宫崎市定等人发展内藤湖南的学说，添加了社会经济史方面的研究，其讨论的问题和范畴实际上与国内学者讨论封建社会经济的问题和范畴很相近，如佃户身份、土地所有制、主客户制、货币、城市等，所以这些具体问题的讨论在两国宋代社会经济史领域有较多的互动。而且日本学者的优秀成果也多被国内学者所吸纳。3、世纪之交以来唐宋变革论对国内宋史研究的影响唐宋变革论对国内宋史研究真正产生较大影响是从世纪之交开始的。那么为何在世纪之交唐宋变革说又成为热点话题呢？笔者以为首先与世纪之交对宋代历史的重新定位分不开。改革开放以前，对宋代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估计偏低，建国以后所确立的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研究范式，把宋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亡的开始，即唐宋时期处在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时代，为大多数学者及教科书所认同。一般提到宋朝历史总是与政治上腐朽、学术上反动、经济上积贫、军事上积弱划等号。八十年代以后，国内宋史研究取得巨大进步，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很大的提高，其成就与其它断代史相比，已从落后跃居前列。[75]对宋代历史地位的评价随着研究的深入也得到新的评价，如漆侠先生认为宋代经济处于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两个马鞍型中的最高峰。[76]邓广铭先生把宋代称为"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时期内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77]这种评价仍然是从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的角度而言，只不过是纠正了这种范式下的不同认识。随着中国与世界列强并驾齐驱进入21世纪，国际上重新认识明清以来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78]使得中青年学者不满足于只把宋代的高度发展定位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认识，而是希望把宋代置于当时的世界历史背景下给以新的评价。而日美欧唐宋变革论者高度评价宋代历史地位的观点正适应了这种要求。于是宋代经济革命说[79]，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端，宋代是中国古代的文艺复兴时期等观点充斥着各类评价宋代历史地位的论著中。这是唐宋变革论在世纪之交又重新成为国内宋史研究热点话题的一个背景。其次，大陆研究宋史的理论范式在五六十年代基础上一直没有新的发展，虽然八十年代中后期对中国史坛占居中心地位的古史分期及相关问题开始受到质疑，但是如前揭宋史研究的领军人物和骨干都秉持这个理论，理论危机被暂时的掩盖了。而到了世纪之交，随着前辈学者或谢世，或退休，旧的范式危机开始显露出来--土地制度、租佃制、地租形态、封建社会、农民起义、阶级关系等以往讨论的问题和理论范畴大都被中青年学者刻意回避，而新的分期理论没有产生。这是唐宋变革论在世纪之交成为热点话题的又一个大背景。进入21世纪以来，唐宋变革说对国内宋史研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全面介绍唐宋变革说的观点和理论，国内宋史学界第一个较全面介绍日本唐宋变革论的是张其凡《关于"唐宋变革期"学说的介绍和思考》，[80]其后有罗祎楠《模式及其变迁--史学史视野中的唐宋变革问题》、李华瑞《20世纪中日"唐宋变革"观研究述评》、张广达《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等文章从不同角度总结中国学者、日本学者和美国学者的唐宋变革说的不同特点。[81]另外，专门研究内藤湖南生平及学术思想的论著和译著也相继出版。[82]二是美国学者的唐宋变革说成为大陆宋史青年学者热捧的对象。以士大夫身份地位的重新定义出发来看待当时社会变革的观点，[83]为多篇博士学位论文所征引。由此从以士人为中心的精英阶层，探讨宋代国家与社会之间地方秩序的控制和变动成为青年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三是在日、美唐宋变革论的冲击下，出现泛化的唐宋变革研究倾向，亦即把所有唐宋时期出现的历史变化现象都冠以唐宋变革。这可从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中的"唐宋变革问题"栏目所收集到的七十余篇论文管窥一斑。以致于有学者专门撰写文章以明确唐宋变革说的定义。[84]四是重申中国学者自南宋以来迄今关于唐宋之际社会变迁的主张。五、扬弃与继承从上述简要的叙述可以归纳几点认识：1、对于唐宋之际中国历史发生巨大变化，中国历史学者和域外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的认识有两条不尽相同的主线索。而且在相当长时间内两条主线索各自呈现出独立发展的态势。2、从范式的角度而言，日本学界的唐宋变革论经过几代人的建构，有较为严格的分期标准、变革范围、变革时期，变革走向和影响，从而形成对唐宋以后中国历史发展脉络基本估价的理论体系，亦即一种特定的史观。美国学界对日本唐宋变革论的修正大致也可作如是观。中国学界认识唐宋之际社会变动甚早，更不乏真知灼见，但始终没有从范式的角度特别关注唐宋的社会变革，即便是有也是从五个社会形态理论出发把宋代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阶段加以认识的。从某种程度讲，"唐宋变革"一词也是沿用日本学界的说法。3、日本学界的宋代近世说，是站在世界史的范围，认为中国的宋元时期与西亚、南亚、东亚及欧州的近世化过程相同步，或者说是世界近代化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而中国学者，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大陆学者的讨论，虽然也比照西欧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历史，但多强调中国的独特性，并显现出就中国论中国的"闭关自守"式的研究倾向。因而中国学者对唐宋变革的观点在世界范围内未产生多少回应和反响，但日本学者的唐宋变革论却产生了极大反响。4、日本学界的唐宋变革论从假说到形成理论体系的模式，无疑对认识中国唐宋以后历史发展脉络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但必须强调它只是一种理论，或是一种观察视角，或是一种方法，或者是一家之言，并不具有普世或"四海之内皆准"的意义，也就是说唐宋变革论仅仅预设和解释了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一种走向，并不能说这就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走向。它与实际走向有多大层面的吻合，还需要经过多方面的检验。目前国际学界普遍对唐宋变革论"断言在西方影响中国之前，中国就按照与西方相同的演进阶段在发展，而且这些演进阶段是普遍的"观点提出质疑和否定，本身就说明日本唐宋变革论所揭示的中国历史发展道路与中国历史的实际发展道路存在着相当大的偏差。所以要得出接近唐宋以后中国历史的实际发展道路的史观，还有待于学界用更缜密的理论和方法以及更广泛的视角去揭示。5、尽管日本学界的唐宋变革论并不能完全揭示唐宋以后中国历史的实际发展道路，但是它在方法论上所展现的意义对我们今后探讨唐宋以后中国历史发展道路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这种启迪意义即在于讨论"唐宋变革"具有严格的科学界定。柳立言先生在这方面的意见值得重视："当'唐宋变革'的时代观由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提出时，它有着特定的含意。'变革'不是指一般的改变，而是指根本或革命性的改变，可说是一种脱胎换骨。'唐宋变革'不是单指唐和宋两代发生了一些转变，而是指中国从中古变为近世这个根本或革命性的转变，它把唐宋断裂为两个性质不同的时代，唐是中古之末，宋是近世之始。'唐宋变革期'不是指整个唐宋两代，而是指中国从中古变为近世这个变革所经历的过渡期或转型期，始于八世纪的中唐，终于十世纪的宋初，它一方面结束了一个旧的文化型态，另方面开启了一个新的文化型态。换句话说，就是唐代的历史一直在变，但从中唐八世纪开始，陆续发生了一些根本或革命性的巨变，它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最后在宋初十世纪固定下来，所产生的后果，是结束了中唐以前的旧文化型态，开启了宋初以后的新文化型态。京都学派把那个旧的文化型态称为中古，把新的文化型态称为近世，因为后者符合西方近世的一些特征。界定近世，只是针对历史发展的某些重要特征，不是全部。我们不要枉费力气，去找一些无足轻重的转变来印证唐宋变革，也不要找一些不曾转变的东西来反驳唐宋变革。......目前的研究已发现，不同的领域有着不同的变革起点和终点，而学人为了把它们塞进'唐宋'两朝，便把唐宋变革期一再延长，从原来的中唐到宋初，一延至中唐到北宋中叶，再延至中唐到南宋初，甚至出现了'唐宋变革-宋元明过渡-明清变革'这种一直在变（'变革-变-变革'）的说法，将来说不定要再往后延至南宋末，或向前提早至隋初。"是故柳先生建议，"先找出各个领域的变革期，然后迭在一起，看看它们重复的时间点座落在那里，再加以分析。在寻找各个领域的变革期时，需选择较重要的问题，清楚界定主要的概念和论点、作全面性的探讨和深入的分析。......谈唐宋变革而不理会其中的史观（中古文化型态→近世文化型态），已是夺其魂魄，再不针对其中的史实（根本或革命性的巨变），简直是尸骨无全，徒具空名。我们固然可以不谈'变革'，只谈'转变'，但历史不断在变，唐宋两代有着六百六十二年，不用说都知道有各种转变，所以只说'唐宋转变'或'唐宋演变'，其实跟说'唐宋两代'并无多大分别。问题不在有没有变，而在变的重要性和对后世的影响。"[85]6、中国学界虽然没有象日本学界对唐宋变革提出系统的理论范式，但是中国学者从自身所处时代反省唐宋变革而塑造的"近世"形象的思考方式尤值得重视。南宋初期郑樵所言"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86] 是从自身所处时代敏锐的观察到当时与隋唐社会的不同。明代陈邦瞻在指出唐宋巨大变革后同样关怀的是"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者乎？"[87]而近代思想家严复在给熊纯如的信里说："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88]近代学术大师王国维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89]著名历史学家金毓黻《宋辽金史》总论说"宋代膺古今最剧之变局，为划时代之一段""凡近代之民族文化，政治制度，几乎无一不与之相缘，而莫能外，是宜大可注意者也。治宋辽金史，实为治近代史之始基。"美籍华人学者刘子健也提出"为什么在此后的若干世纪中，许多中国人所珍视的传统都以南宋的方式延续着？12世纪前、中期在政治上的决定性变化，这种变化的影响甚至覆盖了此后的中国。 "[90]这些先贤的论述有三点启示：第一，中国学者提出中国近世（明、清）的文化主流源头起自宋，虽然与日本学界的宋代近世说在时间概念上有相似处，但是与日本学界将中国近世的发展比附西方文明进程有本质的不同。第二，自宋代以降，从明代到晚清，宋代文化模式影响着或者说主导着中国历史发展的走向，但是宋代文化模式是怎样影响的？这种走向又是如何行进的，这无疑为今后讨论唐宋变革提出了艰巨而重大的课题。第三，研讨唐宋变革首先要"以中国人的眼光，来发现中国史自身内在之精神，而认识其以往之进程与动向。"始终把握"中国史之变动，即中国史之精神所在。"[91]当然我们也赞成张广达先生总结内藤湖南治学方法时所说的："内藤说的启发和近年海外研究模式的连续提出，将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的内在精神的演变和趋向做出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无待赘言，比较中外的差异，'局外人(outsider)的视角'有其优势或长处，比较中外，也有助于了解自我。但是，比较中外不能取代研究中国自身发展脉络的前后差异。因此，在异说纷陈的今天，更须要借鉴内藤的经验，博采众说，做出独断。"[92]只有将中外方法互为表里，相得益彰，庶几才可使唐宋变革的研究推向新阶段。注释：[1] 中国通史教学研讨会编《中国通史论文选》第62页，台北华世出版社1979年版。[2] 参见张邦炜《"唐宋变革论"的首倡及其它》，《中国史研究》2010年1期。[3] 文天祥《文山集》卷十四，《跋吴氏族谱》《跋李氏谱》。[4] 从分期角度引述这段序言的似首见于张其凡《关于"唐宋变革期"学说的介绍与思考》，《暨南学报》2001年第1期，124-131页。[5] 傅斯年《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1918年），《史学方法导论》第52-6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6] 雷海宗《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第2卷第1期（1936年）。[7] 瞿林东《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的不同见解》，肖黎主编《20世纪中国史学重大问题论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8] 比较有代表性的以侯外庐在1959年接连发表两篇论文：一篇是《中国封建制社会的发展及其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特征》，作为第一章刊载于他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另一篇是《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农民战争及其纲领口号的发展》。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可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唐代则以建中两税法为转折点，处在由前期到后期的转变过程中"。[9] 胡如雷《唐宋之际中国封建社会的巨大变革》，《史学月刊》1960年7期。收入《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10]《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11]《宋代社会研究》，郑州：中州书画社1983年出版。[12]《宋代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江海学刊》，1990年第5期。[13]《宋代经济史》（上册）《漆侠全集》第三卷，第6页、第14页、第24页，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14] 漆侠《唐宋之际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及其对文化思想领域所产生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1期。[15] 胡如雷《唐宋之际中国封建社会的巨大变革》《史学月刊》1960年7期。[16] 漆侠《唐宋之际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及其对文化思想领域所产生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1期。[17] 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第52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18] 张邦炜《著之即久，其发必厚--读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宋史研究通讯》（总第29期），1997年1期。[19]《宋代社会研究》前言，中州书画社1983年出版；周宝珠、陈振《简明宋史》绪言亦有相类的论述，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20]《婚姻与社会：宋代》，第182-183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1]《历史研究》1954年2期。参见胡戟《汉魏隋唐历史底蕴的初探-历史大势,礼仪制度与士人的追求》载《1997年中国唐史高级研究班,唐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汇编》。[22] 钱穆《理学与艺术》《宋史研究集》第七辑，台湾书局1974年版。[23]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第17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24] 中国通史教学研讨会编《中国通史论文选》，第314、350页，台北，华世出版社1979年版。[25]《历史与地理》第九卷第五号，一九二二年，5200多字。[26]《内藤湖南全集》第10卷,《后记》,527-530页。[27] 详见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唐研究》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后收入氏着《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第64-6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中华书局200年；另外，内藤湖南先生的宋代近世说大致受到京都大学教授内田银藏在《日本近世史》（1903年）一书中所提出的"宋、元、明的文化是近世中国文化"观点的影响。详见（日）葭森健介《唐宋变革论于日本成立的背景》《史学月刊》2005年5期。[28] （日）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译文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着选译》第11-18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目前对唐宋变革说的形成、特点、理论发展及定义的阐发最全面和最确切的文章有两篇，一是张广达《内滕湖南的唐宋变革说》；二是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总81期）收入氏著《宋代的家庭和法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7月。[29] 引自张光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第94页。[30]《唐宋の变革についての再检讨》,载《日本史研究》24,1954。[31] 李庆《关于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学术月刊》2006年10月第38卷　10月号。[32] 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总81期）收入氏著《宋代的家庭和法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7月。[33] 以上引文分见（日）内藤湖南研究会编著，马彪、胡宝华、张学锋、李济沧译《内藤湖南的世界》第139页、157页、166页、29页，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34] 钱婉约著《从汉学到中国学》，第171页，第239-24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35] 全文55600多字。《宫崎市定全集》第二卷，一九九二年，岩波书店。中译本选自《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着选译》第一卷通论，中华书局1993年。[36] 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中译本，第329、34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37]《宫崎市定全集》第十一卷，已久九二年，岩波书店，中译本选自《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着选译》第五卷五代宋元，中华书局1993年。[38] （日）鹤见尚私《日本史学界的中国封建论》，《中国史研究动态》1986年7期。详见（日）宫崎市定《从部曲到佃户》上、下，《东洋史研究》1971年3月、6月。译文见中文译文《日本学者研究中国论着选译》第五卷宋·元，中华书局1993年。[39] 谷川道雄《内藤湖南的世界》序说，第26页，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40] （日）佐竹靖彦《宋代时代史基本问题总论》，译文载《宋史研究通讯》1997年2期（总第30期）。[41] （日）竺沙雅章著，吴密国译《征服王朝的时代》（宋·元），第1页，台北稻香出版社2005年。[42] （日）谷川道雄《战后日本中国史研究的动态与特点》，译文见《江汉论坛》2009年4期。[43]宫泽知之《唐宋社会变革论》《中国史研究动态　》1999年6期；鹤见尚弘《日本史学界的中国封建论》《中国史研究动态》1986年7期。[44] 详见胡戟、张弓、李斌城、葛承雍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第一章 社会阶层，第799-82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45] 《中国唐学史会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年出版。[46] 全汉升《中国经济史研究》（二），第78-82页，台北，稻香出版社2003年。[47]《宋学漫谈》《宋学研究集刊》第一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48] 参见郝延平《学人简介：John King Fairbank》，中研院近史所《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1987年第四期。[49]《剑桥中国隋唐史·导言》，中译本，第1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50] 包弼德（Peter Bol）《唐宋变迁重探》，北京：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包弼德（Peter Bol）《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中国学术》第1卷第3期，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罗祎楠《模式及其变迁--史学史视野中的唐宋变革问题》《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第2期。[51]《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中国学术》第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52] 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53] 中文译本《精英的兴衰》刘北成译，第1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54]罗祎楠《模式及其变迁--史学史视野中的唐宋变革问题》有较为详细的描述，《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第2期。[55] 选自2001年北京大学历史系宋史方向研究生集体翻译的译本。[56] 有关郝若贝Hartwell唐宋变革问题讨论模式，罗祎楠《模式及其变迁--史学史视野中的唐宋变革问题》有较为详细的描述，《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第2期。亦可参见田浩主编《宋代思想史论》是一部收录美国学者（包括华裔学者）论宋代思想史的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57] 详见包伟民：《精英们"地方化"了吗？--试论韩明士<政治家绅士）与"地方史"研究方法》，《唐研究》第ll卷，第653-67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58] 胡志宏《西方中国古代史研究导论》第六章 西方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之三：宋代的发展。第306-313页，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年。[59] 余英时《我摧毁了朱熹的价值世界吗？--答杨儒宾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附录，北京：三联出版社2003年。[60] 黄宽重《宋代的家族与社会》结论第二部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6年。[61]《唐研究》第十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62] 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63] 可参见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及其影响》。[64] 这里主要指我国大陆地区。2002年出版的《二十世纪唐研究》在经济卷概论中单列"外国学界的唐代社会经济改观研究"一节，较全面的介绍了日本"唐宋变革"讨论和唐代经济概观研究。但未见国内学者接受日本唐宋变革说所作的讨论论着。而出版于2006年的《二十世纪宋史研究论着目录》未见大陆地区论着索引中有唐宋变革的条目。20世纪60年代以后，台湾学者开始关注唐宋变革。高明士《唐宋间历史变革之时代性质的论战》，《大陆杂志》第52卷第2期，1976年；邱添生《论唐宋变革期的历史意义--以政治、社会、经济之演变为中心》，《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7期，1979年。[65] 李锡厚《"唐宋变革"，还是唐中期变革》，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cass.net.cn，2007年1月31日。[66] 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第99页。[67] 《邓广铭学术论着自选集》自序，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68] 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第119-122页。又见氏着《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239-243页，中华书局2007年。近期日本学者谷川道雄先生对这种观点有不赞同的回应，（日）内藤湖南研究会编《内藤湖南的世界》中译本，第372-375页，三秦出版社2005年。[69]《二十世纪唐研究》，第30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70] 20世纪末以前讨论问题直接与唐宋变革论联系并加以肯定的学术论着，大致只有张邦炜先生的《婚姻与社会--以宋代为例》，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葛金芳于2004年出版的个人论集《唐宋变革期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虽冠以唐宋变革期，然从收录作者自八十年代以来迄2004年以前关于唐宋时期社会经济变化的论文14篇来看，其论文主旨没有超出唐宋作为封建社会内部前后期转变的讨论范围。[71] 关履权《两宋史论》第7页，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72] 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第1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73] 漆侠《唐宋之际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及其对文化思想领域所产生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1期。[74] 张泽咸《"唐宋变革论"若干问题的质疑》载《中国唐学史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89年出版。[75] 参见拙稿《建国以来的宋史研究》《中国史研究》2005年增刊。[76]《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在中国古代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77] 《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78] 尤以美国加州学派（California School）为突出，如李中清(James Lee)、王丰(Wang Fong)的《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王国斌(R.Bin Wong)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弗兰克(Andre Guander Frank)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中国、欧洲与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等。[79] 宋代经济革命，一般是指农业革命、水运革命、货币与信贷革命、科学技术革命、交通革命、商业革命、市场结构以及都市化方面的重大变化。参见胡志宏《西方中国古代史研究导论宋代的发展》大象出版社2002年。[80] 《暨南学报》2001年1期。[81] 《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夏之卷；《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4期；《唐研究》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后收入氏着《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第64-6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82] 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日）内滕湖南研究会编著《内藤湖南的世界》。[83] 包弼德（Peter Bol）《唐宋变迁重探》，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包弼德（Peter Bol）《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中国学术》第1卷第3期，商务印书馆2000年。[84] 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85] 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86] 郑樵《通典》序。[87]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序。[88]《学衡杂志》第13期《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39）[89]《静安文集续编·宋代之金石家》。[90] 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James T.C.Liu&nbsp; China Turning Inward赵冬梅译、柳立言校《中国转向内在》，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91] 钱穆《略论治史方法》，收于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56页、160页，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92] 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及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