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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七年一月九日

2002 年 11 月 14 日，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说，在“南非国民议会千年项目地图展”上，展出了一张非洲轮廓依稀可见的中国古地图摹本，从而引发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正如国民议会议长费琳·金瓦拉女士在开幕式上说：“这么做的目的是，让我们不要被别人强加给我们去信服的东西所束缚。”她言外之意，是在说对欧洲人最早发现非洲大陆之说法有了怀疑。2002 年 11 月底，笔者在网上（网址：www.pmpsa.gov.za/maps/maps_japan34.html）看到了南非展出的这幅中国古地图摹本。12 月中旬，经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郑锡煌先生的帮助，得到了该图的复制件。借此机会，再次将这幅地图展现在观众眼前，供大家赏析。该图名称为《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而《北京青年报》于 2003 年 2 月 18 日和 3 月 4 日两次报道, 南非展出的中国古地图摹本,原图是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大明混一图》。如此看来，或许南非展出的中国古地图摹本不是一张，而是两幅。名称分别为《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和《大明混一图》。而这两幅地图，其内容截然不同。前者原图为元代绘本，后者原图为明代制作。因而，在此重点鉴赏《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之摹本。《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是公元 1402 年朝鲜人依据中国元代舆地图所绘制。展现在眼前的这幅彩绘《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纵 158.5 ㎝，横 168.0 ㎝，现存日本东京龙谷大学图书馆。图上方划一线，篆额有“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十个字。下划一线，有权近题跋，跋文载：“天下至广也，内自中邦，外薄四海，不知其几千万里也。约而图之于数尺之幅，其致详难矣。故为图者皆率略。惟吴门李泽民《声教广被图》，颇为详备；而历代帝王国都沿革，则天台僧清浚《混一疆理图》备载焉。建文四年夏，左政丞上洛金公（即金士衡，右政丞丹阳李公（即李茂——作者注）燮理之暇，参究是图，命检校李荟，更加详校，合为一图。—作者注）其辽水以东，及本国之图，泽民之图，亦多缺略。今特增广本国地图，而附以日本，勒成新图。井然可观，诚可不出户而知天下也……”从跋文可知《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绘制经过及资料底图来源于：建文元年（1399）明惠帝登极时，朝鲜贺使金士衡在中国见到了元代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和清浚的《混一疆理图》，并将这两幅图的复本带回国，至建文四年（1402）经金士衡和李茂进行研究，由李荟更加详校后合为一图。又由权近增加了朝鲜和日本，合成新图，名为《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其文字记载十分清楚，这幅疆理图除日本和朝鲜部分外，其它内容都是来源于李泽民和清浚的舆图。并告之，天下至广，中外不知其几千万里，绘于图很难详细，惟有李泽民的地图颇为详备。而清浚地图的特点是，中国国内历代国都沿革较细。海外部分（包括非洲），必然取自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后来李泽民和清浚的舆图也已失传。关于这两幅图的详细内容以及李泽民和清浚的事迹，也就鲜为人知了。当今《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仍保存着元代绘制舆地总图的艺术风格。其内容、绘图风格及水平一目了然。该图所绘范围：东自朝鲜和日本列岛；东南绘出了麻逸(今菲律宾的吕宋岛)、三屿（今菲律宾的巴拉旺岛）等岛屿；西南绘有浡泥（今婆罗乃）、三佛齐（今苏门答腊岛）、马八儿（今印度的马拉巴尔）等；正西绘出了三角形的非洲大陆及北部地区；北面已绘到大泽（今贝加尔湖）以北一线。从地图内容上看，尽管未画出元代疆域界线，而元朝各行省及所属各路、府、州等行政名称均用汉文标出，十分详细。图上所有山脉用形象符号表示，大小河流采用双曲线画出。长城如同一条飞腾的巨龙，形象逼真。海洋之水绘有波纹。显然这均是中国宋、元时期古地图的传统画法。无论是中国大地，还是诸蕃异域，陆地、山川、河流及海中岛屿，绘制如此之详，范围之广，是中国古代舆地图前所未有的。尽管这幅舆图是摹绘本，也实属罕见。它的传世，不仅体现了元朝绘制舆地图的科学技术水平。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早在欧洲人绘制的世界地图出现之前，中国人已对亚洲、非洲等地有了很清楚的认识。这幅包含东南亚、南亚广阔海域及整个非洲大陆和部分欧洲在内的大半个世界的地图，早在十四世纪初，已出现在世界绘图史上。这是中国人的荣耀，是中国地图史上的一大突破。虽然目前还未发现有史料记载《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的母本——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中有关非洲大陆是怎样绘制出来的，但在中国元代，李泽民是完全能够绘制出这样精细的地图的。众所周知，早在公元三世纪，中国商船已越过印度，出现于波斯湾头， 1 到了唐代，中国与印度洋各国的海上贸易已相当可观，宋朝时达到了顶点。同时，中国对非洲的贸易，仅仅是与阿拉伯各国巨大贸易的一个分支，并对非洲几十个国家，已有了深刻的了解。如：南宋赵汝适在他所著的《诸蕃志》一书中，就记载了非洲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些国家概况，而他的资料一部分来源于周去非在公元 1178 年写成的《岭外代答》 2。书中对非洲西南大岛——“马达加斯加”描述如下：“昆仑层期国，在西南海上，连接大海岛。常有大鹏飞，蔽日移晷。有野骆驼，大鹏遇则吞之。或拾鹏翅，截其管，可作水桶。土产大象牙、犀角。西有海岛，多野人，身如黑漆，虬发。诱以食而擒之，转卖给大食国为奴，获价甚厚。托以管钥，谓其无亲属之恋也。”对埃及的记载，有一处叫迷斯篱（Misria 即埃及）的地方。他谈到那条大的河流：“有江水，极清甘，莫知水源所出。岁旱，诸国江水皆消减，唯此水如常。田畴充足，农民籍以耕种，岁率如此，人至有七八十岁不识雨者。”文中提到位于河岸的城市“憩野”即开罗。书中还叙述中国至埃及的航线：“从泉州出发，四十余日到兰里（亚齐），博易住冬，次年再发，顺风六十余日，可至迷斯篱（即埃及）。又如，元朝汪大渊，江西南昌人。生于 1309 年，20 岁时，附舶出洋。到过非洲 99 个国家和地区，回国后撰《岛夷志略》。尽管目前还未见到元代李泽民如何了解非洲大陆的确切记载，但大量史料证明，唐、宋、元以来，中国与非洲交往增多，中国人对非洲的认识日益丰富，为中国人绘制比较准确的非洲地图提供了条件。可想而知，元代李泽民能绘出含有非洲大陆全貌的《声教广被图》并不是奇怪之事。从另一方面讲，自从李泽民的地图起，非洲被画成了一个三角形的大陆，在国内外影响极大。明朝初年，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还在国内广泛流传，受到政府官员及地理学者的重视，在绘制全国地图时，也不放过对非洲及外域世界的认识并绘制于图上。而今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彩绘本《大明混一图》和保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明罗洪先嘉靖三十四年舆图·西南海夷图》 3 均绘有非洲大陆及沙特阿拉伯半岛，形状均与《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中的非洲大，陆画法大致相同。换言之，这些非洲资料无不来源于元代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在国外，直到十五世纪，欧洲人绘制的地图才有类似的画法。如公元 1842 年希腊人托勒密绘出了包括非洲在内的非亚大陆地图——俗称《托勒密世界地图》 4 展示了西起大西洋，东至印度洋的大片，区域。从十五世纪初起，葡萄牙人开始沿西非海岸缓慢南下。1496 年，探险家达·伽马（Da·Gama）绕过非洲到印度，才开通驶往东方的新航线。由于宋、 明时，元、中国有大量含亚、非洲地理知识的古地图传世，有机会收集到亚、非地图资料，并于明万历三十年（1602）编辑成《坤舆万国全图》识传播到世界各国。到此，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最早了解非洲大陆的是中国人。张果清：原国家图书馆古籍舆图组研究员

近代，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中国在东亚的国际地位日趋低下。中国国力虚弱，已经难以支撑长期坚守的华夷秩序。体现华夷秩序核心内容的宗藩关系此时受到严峻考验，中国与琉球的宗藩关系便是其中之一。日本在明治维新后，逐渐走上了向亚洲邻国扩张的道路，琉球成为其侵吞的首要对象。清政府与日本在琉球问题上进行了一定的争夺，但由于安全环境和实力等因素的影响，清政府在日本进逼面前步步退让，最终任由日本将琉球吞并。一、宗主权弱化的开端:《北京专条》琉球，古称流虬、留仇或流求，后更名为琉球。它位于日本萨祠马岛之南、中国台湾之北，由36岛组成，其中北部9岛，中部11岛，南部16岛。1874年，大久保利通称:"琉球两属状态，自中世纪以来，因袭已久，难于遽加改革，以至因循至于今日"。【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49页.】从历史情形分析，琉球国自古就有"两属"地位一说，但理由并不充分。中国对琉球拥有宗主权可以追溯到明朝。史书记载:"明、清两代共有二十四次册使遣往琉球。"【(清)李鼎元:《使琉球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1372年，杨载奉朱元璋之命出使琉球，中山王察度开始对明朝称臣，并且派遣弟弟期泰随杨载来华，上表称臣，向明朝贡方物。此后每年或者隔年必定遣使来朝贡。当时琉球的山南、山北和中山三王互相争斗，明朝政府敕令他们息争，并分封三王。等中山王统一琉球各岛后，封察度为琉球王。1392年，朱元璋又赐闽人善操舟者三十六姓与琉球。1407年，琉球王以尚思绍名义派遣使节朝贡，之后琉球王就一直使用"尚"姓。中琉之间长期维持着比较稳固的宗藩关系，这种关系的维持不是靠武力，而是中国的国力和礼仪赢得了琉球人民的信赖，琉球愿意采用中国人的姓氏就是其心向中国的最好例证。1663年与1756年，康熙与乾隆分别赐印给琉球王，表示继续承认琉球的属国地位。中山王尚穆死后，世孙尚温派向国垣、曾谟为正副使"进例贡，表请袭封"【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6页.】1855-1859年间，琉球与美国、法国以及荷兰签订了通商条约，琉球国在条约文本中使用的都是"咸丰"年号，中国与琉球的宗藩关系得到了西方认可。长期以来，清政府把琉球视为四个主要藩属国之一(四个藩属国指朝鲜、越南、琉球和缅甸)。另外，1879年琉球国王派紫巾官向德宏来华递求援信，信中称:"溯查敝国前明洪武五年隶入版图，至天朝定鼎之初，首先孝顺，纳款输诚，叠蒙圣世怀柔，有加无已，恪遵《大清会典》，间岁一贡，罔敢衍期"。【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65页.】历史上琉球的所作所为都证明了一件事:中琉之间存在的宗藩关系确属无疑。"两属"地位说是非常勉强的，日本显然夸大了事实。从地理位置上看，日本离琉球较近，历史上双方形成自然往来关系是极为正常之事。然日本强行拉近与琉球关系，主要靠武力为后盾，并非琉球国自愿。琉球"贫弱特甚，世受役于日本"，【王韬:《弢园文录外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218页.】日本史书中曾经杜撰了一段史事企图证明琉球为日本属国:唐开元二十三年(735)，琉球已纳税贡于日本;日人测量琉球海面浅深，建立石碑。对此，王韬曾著文辩驳:"考日本史:文德天皇仁寿三年秋，僧圆珍附唐商钦良晖舶赴唐，路遭飓风漂至琉球，遥见数十人执矛立岸上;良晖哀号曰:'我等将为琉球所噬，若何!'圆珍祈福，忽得东南风，获免。按其时为唐宣宗大中七年，相距彼言纳贡之时一百八十年，日本人应与之久相念熟;何以祈福求免，一若从未相通者邪?此其可疑者，一也。测量海道志其深浅，此泰西诸国立约通商之后，航船舟师方传此法;在唐千余年前，何得于此!盖伪造之言，一时流露于不自觉:此其可疑者，二也。"【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218页.】1591年丰臣秀吉用兵朝鲜，派岛津家徵至琉球征集粮饷，为琉球王所拒。1602年日本擅自把琉球归入萨摩藩。1606年，岛津家久领兵入侵琉球，"日本强定琉球税额，清查户口，检查土地，设立机关，又迫琉王不得与明朝通好"。【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48页.】日本所说的两属地位，仅仅指近代以来日本在行政区划上强行对琉球控制造成的局面，并非历史形成。1872年，日本逼迫琉球朝贺明治天皇亲政。琉球王无奈，派王子尚健和三司官等到东京朝贺，天皇借机封琉球王尚泰为藩王。次年，将琉球划入日本内务府管辖，使之与日本其他郡县并列。但没有得到琉球的同意。日本与琉球之间在历史上没有形成自然的、双方认可的宗藩关系，在性质上是一种单向关系。因此，历史上琉球的"两属"地位说不能成立。严格意义上说，琉球"两属"地位只是到中日《北京专条》签订后才被清政府确认。清政府主动弱化对琉球宗主权，主要原因是: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中国国力受损严重。19世纪70年代，中国经济正步入较快发展阶段，清政府害怕出现新的战争而使发展中断，因此，在《北京专条》中做出妥协，承认日本侵台为"保民之举"。二、宗主权进一步弱化的标志:"延宕之法"明治维新后，木户孝永等开始讨论和研究侵略朝鲜计划，扩张思想付诸于行动。这时，俄、英两国也虎视东北亚。俄国正向南扩张，欲侵略朝鲜，而"英国对琉球很感兴趣，企琉球作为第二个新加坡"。【吴廷球:《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10页.】这种情形加速了日本的扩张步伐。历史上，日本经常欺压在地缘上紧靠自己的琉球国，在战略上视琉球为后院，琉球却甘愿臣服于中国。日本看到，夺取琉球的最大困难是中国与琉球的宗藩关系，因此，必须在与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寻找有利时机削弱或割断这种关系。1871年11月，一艘琉球船因飓风漂到台湾，与岛上高山族人发生冲突，死54人。1873年5月，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来华换约，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在日本使节质问下竟说:"杀人者皆属生番，姑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65页.】日本认为抓住了把柄:既然清政府承认台湾东部高山族是"生番"，高山族就不是清政府管辖的臣民;既然是"未便穷治"，就不是清政府进行治理的地方。那么，日本出兵惩罚"生番"也不构成对中国的侵略。"化外说"助长了日本国内"征台"呼声。1874年5月，日本政府任命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事务总督，率兵3658人出发征台，以"惩治凶手"为名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试探清政府对台湾和琉球的关注程度。清政府急于平息战事，在10月31日签订的中日《北京专条》中，承认"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98页.】同时，中方也得到日本的承诺:台湾生藩"中国自谊设法妥为约束"。承认日本是"保民义举"，实际上承认了琉球人为日本所管。清政府为保台湾，开始承认琉球的"两属"地位，这意味着清政府不再死守宗藩关系，而是有意弱化对琉球的宗主权。《北京专条》签订后，日本加快了吞并琉球步伐。1875年5月，日本军队侵入琉球进行殖民统治，阻止琉球向中国进贡，阻贺光绪登极大典。1877年4月，琉球密使向德宏到福州向闽浙总督何瞡、福建巡抚丁日昌陈述日本阻贡。清政府一面命出使日本的何如璋进行交涉，一面令"琉球使臣及通事人等，即著何瞡、丁日昌饬令回国，毋庸在闽等候"。【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52页.】准备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日本"阻贡"问题。何如璋奉谕和日本就琉球问题进行交涉，据理力争，希望保住琉球的独立地位。1878年5月29日，他在给李鸿章的信函中谈了自己的看法:"阻贡不已，必灭琉球;琉球既灭，行及朝鲜。否则，以我所难行，日事要求，听之，何以为国?拒之，是让一琉球，边衅究不能免......况琉球迫近台湾，我苟弃之，日人改为郡县，练民兵;琉人因我拒绝，甘心从敌;彼皆习劳苦耐风涛之人，他时日本一强，资以船炮，扰我边陲，台澎之间，将求一席之安不可得。是为台湾计，今日争之患犹吁，今日弃之患更深也"。【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54页.】从地缘政治出发，他一方面强调琉球对于朝鲜、台湾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为失去琉球而深为中国将来边境安全担忧，因此，他提议对琉球"不得不争"。李鸿章在复何如璋函中对琉球问题的态度则显得轻描淡写:"琉球朝贡，本无大利，若以威力相角，争小国区区之贡，务虚名而勤远略，非惟不暇，亦且无谓。"【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55页.】他把琉球问题的处理看成是为了争贡，在他看来，琉球离中国太远，不必去和日本争夺。关于应对琉球危机，何如璋在给总理衙门函中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先遣兵船，责问琉球，征其入贡，示日本以必争;中策，据理言明，约琉球令其夹攻，示日本以必救;下策，反复辩论，若不听从，或援万国公法以相纠责，或约各国使臣与之评理。李鸿章认为，"遣兵舶责问，及约球人以必救，似皆小题大做，转涉张皇"。【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57页.】他这么做，一方面是迫于"清流派"压力，另一方面怕惹恼日本动武。因此，他不主张对日采取强硬政策，没有采纳何如璋的上、中策，仅强调采用下策。他认为对日本的策略是"惟言之不听时复言之"，这样做可一举两得:一方面，日本"自知理绌"，可能不会急于废藩改县，这样琉球可以自保;另一方面，中国也无须派兵远涉重洋。李鸿章的意见最终为总理衙门采纳。在得不到清政府全力支持的情况下，何如璋还是在日本进行了有力交涉。1878年9、10月间，他多次和日本外务卿寺岛宗则谈判，态度强硬。但是李鸿章在背后拆台，他致函总理衙门，议论何如璋的行为容易引起中日争端，认为何"虽甚英敏，于交涉事情历练未深，锋芒稍重"。【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63页.】1879年初，左宗棠在一封关于琉球问题的奏折中认为，琉球在经济上贫困，土产也远逊日本;在政治上不敢开罪日本，因与日本岛屿相连，地势相迫，成为甥舅之国。结论说，日本兼并琉球亦在意中，中国可置之不论。【参见董守义:《李鸿章传》，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版，第307页.】他的奏折附和了李鸿章的主张。1879年3月27日，日本对琉球实行废藩置县，把琉球改为冲绳县。琉球国请求清政府紧急援助。国王先是派毛凤来向中国驻日本公使何如璋求救，又托赴日闽商带密函给福建督抚，还直接遣使紫巾官向德宏到天津叩见李鸿章，"泣请援琉"。总理衙门担心议论压力，便提醒李鸿章，废琉球事关体统。5月，李鸿章等请来华游历的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居间调停。日本根据格兰特的建议，提出"分岛改约论"，将靠近台湾的"琉球之宫古岛、八重山岛定为中国所辖，以划两国疆域也"。【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77页.】但条件是修改《中日通商条约》，日本取得在中国内地自由通商和"一体均沾"的利益。清总理衙门在谈判中提出"三分琉球"建议(北部各岛属日本，中部各岛复琉球，南部各岛归中国)，遭到日本拒绝，清政府"复琉"的努力失败。此时，清政府正在和俄国交涉伊犁问题，担心日、俄勾结，准备同意日本的要求，"虽然两岛地方荒瘠，要可借为'存琉'根本"。【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79页.】面对东、西两面交涉，清政府统治者内部对于和日本谈判琉球一事有不同的意见。"有的主张中日旧约不宜改，琉球案不宜马上了结，如右庶子陈宝琛;有的主张中日旧约可以改，琉球案可照议了结，如左庶子张之洞等"。也有人"恐怕日本与俄国勾结，事情更加不好办等等"。【杨公素:《晚清外交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5页.】议论纷纷，莫衷一是。1880年11月11日李鸿章在奏折中认为:"日本公使六户玑屡在总理衙门催结琉案，明知中、俄之约未定，意在乘此机会图占便宜;臣愚以为琉球初废之时，中国以体统攸关，不能不亟与理论。今则俄事方殷，中国之力暂难兼顾;且日人多所要求，允之则大受其损，拒之则多树一敌，惟有用延宕之一法，最为相宜。盖此系彼曲我直之事，彼断不能以中国暂不诘问而转来寻衅。矣俄事既结，再理球事;则力专而势自张。"【孔昭明:《清光绪中日交涉史料选辑》(全)，《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四辑(73)，1984年版，第39页.】对日可以采用"支展之法，专听俄事消息以分缓急"，主张对日"缓允改约"。【孔昭明:《清光绪中日交涉史料选辑》(全)，《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四辑(73)，第41页.】李鸿章承认，中国不能而且无力同时与俄、日进行交涉，否则必然外交上再次吃亏;认为，对付外来压力，要集中力量，这样，所订条约才能避免更大损失。可以说，这是李鸿章办理外交中积累的经验之谈。他用有力的形势分析说服了朝廷，否决了"存琉"方案。李鸿章的"缓允改约"提出后，日本谈判代表六户玑含愤回国，琉球问题被搁置起来，清政府对"存琉"一事从此没了下文。事实上，1876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后，清政府把注意力逐渐由琉球转向朝鲜问题，琉球问题的紧迫性退居朝鲜之后。中国对琉球的宗主权名存实亡。宗藩关系是清朝守驭四方、显示大国风范的一种标志。宗主国对属国国王通过册封形式，表示对该国的承认，在道义上承担起保护其安全的责任。一般来讲，宗主国不向属国派兵;而属国则称宗主国为上朝，奉宗主国为正朔。清政府主动弱化宗主权是放弃保护琉球的标志。三、宗主权弱化的一种后果:"防日"思想上升清朝统治集团内部"防日"思想的上升是进一步弱化对琉球宗主权后的一种反映。琉球被日本吞并后，清政府增强了防备日本进一步侵略的警惕性，"防日"思想加强具体表现在保住藩属国朝鲜的安全。在实践中，李鸿章、何如璋和黄遵宪等人积极推动实行对朝鲜的新政策。李鸿章直接给朝鲜太师李裕元写信，告知开放与闭关的利害关系，提出朝鲜如果主动对"泰西"各国开放通商，牵制日本则"绰乎有余"，并且可以杜绝俄国"窥视"，劝朝鲜开放实现自保。何如璋、黄遵宪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影响朝鲜政府，他们与朝鲜赴日使团直接沟通。1880年8月朝鲜礼曹参议金宏集率使团到达东京，何如璋向他阐述了清政府对朝鲜的新政策，指出朝鲜的外交政策要坚持"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他还让黄遵宪把写好的《朝鲜策略》交给金宏集带回国内，呈送朝鲜国王。尽管李鸿章和何如璋等在阐述对朝鲜新政策时侧重点略有不同，但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就是要求朝鲜开放。在清政府内部，出现为防备日本侵略而要求加强海防建设的言论。在"分岛改约"提出后，总理衙门就上奏，要求增购《防海新论》一书，禀称该书"前经上海道刊印兹送前来，臣衙门尚存十余部，现已遵旨先行分寄东三省各数部。一面仍饬上海道赶紧刷印，寄交臣衙门续再补发;并拟知照南洋大臣就近多为购买，分行沿海各督、抚转给诸将领细心讲求，以资练习"。【孔昭明:《清光绪中日交涉史料选辑》(全)，《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四辑(73)，第26页.】可见，琉球事件引发清政府对海防建设的高度重视，总理衙门的建议得到了朝廷同意。1880年，清政府下令福建巡抚岑毓英"将台湾防务悉心规划与何瞡会商布置，务期有备无患"。【孔昭明:《清光绪中日交涉史料选辑》(全)，《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四辑(73)，第44页.】1881年3月3日，军机大臣左宗棠在给总理衙门函中主张沿海各省应加强戒备，以防日本派兵来犯。"复球之案，不能拟结，日本且自绝于中国，尚何睦谊之可言?睦谊中乖，尚何改约一体均沾之足云乎?"应该"请旨饬下海疆各督、抚、提、镇，密饬防营预为戒备，静以待之。大约以防俄之法防倭，蔑不济矣"。【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72页.】左宗棠的"防日建议"意在提醒清政府注意日本的威胁。他认为，一方面，日本在与中国整个交涉过程中，没有表现出和中国平等相处之意，相反，日本在仿效西方列强，想借机从中国得到好处;另一方面，中国在谈判中废弃成议的做法可能会激怒日本，应该在沿海地区进行防范准备。在清朝廷内部，对中日关系认识有些见地的人开始呼吁，日本进攻台湾并吞琉球，用心险恶，中国如果不加强国防建设，边疆安全将难以保证。比"防日"思想更加激进的言论是:有人提出用武力制服日本，以消除后患。1881年3月29日，翰林院编修陆廷黻上奏，"请征日本以张国威而弥敌患"，称对日"不可不征者五而有可征者三"。"不可不征者五"指:(1)"岂有大一统之天下而甘受小邦之侵侮"。(2)"不服日本，何以复琉球"。(3)"日本不内恤其政而外求逞于人，何异狂疾!不先发以制之，虎狼无厌，又将肆其西封;东南数省，遭害必同明代"。(4)"彼日夜窥我动静，我强则退，我柔则进。使日本一小国犹不能制，益将轻我而启戎心，何以弥伺我者之隙"!(5)"坐若视琉球之亡而不救，朝鲜必为其续矣"。"可征者三"指:一曰名有可居也，"今奉辞伐罪，责其何以倾人社稷、覆我屏藩?名正言顺，彼必帖然无辞"。一曰机有可乘也，日本君长"虐用其民"、"多借国债"，"财匮于上、民怨于下，上下离心，罔有固志"。一曰势有可因也，"数日本之罪明告通商各国，寻谴一介以告日本，要其必复琉球而后止。复于东南各海口盛张兵威以待之"。【孔昭明:《清光绪中日交涉史料选辑》(全)，《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四辑(73)，第74-75页.】陆廷黻看到了日本对外极力扩张带来的危害性，如果不有效迅速制止、慑服日本，朝鲜将步琉球后尘，中国非但屏藩难保，自己的国土也会受到极大威胁。当然，这种激烈的言论并非当时的主导思想，然而，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扩张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总之，日本吞并琉球造成清政府统治四面受敌局面。清政府原来主要对付的是来自西方、北方的强敌，现在又增加一个东方对手。清政府统治集团在失去琉球后感到了空前压力，心情是极其复杂的。近代中、日两国关于琉球问题的交涉，两国的目的是有本质区别的。中国争的是一种享有宗主权的宗主国名分，还要履行宗主国保护属国安全的责任;而日本不仅要争名分，更要夺取领土，要把琉球国的独立国家身份抹掉，使之变成自己的一个行政县，为以后对外扩张扫清道路。 

台湾，在16世纪的中国史籍里还默默无闻。那里的人民“聚落星散”、“聚族而居”，生产力落后，社会状态处于原始公社制的转型期。17世纪后，国内外一些海盗以台湾为萃薮之所，海商在跨海贩运时以台湾为中转补给，还有人从福建等地迁徙而入，进行开发建设，于是渐有起色。崇祯元年（1624），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长达38年，这时，它在东亚的海外贸易地位有了显著提升。 1644年，清朝入关，与南明征战长达18年。台湾在清政府、郑氏集团、荷兰殖民者三方作用下，一再表现出它战略地位的重要性、特殊性。三方时而联合，时而分裂，时而谈了又打，时而打了又谈，围绕着对台湾的攻取和弃留问题，进行过谈判、辩论和交锋。随着明清胜负战局的变化，随着荷兰的介入和退出，三方对台湾的战略地位的认识也不断调整，策略不断变化，直到清朝获得全面胜利，将台湾统一后，纳入直接管辖。 说到明末清初的台湾，一定要提到活跃在东南沿海的郑氏集团。清朝入关后，忠于明朝的各派势力与之展开激烈角逐。其中郑氏集团是持续时间最长声誉最隆的抗清武装力量。郑氏集团历经郑芝龙、郑成功、郑经、郑克塽四代近60年，驰骋中国东南沿海和台湾，尤以郑成功抗清和收复台湾而名震天下。这支武装能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受挫后仍长期存在，这和17世纪台湾的地位与作用密不可分。 另外还必须提到荷兰殖民者。17世纪上半叶，当明清还在山海关外交兵的时候，当郑氏集团在东南沿海迅速崛起的时候，荷兰殖民者已经窃据台湾。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从事殖民活动和开发，把台湾打造成东亚地区海外贸易的中转站，“商务冠于东洋”。荷兰殖民者主要将大陆的生丝、瓷器等商品，从这里转口到日本、巴达维亚、欧洲等地销售，或者将胡椒、香料等经此运往中国大陆，从中赚取可观的利润。 荷兰与郑芝龙的关系即相互竞争，又彼此依赖。双方为了争夺海外市场，曾经发生过激烈的战斗。崇祯元年（1628），郑芝龙接受明朝诏安，依官府为后盾势力大涨，荷兰无力歼灭，便开始和郑芝龙联合。荷兰在台湾从事转口贸易，在货源和销售渠道等方面，都离不开大陆商人协助，这是双方依存的基础。关于台湾，郑芝龙在福建巡抚熊文灿的支持下，曾招募数万福建饥民入台，目的是缓解福建的紧张局势；而荷兰殖民当局也极力招徕大陆移民，从事农业、渔业和商业，目的是繁荣台湾经济，增加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收入。因此，双方在开发台湾土地，促进人口增长等方面，客观上都起到过积极作用。 顺治三年（1646），清军打到福建，郑芝龙降清。郑成功与之分道扬镳，他用十年左右时间，不但成为郑氏集团的首领，而且成为南明在东南沿海抗击清军的统帅。到顺治十六年（1659）北征南京时，郑成功的力量达到全盛，兵力最多时有三、四十万人。郑军的特点是水师强，步骑弱，可以纵横海上，却很难深入内地。要维持这样庞大的舟师、人马，必须要有大量的经费和各种物资，但仅限郑成功所据的闽南、粤东地区，肯定无力解决。他们想方设法发挥优势，向海洋索取各种军费和作战物资。而荷据台湾在这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间接支持了郑氏集团的抗清斗争。 例如郑成功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业竞争中，曾封闭过对台贸易，即禁止各国商船航行于大陆和台湾之间。这迫使荷方在顺治十四年（1657）作出决定，派遣谈判代表何斌前往厦门拜见郑成功，商谈恢复对台贸易之事。何斌是郑芝龙从前的部将，在荷兰殖民政府中担任通事，是管理台湾汉人的重要人物。谈判的结果是台湾向郑成功保证：每年输送税饷五千两，箭柸十万支，硫磺千担，这样，郑成功同意对台复航。在双方谈判中，何斌暗中相助郑成功，使得郑氏对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商船，获取在装货地收税的特许权。于是，何斌就在台湾为郑氏代收一切出口的猎物税、鱼税、虾税、糖税及其货物税。这笔钱到底有多少最终归入郑氏，还不太清楚，但至少说明，郑氏集团对台湾保持了强大的影响力，可以获得相应的物资回报，也迫使荷方对郑氏保持低调的顺服。 在清朝入关后与南明作战期间，台湾为荷兰殖民者所盘踞，它发挥的作用就是为郑氏集团提供军需和经费，使得郑军能够得到保障继续作战。但是，荷兰殖民者时刻担心郑军用武力强取台湾，为了减缓郑成功的军事压力，他们也联络清廷，曾经派员到达广州和北京，商谈贸易和军事结盟之事。顺治十三年（1656），清朝承认了双方的朝贡关系，但只允许他们八年参加一次朝贡，来人不能过百，也“不得于广东海上私自货卖”，这样就极大限制了双方的海上贸易关系，断绝了军事联盟的可能性。 顺治十六年（1659），郑成功在北征南京时遭到惨败，十年之积累化为灰烬，江南士民的期盼从此泯灭。这导致明清对抗格局的根本改变，进而影响到台湾在战争格局中的作用。郑成功势力大损后，连他的大本营金门、厦门也遭到清军进攻，因为感到“地蹙军孤”，于是筹划进攻台湾。郑成功收复台湾与明清战争之间的关系，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本藩矢志恢复，念切中兴。曩者出师北讨，未奏肤功，故率我将士，冒波涛，欲辟不服之地，暂寄军旅，养晦待时，非敢贪恋海外，苟延安乐也。”郑成功的理想打算就是，据有台湾后，可以连金厦而抚诸岛，然后广通四海，训练兵卒，进可战而复中原，退可守而无后忧。因此收复台湾，便成为郑成功为抗清斗争而极力争取的稳固根据地。 顺治十九年（1662）四月到六月，距郑成功复克台湾不到一年，他因病去世，南明永历帝（朱由榔）及其太子、晋王李定国也相继离开人世，这标志着南明复兴力量的彻底断送，也是明清军事对抗的终结。之后不久，郑氏集团所据金门、厦门、铜山等地，在清军的大举进攻下纷纷失守，郑氏集团遁入台湾，从此隔海峡与清朝对抗。 一般认为，南明小朝廷至此已经终结，但由于郑经在台湾仍沿用永历年号，这就使清朝在完成全国统一和颠覆前朝政权的夙愿，未能彻底实现。郑氏集团仍能孤悬台湾，全赖地理位置特殊，而清军水师较弱，几次出兵，皆无功而返。因此，台湾和大陆代表着两个政权隔海对峙，长达20年。如果说清朝在入关后，江南士民拥立在南明旗帜下奋起抵抗，还有反抗民族压迫的性质，那么到了康熙时期，清朝发兵进攻台湾，颠覆郑氏集团，则完全是封建统治阶级中不同集团的矛盾对立。 清朝完成平定“三藩之乱”后，这时能够腾出手，对占据台湾的郑氏集团进行最后一击。这段时间，荷兰与清朝试图联盟，但有时是荷兰希望借助清朝力量消灭郑氏，重返台湾，有时是清廷要求荷兰出兵，合力打败郑氏。双方曾联合作战，迫使郑经弃守金厦二岛，全部败退台湾。但荷方的最终意图是先消灭台湾的郑军，而清军的愿望是清除郑氏在大陆的势力，最后双方因为战略意图有差等原因，联合出兵之事最终不了了之。 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帝派遣水师大将施琅收复台湾，统一中国，这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就最高统治者决策出兵而论，主要目的是颠覆代表南明的郑氏集团，而非瞩目于台湾，将其纳入中华版图。 施琅在澎湖击败郑氏水师，迫使郑克塽献土而降，清廷关于台湾的弃留问题，在高层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众以留恐无益，弃虞有害，各议不一。”放弃派主要担心台湾地瘠民贫，派兵据守多达万人，徒靡军费。在这个问题上，施琅决意主留，并给康熙帝上疏，恭陈台湾的弃留问题。他从台湾地理位置重要性、物产之富庶、弃台之弊端等方面，力陈必须坚守台湾。尤其他认为，如果荷兰殖民者再得台湾“数千里之膏腴，附其依泊，必倡合党伙，窃窥边场，逼近门庭，乃种祸后来。沿海诸省，断难晏然无虞。”这种远见卓识，最终说服了康熙帝。 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朝在台湾设立一府三县，隶属福建，最终确定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906年9月1日，清廷颁发了仿行立宪的上谕，确立预备立宪为基本国策，从改革官制入手，以立基础。这是一个震动中外的异常之举，宣布了国家由此进入预备立宪，即由封建专制制度向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过渡的新时期，标志着中国政治制度开始近代化。次日朝廷派定载泽等编纂官制，制定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直隶总督袁世凯是其中之一，并命庆亲王、首席军机大臣奕匡和大学士孙家鼐、军机大臣瞿鸿机总司核定。官制改革揭开了清廷预备立宪的第一幕。近年一些论著在谈及此次改革时，往往把袁世凯当作统治集团中改革派的代表；而把御史赵炳麟与瞿鸿机视为反对派的典型人物。笔者以为这种划分不太妥当，故略述浅见。某些论著作上述划分的根据，主要是因为在1906年的中央官制改革中袁世凯极力主张设立责任内阁，赵炳麟与瞿鸿机则加以反对。设立责任内阁诚然是预备立宪的一个关键问题，但设立什么样的责任内阁，何时设立，却关系到立宪层次的高下乃至真假，关系到晚清的政局。因此，要评判他们的是非曲直，就不能不对袁世凯设计的责任内阁及其意图作具体深入的分析，看一看赵炳麟、瞿鸿机反对的目的何在，有无道理。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要依靠各级政权的决策部署和贯彻执行，清廷决定首先改革官制，未尝不是抓住了重要的一环。当时的中央机构完全是封建主义的，无法适应预备立宪的要求，确有进行改革的必要。问题在于是否按照资产阶级立宪国家的政治制度进行改革。在此次中央官制改革中，袁世凯的确特别活跃，尤其热衷于设立责任内阁。1906年8月下旬奉诏入京讨论实行立宪大计时，他即向慈禧面奏，必须先设责任内阁。参与官制改革之后，他马上控制了编制馆，一切改革官制的说帖均需经其阅定，然后向厘定官制大臣提出，并在编制馆中安插了许多亲信，负责起草修改方案，贯彻他的意图。经过一个多月的整订，袁世凯等拿出了一个全面改革官制的初步方案，除对原有的各部院提出精简合并外，还增设了一些新的机构，最重要的有责任内阁、资政院、行政裁判院，集贤院、大珲院、审计院等。依据内阁官制，内阁政务大臣由总理大臣1人、左右副大臣各1人，各部尚书11人组成，“均辅弼君上，代负责任”，“凡用人、行政一切重要事宜”，由总理大臣“奉旨施行”，并有“督饬纠查”行政官员之权；皇帝发布谕旨，内阁各大臣“皆有署名之责，其机密紧急事件，由总理大臣、左右副大臣署名”，关涉法律及行政全体者，与各部尚书联衔署名，专涉一部者，与该部尚书共同署名(见《内阁官制清单》，载《改定官制原奏全录》)。成立责任内阁无疑比过去不负政治责任的军机处是前进了。但是，如此之内阁是不是真正的资产阶级立宪国家的责任内阁呢?显然不是。第一，从形式上看，君主立宪国家的总理大臣只有1人，这一方案则增设了两名副大臣，认为“维新伊始，机务尤繁，不可无分任之人为之参赞，必援立宪各国首辅一人之例，尚非其时”(《阁部院官制节略》，载《改定官制原奏全录》)。第二，从内容来看，一般君主立宪国家的责任内阁均对国会负责，国会是资产阶级民主在政权组织形式上的主要体现。尽管袁世凯认为目前条件不成熟，国会一时难于成立，然而作为一个全面的预备立宪的改革方案，也应将国会的性质、权限以及与责任内阁的关系等等明确规定下来，以便向着这个目标迈进，体现立宪的基本精神。可是，他不提国会，只讲资政院；而资政院又是由原政务处改设的，总裁、副总裁由皇帝从王公大臣中特旨简派，议员也不由民主选举产生，而从王公世爵勋裔中钦选，从京宫中会推，从各省和八旗士绅中保荐，根本不是国民代议机构。它没有什么职权，只不过是政府的“采取舆论之地”，议决对内阁毫无约束力量。袁世凯等关于设立资政院的说明，更将其用心暴露无遗，其中写道；“国民义务以纳税为一大宗，现在财政艰难，举行新政何一不资民力，若无疏通舆论之地，则抗粮闹捐之风何自而绝?营业税，所得税等法必不能行”。“近日民智渐开，收回路矿之公电，告讦督抚之公呈纷纷不绝，若听其漫无归宿，致人人有建言之权，时阅数年，政府将应接不暇。惟专设一舆论总汇之地，非经由资政院者不得上闻，……通国之欲言于政府者，移而归诸资政院，化散为整，化嚣为静，又限制该院只有建言之权，而无强政府施行之权，使资政院当舆论之冲，政府得安行其政策，而民气疏达，亦不致横决难收，保全甚大”(同上书，《资政院节略》)。说穿了，其意图有二，一是藉资政院增加捐税，二是让资政院分谤，绝无扩大民权之意。不仅如此，他连唯——能够纠劾行政的都察院也主张取消。任何立法监督机关都不要，还谈什么预备立宪?不过是加强专制而已；第三，依照袁世凯设计的方案，将来势必造成由昔日皇帝专制变为内阁专制的局面。因为方案规定内阁特别是总理大臣、副大臣代替皇帝负责任，这就意味使皇帝处于无权的地位，皇帝发布谕旨，须经内阁副署，反过来，不经内阁副署，谕旨便不发生效力。这样在名义上是内阁“辅弼君上”，“承旨施行”，实际却将皇帝的用人、行政大权转归内阁之手。为了掩饰问题的实质，消除慈禧疑虑，袁世凯等特在《资政院节略》中对内阁权限过重加以解释说：“言官交章弹奏，多以政府权重为词，不知东西各国内阁只总理大臣一人，从无专权之事，因有议院持其后，舆论所是者，政府不得尽非之，舆论所非者，政府不得尽是之。…安有前明阁臣自作威福之事乎!”此乃地地道道的欺人之谈。立宪国家的总理大臣之所以“从无专权之事”，并非由于畏惧“舆论”之故，而是由于国会具有立法权和监督权，使内阁不能专权。内阁如不执行国会通过的议案，或胡作非为，国会便对之进行弹劾，掀起倒阁风潮，迫使内阁辞职。袁世凯等却把国会的立法和监督作用故意歪曲为“舆论”，就是企图使人相信，不设具有立法权和监督权的国会，只成立供政府“采择舆论”的资政院，内阁也不会专权。这种偷梁换柱的说法当然是欺骗不了稍具立宪常识的人们的。袁世凯为什么如此热衷于设立责任内阁?立宪派的刘厚生作了如下分析：他想“拥护庆王做国务总理大臣，自己做副总理大臣”；“如此，则一切用人之权，都操在庆王之手，说穿了，就是在世凯之手”，“另有一个不可告人的隐衷”是，“他见那拉氏年过七十，气体渐衰，深恐那拉氏忽然死了，他所出卖的光绪一旦恢复政权，东窗案发，他的首级难保。他想必须早早预备办法，必须身在北京方能预先布置，方能临机对付”，“假如他到北京，做了副总理大臣之后，他更可以控制宫廷，唯所欲为”(刘厚生《张謇侍记》第135—136页，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版)。刘的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新官制草案拟出后，袁世凯即让其联姻不久的户部尚书张首熙具疏密保奕匡为总理，袁为副总理，就是十个明证。那么，假若按照袁世凯设计的方案改组中央机构，并且按照他的意愿由他和奕助缉阁，中国是否就能顺利推行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回答是否定的。众所周知，袁世凯惯于搞政治投机，戊戌变法时出卖过维新志士，1901年清廷下诏变法，他奏陈的一套全是洋务派的主张；立宪思潮兴起后，他的投机面目再次得到充分表露。1904年，立宪派首领张謇致其一函，以日本之伊藤博文、坂垣退助相期，请其出面赞助立宪。他知道气候不到，怕冒风险，答以“尚须缓以俟时”(张謇《年谱》第12页，载《张季子九录》“专录”卷七)，加以敷衍。1905年立宪思潮高涨，张謇又从个人的安危荣辱下说词，函其倡导立宪，“执牛耳一呼”，建立“不朽盛业”，直到这时，袁世凯方看清立宪潮流不可阻挡，再不表明态度，就将在政治上陷于孤立，要消灭声势日渐强大的革命运动，也只有实行立宪一途，同时为了执立宪之牛耳，趋会时势，博取美名，夺取更大权力，他才决定联合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电奏实行立宪政体，后又单独奏派王公大臣出国考察各国宪法。所以，从一开始，袁世凯的赞成立宪就不是真诚的，而是在立宪派推动下，在时势潮流驱迫下的应变和投机行为。时隔两个多月，即同年9月，载泽等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遭遇革命党人吴樾的炸弹轰击后，他又变得反复无常，非但不再象其他大臣那样积极，反而成了立宪的主要阻挠者。载泽抵达英国伦敦时，出使英国大臣汪大燮曾问阻挠立，宪者为谁，载泽即答称；“小阻盛宣怀，大阻袁世凯。”袁于奏对时谓“可有立宪之实，不可有立宪之名”(《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837页，上海古籍出版杜1986年版)。他的奏陈一度大大动摇了慈禧的决心，以致出洋考察政治大臣行期迟迟准定。张謇说他此时“觇候风色不决”，实非妄言。而到了1906年7月出洋考察政治大臣归来同声奏请立宪后，他对立宪又表现得空前热心积极。8月下旬奉命进京讨论是否实行宪政，他极表赞成，对人扬言，“官可以不做，法不可不改”，“当以死力相争”(陶湘《齐野东语》，见陈旭麓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第 28—29页)。“有欲梗其议”者，他就大扣其政治帽子，呼叫：“有敢阻立宪者，即是吴越(樾)”，“即是革命党!”经其恐吓，“于是无敢言者”(孙宝碹《忘山庐日记》下，第914页)。袁世凯不仅是个政治投机分子，而且野心勃勃。他自1901年11月出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后，身兼八大要职，势力迅速膨胀。迨至1905年训练完北洋六镇新军，成为北洋军事政治集团的总头目，益发炙手可热。同时在此期间不断利用巨额公款贿买奕匡，与之结成死党。奕匡以卖官鬻爵、贪赃枉法著称于世，“不问政事，专事货贿”(魏元旷《尤宣佥载》第4页)，倚袁为左右手，遇有要事，必然咨商，完全成为袁的傀儡。袁则以奕匡为奥援，拼命扩张势力，排斥异己，干预朝政。奕匡、袁世凯集团是清政府内部最大的实权派，也是腐朽势力的代表，他们朋比为好，纯粹为了一己私利。既然袁世凯是个政治投机分子，与奕动结党营私，他们对立宪的态度及主张必然取决于是否对已有利，思想深处绝不会真正拥护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度，企望他们推进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是根本不可能的，而这也就是他们在制定官制改革方案时力主设立责任内阁，舍弃成立国会的原因之一。改革官制既是关系到要不要预备立宪，如何预备立宪的重大问题，实际上也是一次政治权力的再分配，牵涉到所有官员和集团的切身利害，自然会引起不同的反响。袁世凯设计了那样一个抛弃民主，企图使内阁专政的改革方案，又企图与奕动出而组阁，操纵国柄，无疑也会遭致一些官员的反对。反对设立责任内阁的官员，约而言之，可分两类，一类为封建顽固守旧派，一类为赞成立宪的改革派。御史刘汝冀，王步瀛、张瑞荫，-翰林院侍读柯劭态，吏部主事胡思敬，皆认为设立责任内阁会造成君主大权旁落、权臣窃弄政柄的恶果，坚决予以反对。翰林院侍读周克宽全面否定，官制改革，主张保留旧制(见《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421、423、427、429、430、410、433，419 页)。内阁中书王宝田等说：立宪“有大谬者四端，可虑者六弊，不可不防者四患”，“限制君权，只能使国家“速其祸”；改革官制是“用夷变夏，乱国法而害人心”，设立内阁，实为大臣“藉以自便其私也”，“实阴以夺朝廷之权也”（同上书，第152—157页)。内阁学士文海也指斥立宪有“削夺君主之权”，设立内阁有“败坏国家”等六大错，要求立即裁撤编制馆，饬令袁世凯速回本任。这些人不仅坚决反对改革官制，并反对立宪，是十足的封建顽固守旧派。御史蔡金台、石长信、王诚羲、史履晋却是一致反对立即设立责任内阁，而赵炳麟特别突出。赵炳麟，广西全州人，1895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906年补授御史。他于拜命御史的隔日上折指出：君主立宪国的君主“所以巩固其权力者，在有下议院以监督其行政诸臣，而军政、财政议院不承认，政府无从逞其强权，虽有枭雄不敢上凌君而下虐民者，群策群力有以制之”。今“民智未开，下议院一时未能成立，则无以为行政之监督，一切大权皆授诸二三大臣之手。内而各部，外而各省，皆二三大臣之党羽布置要区”。“行之日久，内外皆知有二三大臣，不知有天子”，此乃 “大臣专制政体”，“流弊必至凌君”。“故今日而言立宪必自地方自治始，使地方议会组织完密，逐渐而组织下议院，一面就内外官制因名核实，各定办事之权限，无事过为纷更也”(同上书，第123—125页)。他觉得此折阐述得还不够充分，四天后又上折剖析了奕、袁所拟内阁官制的危害，说；内阁官制取法日本，但比日本内阁权力更大。“夫各国政府权力之重，原过于君主，故名之曰责任政府”。“然各国政党虽纷，而其君臣上下固相安于无事，君主虽不负责任，而常定于一尊，未闻其有跋扈之臣，致起萧墙之祸者，则以其有议院为之监督也”。“我国教育未兴，率有私党无公党，原无政界思想，只以富贵相求，富贵所在，即声气所通，故在朝只有私党之营，在野绝无政党之固，上下议院不克成立者以此，责任政府不能仿行者亦以此。若贸然行之，不揣其本，而齐其末，遽立此无监督之责任政府，恐患气之乘不在敌国外忧，而在邦域之内也”。西方各国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鼎立，“而国以安”；从内阁官制方案看，总理大臣非特代替君主有行政全权，实际兼操了立法和司法大权，此等威势权力是古今中外所无的。“若据此推行，恐大权久假不归，君上将拥虚位，议院无期成立，下民莫敢谁何，颠覆之忧，将在眉睫”。最后提出；无论原内阁与军机处合并与否，“应暂仍旧制，以为承旨传宣之地位，不作总挈行政之枢机。一俟上下议院成立之日，乃为责任政府设置之时”。“无论如何，必使上下议院与责任政府同时设立，以免偏重”。如此，则“政柄之倒持，权臣之专国，可自此而息”(同上书，第438—443页)。赵启霖评论说，此折“敷陈透彻，缅缅万言，两宫动色嘉纳，一时都下传诵殆遍，君遂以名谏官闻天下”(赵启霖《滑园集》第4卷18页)。慈禧最终否定了责任内阁，仍然保留军机处，赵炳麟的奏陈无疑起了重要作用。尽管赵炳麟坚决反对建立责任内阁，然而他并不属于阻挠政治改革的顽固守旧派。这是因为：首先，他与前述的王宝田、文海等人有原则区别。王宝田、文海等反对设立责任内阁是为了抵制立宪，而赵炳麟则是积极主张实行立宪的。早在1902年8月，他在进呈御览曲《防乱论》中就明确提出了这一政治主张：“麟以为欲固国本，必达下情，欲达下情，必行宪法。考泰西宪法等差，曰君主宪法，若英若意是也，曰民主宪法，若法若美是也，曰联邦宪法，若德若澳是也。其法皆君民互相保护、互相限制之公义。昔人云，泰西以法立国，其国祚多延至于余年，盖恃此耳。民主、联邦宪法，断不可行于中国。惟君主宪法，其君执一切主权，其民有一切公例，参酌行之，有利无害。今律例既奉旨参用西法矣，倘令出使诸臣译各君主国宪法，下督抚部院详细考求，稽之于古，准之于今，与斯民订保护限制之公约，将见明谕朝下，民心夕协。宪法既行，一切用舍举废兵刑财赋皆秉公约，君以民为心，民以君为心，安有革命之说摇惑众志哉！”(赵炳麟《文存》第l卷36—39页)在所有官员中，赵炳麟是义和团运动后仅次于出使日本大臣李盛铎而明确建议朝廷实行立宪的第二人。其次，他不是因为责任内阁制度不好而加以反对，而是认为不到时候，不同意立即设立。他强调立宪的根本精神在国会，只有待国会成立时才能设立责任内阁。他认为，惟有先成立国会，后设责任内阁，至少是二者同时成立，国会才会尽可能地摆脱行政强权干预，制定出一部民主程度较高的宪法，才能够实施立法和监督权，将内阁约束在民主政治的轨道以内，顺利实行立宪。否则，内阁就会利用代替君主负责任和本身的职权颁布压抑民主的宪法，对国会进行种种限制，”甚至藉口人民文明程度不足，无限期拖延国会成立，厉行独裁专制。再次，赵炳麟斗争的直接矛头是针对袁世凯的政治野心。对此，他说得非常明白；当是时，直隶总督袁世凯自戊戌政变与皇上有隙，虑太后一旦升遐，必祸生不测，欲以立宪为名，先设内阁，将君主大权潜移内阁，己居阁位，君同赘疣，不徒免祸，且可暗移神器。(赵炳麟《津院奏事录》第1卷18页)正因看透了袁的用心，他才尖锐地予以揭露，阐明内阁与国会的关系，宁愿在国会成立之前仍让改革皇帝光绪执掌国家大政，也不让袁的野心实现。因此，他是一个主张以正确方法推进预备立宪的改革派。他反对立即设立责任内阁，是改革派内部筹划预备立宪不同方法的分歧，就其同袁世凯的争论看，则是真假立宪的斗争。这里附带说明一下，军机大臣瞿鸿机在责任内阁问题上与赵炳麟取同一立场，目的类似，而更侧重于同奕匡、袁世凯集团的斗争。瞿鸿机过去当然是个封建官僚，但在1904至1905年期间，经过江浙立宪派汤寿潜、张美翊、陈黻宸等的说服动员，他的思想有明显转变，不仅采纳立宪派的进言，同意派人出洋考察政治，而且“自请亲赴欧美考察政治”，并向慈禧、光绪“造膝密陈”，积极促成了政府派遣大臣出洋考察政治。1906年，他又是积极主张宣布预备立宪的决策者之一。所以他反对立即设立责任内阁并不说明他不赞成改革，而是另有原因。他“持躬清刻”，“锐于任事”，颇负清望，亦受慈禧信赖，对于奕勖的昏庸贪婪、袁世凯的植势跋扈，及其二人的结党营私深恶痛绝，时刻想裁抑袁的权力，议事常与奕匡争持，与奕、袁交恶已非一日。袁初曾着意拉拢瞿，均为瞿婉辞。改革官制时瞿为总司核定大臣之一，隐操可否之权，袁为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特密请瞿先示意旨，并有意推瞿为内阁副大臣，与奕匡共同组阁。瞿不愿与奕、袁同流合污，同时预料组阁以后一己之力难与相抗，朝政必为之把持，心中并不同意。但其城府甚深，表面不置可否，而暗中向慈禧进言，卒使军机处保留，“世凯大失望，益衔鸿机”(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4卷8页，1938年版)。瞿、袁的分歧表象上是要不要立即设立责任内阁，而其真意所在乃是“斗法”，故亦不应将瞿鸿机划归反对改革的顽固守旧派。1906年官制改革以后至1909年1月2日袁世凯被开缺之前，赵炳麟与袁世凯仍有几次交锋。事实进一步证明，他们之间的分歧绝不是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而是真假立宪的斗争。1907年，在“丁未政潮”中奕匡、袁世凯利用诬陷和指使侍读学土恽毓鼎参劫手段，将政敌瞿鸿机和粤督岑春煊赶出政治舞台。赵炳政洞烛其奸，7月7日上《请销党见疏》，以“消党祸而延国运”，要求朝廷将康熙皇帝禁绝朋党的上谕饬令“各部院及直隶总督书之匾额，竖于衙署，俾触目警心，预防流弊”(赵炳麟《谏院奏事录》第3卷7—11页)，打击所向直指奕袁集团。在赵炳麟等官员的参劾下，袁世凯内不自安，7月25日上折奏请赶紧预备立宪，并陈述政见十条，再次强调必须早建责任内阁，认为“立宪关键，此其先务”，并设资政院，“为采纳舆论之地”(《直隶总督袁世凯密陈管见十条清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珠批档)，以掩盖其内阁专政的诡谋。赵炳麟知其故技重演，也于8月11日上折，针锋相对地提出，“组织内阁，宜明定责任制度，确立监督机关，以杜专权流弊”。具体意见有五：1．“政权，兵权不可混台”，内阁总理大臣、副大臣不得兼任海陆军及参谋本部之职。2．资玫院应实有议院性质，在国会未成立之前，凡资政院通过的议案，“政府不得拒绝”，如政府违法失政，遭资政院弹劾，“必付行政裁判官评议，其重大者，政府不得居其位”，资政院必须先内阁而建。3．同时设立审计院和行政裁判院，监督财政和行政，“以制行政之专横”。4．整顿都察院，“以备君上之耳目’，国会成立前不得裁撤。5．定内阁大臣任期年限，皆三年为一任，良者再任，不得连三任”。实行以上五条，方能维持秩序而无患气之乘”(《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511—513页)。不久，都御史陆宝忠等奏请将都察院改为下议院。对这种以官员代替议员的荒唐至极的建议，袁世凯竟欣然支持。赵炳麟得悉，认为此举“大失立宪精义”，立即上疏加以驳斥。赵炳麟始终认为，袁世凯只要内阁，不要国会和以都察院冒充下议院的主张，抽掉了立宪的主要精神；国会——民主，搞的绝不是真正的预备立宪，而是内阁专权。赵炳麟对袁世凯的为人及其在预备立宪问题上所玩弄的花招认识深刻，入木三分，揭露击中要害。的确，袁在预备立宪后除了处心积虑地想成立责任内阁以达其操揽朝政的私欲外，政治上毫无建树，对民权反而极尽摧抑之能事。1907年9月调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后，他完全不顾江浙人民的强烈愿望，竭力压制收回路权的运动，1908年各省人民进行国会请愿时，他阳为赞成，而阴阻都察院代奏，并怂恿张之洞 “举发康梁乱政秘谋”(《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51页)，挑唆慈禧解散了立宪团体政闻社。对此，立宪派是心明眼亮的。1909年1月袁世凯的党羽广造袁被开缺系“因首倡立宪获咎”(《时报》1909年1月5日)，是“实行排汉也，反对立宪也”(赵炳麟《诔院奏事录》第5卷13页)的谣言，蛊惑人心。立宪派立即义正辞严地予以坚决回击，指出：袁世凯当初赞成立宪，设立责任内阁纯然出于卑污的个人动机；入军机以后，从未“建一谋，行一政，促立宪之进步”(《时报》1909年1月5日一6日)，且用事实阐明“其所深恶痛绝，除之惟恐不力者，则在民权”“假文明之面具，而行其野蛮之手段”(《大公报》1909年1 月8日)，嫉视热心立宪的人士，“认为大仇巨敌”，袁实“非真正主张立宪者”(《时报》1909年1月14日)。同时告诫人们：若此等人果能盘踞政界耶，则内阁不知为何等责任，国会不知有何等权力，名为立宪，实则较之专制尤为惨酷”。清末政府的政治改革就是实行预备立宪，因此，毫无疑问，衡量统治集团中的人物属于改革派或反对派，也只能以其对预备立宪的态度为标准。然而，历史现象极其错综复杂，历史人物活动的动机与立场各种各样，所以要对各个官员的政治倾向做出正确的评忙，绝不能单纯局限于其对立完的表面态度。不然，势必混淆问题的性质，得出不当的结论。

晚唐期间翰林学士研究,确有不小难度,也当会有极大特色。晚唐时期翰林学士,不仅人数多,且政治、文学活动更频繁,由学士直接提升为宰相的固然不少,而学士因朝政纷争而被贬甚至被杀者也常见。翰林学士之敢于直言 ,有政见,颇值得研究。如一位懿宗朝翰林学士刘允章,他于咸通八年(867)十一月以礼部侍郎出院后,即于第二年(咸通九年)初知贡举,这也是唐翰林学士与科举考试关系密切之一例。他知举时,当时有交结宦官的“芳林十哲”应试,刘允章皆予排斥,“及掌贡举,尤恶朋党”(《唐语林》卷三)。可能因此即被遣出为鄂州刺史。值得一提的是,他后期任河南尹时,向朝廷进《直谏书》,开篇自称“救国贱臣前翰林学士”。文中着重提出,当时国之弊政,有“九破”,如贿赂公行、权豪奢,赋役不等、长吏残暴等,又谓民间有“八苦”,如官吏苛刻、赋税繁多、冤不得理、病不得医等。如此家破人亡情势,文中特为提出:“今国家狼戾如此,天下知之,陛下独不知之。”这时距其任翰林学士已二十余年,但他仍称“前翰林学士”。晚唐翰林学士如此参预政治,直斥朝政,颇值得重视,却为过去研究唐翰林学士之唐史学界所未曾注意。　　另可注意的是,晚唐翰林学士在职期间,除撰写制诏等官方文书外,还编撰与时政有关而又具有文献史料价值的著作。如韦澳,宣宗中期在职时,应皇帝之命,广采各地州郡境土风物及民间习俗资料,编为一书,名为《诸道山河地名要略》,一名《处分语》,备宣宗议政时参考。据《东观奏记》、《通鉴》等所记,新授邓州刺史的薛弘宗,于宣宗召见、应对后,会晤韦澳,深叹皇上对当地情势了解之真切,韦澳询之,实为其所编《处分语》中记叙者。上述二书,确与政事有关,但又有相对独立的文献价值,当时的翰林学士能着意于此,也可见其非同寻常的学术意识。　　晚唐时期翰林学士另一特色,是与文士的广泛文字交往。晚唐时,由于社会动乱,科试风气颓坏,广大文士,特别是清寒知识分子,境遇极差,这是盛中唐时所未有的。也正因此,文士就着意与翰林学士的交往,期望学士以其特殊政治地位与社会声望为其举荐。如丁居晦于文宗大和时为翰林学士,当时以诗闻名的刘得仁,因“出入举场三十年,竟无所成”(《唐摭言》卷一○),就献《上翰林丁学士》诗(《全唐诗》卷五四五),特为标出:“时辈何偏羡,儒流此最荣。”将翰林学士称誉为儒林学界中“最荣”,是晚唐文士群体对翰林学士最具概括性的称誉。　　当然,晚唐时翰林学士也有一种反面现象,即宦官对翰林学士起相当大的作用。僖宗广明元年(880)十二月,黄巢军将攻占长安,僖宗出奔西川,宦官田令孜就迫使时任宰相的卢携罢相(卢亦曾为翰林学士),随即举荐王徽、裴澈两位翰林学士擢居相位。我们现在研究唐翰林学士,就不能仅局限于考索入院、出院年月及在院期间之官阶迁转,而应较全面地探讨学士的生平行迹、参政方式、生活心态、社会交流,等等。应该说,两《唐书》是这方面研究的基本史料,但晚唐时期,两《唐书》,尤其是《旧唐书》,在记事方面有不少错失。我们要全面研究有唐一代翰林学士,如不订正两《唐书》记事之误,就会出现不少差错,并导致理论探讨不确或失误。　　也正因此,这次我集中为晚唐翰林学士一一立传,就仔细考察两《唐书》所记,不仅着眼于其在院任职期间,而且尽可能探索其一生事迹,特别是入院前仕历。但也正因此,发现两《唐书》讹误之繁复,是盛中唐撰传时所未曾有的。今仅举一例如下。　　如本书文宗朝前十位学士,新旧《唐书》皆有传,但两《唐书》于此十位学士,均有误记。即以第七位丁公著而言,其前于文宗大和三年(829)四月以礼部尚书入为翰林侍讲学士,同年七月出院。《旧唐书》卷一八八本传载其于穆宗时已任为工部侍郎,后“授浙江西道节度使”;《新唐书》卷一六四本传也记其出为浙西观察使。而《旧唐书·穆宗纪》长庆元年(821)十月,则记此次出任为浙东观察使。经查核,时任中书舍人的白居易撰有丁公著授职制文(见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卷五○),即称其为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由此可证新旧《唐书》本传误,《旧纪》所记浙东,是。但《旧纪》记丁公著此次由工部尚书出任,而据白居易文,应为工部侍郎,则《旧纪》亦有误。另,《新传》记丁公著出院,谓“四迁礼部尚书、翰林侍讲学士。长庆中,浙东灾疠,拜观察使”,则将丁公著为翰林侍讲学士列于穆宗长庆前期,实则丁公著于文宗大和三年四月才入院,《新传》误提前五六年,将丁公著误列于穆宗朝学士。又丁公著此次出任外镇,据《旧纪》及丁居晦《壁记》,乃为浙东,非浙西。《新传》记此次出院,又有显误。两《唐书》纪、传记丁公著此后仕迹,又有两误。可见仅丁公著一人,两《唐书》所记,就有七八处讹误。　　限于篇幅,此处即不细述,书中有具考。前已提及,文宗朝首十位,两《唐书》纪、传所记均有误;又就本书所考,文宗朝共有29位学士,两《唐书》有传的为26人,而所记有误者则有23人,这确应引起注意。文宗朝如此,其他如宣宗、懿宗、僖宗、昭宗朝,误处有时更多。晚唐时翰林学士,有时虽无专传,仅于他传中记有一句,也会有显误。　　本书是尽量对两《唐书》关于翰林学士记事之误加以辩证,同时也对有关部分予以补述,以有助于全面了解。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五曾谓:“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穷于史。”作为浙东人,我确愿承袭浙东之学,着意于文史结合,如上册“前言”所说,希望为唐史研究补一“翰学”传,算是新世纪所补作的一种唐代史书。　　(本文摘自《唐翰林学士传论·晚唐卷》一书“前言”)

日记有两种。一种是写给别人看的，这种日记往往装腔作势；一种是写给自己看的。蒋介石的日记大体属于此类。　蒋虽然很早就投身革命，但是，辛亥前后生活一直比较荒唐。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蒋介石亡命日本东京，受孙中山之命，加入中华革命党。1916年，他的引路人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暗杀。蒋介石决心 从此改邪向善，按儒学要求克己复礼。此后的一段日记应该比较真实。　其后，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位置日益重要。他的日记逐渐增添新的内容，即每日生活、工作、思想的记录，治兵、治国和处理人际关系的经验总结等。这一段时期，蒋介石还不会想到他将来会成为国民党的要人，他的日记会长期流传，成为历史学的研究资料，因此，没有必要在日记中矫饰作假。等到他地位日隆、权势日重之后，他自然明白其日记的重要，但是，他把日记作为自用，因此也不会有意作假，自己骗自己。　蒋的日记一般会“如实记录”，并不等于说蒋在日记中什么重要的事情都记。例如，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显然是蒋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精密谋划之举，但日记对此却几乎全无记载。蒋自己就说过，有些事情是不能记的。可见，蒋记日记有选择性。　蒋的日记，主要为自用，而非为公布，这可以从以下三点得到证明:一是蒋生前从未公布过自己的日记，也从未利用日记进行自我美化；二是蒋在日记中骂过许多人，好友、亲属、同僚、下属，几乎没有人不被他骂，而且骂得非常狠；三是在日记中，蒋写了自己的许多隐私。　蒋的日记手稿本对于我们认识蒋的本相，研究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有很大的意义。不看，会是很大的损失；但是，看了，什么都相信，也会上当。

“张女界之革命军，立于锦绣旗前，桃花马上，琅琅吐辞，以唤醒深闺之妖梦”。……“女权万岁！同胞万岁！中国亦万岁！”

今年5月，我應歷史研究所之邀，講述一些古史問題。停滯北京期間，北京大學榮新江兄嘗兩度會晤，承告知他多年以來，和張廣達教授合著有關于闐國論文，即將彙集為《于闐史叢考》，由上海書店出版。他們兩位累歲精力所萃，結合中外史料，對塞語文獻的鑽研，對敦煌新出資料涉及于闐國號、從德太子（Tcūm-ttehī）、使臣各種文書的斷代研究，真是原原本本，殚見洽聞，為佛教史增入若干新葉，填補了許多空白，一向于闐文材料被視為畏途，通過兩位教授的探索，死文字給弄活了。這回的結集，對中古西域史貢獻之鉅，史學界都有口皆碑，無待我來饒舌！ 　　 　　我對于闐史涉獵至淺，承命執筆為序，倍感惶悚，書中重要問題，我無資格參加討論；但看本書講到的“士古于闐的塞種居民”問題，而關於在中國境內對遠古塞族名稱的推測，我有一些看法，姑且提出來，向二位先生請教。 　　 　　 　　1．上古塞種語言文字統稱為“胡書” 　　 　　和田地區出土的塞種語較于闐語更古老的像托姆舒克（Tumsšuq）、木頭溝（Murtuq）語，都同屬於伊朗語系。于闐語“山”稱ggara-，即Av．之gari-，梵語之giri-；淨土的“淨’，于闐語與托姆舒克語均作vasuta-，即其一例[1]。語言學的研究證明和田早期居民是塞種，操印歐語系中屬伊朗系東支的塞語（Saka language），而考古學及人類學的發掘其頭骨特徵證明屬於高加索種。在古精絕國（尼雅）出土的佉盧書文書，其中有不少伊朗語借字，說明塞族語言在這一地區流布之廣。該地區在未經突厥化、伊斯蘭化以前，所有語文，相當複雜，有婆羅謎文、佉盧文、吐火羅文、窣特文、龜茲文、于闐文種種之不同，漢人都籠統地稱為“胡書”。謝靈運說：“胡書者，梵書”，此指Brahmi。又云：“胡字謂之佉樓書”，即指Kharoshthi（日僧安然《悉曇藏》卷一引）。以後從梁僧祐《出三藏記》的《胡、漢譯經音義同異記》，至隋彥琮的《辯正論》，一概稱之為“胡書”。《水經注》二記龍城云：“河水又東，注於泑澤，即《經》所謂蒲昌海也。水積鄯善之東北，龍城之西南，龍城故姜賴之虛，胡之大國也”。龍城即龍堆，說者謂即樓蘭故地；蒲昌海即今羅布淖爾。黄文弼據姜賴之虛一名推論樓蘭土人必有姜戎，即塞種人之裔冑，甚是。（《西北史地論叢》頁214）。姜賴之虛，被稱為胡之大國，及胡書之胡，這個“胡”字應該指什麼？是本文所欲探索的焦點。 　　 　　 　　2．蚌雕白種人頭部記號與西亞Halaf相同 　　 　　本書說道：“公元前八世紀後，塞人逐漸出現於歐亞內陸，約前650—620年，以斯基泰為名見稱於希臘史籍，其分支侵入美索不達米亞上游敍利亞”。這是很保守的說法。近年在甘肅靈臺白草坡西周墓出土的銅戟上有白種人特徵的人頭像，陝西扶風周原出土兩件蚌雕白種人頭像，說者認為即希臘史家所說戴尖帽的塞種人，亦有稱之為吐火羅人。[2]最令人矚目的是周原蚌雕像上刻有□（巫）記號，和西亞五千年前Halaf女神肩上的“□”號完全相同。而“□”這一符號作為陶器的紋樣在Halaf時期屢見不鮮，這一事實我曾撰文指出，引起國際學人的注意，美國梅維恆復加以英譯。[3]遠古時代高加索地區人民與吾華可能有相當接觸。W.B. Henning所作《歷史上最初的印歐人》（1978年刊）提出：楔形文中經常出現的古提人（Guti）就是吐火羅人的前身。他假定公元前三千年的末期，古提人離開波斯西部，長途跋涉到了中國，仍過着遊牧生活。“月氏”一名最初即源於Guti（Kuči亦由Guti變來）。吐火羅一名源於Tukri（此名亦見楔形文），Guti與Tukri是孿生兄弟，是歷史上最初的印歐人，他們在波斯的出現先於赫梯人之．到達小亞細亞。他這一新說，未為一般學人所接受。[4]現在我們看“□”的記號，見於Halaf女神肩上，隔二千年後，重新出現於商周之際的塞種人雕像之上，說明高加索塞種在中國地區活動歷史的悠久，月氏和吐火羅（疏勒河南榆泉盆地有地名吐火洛泉，論者以為即Tochari的對譯），都屬於塞種，古代遷徙頻繁，東西互相接觸，自是意中事。 　　 　　 　　3．從胡里安（Hurrian）文件看古代東、西的馬政 　　 　　《魏書·西域傳》：于闐國“有好馬、駝騾”。所以于闐馬錢用馬作花紋，標榜其特產。Hurrian在世界史上被認為是最早把馬政以及戰車傳入近東的民族。[5]他們建立的米丹尼王國（Mitanni）在一件與赫梯王所訂的條約中，記載養馬法及馬拖車的訓練出自米丹尼人kikkuli，同時用了一些和梵語相同的詞彙，如“一”之aika-相當於梵文的eka；又出現若干吠陀的神名，像Mi-it-ra（即Mitra）、Aruna （Varuna），In-da-ra （Indra），說明Hurrian是扮演溝通印歐兩地、聯結伊朗與印度語的重要角色。所以米丹尼被認為是雅利安人在美索不達米亞建立的國家。 　　 　　有人以為中國馬車制度是從西亞傳入的。[6]其實米丹尼馬政記錄的這一赫梯文獻的絕對年代，據說是公元前1400年，相當於殷代中期。甲骨刻辭中對於馬名的記錄相當詳細，又有多馬羌、小多馬羌；方國有馬方，官名有馬羌、馬小臣，屢屢言及馬五十兩（如《甲骨文合集》11459），當然指戰車。以馬作為偏旁的契文，有獁、騽、□、□、□、□、□、□等等，騽字見《說文》，“一曰□馬黃脊”。□可讀為驪，卜辭又有“赤□”及“□□”之名。文云：“庚戌卜貞：王……于□，□□’。“于馬［方］……□□（沿）’（《合集》36836）。□□是雙音字馬名，如匈奴稱馬有“駃騠、騊駼（《逸周書。王會解》：“禺氏騊駼”）、驒騱”之比。卜辭“爻戊”亦作“學戊”，□字如讀為曉母之學（粤語），則“□□’可能是梵語Haya的對昔。Haya的意思是迅速（Speeding），亦是日神的標幟，所謂Sapta．sūrga是‘七日”之意，如楚辭的羲和為日御，Haya表示七個御車的太陽，如吾華的十曰。周初“輕呂”（《逸周書·克殷解》）劍名是外來語，人所共知；“□□”如果是Haya，亦相當有趣。《蒙古秘史》： 　　 　　答驛兒 孛羅 豁牙兒 曲騄 阿黑□ 思秃 　　 　　dair boro gojar külu-güd ar tastu 　　 　　一隻（馬） 一孛羅馬 二隻 駿 騸 馬 　　 　　蒙語的曲騄兀（Külu）表示駿馬，kikkuli人名的取義，或與馬有關係。蒙語取自回鶻，字母借粟特文（Sogdian）為之，源於Aramaic script。殷代諸羌和塞種人必多有來往，血統不無混雜，印歐語滲入殷人語文，非不可能之事。卜辭對產馬方國及馬名的記載，年代與Mitanni正相若，東西兩地的馬政不妨同時發展，並駕齊驅，很難定它的先後，說遠東源於近東，是不必要的。 　　 　　本書說：“于闐語的aśśa，意為馬，和瓦罕語的Yaš相同。”按古波斯語“馬”，為asa-，正與于闐語aśśa為同一語源。[7] 　　 　　 　　4．于闐馬錢王號出自波斯傳統模式 　　 　　于闐通行的馬錢二面皆有文字，一面是漢文曰：“重廿四銖銅餞’，另一面是佉盧文：Maharajasa, rajati najasa, Mahatasa Gugramayasa，意思為：“大王，王中之王，偉大者，矩伽羅摩耶娑。”（夏鼐：《和闐馬錢考》）。日本學者榎一雄以為這是模仿大夏國王Eucratides一世（公元前171－155年在位）的鑄幣形式。其實這種“大王，王中之王”的稱呼，是波斯王從蘇美爾以來習用誇大式的最高統治者稱謂套語，試比較如下： 　　 　　蘇美爾： 　　 　　Lugal，Gal-u Great King, 　　 　　Lugal LugaL meš. King of kings, 下同。Lugal 即king） 　　 　　巴比侖： 　　 　　Šarru rabū 　　 　　šar šarrāni 　　 　　古波斯： 　　 　　Xšâyaθiya．Vazraka 　　 　　Xšâyaθiya xšâyaθiyâniâm 　　 　　蘇美爾在“大王，王中之王”下面本來還有“Lugal kur, kur, meš （King of all 1ands, Kur即地，Meš指多數）一句，于闐沒有很大的版圖，故不用此句，伹稱“偉大者”而已。于闐用驢唇書，是印度俗語；因其民屬於塞種，所以仍舊沿襲波斯的稱呼模式。 　　 　　 　　5．“胡”字涵義的演變 　　 　　 “胡”字在歷史士的涵義屢有伸縮、轉移、變遷。西方公元四世紀以降，横行於歐洲的遊牧部族有Huns。匈奴舆Huns不是同族，曾經引起許多討論和質疑。[8]陳寅恪在《論五胡問題》中說：“胡本匈奴專名，去na著hu，故音譯曰胡。”印度笈多時期碑銘均稱匈奴為Hūna，實有二音。去na而僅存首音，是說似不近理。《逸周書·王會解》記西面諸蕃屬有： 　　 　　禺氏（月氏）騊駼 　　 　　大夏茲白牛 　　 　　犬戎文馬 　　 　　數楚（孔注北戎）每牛 　　 　　匈奴狡犬 　　 　　皆北嚮。 　　 　　此處匈奴與塞種之月氏、大夏區分為不同種屬。《漢書》晉灼注說：“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則匈奴是秦時的名稱。秦以前的文獻，有東胡（《王會解》：“東胡黄羆”），林胡（《史記·廉頗傳》：“李牧破東胡，降林胡”），三胡（《史記·趙世家》索隱：林胡、樓煩、東胡）。胡與貉聯稱（《史記·天官書》：“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知原來的胡似非專屬匈奴。至秦乃以胡專指匈奴，以匈奴為諸胡中之最強大者。讖書言“亡秦者胡”，賈誼《過秦論》：“胡人不敢南下牧馬”，皆指匈奴。而匈奴亦自稱曰胡，如觀狐鹿姑單于致漢武帝書：“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可以為證。在中國人方面，則以北胡與南越對稱。東漢高誘云：“中國以鬼神之士（事）曰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要略訓》注），即其一例，胡遂成為北方異族的統稱。漢代有“秦胡”（居延簡：“屬國秦胡盧水”），指祖居秦地而未融合於漢族的少數異族。[9]沮渠蒙遜即盧水胡人，其先世為匈奴左沮渠，以官為氏。高昌有屠兒胡（《吐魯番文書》第6冊）。《北史·高昌傳》云：“文字亦同華夏，兼用胡書，《毛詩》、《論語》雖習讀之，而皆為胡語。”此高昌用胡語讀漢人經典，。實為雙語國家，與于闐相同。[10]漢簡記有月支國胡支桂，年廿九，黑色，是分明非漢族而為支姓者。晉有支胡官印（上海博物館藏“晉支胡率善仟長”印）。《後漢書．西羌傳》：“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別也。”同書《鄧訓傳》：“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每與羌戰。”則小月支亦稱為胡，以其曾臣屬匈奴之故。[11] 　　 　　唐代，藏人專稱粟特為胡，見P. T. 1263藏漢對照字彙，藏文作Sog. po，首音分明是粟，或謂即西胡。[12]至十三世紀，Sog. po用以指蒙古族，有人謂是“阻卜”的對昔。 　　 　　可見胡字涵義廣狹及轉變的大概。以胡代表西北異族的通名，遠至粟特，近及高昌皆然，于闐自然亦包括在內，故其言語文字亦可稱為胡書。 　　 　　大家都知胡名出於匈奴，匈奴且自稱為胡，但何以有這一名稱？需要進一步加以解答。 　　 　　 　　6．虫、Hor與Hrw 　　 　　由於于闐一帶先民頭骨多為高加索人，令人聯想到遠古的白色人種。 　　 　　周原甲骨H. 11.2有“虫白（伯）”一名，有人釋蟲，讀為崇伯，是不對的：虫應是虺，虺通作隗，隗姓在春秋時被稱為懷姓九宗，史稱“陸終娶鬼方氏女”，他們是鬼方之族，[13]王國維久已提出此說，人所共悉。虫、虺與懷、隗都與胡音相近。 　　 　　在西藏北部及西北部地區，至今散居着許多被稱為Hor的遊牧民族。Hor 系藏文寫法，在P.T. 216號《藏漢對照字匯》中，對回紇人稱Hor，但在P. 2762中則以Dru-gu稱回紇人，最早記載見於662年。[14]有人謂Hor是秦漢小月支之苗裔，亦有說宜改譯為畏兀兒。[15]我則認為Hor，實在應是“胡”字的音譯在西北保存下來的殘跡。Hrw在《聖經》上稱為Horite。 　　 　　Hurrian（胡里安人）建立的米丹尼王國在埃及歷史上被目為雅利安民族（Aryan race），他們的原住地在烏滸河（Qxus）和藥殺水（Jaxartes R.）源東北部山地之後面。米丹尼語言的影嚮向西擴展至奥倫特河谷（Orontes Valley），更東至尼尼微（Nineveh）。他們形成一個有力而文化優越的國家，從她的異邦喀斯特（Kassite）王朝統治下的巴比倫沿幼發拉底河（Euphrates）迤西促成商業的成長與繁榮。[16]馬的訓練法影嚮最大，在哈杜沙什（Hattusas）地方（即赫梯人Bogás-Köy村遺址）[17]所出的文書，證明他們是人類文化上馬和戰車事業最大的貢獻者。Hurrian在埃及文獻原稱為：Hrw（Hur），在楔形文史料出現於Mari區域所見的稱Hur-lili。我認為Hrw, Hur即是“胡”這一名稱的來源。 　　 　　北方諸胡都是騎馬民族，對馬不能不加以重視與崇拜，于闐亦不能例外，他們的錢幣即用馬作為標幟。匈奴所以自稱為胡，可能即取自此以養馬聞於世的Hrw, Hut之名。匈奴的前身據說是獯育，相傳為黄帝所遂（《史記·五帝紀》：“北遂葷粥，合符釜山”）。《史記·匈奴傳》：“唐虞以士有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移”。《詩》言“薄伐玁狁”，不□簋作“□□”，□即允，字從女。《左傳》：“允姓之姦”，“允姓”自是□允之省稱。多友鼎記“玁狁放□，廣伐京□”“俘戎車百乘一十又七乘”，是一塲很重要的戰役。匈奴、玁狁的種別異名很多，《詩經·緜》：“混夷駾矣”，混夷即緄戎。《匈奴傳》記“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緜諸、緄戎翟豲之戎”。顏師古《漢書》注：“混，夷也”。按混、緄亦可能是Hur（Hrw）的對昔。漢代秦地的胡廣泛分布於河西走廊、青海，東至河北平原，由於秦穆的開拓土宇，分散為若干部落，到了漢代還保留着“秦胡”的稱謂。 　　 　　Hrw在Amarna信件中稱為Hurrū-he．或Hurwū-he。他處或稱Hurri, Hurra，意義是洞穴，原意可能指穴居的人。 　　 　　 　　7．塞種與瓜州之戎 　　 　　塞種（Saka）之名西方文獻始見於古波斯王大流士一世（公元前521－486年在位，相當周景王二十四年至周敬王三十四年）Achaemenids的Behistam碑文。漢代記載塞種更為具體。《漢書·西域傳》：“塞種分散往往為數國，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國皆故塞種也”。從希臘史家之說，知波斯人泛稱之為“Scythians saka”。在高加索地區，Scythian語言有Ossetic者，今日仍為人所使用。塞種人的活動地帶跨有歐陸，已為史家共認之事實。 　　 　　《左傳》昭九年記晉人率陰戎伐穎，周王責讓之，謂“先王居檮杌（凶人）於四裔以御螭魅，故允姓之姦居於瓜州，至晉惠公夷吾自秦歸國，誘以俱來”。杜預注陰戎是陸渾之戎。僖二十二年傳：“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即是此事。在襄十四年傳記晉惠公赐姜戎以可耕的田地之經過，十分詳細。結合《左傳》這三條材料，細心勘校，實在是同一樁事。楊氏《左傳注》把允姓與姜姓分為二姓，指杜注誤混，其說不確，因彼等同為晉惠公所徙之戎，不應強分為二。《史記·秦本紀》載穆公三十七年（公元前623年）用由余之計伐諸戎，益國十二，拓地千里。晉惠公攜姜戎東遷，即在是時。襄十四年傳云： 　　 　　（晉人）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追逐乃祖吾離於瓜州，乃祖吾離……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 　　 　　勘以昭九年傳： 　　 　　允姓之姦居於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 　　 　　可見同屬瓜州之戎，雖一稱姜戎氏，一稱允姓，仍是一事。 　　 　　荀濟《論佛教表》引《漢書·西域傳》之文云：“塞種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為月氏追逐，遂往葱嶺南奔”。他認為允姓即是塞種，必有根據。《水經注》二：河水“一源西出捐毒之國，葱嶺之上，西去休循二百餘里，皆故塞種也”（說本《漢書·西域傳》）。徐松《補注》引顏師古注塞種即釋種。《元和姓纂》云：塞姓，天竺胡人之釋徒，即塞姓也。荀濟之說，徐松引用之。《後漢書·西羌傳》：“自燒當至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水經注》二記積石之山在西羌之中，燒當所居也。引司馬彪曰：“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濱于河首，左右居也”。大允谷當因允姓所居而得名。余太山新說以為允姓是Asii（希羅多德作Issedone）的對譯，塞人有四種屬，其中Asii和Tochari即允姓和大夏（《塞種史研究》）。按秦人追逐的瓜州一帶諸戎，名目繁多，是否都是塞種，尚無確證。《詩經》所載文王時的混夷即秦穆時的緄戎，不成問題：“混夷”和Hrw對音頗合。姜戎之祖吾離，如果是種族名，似可把“吾離”視爲“胡里”Hurri的對譯。Mitanni文件說明Hur王國在歐、印文明聯繫上的重要地位，時代與殷中葉相當。“胡”的名號在先秦後期已甚通行，可能“胡”一名先時即取自Hrw的王國，以通指塞種諸戎，漢人襲用之，故“胡語”亦得通指塞種各種語言。鄯善龍城的姜賴之墟為姜戎舊地，亦得被目為胡之大國。我這一說，也許比較視胡作為匈奴廣泛的異稱，更為近實。至於周原蚌雕白種人，如果以文王時代的混夷目之，較之看作吐火羅人或廣泛的塞種人，似乎更加貼切了。 　　 　　 　　餘論 　　 　　殷周之際的西北勁敵，混夷可代表塞種，還有羌戎，是代表藏語系的民族。允姓之允，我以為是玁狁的“狁”字之異寫，兮甲盤、虢季子白盤作“□□”，不□簋作“□允”，“允”即“□允”的簡稱，《西羌傳》之大允谷，即取允姓為名，足見“允姓”不能說是Asii的對譯。襄十四年傳分明說道：“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可見其非印歐語系的人種莫屬。至於同時何以復稱之為姜戎者，必其族久已和羌人混血成為雜種，像殷時有馬方，又有多馬羌及小多馬羌（卜辭云：“乎小馬羌臣”，《合集》57176），當即羌與馬方的混合。多馬羌復有小多馬羌，亦如月氏之有小月氏。姜（羌）戎從瓜州的內遷，和後來小月氏的內遷一樣。《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侯國駃茲，是小月氏若苴王稽谷姑封此。《索隱》曰：在琅邪。瓡攝為小月氏王扜者封邑，《漢書·地理志》：“河東有狐讘故城。”以後况前，種族遷徙是司空見慣的事情。 　　 　　《水經注》四〇三危山引《春秋傳》語，又云：杜林曰：“燉煌，古瓜州也，……瓜州之戎，并于月氏者也。”闕駟《十三洲志》亦云：“瓜州之戎，為月氏所逐”（《太平寰宇記》引）。則古明有此說。月氏，《管子·地數篇》音借作“牛氏”，管子屢次言及玉起於禺氏（月支）之邊山，去周七千八百里。殷婦好墓所出玉器多件，現已證明其玉料均來自于闐所產，有人取突厥語玉名qāsch，以解釋“月氏”，謂月氏即是玉之譯名。于闐與月氏有不可分之關係，於茲可見。《水經注》二：于闐南山，俗謂之“仇摩置，山多玉石”，仇摩置亦作瞿摩帝，梵名Gomati。又于闐梵名Gostana（瞿薩旦那），本書考證牛頭山于闐文拼法是Cūtausanä，go與co都是“牛”，“說明最早的一批居民對牛的重視和崇拜，或許透露遷徙而來的塞人對牲畜的重視”。其實對牛的崇拜原為印度的習俗，印度造字的聖人號Govinda（瞿頻陀），意義是Obtainer of go／（牛），[18]Go stana訓牛國，這完全是印度化的結果，附帶說明於此。 　　 　　上面我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趁本書的印行，略抒所見，願治中外關係的同好有以匡正之。 　　 　　 　　饒宗頤 　　 　　1992年6月11日於香港，7月18日改訂 　　 　　 　　[1] 參看R.E. Emmerick: Saka grammatical Studies: The Language章。 　　 　　[2] 參看林梅村文： Lin Mei-cun, Tocharian people: Silk Road Pioneers, Senri Ethnological Studies, no. 32, p. 91. 　　 　　[3] 見Sino-Platonic Papers, No. 26: "Questions On the Origins of Writing Raised by the Silk Road", by Jao Tsung-I,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1991. 　　 　　[4] 參看徐文堪：《從一件婆羅謎字帛書談我周古代的印歐藷和印歐人》（《季羡林教授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頁373－403），對Henning之說的贊揚者與反對者，都有所論列。 　　 　　[5] Hurrian民族歷史，在埃及、赫梯史籍中多有記載，漢譯史書，以謝德風等所譯捷克有名學者B. Hrozny（赫羅茲尼）的《西亞細亞、印度和克里特上古史》（三聯書店，1958年）一書最為詳盡。參看該書頁146－151討論米丹尼為雅利安人昕建之王國。 　　 　　[6] 美國夏含夷教授（Edward L. Shaughnessy）在他的中文本《中國馬車的起源及其歷史意義》（臺灣《漢學研究》第7卷第1期）即主張馬車是由兩河文化輸入的。他沒有提到Mitanni這一有名的文件。他從Piggott的文章轉引赫梯（Hittite）的材料，最早的有關文獻是公元前1700年前後記載了安納托利亞（Anato1ia）王動用四十輛馬車作戰，他說裏海的車子比殷墟的車早三百年年至五百年。他統計漢文資料，指出甲骨文中（《平津》2，212）只言摛獲了兩輛車，（原文是“……□車二□”），證明此時馬車還沒有成為作戰主力。又引《左傳》昭公十三年，有車四千乘；昭五年，馬車總數達到四千九百輛之多。又據多友鼎記玁犹戰役，一百二十七輛馬車被繳獲，標誌着要到公元前九世紀後半中國才進入戰車成熟的時代。這種粗略的統計很有商榷的餘地：甲骨文“□”字可用於車若干□，同時亦用於馬若干□，□殆是“兩”字異形（金文大簋作“□”，□為省形。卜辭“□”亦作數字用，如“□□□用"（《合集》11364），以他辭“其鼎（卣）用三□（《合集》30997）證之，“□”即“兩”甚明，借“兩”為“輛”，非□字。）“馬五十□”可以解作馬車若干兩，“馬五十□”的記載卜辭屢見，我認為應該繹為馬車五十輛。《逸周書．世俘解》云：“乙巳，陳本命新荒蜀酒至，告禽霍侯、艾侯，俘佚侯小臣四十有六，禽禦八百有三兩，告以馘俘”（用唐大沛《分編句釋》本，引張惠言說：“大臣不當以兩計，禦蓋謂車）。當日單就霍、艾兩個侯國，便擒獲八百三輛戰車。《呂覽·簡選》：“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戰于郕。”以此證之，卜辭的馬五十□，即馬車五十兩。夏氏没有引用《逸周書》，大概認為不可靠，這裏的擒八百零三輛的數字，已可語埃及在Megidan之役俘獲894輛相媲美。又夏氏引昭五年《左傳》，原文無之，或出誤記；昭十三年傳，原文是這樣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於平丘”。證之以春秋經，乃是魯國的兵車數字，不是如夏氏所說“晉一次閱兵時集中的馬車数字”。春秋時，有萬乘之國、千乘之國（《孟子》已言之），很難拿來作統計依據的。因為此文關係重大，承夏氏郵贈，故附帶在此加以討論。 　　 　　[7] 參R.G. Kent：Old Persian：Lexicon, p. 173，asa-條，又Asagarta-, asabāya各條。 　　 　　[8] 見余太山《匈奴、Huns同族論質疑》，《塞種史研究》，頁242。 　　 　　[9] 趙永復考證，秦胡亦即秦人，見《兩漢時期的秦人》，《歷史地理》第9期。 　　 　　[10] 參黄烈：《談漢唐西域四個古文化區漢文的流行}，中山大學《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頁414。 　　 　　[11] 參黄盛璋：《雜胡官印考》，《西北史地》1986年第4期。 　　 　　[12] 王堯《吐蕃簡牘綜録》，頁28，粟特條。 　　 　　[13] 王暉《“虫伯”及其種族地望考》，史念海編《歷史地理論叢》，1990年第2期。 　　 　　[14] 王堯《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新版，1992年，頁179；又參森安孝夫：《突厥與霍爾（Hor）》，《亞非語言文化研究》14集，1977年。 　　 　　[15] 韓儒林《穹廬集》，頁91，《烏鵒、Huiur及Hor》引美國J.H. Edgar說，謂即秦漢小月支之苗裔。 　　 　　[16] 參看J.H. Breasted：A History of Egypt．p. 263及同書有關Mitanni各條。 　　 　　[17] John Garstang ＆ O.R．Gurney: The Geography of the Hittiti Empire, London, 1959, Ankara考古學研究所印行。 　　 　　[18] 参拙作《選堂集林》下册，頁1442。

我讲的这个题目可能不太有意思，因为跟现实关系好像不是很大。 现在对明朝的关心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今天也是如此了。比如说昆曲的《桃花扇》最近又在不断的上演。《桃花扇》是孔尚任写的明朝兴亡的一个故事。很著名的一句话就是：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掉。这是明朝如此繁盛，如此繁荣，如此繁荣发达，1644，这个历史时期，两百多年，突然就发生重大的历史状况，好像就是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突然就塌掉了。同时呢，网上对明朝兴亡的关心也很多，（注：韩老师提到当年明月写的关于明朝的畅销书），所以明朝的问题一直是个热点。 那么讨论明朝的问题，很重要的大家要看看时间，1368－1644，不单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时期，也是世界历史重要的转折时期。 大家看看这个时期，看世界上发生的所谓葡萄牙和西班牙发现世界的大航海，在明朝灭亡的时候发生了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就是世界历史啊，在这中间当然大航海随之而来在美洲发现了白银。所以啊，这也是世界历史的极其重要转折时期。所以对明朝的关注，也是对这一段世界历史转换的重要的关注。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对明朝的讨论，第一次对明朝兴亡的讨论，特别是明朝衰亡的讨论，大家都知道就是发生在1944年，明朝灭亡三百年之后，就是在中国进行了很大的明朝为什么会亡国的讨论。大家想，1944年也是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那个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胜利，或者说决定两个中国的命运的决战还没有展开，在那个时候蒋介石出版了一本很著名的书，就是《中国之命运》。《中国之命运》是经过一个很著名的历史学家陶希圣的润色，这个人是湖北黄冈人，是非常有学问的。在北大教过书，在很多地方教过书，有很重要的著作，比如说《中国社会史》、《中国古代政治史》。这个人后来在抗战时期突然就不教书，搞政治去了，后来做了国民党的宣传部长。《中国之命运》是经过陶希圣的润色，当然他后来陶希圣说他没有狠狠的润色，是大致润色。当然不是说蒋中正水平很差，陶希圣认为蒋中正写得还不错，润色呢他没有完全润色，他就说润色的太厉害，大家可能就会怀疑不是蒋中正写的了。所以呢，没有润色呢，就留下很多问题了。 《中国之命运》这本书实际上在1944年既是揭开了两个中国的讨论，也是关于明亡问题的讨论。在这本书的开头呢，蒋介石就慷慨激昂，开头就犯了一个小错误，但是也很大的错误。他说，一个话说得是对的，就是说中国几千年来，儒家儒学是历经艰难困苦成为中国思想的主流。这个话还可以，还算靠谱。也不尽然，因为大家都知道，魏晋隋唐基本上不是儒家的天下，所以儒家得意时间不能说是贯穿。但这没有多大问题。后一句蒋介石用了一个非常阶级分析的看法和马克思主义观点。他说儒学主要是他的核心是一种宗族思想，他使中华民族变成了同一个宗族。这个看法是很对的，我们今天看儒学，一句话就能讲清楚。儒学实质是什么呢，蒋中正这话是说得很对的。儒学就是宗族思想，他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几千年下来把中华民族变成同一个宗族。这个他是破题，这句话是不错的，不错的之后他就开始说不对的话了。他就说一个宗族，他说你看实际上汉族，维吾尔族，满族这都是一个宗族，都是一个祖宗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文成公主嫁到那去了，他变成我们的舅舅，就是一个宗族了。 这个很明显就是错误的，但是前面是对的，而陶希圣改的时候，当然这个就没有改。当然这个就后来被陈伯达抓住。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这个文章是写得极好的，中共历史上非常棒的一篇文章。开头就对蒋介石有问题，他说，同一个宗族？我们跟维吾尔族、蒙古，满族是同一个宗族吗？如果是一个宗族的话，那先总理为什么还排满叫做民族革命呢？如果是一个宗族的话，我们怎么还叫五族共和呢？如果嫁过去以后就叫一个宗族，那现在你们国民党里面有很多人娶日本老婆，那你们跟日本就一个宗族啦。陈伯达这个滔滔雄辩，其实蒋介石也很怨陶希圣，骑虎难下。但是这里面讲民族，二战快要胜利了，他也讲他以中华民族的代言人自豪，从一开始说我们中华民族很辉煌，但近代以后很不幸，不平等条约，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称之为血战，英美各国接纳我们为盟国，他们更应该自动废除不平等条约。蒋介石说你看，在我国民党领导下，在我国父思想的指导下，我们终于成了一个民族，我是这个民族的领袖。他就说中华民族原来很辉煌，为什么后来不行了呢？转变在哪呢？ 他说转变在明朝，明朝灭亡了，中华民族就同化了，就衰落了。明朝为什么灭亡呢？他说明朝就亡于两件事，一件亡于流寇，一件亡于外寇。外寇就很清楚，外寇就是建州女真，流寇就是李自成。他说你看，明亡之后，中华民族就衰了，而且明亡之后，中央军衰败就不断重复，他说你们看我们今天，就跟当年的情况是一样的。岂不是外寇在外，指日本，他说你看就像当年的建州女真一样，流寇就不用讲了，大家都清楚，那意思就是说共产党是流寇。所以蒋介石就讲，你们一定要记住先总理讲的问题，知难行易。他说你先要解决思想问题，才能够解决行动的问题。你不知道我们是个什么民族，你不知道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不知道领袖是谁？那你就是去乱做了，那些流寇当然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民族，不知道领袖是谁，但是我们本党有些党员也不知道领袖是谁，也在乱搞。他说这个你要记住。第二个他说你要知道，‘攘外必须安内’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什么历史经验的总结呢？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钱穆，当然今天依然著名了，好像他是中华文化的继承者一样。钱穆在《国史大纲》当中谈到明朝为什么会亡？他讲其实对流寇长于抚益，而误兵机。意思就是说对流寇老是搞统一战线，而耽搁了剿灭他的时机。对满洲又因隔得太远，而不能言和。朝廷对满洲无法议和，随之亡国。若先和满，一意剿寇，尚可救。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先投降满洲，然后一味剿寇，那明朝就还有救的意思。 这个观点，当时北大的傅斯年写了一篇文章，写了一个非常学术性的文章《论建州与流寇相约亡明》。同样的观点，而这个观点说白了在当时的历史场合下就是要去镇压共产党而跟日本讲和。他们这样讲只是比较隐晦的讲攘外必须安内，可是真正这样去做的，却是《往事并不如烟》的作者的父亲（章伯钧）。他去找周佛海，他说现在重要的是跟日本讲和，如果不跟日本讲和，将来天下就会是共产党的。所以说后来毛泽东对钱穆的气，对《往事并不如烟》作者父亲的气也不是说无源由，是有历史根源的。就是在1944年的时候，以学术的方式，以建言的方式积极对蒋介石说，你去消灭共产党跟日本讲和，这才是免于亡天下的方法。所以蒋介石就说如此多的历史学家都跟我说要先剿了你们，可是我呢都没有接纳，我还是苦口婆心，一次又一次的放任你们，你们竟然还不认一个领袖，一个民族。所以陈伯达就激动起来，在《评（中国之命运）》中历数国共两党合作的经验和教训，说怎么叫一次次放任我们？你们国民党从北伐开始一次又一次的杀我们共产党，杀得我们无路可走了，你还说放任我们？也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中国之命运》揭开了1944年两个中国之命运的论战。 第一个起来反驳的是国民党元老，后来被蒋介石开除的柳亚子，写了《纪念三百年前的甲申》，之后就是郭沫若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柳亚子这个文章出来之后，反驳的人是很多，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出来之后，讨论就终结了。因为国民党最大的炮弹是陶希圣，替蒋介石改稿的，你惹出这么多的麻烦来，你不最后赤膊上阵一下去驳倒他？陶希圣的学问是很好的。现在改革开放出版的一系列关于中国历史的著作，确实公平的说，是没有超过陶希圣的。陶希圣比起钱穆和傅斯年这些人的水平是高得多了。可陶希圣当时就是在看热闹，看你们表演，看你们争论，等到最后看我扔一个东西出来，把你们都收拾了。他整来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就不再写了。因为《甲申三百年祭》这个文章，不用说，这是由郭沫若在中国学术界和中国历史界的地位所决定的。 我附带说一下，在介绍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顺便说一点常识性的问题。就是关于郭沫若。为什么呢？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可能是有一些非历史专业的人啊，发起了，出于各种各样，特别是因其他的原因，对郭沫若这个，力图把郭沫若妖魔化。这个毕竟是有的啦，学术界吗或者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喜欢造一些谣言。郭沫若是中国现代中国学术界，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界的一面旗帜，在这一点上鲁迅在这方面也不如他。就是人文社会科学，当然郭沫若后来还是中国科学院院长。 郭沫若的成就呢，他这个人叫郭鼎堂。因为四川乐山啊，他家周围有两条河，一条叫沫水，一条叫若水，他后来写文章就叫沫若。郭鼎堂这个说法，我们知道陈寅恪，陈先生是研究隋唐的，但是把他捧为简直是中国文化的传人。陈寅恪最佩服二个人，就是他说的二堂，即是王观堂和郭鼎堂。王观堂就是王国维，跳湖了。郭鼎堂郭沫若。陈先生说啊，把中国历史真正推到商，把他破译了，这个人是郭鼎堂。就是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如果没有对甲骨文的研究，不认识甲骨文，中国历史你说有四千年，谁信啊？谁信？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很多人研究中国古代，研究中国古籍，你必须研究小篆（？这里实在没听清），必须会认字。但是这个还是汉字，没有多大变化。但是甲骨文和金文，这个还是郭沫若研究的。再一个呢，用那个所谓社会史的方法来把中国历史穿起来，这个发明人是郭沫若。因为以前中国历史，大家知道像司马迁那样的写法，人物这样写下来，货殖这样写下来，大事这样写下来。但是历史中间到底是用什么样的东西发现历史之间的叙述模式呢，社会到底是怎么变化的呢，这个没有写。真正用社会史的方法把中国历史叙述出来的第一个人是郭沫若。 我们知道孔子所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士’是什么？孔子在讲士，今天我们到处都在讲士，于丹也在讲，百家讲坛也在讲，但士到底指什么？几千年没有人在讲，士就是士，你也是士，我也是士，许三多也是士。郭沫若说这是在胡扯，士是指小地主。因为春秋的时候贵族占田渐少，小地主开始成为社会的主要力量，小地主把地租的十五分之一送给贵族。绝大部分地租留在了自己的手里。这样一些人，逐渐在春秋时期成为中国社会主导力量，这个叫小地主阶级，小地主阶级是士。这个，郭沫若很认真的从地租田赋考证出来的。所以孔子讲有教无类，郭沫若认为孔子是要教育小地主。小地主，你们要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力量啊，成为主导力量怎么能只知道赚钱呢？你们要知道怎么样统治社会，怎么成为社会的表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我教给你们怎么样做一个合格的社会精英。所以是在这个角度上讲的。从中国社会变迁的角度来讲中国历史，全世界没有，郭沫若之前没有，只有郭沫若。郭沫若之前有马克斯·韦伯讲中国历史，讲中国社会儒教就是教人当官，讲道教，道教就是巫术，讲中国文化没有任何自由精神，没有任何科学的种子。你们别看，马克斯·韦伯对中国的宗教，世界的宗教，这些书，今天在美国大学社会学，都还是主要教材。我们现在说中国社会几千年历史都是停滞的，没有发展的，这都是马克斯·韦伯的看法。 所以在郭沫若之前没有人从中国社会的变迁，从井田，从迁陌，从郡县，从这样的社会变迁角度叙述中国的历史，谁开蒙的？是郭沫若。青铜时代，郭沫若为什么要写青铜时代呢，本来不想这样干的，没办法了，逃亡了，赶得满地跑。为什么呢，郭沫若聪明得不得了。小的时候他和哥哥在一起背书，哥哥背了半天没背下来，他就说，你别背了，你在旁边睡觉吧，我早背下来了。这个人是学医，在日本九州大学学医，后来研究哲学。后来就写诗，写著名的《女神》。现在有人妖魔化郭沫若，就说他不好，谁的好呢，胡适的好。这当然是胡扯的。其实大家只要随便看一看《女神》，打开一看，你就知道完全不一样。胡适的水平是‘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不飞还，剩下他一个’。哎，郭沫若在他年轻时的《女神·凤凰涅磐》随便找一段……郭老去世了，当时中国科学院要送一个挽联，怎么想也想不出来，就随便从《女神》里找出来‘悠久便是你，悠久便是我。悠久便是他，悠久便是火。’当作挽联了。这都不用说的，郭沫若也没有很认真的写。《女神》是可以朗诵的中国新诗，这就是郭沫若在新诗上的贡献，在历史剧上的贡献。中国当代成就最大的，现在越来越认同是电视剧，小说没法看，但是中国发明历史剧是郭沫若。在抗战时期就是郭沫若的几个历史剧起到了最为重要的作用。在重庆陪都天天演《虎符》《高渐离》《屈原》。 一个人一辈子能做出这些贡献，都是开创性的，就已经极不容易了。郭老当然后来很有意思，周扬说‘哎呀，郭老您很了不起，您是歌德啊，您是球形人物啊’。什么什么形啊，郭老说我这是一辈子十个手指拿勺子，一个没拿着。他是很谦虚。这个不重要啦，但是重要的是郭沫若这个人是一介书生啊，当然还是中国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开创者。可是呢，他在现代中国革命时代，很早就积极投身于中国革命，这个大家都是很清楚的。他在日本留学时候，日俄战争爆发。所以他就自己参加驱俄义勇队跑回来，写诗明志，跑回来一看国内没什么动静，他就在北京转悠。　杨昌济先生是日本留学监理，郭沫若是日本留学生才俊啊，就去　杨昌济先生家去玩。去玩，有一个年轻人来给他开门，郭老后来回忆说，这个年轻人开门之后默默就走了。后来他们谈话结束了，这个年轻人好像听到一样，赶快跑来就开门，送他出来，一句话都不讲，他说月亮之下，觉得那个人个子高高的，留着长头发。后来郭老在反镇时候回忆说那个时候眼真拙啊，这就是中共领袖毛润之啊。这个是郭沫若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五四时期，就是毛泽东给郭沫若开门。 大革命时期郭老就积极参与北伐，那个时候他是《女神》的作者，了不得，日本九州大学的洋学生，一下子就官至国民革命军行营政治部主任。（注：韩老师这里提到《人间正道是沧桑》的楚才，早期的造型有郭沫若的影子）国民革命军行营就是蒋介石，政治部主任就是蒋介石的政治军事秘书。这个时候也跟毛润之有一面之缘。郭老也是在反镇前后回忆说有一天毛润之来要见张发奎时看到他，郭沫若就问‘咦，你是毛润之吧？’毛泽东当时是国党党宣传代部长，其实那个时候算是我的上司了，但是我是蒋介石的秘书。要见张发奎啊，‘好，我就写介绍信吧’。毛泽东就拿着总司令秘书的介绍信去找张发奎。张发奎在睡午觉，护兵就问有名片没有？毛部长说没有，只有一个介绍信。‘介绍信放这吧，张长官在睡觉’。张发奎醒来，看到介绍信，哎，中央领导来了，还拿了总司令秘书的介绍信，赶紧出来迎接。后来直到毛泽东重庆谈判，郭沫若送给毛泽东一个手表，这个手表毛泽东戴了一辈子。 所以简单的说，郭沫若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中国社会科学体系的开创者。八十年代以后，有很多人他不懂吗，就妖魔化郭沫若，最有意思的一位就说郭沫若有些观点是抄余英时的。余英时就出来反驳，说这不可能，因为郭沫若实际上是我老师那一辈的，钱穆那一辈的，不可能他抄我，我抄他，观点归观点，但是家法归家法。 郭沫若的生平就简介到这，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啊，他是谈到这个明亡的时候呢，他跟这个很简单很可笑的那个钱穆，傅斯年的观点，什么亡于流寇，亡于外寇啊，这些都没意思，没有必要去讲了。郭沫若想说的就是说，他的第一句话，第一个意思是说到李闯王啊，他说当时明朝的时候，是‘官家忙于聚敛，而寇在放粮’。他说官家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官家，别人是寇啊。这个话就很厉害，当然这个很简短啦，这个问题都不用说了，你有什么资格称别人是流寇，你有什么资格称自己是官家呢？你的合法性从哪来呢？但是他最主要，最核心的观点是，明朝这个国家能力为什么越来越下降，国家威信越来越下降？就是国家救灾的能力没有了，遇到灾害不救，反而要‘寇’来救灾？ 中国儒家的思想，到了汉代之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董仲舒用了‘天人合一’的方法把儒家重新包装了一下，因此他很重视灾疫，他认为灾难是上天对统治者的一种警视。这是儒家关于‘受命于天，天人合一’的想法，是董仲舒开始的，所以我们前段时间发生地震了，就有人说‘你看你看，天谴了’，这就是董仲舒的看法了，历代儒家的看法。所以救灾这个问题，是统治者亲民的一个表现。但是你看明朝，灾难来了，不但不救灾，还搞出了好多笑话。郭沫若举了一个李岩李公子的例子，李岩是小地主，官家不救灾，他看到就开仓放粮救灾。结果之后州官就把他抓起来了，说他为什么救灾，你凭什么救灾？你这样做只是邀名，你这样做只是反衬我们不救灾。他是做好事啊，结果抓到牢里判了死罪。那个山寨王红娘子早就倾心于李岩，就打到牢里，强行劫牢，强行成婚，强迫造反。于是李岩这样的人就造反。 郭沫若就说，流寇历史上从来就有，需要考虑的是为什么‘官家聚敛，寇家放粮’？这是其一。其二，为什么像李岩这样的人会造反？李岩是士，是小地主。他去救灾，当志愿去了，结果抓起来判了死罪，于是成全了一段传奇爱情故事。其实郭沫若后来讲，《甲申三百年祭》并没有刻意去讲李岩，本来是郭老写历史剧写出了热情，就想写一个李岩和红娘子的奇特爱情故事。后来才写进文章里。所以郭老就提出个问题，明朝的这个国家为什么这么没有能力，这么没有威信？翻过头说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不单不能抵御流寇，也不能抵御外寇。为什么会这样？ 第二个郭沫若就在讲李自成的农民起义，他到最后也没有一个如何去建立一个国家，振兴一个国家的纲领。李岩这个人啊，代表了明朝思想很重要的一面。他的思想是平等的思想，是个人自由的思想。这一点，这是郭沫若很特殊的，他在分析中国古代史，分析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史的发展，就是XXX说的，我们现在搞这社会科学的人啊，就分成两部分，一部份人就是治中国古代就专门研究中国古代，一部份人治西洋就专门研究西洋。就是在中国问题上，凡是从西方现代的观点来看中国古代历史，就是韦伯的思想，韦伯认为中国的儒家思想当中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科学思想，这个是郭沫若给他推翻的。郭沫若认为不可能的，中国的儒家思想是一直在不断发展的。在春秋战国时期可能是政治学，到了董仲舒时代就变成‘天人合一’思想，理学他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但是到明朝的时候，儒家思想有很大的变化，这变化主要体现在王阳明的身上。 王阳明讲什么呢？最主要的核心，大家知道主要是讲‘治良知’。主要是人的良知，人的良心，主要是你的良知。良心认识到了，就会不以物喜，不以已悲，不渺视等级权贵，凭自己的真心去获得自由，这是很了不起的思想。那个时候那个康德，黑格尔都还没有自由的思想，王阳明这个想法实际上对中国近代影响很大。毛泽东年轻时候也是受王阳明这种‘贵我’思想影响，粪土当年万户候啊。他年青的时候到北京驱张请愿，　章士钊先生说他‘人很沉静’是个大人物，但实际上当时他是个年轻人。他跟杨昌济先生学习的时候，学到很多王阳明的思想。就是所谓‘贵我’，良知自由思想影响。所以后来鲁迅的两句诗，他就很赞成啊。‘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儒子牛’。这一代人都知道，其实这两句诗是鲁迅讨好王阳明的想法啦。就是说你只要认清楚你的良知，良知保持在自由的情况下，你对权贵和等级就会渺视他了，你才会有比较正确的认识，这个是明朝末期很重要的思想，从这个思想当中产生出关于平等的思想。 所以郭沫若的分析，对明朝的分析，这当然不是讲《甲申三百年祭》，这是他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明朝中期以来随着海洋贸易的发展，随着城市的发展，产生了一个所谓的平民的城市社会，所以平等意识很强，郭沫若说为什么中国四大名著主要的都产生在明朝，跟这个平等自由思想有很大关系。所以平等和个人自由思想在明朝是很重要的思想，所以这样的思想就体现在李岩这样的人身上。可惜李自成的平等思想是一种《水浒传》的平等思想，这种平等是一种消费共同体的平等，就是大碗吃肉，大碗喝酒，大块分金银。这种消费共同体的思想，就导致了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后，继续搜刮金银去了。所以郭沫若就从这个角度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五百年来国家的能力不断下降，越来越弱，甚至救灾的能力都没有了，越来越少。这个清朝也遇到这个问题，就是中国这个国家能力从明朝开始下降？ 大家都知道，1840年，大家都讲是国家历史的转折。清朝的军队被七千个远道奔袭而来的、当然是英国人领头啦，当然这里面三分之二主要是印度人啊，尼泊尔人啊，，被这些人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就是说国家能力下降到这个地步，到1840年国家能力是绝对的下降，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很多人讨论到，就说很简单啊，西方文明先进啊，中国人落后啊，中国闭关自守啊，这个，这种教育真是很成问题的，从幼儿园一直教到大学，这是一种培养蠢材的教育（响起掌声）。这个事说起来复杂，但实际也很简单。 第一，中国历史上并不都是闭关自守的，一直都有海洋贸易和边关贸易。但毫无疑问，随着海洋贸易的，也是不断的有海禁。中国大陆的海洋贸易从宋代开始。宋代是积极面对海洋的王朝，海洋贸易很发达，但是他的海禁也是相当的多。元朝也是积极面对海洋的，打遍了全世界，忽必烈一占领中原，马上积极的下海去招商引资，还想着过海去打日本。马克·波罗从陆路来元，但却是坐海船走的。所以这个我们大家都忘记，好像从西方发现世界新之后，但这个看法不对。明朝也不是封闭的，但是中国确实不断有海禁，为什么有海禁？没有人认真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说因为闭关自首啊，文化不好。但不是这样的，中国文化一直都有发展，儒家也不是一直都占主导地位的。说简单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说中国始终是一个货币比较缺乏的国家，就是银，铜都缺乏。所以这个是中国历朝历代的核心矛盾。我们现在搞经济学的，完全是在搞西方的那种很短的，只不过二，三十年的经济学，所以经济学家当中有知识的人很少，他们不太能够从人类历史，或者西方历史，中国历史的过程中去看。 其实中国经济贯穿几千年来的很重要的矛盾，就是货币缺乏和经济市场蓬勃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中国从明朝隆庆元年，也就是1576年，这是个很重要的分界。在此之前中国历代政府谁上台都要考虑这个矛盾。就是经济发展之后货币短缺的问题。货币短缺必然带来牟利。第一个就是富人窖藏货币，他挖个坑把金银收藏起来，不拿出来用，货币还短缺。还一个呢，他利用出口，货币下海。历朝海禁，主要就是为了防止货币下海。在宋朝的时候，一边贸易一边海禁，货币不能下海。明朝的时候，金、银，铜、铁都不能下海。为什么铁不能下海呢，当然也有用铁做货币的，因为缺铁造武器啊，出于战略考虑。这个事情一直到明朝隆庆元年，1576年才发生改变，因为美洲发现了白银。中国外贸的内容就变了。 过去中国就是出口物资换取货币，以物易物啊，但是1576年之后就出口物资换取白银，才把这个矛盾缓解了。这个才是所谓海禁的原因啦。我们看明朝的这个衰亡啊，简单的说就是郭沫若所讲的国家能力持续的下降，到了清朝的时候下降到最低谷。这个是郭沫若最担忧的。他提出一个问题，这是个问题就是明朝这个国家，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可是怎么眼见他就塌了呢？为什么会这样呢？郭沫若苦苦思索着这个问题。中国真正要面对的课题是这个，就是怎么扭转中华民族和中国这个国家五百年来持续衰落的问题。这是在他这个文章当中所深深包涵的。这比蒋介石以及帮他干活的那些国学大师都要强，因为他超越了，甚至超越了国共两党的思想。 后来很多人说郭沫若是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御用文人，从郭沫若的历史来看，完全是错误的。如果说郭沫若这一辈子当过御用文人，那就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了。陶希圣这些人只是郭沫若后辈的后辈，在这个位置上。蒋介石秘书班子的第一人就是北伐的时候国民革命军行营政治部主任郭沫若，以后都是他的小老弟，跟他学怎么当秘书。这个秘书就是第一个造反的秘书，这个四·一二发生以后，他发表一篇文章叫做《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后来南昌起义啊，郭老在铁路上摇着那车就去了，结果南昌起义失败了，没赶上。那个时候朱老总南昌起义的时候是南昌公安局长，他后来见到郭沫若，说‘哦，我想起来了，您可是大人物’。朱老总当时只是一个小人物，公安局长。朱老总说‘北伐当时遥远的看到过您’，郭老说‘怎么看到过我’，朱老总说‘是给部队训话，蒋总司令说一句，你拿着喇叭在下面扩一句’因为只有郭沫若能听懂蒋介石的话，别人听不懂啊。到了这样的地步，如果郭沫若做过御用文人，国民党第一个御用文人，最高御用文人就是他，其他的人都是小菜。像钱穆啊这些人希望做，希望做国民党宣传部长。国民党第一个宣传部长是毛泽东啊。希望做美蒋委员长秘书，只是没做上，蒋委员长第一个秘书不是楚才，是郭沫若哦。这个是真正的，其他的都比他差远了。郭老南昌起义没赶上，就发表了一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把他老板揭露的，真是要气死了，老板做什么坏事，秘书都知道哦。这更厉害，比炮弹了，结果就流亡了，跑到日本躲起来了。 躲起来蒋介石也不饶他，通过日本政府照会，把他看好了，不准他乱跑。他住在日本千叶县，日本警察天天在他门口值班，他就在里面写书，写《青铜时代》啊，当时日本最了不起的内藤湖南啊，日本京都学派的开创者，后来知道了郭沫若在日本。内藤这个人架子大得不得了，首相来了也不见，天天躲在别墅里学朱子。他要去看郭沫若，郭沫若说你别来了，我去看你吧，你来了我都没饭给你吃。结果郭沫若就去看他，这个事在日本很哄动啊，哄动以后家门口的岗哨给加多了。领头的警察就问啊‘你老人家在国内还有多少兵啊？’郭沫若在写东西，听着便伸出五个手指头，‘哎哟，你还有五千人？’‘不是’‘五万？’摇头‘哎呀，还得了，你老在中国国内还有五十万大兵啊’。郭沫若说‘哎，不对，我，我老婆， 三个儿子，就没人啦’。他那个时候在日本写历史书啊，他不可能是共产党的御用文人，这个是真正的冤假错案，国民党的御用文人，在日本关了七、八年啊，逃回来的。中日开战了，我就绝不可以在日本，日本是很重视啊，若是放在现在有那个学者得到当年郭沫若在日本那个待遇，他还会回来？中日开战，郭沫若逃回来的。 为什么看不惯他的老上级蒋委员长，1944年，中国抗战还没胜利，中国前途未明，你看那副得意，哎呀，不平等条约在我手里基本废除，中华民族我成为唯一领袖，这得意劲，你看他成不了事啊。郭沫若看这人，哎，中华民族的灾难，前途还不知道在哪呢，五百年持续国力衰弱，当时共产党还没有得到天下，即使共产党得到了天下，前途在何方？会不会像李闯王那样？郭老的文不可能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讲话的。所以毛泽东看了他的文章之后，恭恭敬敬的给他回了一封信说‘弟现在每日如履薄冰’啊，‘做每一件事都事必躬亲’啊，‘你的文章只嫌其少，不嫌其多’，所以毛泽东把这篇文章作为全党整风文件，最后他一句话做了总结：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这个是真正抓住了郭沫若的危机意识，毫无疑问，郭沫若和共产党的观点是相同的。 所以这个是郭沫若提出来的重要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明朝会亡掉？背后的问题就是中华民族五百年以来持续的衰弱，一直到鸦片战争达到低谷。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会变成这样？而且在五百年以前曾经创造了世界上最重要的郑和航海。 郑和的航海啊，最近我们不大关心了，但是郑和航海啊，是世界史上一个很重要的象征性标志了。所以最近在郑和航海，世界史研究当中，是外国人有很大的一个突破。我介绍一下这个突破，有一个人呢叫加文·孟席斯，他写了一本书叫做《1421，中国发现了美洲》，我们知道郑和最多跑到了非洲的东海岸，‘包罗万象，长达四千卷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编纂时，处于文艺复兴前沿的欧洲，对印刷术还一无所知。实际上那个时候亨利五世的图书馆里，只有六本手抄本，其中三本还是借来的。当时欧洲最富有的商人拥有十二本书，其中八本还是宗教著作。’这个一点不夸张。 我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给我很大的震撼，就是在文艺复兴之前，所有的世界文明基本上是中国。因为博物馆太大了，我去问‘我应该从哪参观起？’他很热情他说‘你先去参观中国馆吧’，我说‘我是中国人啊’‘哎呀，那你要去看日本馆啊？’哎，那个日本馆很小，博物馆里有一本书，欧洲文艺复兴前的，羊皮书，很大，用铁链拴着，有书桌那么大。所以啊，那个时候，欧洲的书是很少的。（韩老师继续读文章）‘　1421年2月2日　，中国的春天，这一天来自亚洲，非洲，阿拉伯，印度洋周边的使节和统治者们群集天子脚下的北京城，这些被中国的超级巨轮接来的使节们，有幸成为访问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宫殿群紫禁城的第一批客人，超过二十八个国家的首脑和使节获得了这项殊荣，但是却不包括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拜占庭皇帝，威尼斯大公，和英法葡萄牙诸国的国王，而他们之所以没有受到邀请，只是由于他们是既缺乏科学知识，又没有可贸易货物的落后国家的元首，在中国皇帝朱棣的眼里根本不入流’。 这个，要是今天我们中国人这样写啊，那可坏了，就是说这还得了，你这个闭关自守（韩老师的意思大致明白，就是如果中国人这样写啊，中国亲西方的右派都能吐口水淹死作者）但是加文·孟席斯是个很严肃历史学者，他原来是英国皇家海军的领航员，他有个特长，他认识海图。这个是很绝的，我们今天搞历史的，不要说没有那个知识，别说海图，地图看得水平都差。他收集了很多海图，他因为一张海图促发了他的研究，这张海图啊是在哥伦布航海之前啊，但是这个海图很清楚的标出了美洲，标出了从中国至欧洲至美洲的，哎，他说这个是什么原因，后来他就到葡萄牙，西班牙的图书馆去调查，调查之后他开始坚定的相信，哥伦布出发前有一个宝，知道目的地在那，知道怎么回来。他后来调查了全世界的博物馆，最后他得出一个线索，这个是郑和航海的海图。先是流失到朝鲜，不过朝鲜的好东西现在都保存在日本了，后来他在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找到了最原始的图本，这个海图逐渐逐渐流传到欧洲。所以根据他的研究，在1421年的时候，明朝的船队实际上进行了环绕世界的航行。 这个书出来后一直在纽约图书排行榜，这个书出来后没有人去攻他，为什么呢，因为没法攻他，因为书里面全是地图，完全是地图，一张又一张的地图，这个地图证明是去那，那个地图证明是什么什么，到那去那，只是在最后讲到明朝。这个是很了不起的发现，我们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推到哪呢？推到弘历年间，有个太监突然精神病犯了，他说要去航海，朝廷就在争论了，明朝最厉害的就是道学家。什么是道学家，现在《炎黄春秋》那帮作者就是道学家。道学家是干吗的啊，就是靠领袖帝王家事治天下，道学家认为全世界除了三纲五常啊没有别的。所以道学家在明朝是很得势，他们怎么干预政事呢？他就管帝王家事，现在这个《百家讲坛》也是道学家讲坛，讲那些小道消息，就是说他老婆怎么样，他有几个老婆，有几个私生子，道学家在明朝，皇帝见了他们就想打他们（韩老师此时的表情很有趣）原因就是这样，此乃朕的家事也，你们关心关心盐务，关心关心失业，关心关心贫民，关心关心下岗好不好？你老管我家事做什么？这是道学的传统，明朝最得意的是道学家，弘历年间这个太监要航海，朝中就争争争，结果皇帝决定去航海，可是郑和的所有航海资料，都被一个叫刘大夏的家伙给烧掉了。这个可了不得，这可比秦始皇烧书厉害，而现在孟席斯所找的，是朝鲜的抄本。（那么其实也就是说郑和航海的资料，我们应该到日本，到朝鲜，到东南亚各国去找，甚至到阿拉伯国家的图书馆去找，当时不可能是孤本收藏在国家档案馆，司马迁还抄了两本《史记》呢，何况已经可以印刷书的明朝）也就是说哥伦布航海啊，用的那些海图都是郑和用过的。这个很厉害，这个就是说葡萄牙发现世界的说法是错误的。这个是世界历史的一个很大的变化。 当然，这个事件就说明中国在当时的科学技术达到了什么样的地步，但问题是拥有这么领先的科学技术的中国，为什么在五百年之间会跌落谷底？这个是郭沫若真正关心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外寇，流寇。这些问题简单的说几个结论，第一个是说中国宋朝，明朝之后啊，封建社会的力量以脱胎换骨的形势发展，就是说这个封建力量啊，不是我们现在有些人天天叫‘反封建，反封建’变成‘反共产党’了，所以说现在中国有些很讨厌的道学家，没法跟他讲话。这个封建主义啊，在宋明之际有很大的发展，是因为这个陆九渊啊，宋代的思想家，他有一个很著名的话，这个话叫做‘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 官吏啊，这句话是很重要，非常看准了中国，宋代以后呢，你表面看到的是皇权集权加强，加强到什么程度呢？太守无兵权无财权的地步，宋太祖自己就是太守造反夺天下，所以你看宋朝为什么又打不过辽，又打不过金，连西夏都打不过？太守无兵权无财权啊，没法守土，只有一个岳家军。但岳家军不是国家军队，是子弟兵，所以岳飞就倒霉了，他破坏了体制。这表面上看是集权得很厉害，但是宋代以后中国这个体制又有一个很大变化，就是官吏分开。官是怎么来的呢，是科举来的，经史论书，除此之外一概不会。至于经济，财政，司法一概不懂。（好像现在还是如此）会做什么？会做诗，（现代是会吃饭喝酒）而经济，财政，司法全部委之于吏，吏去做。宋代以来的制度是‘官常有升迁，常有调防，而吏永无升迁，永无调防’。所以宋代以来最大的地方利益就是吏，因为实际上国家权利是操控在吏的手上，经济，财政，司法，所以后来吏成为很重要的职业。鲁迅的家乡绍兴就是出吏的地方，出师爷的地方。所以有人骂鲁迅是一个‘刀笔师爷’，宋代以后中国封建制度的发展很大程度就是这个‘吏’的转折，因为他永远都在那个地方，他跟当地的豪强勾结在一起。国家任何改革，无论他的出发点好还是不好，这些改革从王安石开始经过张居正到康有为，改革重要的核心就是整理经济，整理财政，改善司法，这些首先必须触及吏的利益。所以总是会把这些改革到最后变成欺压老百姓，这是中国封建制度的自宋代以后的一个重要变化。这个所谓‘官无封建吏有封建’啊。毛主席讲那个《红楼梦》，很重要的是那个《葫芦僧判断葫芦案》那一节，那个吏，那个小门子多厉害。 再一个呢，就是宋明，我前面已经讲了，中国的经济的发展很快，贸易发展很快，城市发展很快。他首先面对的社会矛盾呢，就是商，巨商的垄断。在宋代出现了‘牙人’不是牙医啊，就是经济人。这个垄断到什么程度？就是说你要做生意，你必须到我开的场所来，最后这个宋代的巨商，他的垄断性，成为王安石变法的主要打击人，就是说商的力量越来越强。而到了明朝呢，这个商又发生变化，开始跟那个海商勾结在一起，出现海盗。海商，巨商，垄断商，一直通到朝廷去。所以明朝要打击海盗。明朝最厉害打击海盗的一个人叫朱X，他是浙江巡府。最后这些人能逼得他自杀。中国海盗传统是浙江、福建两省，养海军养海盗，海盗和海商是不分的。而这个海商在海外贸易上，很快与国内的豪门巨族勾结在一起，势力直上朝廷啊。 中国宋代之前啊，叫重农抑商，为什么要重农抑商？很简单，我们现在很多搞经济的人不懂事，就是讲中国历史上不重视商人，他重农抑商，所以就造成商人不发达，就发展不出资本主义，就落后了。历史要真这么简单的话，那就把历史系都解散了。这个真是太荒谬了，搞经济的人并不知道历史，为什么重农抑商？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中国的商啊，不事生产。中国的商人一旦发了财，干两件事，一件是什么？买地。第二件呢，放高利贷。买地就兼并啊，土地一兼并，国家税收没有了。土地税没有了，国家就是从税收的角度，他也得抑商。你放高利贷不是个生产的阶层啊。中国历代最后他想解决的问题，就是要使那个商去生产。所谓劳资两利，就是讲要保护资本，要保护劳动者。这两个为什么不矛盾？就是这个商人他从事生产了，而不是窖藏金银，不是放高利贷，不是金银下海，不是把钱运到国外去，这个就叫好啊，这个就是上层阶层与下层阶层结合，美好的理想，共同纲领。商，不是一个生产阶层，这个是宋之前。 宋明之后，商又有一变。特别是到了明朝，1576年，隆庆之后啊，那个时候海禁停止了，国家就彻底重商了。为什么？两个重要的经济政策。从宋代王安石，到明代张居正，两个基本政策。一个政策是开耕法。什么叫开耕，就是比如说国家要搞运输，要打仗，就让商人去运粮，让商人买了粮去运，然后让商人拿了盐营，盐是国家专卖，再让他们回来贩盐赚钱。为什么用这个方法，就是制止商人窖藏金银放高利贷。我要你把钱拿出来为国家所用。这是王安石开始，北方边患啊。第二次是一条鞭法。就是明朝隆庆年间，国家财政困难，那谁有钱呢？浙江巡府发现就是浙江、福建沿海的走私商人，他们有的是银子，就好像现在走私商人手里有很多美钞，欧元一样，但当时国家不认银钱，但是国家手里又没钱，怎么办呢？一条鞭，从浙江巡府开始，从浙江进行小试点，就是浙江的所有的税，赋，租等等，全部收银子。也就是说从今天起，浙江所有的税收收美元。这样，就是大规模的白银往上收啊。 所以从宋明开始，国家为了解决经济和财政困难，开始越来越重商，重的是什么商呢，不事生产的商，后来却是跟海外贸易有关的商，而自己1576年以后呢，海禁开了之后，中国制度发生重大变化，好像是一举解决了困扰我们千年的问题，就是经济不断发展和货币短缺的矛盾。但是自此之后，我们整个经济就变了，变成什么样呢？变成出口物资来换取海外货币。从1576年开始，中国经济的模式啊，就已经变成了把货币和金融市场放到国外。所以中国商的阶层位置一变，从过去兼并的豪商外，逐渐变成了海商。五百年来不断的发展。由于封建主义的，‘官无封建吏有封建’，地方势力不断扩展，由于不事生产阶层的商人发展和变迁，由于在这个过程当中国家的税收，国家的困难。为什么国家困难？因为这个精英啊，没有多大变化。在明朝的时候道学，就是靠关心帝王家事啊来治理国家，今天还这样，是靠关心毛主席，周总理的家事啊来治理国家。这样的一些人号称精英，国家怎么会有经济，国家怎么会有国防？所以逐渐发展，就发生了1840年导致中国崩溃的几个因素啊。 第一，封建主义，第二，买办资产阶级。就是由兼并商和海商发展来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他不止是商人，他还是金融力量。官僚资产阶级。我们说明朝为什么国家能力下降？吏治的败坏，任何的改革都推行不下去，国家因为严重的财政困难，不得不走向严重的重商道路，扶持的却是不事生产的商，渐渐变成兼并商，海商，把国家的钱放到国外，士大夫阶级，除了道学以外，就是胡说，这样搞了五百年，中华民族还没有亡国灭种，那真不错了。中国革命，有些人就瞎说，说中国革命是‘穷棒子造反’，这话在台湾讲是不行的。你在台湾讲中国革命有问题，学术界，台大，中央研究院都跟你过不去的。为什么呢？中国革命的伟大先生者孙中山，说‘革命尚末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毛泽东就讲‘革命进行到底’是孙中山先生遗嘱。所以台湾有位钱先生，他是中央研究院的，他到北大参加研究班，他很惶恐，他说‘毓海兄啊，你们这里可以讲革命不好的啊？’我说你们那里不可以讲啊。他说不可以讲，讲了就是反对国父啊，国父就是孙中山先生。他说这其实没有道理的。 你们看，我们这个比台湾要解放了。五百年来，中国的改革家，志士仁人啊，他们都想提振国家的能力。从王安石，张居正，康有为啊，他们都提了很多主张，‘复井田’、‘废科举’限兼并，限墓地等等，可是讲了五百年，都没能真正实行，都反对。是谁实行的？是中国革命啊。什么叫‘复井田’？耕者有其田。只有耕者有其田，在这个基础上老百姓才能保家卫国，保我家园。这是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为什么要‘废科举’‘兴学校’？从王安石讲到康有为。讲到大学里去，科举都没有了，就讲些拍马屁的学问，讲些辞章了。学校要学现实当中的学问啊。儒家开始孔子是当会计的啊，从现实当中感受学问。所以是中国革命重新筑造了中国。人民战争实事求是，五百年来谁著史，中国革命真是要复三代之志，中国革命要培养的，在人民当中才有发明创造，才有办法，人民当中自己组织起来，通过保家卫国，通过耕者有其田，实现中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啊，首先是军事上的胜利。不能小看军事上的胜利，军事上的胜利不是开玩笑的，那是实打实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驱逐买办官僚阶层到台湾去，抗美援朝，抗美援越，这个是前所未有的。战争的胜利，人民战争的胜利，改革开放。我对改革开放可能跟乌有某些同志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当然这可以探讨了。 改革开放以前啊，顾准在他的文集里有段话，这个很好玩啊，顾准是个直率人啊，他是个伟大，合格，了不起的经济学家。不是说他是高粱先生的父亲，我是高梁先生的朋友才这样说的啊。他说啊‘我们现在不要管西方资产阶级钱柜子，我们就利用我们的廉价劳动力，把我们的产品捅到国外市场去，把他搞个人仰马翻’。文革那个时候他就这样写了。那个时候我们还在讲援助亚非拉，第三世界，但是他说‘援助亚非拉还不够，我们现在还要对资产阶级来硬的。’来什么硬的？把我们的东西捅到西方，把他们的市场搞得人仰马翻。从某种意义来讲，顾准的理想，改革开放后实现了。这是不是一个进步？我认为是。虽然确实在国内出现了很多问题和反思，但是确实结束了西方社会垄断市场的现实。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怎么样改变和结束五百年来，自白银发现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啊，他们垄断金融市场和科技的问题，特别是金融问题。这是摆在我们面前极其重要的任务。如果这个任务不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谈不上的。不完成这个任务啊，改变这个世界不合理的秩序是谈不上的，社会主义是谈不上的，所以这个任务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万里长征啊。这就是从五百年的历史来看啊。　　 罗嗦了那么多，谢谢大家。

中国农业和农民往哪里去？

我们学历史的人，跟做新闻记者一样，新闻归新闻，评论归评论。一个是绝对的客观，一个是绝对的主观，不能相互混淆在一起。

这里在研究宋代物价基础上，具体从钱数角度对此再做探讨，考察主要用金钱衡量的宋人生活水平。

《格致遗骸》，说英国苏格兰科学家发明了一种方法，将人的尸体熬油，制成碱屑，将骨头粉碎，作为肥料。在《点石斋画报》案件14年之后，上海在1903年发生过一个著名的案件，即“苏报案”。

孙、张两氏虽然都坚持结合中国实际，效法西方，力图将封建农业推上资本主义轨道，但终因各自的出身、教育背景以及生活经历的差异，在中西取舍上，作出了某些不同的选择。

6至13世纪具体来说，就是公元581年—1279年。581年是隋朝的建立，1279年是元朝灭了南宋。这么一段时间为什么要把它提出来讲?

根据美国的《情报公开法》最新公开的二战档案（存于美国国家档案馆The U.S.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简称NARA）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研究，这方面似乎日本学者做得更多些。吉见义明关于毒气战的档案的阅读也使得一些日本右翼分子美化战争的梦想破灭。毒气战不仅在战争中对中国军民和美军造成巨大伤害，偶被发掘出的遗弃毒剂到了21世纪仍在中国和日本的国土上制造被害伤亡事件。然而，东京审判时日本被免除毒气战责任，这个问题仍待探讨。如果对美国国家档案馆各种材料感兴趣的话，NARA网上一个部分目录检索的网址是：http://www.archives.gov/research/tools/index.html 目前感觉国内学界对NARA的资料利用好像并不是很多。--人文与社会导读

中越两个亚洲共产主义大国为甚麽会从「同志加兄弟」变成兄弟反目、兵戎相见呢？这场战争到底谁是真正的胜利者？

嫦娥是不是成了蟾蜍？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才传入缅甸，非马克思主义的各式社会主义思想也传入缅甸，当时反英独立的青年深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