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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具体、细致地考察1844年手稿及其摘录笔记的诞生过程，明确指出手稿并不是对某种世界观的系统阐发，它所展现的是处于运动中的马克思的思想，即由他的阅读和他所参加的讨论所推动的新思想的诞生与发展过程。

公平可以促进效率薄熙来在去年11月的重庆市委三届八次全委会上提出了“分好蛋糕”论。他说，“一些干部有个潜意识，认为只有把“蛋糕”做大了才谈得上分。其实，没有公平正义，不但分不好蛋糕，连做蛋糕的人最后也没劲，更谈不上调动大家的积极性。群众的积极性高了，蛋糕才做得大，就是要很好解决生产关系反过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问题”（《重庆日报》2010年11月18日）。如果把薄书记所说的“分好蛋糕”理解为公平，“做大蛋糕”理解为效率，他实质上是鲜明地提出了“公平可以促进效率”的观点。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中央从14大以来关于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提法，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薄熙来“公平可以促进效率”的观点。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个人收入分配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2002年的十六大报告讲得更为具体，除讲“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外，还进一步说明：“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收入。” 但到了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则有新的提法：“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逐步实现全体人员的共同富裕。” 这里讲的三条都是公平问题：在分配关系上不再提效率优先，公平不再处于“兼顾” 地位，而是作为重要关注点予以强调。 特别应该注意到的是2006年10 月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的有关提法：“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促进共同富裕”。这里加重语气，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显然，这与“兼顾公平”的提法是不同的。2008年党的17大报告更进一步明确放弃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说法：“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可见，党对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的认识，与时俱进，不断深化。有趣的是，世界银行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题为“公平与发展”，其核心观点是“公平和发展繁荣有着互补性”，长期的教育，财产和收入，卫生，医疗及就业上的不公平将严重阻碍发展。该报告以哈佛大学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正义论”(John Rawls),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森(A.K.Sen)的“能力集合论”和耶鲁大学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罗墨(John Roemer)的“机会平等论”为理论基础，对世界各国的大量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发现“公平可以促进效率”，“不公平将阻碍发展”。重庆市委三届八次全委会提出，到2015年时，重庆基尼系数要从0.42降到0.35左右，城乡收入差距从3.4∶1缩小到2.5∶1左右，并已把缩小贫富、城乡、区域“三大差距”写入“十二五”规划发展目标。这三大差距不仅是重庆的难题，也是全中国面临的难题。作为全国唯一的省级统筹城乡综合改革实验区，重庆缩小“三大差距”的举措—如大规模的公租房建设和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已经和必将继续吸引全国人民的关注。

在布朗案过去近半个世纪后，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杰克·巴尔金（Jack Balkin）自己当起了首席大法官，召集了包括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约翰·哈特·伊利（John Hart Ely）和麦金农（Catharine A. MacKinnon）在内的八位顶尖宪法学者组成了一个模拟的最高法院。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重写著名的布朗案判决。当九位大法官把各自撰写的意见汇集到一起时，人们却意外地发现与五十年前那份9比0全体一致的意见不同，在这其中居然出现了一份异议。而更加令人意外的是，这唯一的一份异议竟出自这个模拟最高法院中唯一的黑人教授——德里克·贝尔（Derrick Bell）。

中国古代没有西方近代意义上的学术分科，但并不意味著没有自己的学术分类体系。从“孔门四科”到“儒学四门”，体现了中国传统学术按照自身的历史逻辑，开始向近代分科性的学术门类演化的历程。

Alain Badiou, Theoretical Writings, ed. and trans. by Ray Brassier and Alberto Toscano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2004), pp.153-52.1、 思维（思考）是普遍性固有的（proper）中介"思维"，我的意思是，主体，它在一种与知识可获得的（available）形式的总体性截然对立的过程中被建构起来。或者，如拉康所言，正因其在知识中建立了黑洞，主体乃在。评论：a．思维是普遍性固有的中介意味着，如果某物具有了客观的形式或客观的合法性（legality），那么它就不作为普遍而存在。普遍性本质上是"反客观的（anobjective）"。它仅仅只能通过思维运行（trajectory）的生产（或再生产）被经验到，这一运行建立（或重建了）一种主体的配置。这里有两个典型的例子：数学命题的普遍性只能通过发明或有效地复制其证据而被经验到；政治陈述的情境的普遍性（situated universality）只能通过实现它的斗争实践而被经验到。b．作为主体思维的思维通过一种过程（process）被建立起来，这意味着普遍决非是先验设定的结果，意味着设定了一种建构的主体。 相反，普遍性开放的可能性是在一种局部的水平主体思维存在的前提。主体总是在一个特殊的程序点上（point of that procedure）作为思维被召唤出来，从而普遍性被建构起来了。普遍性同时是作为主体思维规定其自身要点，以及是对那些要点的真实的回忆（virtual recollection）。[1]故而，在普遍性中运作的中心辩证法乃是作为主体的局部性（the local），以及作为无限程序（procedure）的全局性（the global）。辩证法乃是如此的思维之成分。因此，"质数[2]（prime number）是无限的"命题之普遍性，既在于它召唤我们在思维中去重复（或重新发现）[143]一种独特的关于它的证据，也在于从古希腊一直到当代，数论总是伴随其根本的公理一起被移动的全局性进程。换一种方式说，政治陈述"一国之非法移民劳工的权利必须被那一国家所承认"之普遍性，存在于所有通过政治主体性积极被建立起来的斗争实现之中，也在于全局性的政治过程，根据其处理国家及其决断（decision）、规范与法律。c．真理或普遍性的过程--它们是一致的相同的，与所有可获得的知识实例截然不同，意味着普遍性总是一种不可估算的呈现（emergence），而不是一种可描述的结构。同理，我认为真理是知识不可及的，它本质上是不可知的。另一种解释我的意思的方式就是，我以为真理具有无意识的特点。任何可以通过描述性的谓词在知识中被分辨出来的东西，我称之为特殊（particular）。但是虽然可以作为在一种情境中的运作着的程序被确认，然而从每一谓语性（predicative，述谓）描述中被减去的东西，我称之为单一（singular）。所以，这一或那一种群体的文化性特征是特殊的。但是那贯穿这些特征，并使每一记录在案的描述统统无效的东西，普遍地召唤了一种思维主体，乃是单一。因此有了论题2： 2、每一普遍都是单一的，或者是一种单一性。评论：并没有可能对于特殊性作普遍的扬弃（sublation）。现今普通的看法是：真正的普遍方案（prescription）存在于尊重（respectiong）特殊性之中。在我看来这一论题是不一致的。事实说明，任何导入实践的企图总是奋起反对特殊性，后者是任何形式上的普遍性都声称不可忍受的。事实是（the truth is），为了保持给予特殊性以尊重是一种普遍的价值。在好的特殊性和坏的特殊性之间做出首要的区分是必需的。换句话说，在描述性的谓词的名单中建立一种等级是必需的。比如，一种文化或宗教的特殊性会被认为是坏的，如果它不在自身之内包容了对于其他特殊性的尊重。[3]但是，显然，这规约了形式普遍性已经包括在特殊性之内了。最终，尊重特殊性的普遍性仅仅是[144]普遍性的普遍性。这一定义是致命性的同义反复的。它是草约（协议protocol）必要的对应物（counterpart）--常常是暴力性的对应物--想要真正地根除特殊的特殊性（即，内在的特殊性），因为它冻结了后者之谓词进入自足身份的结合（self-sufficient identitarian combination）。故而，每一普遍性并不呈现自身作为一种特殊的规则化或者差异的规则化，而是作为一种从身份（identitarian）谓词中减去的单一性；即使它明显经由那些谓词发生。特殊性的减除一定相对立于它们的设定。但是如果单一性有权要求通过减除达到普遍，乃是因为身份（identitarian）谓词的运作，或者说描述特殊性的知识形式的逻辑，排除了任何预知或构想之[普遍？]的可能性。 因而，一种普遍的单一性不是存在的秩序，而是一种突然呈现的秩序。因此有了论题3： 3、每一普遍性起源于一个事件（event），事件不涉及于情境的特殊性普遍与事件之间的关联是根本性的。基本上，政治普遍主义的问题全然依靠被维持的真实性（fidelity）或失真的王国，并非关于这一或那一教条学说的问题，而是关于法国大革命、或巴黎公社、或1917年十月革命，或是民族解放的斗争，或1968年五月风暴，这是很清楚的。一种contrario，政治普遍主义的否定，对于解放主题的否定，不仅要求赤裸裸的反动宣言。它要求可以称作为事件的修正主义（evental revisionism）。比如，傅雷（Furet）尝试表明法国大革命是全然无用的；或者是不计其数的将"1968年五月"还原为一种朝向性解放的学生运动。事件的修正主义把普遍性和单一性的关系作为靶子。除了地点之外什么都没有发生，谓语性的描述是自足的，任何普遍地具有价值的东西严格来说都是客观的。In fine，这相当于声称任何普遍地具有价值的东西存在于机械主义以及资本的权力之中，与其统计学上的保证相伴。在那一情形中，人类的命运就被谓语性特殊性和合法的普遍性之关系密封起来了。 由于事件发动了一次单一的普遍化程序，并通过这一程序建立其主体，所以是相反于实证主义对于特殊性和一般性的连接的。[145] 在这一关系中（regard），性的差异之事例显得特别有意义。谓语的特殊性在某一特定的社会中确定男人与女人的地位，这可以以一种抽象的方式来认识。一个一般的原则被设置了（posit），由此权利、地位、个性及等级与这些从属于依据法律的平等主义规则的地位相联系。这很好，但是至于考虑到性角色的谓语性分配时，它并没有提供任何种类普遍性的基础。由于这是一个事例（case），呈现着的（emerging）遭遇或宣言（declaration）的单一性会突然出现；这一单一性会使主体结晶化，主体的显现正好就是性差异被减除的经验。这一主体通过一种恋爱的遭遇而产生，其中，发生了一种性别位置分离性的（disjunctive）合题。恋爱的情景是唯一真正的（genuine）情景，其中普遍的单一性，它属于性的二者（Two）--最终属于如此的差异--最终显露出来。这是未经划分的绝对差异的主体经验发生之所。我们都清楚，一谈到性之间的互动，人们总是被爱情故事所迷住；这一着迷（fascination）直接与社会构成（social formation）试图阻碍爱情的多种特殊障碍成比例。在这一例子里，非常清楚的是，由普遍性所带来的吸引力准确地存在于这一事实中：它将自身作为一种反社会的单一性从知识的谓语中减除掉了（或者说尝试减除自身）。 故而坚持作为一种单一性的普遍是必要的，坚持我们所开始的地方总是一种不稳定的补充，它的单一的力量驻留在没有什么可用的谓语能够使它从属于知识之地，这也是必需的。 问题是：什么物质例证，什么存在的不可区分的效果，提供给主体的程序基础，而这一程序的全局性动机（motif）是普遍的？ 4、普遍最初作为一种关于不可确定性之决定来出场这一观点需要仔细的说明。我称内在于一个情境的谓语性知识的一般系统为"百科全书"（encyclopedia）：即，每一个人关于政治、性差异、文化、艺术、技术所知道的东西。有一些事物、陈述、构造或弥散的片段，它们的化合价（valence）依照百科全书也无法被决定。它们的化合价是不确定的、漂浮的、自主的：它们存在于百科全书的边缘。是它们组成了那些地位依然构成性地不确定的事物；那些引出了"或者是，后者不是"的事物；那些地位可以依据非-决定的原则进行无尽辩论的事物，而这自身就是百科全书；那些知识吩咐我们不去决定的事物。比如现今，知识命令我们不去断定/决定关于上帝的事儿：可以接受的是"某些东西"存在，或者它并不存在。我们存在一个没有化合价可以归于上帝存在的社会；一个要求一种含混的（vague）精神性的社会。相似地，知识命令我们就可能存在"另外的政治"不做决定：它可以被谈论，但没有什么是源自于此的。另一个例子是：那些没有证件的，却在法国（或英国、美国）工作的工人是不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他们属于这里么？是的，可能是，因为他们生活并工作在这里。不，因为他们没有必需的证件来表明自己是法国人（或英国人，或美国人......），或在这里合法地生活。"非法移民"的表达指示了化合价的不确定性，或者化合价的无化合价性：它指示出那些生活在这里，却没有真正地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因此是可以被赶出这个国家的人，那些被揭示出他们的存在之化合价的无化合价性的人，那些工人。 根本上，事件决定百科全书无法辨认性的区域。更确切地说，有这样一个类型的命令形式：E      d（ε），这可以被理解作：每一真正的主体化（subjectivation）都是由事件所招致的，而事件则在其现象（appearance）中消失了，主体化指示出ε，那在情境中不可被决定的东西，已经被决定了。这就是个例子，当非法移民的劳工占领了巴黎圣贝尔纳（St. Bernard）教堂时：他们公开地宣布了存在，以及宣布了并不具化合价的化合价，从而确定了那些属于这里的人们，并让他们扔掉了"非法移民"的表达。我将ε称作为事件的陈述。凭借拆分（detachment）的逻辑原则，我们看到了事件的废止，事件的整个存在存在于消失之中，只留下了事件的陈述ε，这个ε经由事件指示出来，立足作为某种事物：--它是一种真实的情境（由于它已经在那里了）；--但是又是那些化合价经历着激烈变化的事物，因为它是被确定的未定。它是曾没有化合价但现在却有了的事物。因而，我认为对于每一普遍的单一性来说，创立（inaugural）的物质性是事件的陈述。它将适合主体-思维的存在固定在普遍被编织的地方之外。这就是在爱情遭际中的事例，它的主体存在经由陈述"我爱你"而被固定在一个又一个形式之中，正在这个时候遭遇的环境被檫除了。于是，未定的分离性的合题就被决定了，其主体的创立就联结于事件陈述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每一个事件的陈述都有一种宣言性的结构，不管陈述是否具有一种命题的形式、作品的形式或构造及公理的形式。事件的陈述由事件的出现-消失暗示出来，并宣布一种不可决定的东西已经被决定了，或者宣布没有化合价的东西有了化合价。被建立的主体跟在这一宣布之后，后者打开了对于普遍来说一种可能的空间。相应地，所有对于普遍来说要展开的东西被要求去带出（draw）所有结果，在这一事件陈述的情境之中。5、普遍具有一种含蓄的/暗示的（implicative）结构对于普遍观念的一般反对是：存在的每一事物被再现，都与由迥然相异的力量或利益所控制的特殊条件与阐释相关联。比如，某些人认为不可能获得对于差异的普遍掌握/理解，因为在差异被普遍掌握之方式间的深渊，依赖于不管某人占据着"男人"或"女人"的位置。另一些人坚持没有什么普通的分母（denominator）成为多样的文化组织选择称为"艺术活动"的基础；或者一个数学命题也不是内在地普遍的，因为它的真确性全然依赖于支撑它的公理。阐释学的视角主义所忽视的东西是，每一普遍的单一性乃是作为由一种事件的决定所引起（entail）的推论/结果（consequences）网络来出场的。普遍的东西总是采取 ε     π的形式，在这里ε是事件的陈述，而π是一个结果，或者一种逼真性/忠贞。不用说，如果有人拒绝决定ε，或以一种反动的方式坚持将ε降低到未定的地位，或者认为具有化合价的事物应该保留着没有化合价的状态，从而含蓄的形式无论如何也不会命令它们去接受结果的真确性（validity），π。然而，他们不得不以此承认含蓄形式的普遍性。换句话说，他们不得不承认，如果事件在它们被陈述的基础上得以主体化，无论什么推论被作为结果（result）发明出来都是必要的。在这一点上，柏拉图在《美诺篇》里的辩解仍然是不可辩驳的。如果一个奴隶关于几何学的事件的（evental）基础一无所知，他就不能确证（validate）双倍于某个正方形的另一个正方形面积的建构（construction）。但是，如果某个人给他一些基本的数据，他也能够主体化（subjectivate）它，它也能够有考虑的主体化（subjectivate）建构。因而容纳在当下这一释义中的暗示是普遍地真确的，这一建构是由几何学的希腊的呈现（emergence）所开创的（inaugurate）。某人或许会反对："通过调用数学推论的权威，你把事情变得太简单了。"但是他们错了。每一普遍化的程序都是暗示性的。它证实了那一结果，此结果跟从着事件陈述一直到被指明了的消失的事件。如果主体化的协议在这一陈述的庇护下被发动起来，它便能够发明及建立一系列可辨认的普遍的推论。反动的否认，即发生了的事件在这个格言中表达出来"除了地点之外，什么都没有发生"，可能是唯一破坏普遍的单一性的方式。它拒绝承认其推论/结果，并取消任何适合于事件程序的在场的/存在的东西。即使这样，这一拒绝也不能取消暗示的普遍性。看看法国大革命：从1792年以来，如果它建立了一种激进的事件，由一种内在的宣称所指示出来，这种宣称认为如此的革命乃是一种政治范畴，从而，公民只能在与德行与恐怖的辩证法一致中才能被建立起来就是真实的（true）。这个暗示既是不可否认的又是普遍地可传递的--比如，在圣-余斯的著作之中。但是，显然，如果某人认为不存在大革命，作为主体配置的德行就是不存在的，所留下的一切就是作为一种引起道德谴责的疯狂的爆发之恐怖。即使政治消失了，使之生效的暗示的普遍性仍旧保留了下来。不再需要在这里援引解释的冲突。这是我第6个论题的要点（nub）：6、普遍是单义的/意义明确的（univocal）至于经由事件的推论而发生的主观化（subjectivation），存在一种适合建立普遍单一性的逼真/忠贞的意义明确的逻辑。这儿我们必须回到事件陈述。回忆一下陈述在作为不可确定之物的情境中扩散（circulate）。关于其存在及不可确定性是公认的。从一种本体论的观点来看，它是组成情境的多样性之一。从逻辑的观点看，它的化合价是中介的或未确定的。经由事件发生的，与在事件中得失攸关的存在没有关系，与事件陈述的意义也没有关系。它只从属于这一事实，鉴于（whereas）先前事件陈述是未确定的，此后它将还不会被确定，或者作为真理被确定。鉴于先前事件陈述是没有意义的，现在它占有了一个特别的化合价。这就是非法移民劳动身上所发生的事儿，他们在圣·贝尔纳教堂证明自身的存在。换句话说，那影响陈述的，那被事件的消失束缚在一种暗示的方式之中的陈述，是行为的秩序，而不是存在或意义的秩序。它就是意义明确的行为的记录（register）。陈述被确定是如此偶然，，这一决定从所有解释中减掉是如此偶然。它关联于是或否，而不关联于不明确的（equivocal）的意义的多元性。我们这里所谈论的是一种逻辑行为，或者回应韩波，一种逻辑的反叛。事件决定，为了真理，或为了显赫的（eminent）化合价，以前的逻辑将其限定在不确定的或非-化合价的领域中。由于这是可能的，修改了情境的某个组成部分的化合价之单义的行为，逐渐在其全体性中开始转变情境的逻辑。虽然情境的存在-多样性仍然是未改变的，其消失的逻辑--评价并关联所有属于情境的多样性--能够经历一种杰出的转换。它就是这一变化的轨迹，它组成了百科全书的普遍化的对角线（diagonal）。普遍的意义不明确的论题关涉到回到那些一般性的普遍的单一性，一般性（generality）的律法在特殊性之上摇摆。它无法掌握逻辑的行为，这一行为普遍地、意义明确地开创了一种在整个现象（appearance）结构中的转换。每一普遍的单一性可以确定为如下：它是主体-思维的行为，这一主体-思维一定要在这一方式中来表现（render）这行为，这行为能够发动一种影响并对于情境逻辑进行激进的修改的程序，并因此修改当它出现时的呈现。显然，这一修改从未被充分地完成。对于最初的意义明确的行为来说，它总是局部的，开创了一种逼真/忠贞，即，一种推论的发明，它会被证明就像情境自身一样是无限的。因此就有了论题7：7、每个普遍的单一性总是未完成的或开放的这一论题需要评论，这一评论关注主体，普遍单一性的局部化，关联于无限的，存在-多样性的本体论规则之方式。关于这一特别的主题，有可能揭示在有限的哲学与相对主义，或普遍的否定及对于真理概念的不信任之间的本质上的同谋性（complicity）。让我用一种单纯的格言来说明它：潜在的化合价，内在于当下的普遍的（prevalent）人权概念之专横的叫嚣来自这样一个事实，这些事实上是有限的权利，最终--作为一致的民主的安乐死之主题--死的权利。经由比较，普遍单一性的事件概念，作为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在《差异》中所评论的，要求将人权作为无限的权利来思考。8、普遍性除了对于虔诚的/可靠的（faithful）无限的全称的（generic）多样性建构之外，什么都不是通过全称的多样性我意味着什么呢？非常简单，一种不能被任何百科全书知识的谓词所决定的情境子集；即是说，一种属于情境子集的多样性，成为它的元素之一的多样性，不能够是已有身份的结果，占有任何特殊属性的结果。如果普遍是为每一个人的，这是在精确的意义上所被铭刻（inscirbe）其中的，它不是占有任何特殊规定性的物质（matter）。这是在政治集合中的事例（case），它的普遍性得自对于社会、国家、性或代的起源之漠不关心中（follow...from）；恋爱的一对，它是普遍的，因为它生产了一种不可划分的真理，这真理是关于性的位置之间的差异的；科学理论，它在某种程度上是普遍的，即它去除了其精心制作（elaboration）中的任何起源；或者主体是作品的艺术构造（configuration），就如马拉美所评论的，作者的特殊性已经被取消了，在可仿效的（exemplary）开创兴建的构造中，诸如《伊利亚德》和《奥德塞》，成为他们基础的合适的（proper）名称--荷马--最终什么也不回涉（refer back to nothing），而只是任何主体的空无。因而普遍依据一种侥幸（aleatory）的增补机会而出现。它遗留给自己一种简单的/单纯的分开来的陈述，这一陈述作为建立起它的事件之消失的痕迹。它在意义明确的行为中发动自己的程序，这一行为经由没有化合价的东西，其化合价开始被决定。它给这一行为系上一种主体-思维，这主体-思维会为它来发明推论。它虔诚地建构一种无限的全称的多样性，通过其真实的开放，乃是修希德狄斯（Thucydides）宣布伯罗奔尼亚战役的书写历史--不像后者的历史特殊性--它会是："适合一切时间的东西"。[1] 回忆，注意黑格尔对普遍的精神的描述。[2] 质数，只能被其本身和一整除而没有余数的整数。[3] 比如，伊斯兰教在某些人看来就是一种"坏"的特殊性，因为它不包容其他世界的宗教（其他特殊性）。因而特殊性必然带出普遍性问题，或者说已经包含了普遍的判断，已经是普遍性？所以Badiou在后面说，尊重特殊性的普遍性尊重的并不是"特殊性"，而已然是"普遍性"。Badiou的批判在于：特殊规则化，或者等级化的普遍性（就如刚刚所论）并不是他所要谈的普遍性。

这个世纪在不可能的主体创新和反复的安慰的主题中结束。这种主题有一个名称：迷恋。这个世纪结束于对安全的迷恋中，用一句可怜的话来说就是，你呆的地方并不太坏，其他地方更糟糕。在弗洛伊德、列宁之后，近百年来存活下来的东西在破坏性的歇斯底里中、在它的行动主义和不妥协的武力中给自己找到了新的位置。

2007年11月13日的演讲。英文录像链接

美刊《批评探索》第34期(2008年夏季号)发表了菲利波·德尔·卢凯塞、贾森·史密斯与法国著名理论家阿兰·巴迪乌的访谈文章，巴迪乌就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传统、当代政治的新的组织形式等问题阐释了自己的观点。访谈主要内容如下。

法国哲学思想家阿兰·巴迪乌（Alain Badiou）在英刊《新左翼评论》第35卷（2005年9—10月号）上发表文章，提出20世纪下半叶的当代法国哲学思潮在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继古希腊哲学、启蒙时期的德国哲学之后的第三个重要哲学阶段。文章原题为《法国哲学的探险》，主要内容如下。

我认为，当代艺术的重大问题是怎样才能避免做一个浪漫主义者。更准确地说，问题是怎么样才能避免做一个形式主义的浪漫主义者。

事实是自1945年以来（或许更早，但影响范围较小），马克思的词汇已经闯入了政治生活乃至各门社会科学的普通用语之中。有关这一闯入过程，在没有作出严肃认真的考证以前，人们还很难说清楚。总的说来，我个人觉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从思想深处对一切都产生了怀疑，即使最有头脑的人，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马克思的教导。

赵晓力译自英文版。原文标题为'The corporatism of the universal: the role of the intellectual in the modern world.' Telos Vol. 81 (Fall 1989), 99-110. 这篇文章是布迪厄于1989年10月3日应《朝日新闻》的邀请在他们的编辑部做的一个讲座，题目和Berstrand Russell1939年在芝加哥大学的演讲题目相同。罗素感叹在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影响变弱了，他认为社会的大多数人都是无理性的，他们的行为既反人类也与自己的利益相左，他把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作者对立起来，认为现代的通信传播手段又增强了“集体歇斯底里”。罗素说，只有让人们有愉快的童年、接受良好的而不是半吊子的教育来发展一种批评的和怀疑的态度，才能使得知识分子能够发挥他们的作用。在布迪厄的同题文章中，对知识分子内涵、使命、位置的理解跟罗素非常不同，也继续了罗素提出的若干问题，比如现代化的媒体对人的控制，知识分子在为了普遍利益斗争的同时维护自身的利益，等等，可以说，是对罗素提出的一些观点的批判的反思。1989年正值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纪念，布迪厄分析了知识分子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成为了所谓“dominated dominant” －－被主宰的主宰者，他最后提出的观点是要把知识分子享有的特权变成人类普遍享有的（可以看到罗素的影子），这也就是他所谓“Universal Corporatism" 的含义。相对而言，更加容易读的一个英文本是Poetics Today1991年英文翻译版，因为发表时间更晚，可能布迪厄的原文已经做了一定修订，所以文句确实要比这个Telos1989版本更好理解。--人文与社会导读

圣与仁义礼智一样，原是一种德行，有渊博通达、闻声知情等意思；《诗经》里将圣与哲相提并举（《小雅·小旻》），《尚书》里说圣和狂可以转化（《多方》），都是用在这样的意义上。

在西方思想中，正义概念自产生以来历经了许多演变。从希腊神话、梭伦、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系的主流希腊思想，接通中世纪基督教的良心观念，经注入自然法的启蒙观念，汇合为自由主义的体系，并在此母体上吸收社会主义思想的部分影响，这构成了西方正义概念迄今发展的主脉。

具有丰富的台湾工运和政治社会运动经验的作者所撰写的由三十三个短篇思想札记所构成的马克思主义入门书：《破门而入：为马克思主义辩护 》 。

英文，耶鲁1991年注释版，带页码可引用。 On Narcissism: An Introduction

乔治 巴塔耶（Georges Bataile，1879－1962）是法国现当代非常重要的一位思想家。他的思想直接影响了拉康、鲍德里亚等人。依我的见解，巴塔耶的哲学理念用一句话来概括，即是反抗占有性的世俗世界，追求非功用的神圣事物。这里，又有一个逻辑二分的对子群组：神圣与世俗，生产与耗费，占有与排泄，当下与延迟，同一性与异质性，知与非知。

本质之为共相与本质之为殊相( 使事物“恰恰地是这个事物”的东西) 两者间究竟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本质”是如何由共相发展成为“恰恰地是这个事物”的殊相的呢? 亚里士多德似乎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 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却在这方面给了我们很深刻的启发。

人为什么要讲道德？所谓“应该”之事为什么应该？或者换个专门化的术语来说，道德的根源、基础何在？这是一切伦理学中最根本的问题。表面上看，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似乎很迂腐，实际上却具有特别现实的意义。

哲学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