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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清华“打的”进城，堵在半道是常事。后来按友人建议，改乘地铁，时间就好掌握了。北京的地铁，我还是八十年代初大学生胸前戴校徽那时候的印象。如今整个儿 鸟枪换炮，而且真便宜，两块钱，随便坐多远。站台够宽敞亮堂——不像纽约那地铁，高峰过后，暗地里耗子比人多，横冲直撞的——而且跟回到波士顿似的，好些 乘客把头埋在书报里，要不就“煲”手机、填字谜，气氛蛮homey。当然，没考虑周全的地方也有， 少数几个站，换车“贼”锻炼身体，跟着人流七拐八拐打地道战，足足走了一刻钟，有点和穿高跟鞋的女士们过不去。还有一样，英语报站名——我不否认，那是 “国际大都市”必不可少的一项硬指标——做到了女生字正腔圆，不知是社科院语言所还是谁的人工合成，能跟香港地铁的伦敦腔媲美；可是站名中的一个，让人听 了起鸡皮疙瘩：下一站，Renmin University。什么大学？ 记得从前的译法，叫People’s University， 人民（的）大学，全称中国人民大学。同“人民政府”“人民公安”“人民法院”“人民医院”一个意思，名正言顺，一目了然。干吗要改呢？怕刺激了友邦人士， 引起贵宾误解，还是自己心虚？倘若以为中文“人民”的含义要比英文或别的国际语言丰富，翻译不了，也是说不通的。这两个字其实是洋人的老传统，亦即主权在 民的“民主”（democracy < 希腊语demokratia = 人民[掌]权）传统。人家西方民主国家，人民这个、人民那个的东西太多了。美国宪法开宗明义第一句话，怎么说的？We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我们人民……依照十八世纪的正字习惯，那“人民”还得大写呢。先贤向西方学习的先进思想，民主是其中一条。国家机关及公立机构冠以“人民”二字，乃是宣告 新社会人民当家作主，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所以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武装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党的权威喉舌 “人民日报”，这些名称，“人民”一律译作People’s。从来没听说，“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一旦挨着大学，就会产生哪样特殊意味，叫英文或任何外语表达不成，必须放弃标准译法。 也可能，是中国人民大学这所公立学府变了。出入校门的，早已不是人民干部与“又红又专”“把青春献给祖国”的积极分子。当家人放下身段，学了别处一些大学，滋养几个“高眉”（highbrow）精英，或者官场和市场的弄潮儿。这种人是连把“人民”挂嘴角上，装装样子都不愿意的。“人民”于是成了累赘，又不好意思对老外解释，便拿六个字母拼个音，刻上校徽，换了新名：renmin。 高考状元 以 前高考在七月，考场里汗流浃背；现在提前到六月初，好多了。但这一考三天，牵动全社会，有时候也折腾得够呛。比如新闻报道，这儿那儿封路，警力出动若干， 某市某区下令关闭网吧，免得影响孩子们考试。网吧，大概名声不好，家长不喜欢。可是仅仅因为高考就不让老百姓做生意，似乎法律上说不过去，最好还有旁的理 由，并给予合理补偿。 将 近发榜，大伙儿忙了起来。负责招生的老师早几天就走了，原来是去联系各省市自治区的状元同家长，做签约录取的工作。据说，这份荣誉一向是清华北大两家争， 近年来港大也插一杠子，搞面试，挺红火。几十位小状元的去向，就成了高考过后各地教育部门、重点中学和大众媒体共同关注宣传的一桩大事。 再 后来，小状元们便由家长陪伴，一批批应邀来实地体验了。我参加接待了两回，一块儿吃饭，聊聊法学院的专业跟事业选择，谈谈香港和美国的“重点”大学。我的 理解，状元如有选择港大而放弃清华的，多半是以为香港的教育比较国际化，因而将来出国深造，在香港申请可能更具优势。但这想法实际是错的。就优秀学生而 言，从香港的大学申请欧美一流大学，要比从内地有国际知名度的大学申请困难得多。道理很简单，西方大国的大学，特别是一流大学，历来十分重视中国，招收研 究生给中国大陆学生的名额，总是大大多于香港（和台湾）学生。港大、中文大学或香港科大再怎么努力，哪怕在《泰晤士报》排行榜上名列亚洲前茅，也改变不了 这一西方学界的“偏见”与地缘政治格局——除非停止实行“一国两制”，让香港的大学完全溶入内地体制，服务中国并代表中国。 状元好像女生居多，符合发达国家的潮流；不论“裸分”“加分”，都是值得录取培养的好苗苗。自从发榜，他们不知听了多少夸张的褒辞，照片传遍各大媒体。有的地方还现金奖励，商家则打产品代言的主意。但愿他们经受得起名利的诱惑，保持平常心；入学以后从零开始，莫背包袱。 高 考第一名，也就比第二名超出一分吧，多少是碰运气撞上的。举国上下，如此大张旗鼓地表彰少数考生的运气，不是好事，不太健康。但是，政府教育部门带着媒体 高调宣传，以现行体制即中学应试教育的策略观之，自有其特殊的社会功用。这些年来，应试教育屡遭诟病，几乎到了人人喊打的地步。然而却无力改革，为什么？ 因为，整个教育体制和监管部门皆已失去了信誉。以至于离开“裸分”一步，不论“奥数”加分还是校长推荐，在百姓眼里，一概有猫腻或不公之嫌。而高考，却是 支撑着庞大的应试教育产业链，包括寄生其中的商业性作弊服务的那一块基石。所谓状元，实为一弊病丛生的教育体制的名牌产品。传媒炒作、政府奖励、名校争 夺，无形中扶持且赋予合法性的，正是应试教育。 可见，改革教育的关键，在重拾信誉，即建设职业伦理。听说，也有个别省区不公布状元姓名，拒绝炒作。这是一种对考生和教育负责的伦理立场。哪一天全国都能如此，就有一点希望了。 中国第一考 都 说大学生负担重，忙。我问了几个学生，答：必修课虽多，但阅读跟作业的份量一般不大，考试亦容易对付。忙什么呢？课外社团活动呗。还有政府机关、法院与律 所的实习，各种资质考试，比如英语、电脑、驾照、公务员，毕业前再加上用人单位的面试笔试。他们也真是能考。没听说哪个考不过的。某日又来报喜，通过了司 法考试；那也是法学院学生必考的。 比 起高考见不得阳光的作弊丑闻，这号称“中国第一考”的司法考试，就坦率可爱得多了。腐败既是明码标价的权利，“公平交易”就不必隐藏。季节一到，便雨后春 笋似的冒出各色各样的报考培训班来，从“基础班”“冲刺班”到“猜题班”“包过班”，再到“出题老师”亲临辅导，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不过，友人告诉，考 生也不是听任宰割的傻帽。几个人凑钱交学费，送一人进去，偷偷录音整理了，放在网上设置密码，供交不起或不愿交学费的广大网友付费下载——嘿嘿，还没当上 法律职业人士，先练会钻空子违法的道道。 您 如果觉得这个乱法叫“中国特色”，那可太不懂行了。作弊哪能是天朝的土产，民主大国兄弟邻邦例如印度，不也照样腐败？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中国第 一考”真正拿得出手的一盘“特色”，却是考生无须受过任何法律教育。换言之，考试内容虽然涵盖了十四部法律，报考资格却并无专业要求，只消出具本科或本科 以上学历证明即可（另据司法部规定，部分地区可放宽至专科）。而且，更有意思的是，考试结果，正规的法学本科未必优于别的考生，状元也往往不是法律专业。 周 末上友人家“蹭饭”，沙发上拿起一张报纸，恰是满满一版关于上海“司考状元”的采访文章。那状元是学计算机技术专业的，谈到备考经验，她的心得颇说明问 题：“司法考试和法学素养关系不大，所以没有法律基础的人也不必紧张。复习司考，最重要的还是效率和技巧” （《文汇报》2010.6.25）。她自己的复习备考，“满打满算”不过三个月。九十天吃透两本教材，“《指南针攻略》和《考纲》”，就这样，一遍又一遍死记硬背消化法条，终于点了状元。 一方面，铆足了劲“普法”宣传法治，强调法律人职业化，审判员改名叫法官，给他披法袍买法槌，花钱培训拔高学历；另一方面，又降低职业门槛，开放执业资格考试，走了一条“民粹主义”的路。这么搞，是否自相矛盾？ 国家理性 此是章润兄组织研讨会点的题目。国家理性，过去英文著作里常借法语表达，以示文雅：raison d’etat。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大概是马基雅维里（1469~1527）开的先河，之后渐次形成意、法、德诸国的“霸术”或工具主义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传统，拿这术语做了一种说辞。不过，那一段历史我纯属外行，只能作为读者，谈谈感想——承志勇君热心帮助，找来时殷弘先生译的迈内克《马基雅维里主义》，翻阅一遍，颇受教益。 Raison d’etat， 时先生译作“国家理由”，《读书》今年四月号有篇文章提出商榷，认为从西方的社会历史语境来看，正确的译法应是“国家理性”。我想，“理性”、“理由”都 有道理，两者的差异，在视角不同。“理性”是个大词儿，抽象悦耳，可以让中文读者联想西方思想史和当下的意识形态宣传（例如普法）；但不如“理由”有劲， 直指马基雅维里式的工具主义。其实，译得灵活点也行，两个词换着用，互训互明，贴近读者的生活感受——让我扯开去说。 还是友人请客，到国家大剧院潜入“蛋壳”见世面，看了一场“主旋律”话剧《这是最后的斗争》。故事挺“尖锐”，剧名取自《国际歌》的副歌：c’est la lutte finale， 毫不回避“社会基本矛盾”。一高干家庭，老爷子不知受过什么刺激，常有幻觉，动辄回到革命战争年代，冲呀杀呀，要把名字刻在烈士墓上。家人遵循医生嘱咐， 在他面前绝对不可提及任何涉及党和政府、改革开放的事儿，例如老二喜欢发牢骚，嘀咕些讽刺干部作风的笑话段子，老爷子听见，准保犯病。可是除了老两口儿， 周围一帮人全在进步，上上下下，拼了命捞钱捞人。我边看边胡思乱想：有朝一日，会不会这伙硕鼠建成一国，“团结起来到明天”，他们依法腐败的那一万条“理 由”，不就是一门精深的“国家理性”？ 而 且，如果“理由”统让国家栋梁给占了，唤作“理性”，大写了又名法治，那么缺乏理性，不会理智，浑浑噩噩还守着传统道德、责任伦理的，不就是芸芸百姓了 么？于是乎，国家必然与公民对立，“理性”则理应属于“高眉”精英，而民众的愿望诉求，每一次挣扎，无非是说明“民粹”等于无知——这，便是当今法治意识 形态下通俗文艺和主流媒体的基本政治立场。 《斗》 剧却在这一点上出了格：不但描绘了精英栋梁的腐败勾当，而且推翻成见，把被剥夺的理性还给了替“理性们”打工，进城扛活的乡下人。是的，连上班吊儿郎当， 被国企老总（老三）炒了鱿鱼的那个农民工小伙儿，也晓得算计，运用理性编造理由。表面上对老板低声下气，暗地里却在给他的对头当“间谍”，查他挪用公款的 黑账。这个猥琐的灵魂，农村人的好品德丢个一干二净，看到老板贪污案发，企图潜逃美国，就趁机上门敲诈，甚而图谋老板父亲即革命老干部的房产；恨不得老爷 子老奶奶一伸腿送去八宝山，儿子女儿一总“双规”蹲大狱——好一名手狠心毒、玩得转法治的农民工！ 如此，《斗》剧虽是“主旋律”文艺，却一反春晚式的逗乐和插科打诨，回归了严肃的现实主义，让观众直面那标举“理性”的法治化的社会腐败。 也 许，这批判的现实主义，预示着一番新的气象，仿佛暴风雨到来前，一只迎着乌云低飞的燕子。至少，在理论上，它可以提醒我们：冷冰冰的工具主义理性，不必是 精英集团的专利；以农民工为符号的劳动阶级，也早已不是死抱传统道德、任人欺侮的一群。因为，在资本复辟的市场条件下，法治不光是“理性者”营造“国家理 性”的核心策略，同时也侵蚀着普通百姓，诱惑他们接受腐败的“理由”。可以说，唯有腐蚀了他们的道德意识或“伦理共同体”（civitas），将之改造成一个个庸庸碌碌、奉行“市民理性”（ragione civile）的小市民，名曰公民，腐败才可能做成合法权利，即“理性者”实行统治的特权。 现实主义文艺在现代中国，曾有辉煌的成就；其勃兴于晚清，才俊辈出，至上世纪下半叶，方见凋零。今天，当旧的社会关系与社会控制策略以“理性”的面目再临九州，可否期待现实主义更新我们的文艺，进而，“让思想冲破牢笼”—— Pour que le voleur rende gorge, Pour tirer l’esprit du cachot.

三十年于人生、于学术积累与变革，不算短了。今天我们来回顾和展望，我首先想到两点常见的误会，可以敲敲，做个引子。

（2009年11月12日在中欧法学院讲座的文字记录）各位同学，非常高兴有此机会，又一次和法大的同学们交流。今天想谈谈三十年来法治建设、法律人职业共同体建设所面临的一个根本性的挑战，也就是职业伦理的问题。三十年来，我们的法治建设，在立法方面，应该说是比较完备的。但是整个法律在社会上的，整个法律人，包括司法部门、检察部门、律师职业，整个的尊严是不够的。事实上，这些年来的发展，使得普通老百姓对法治的信心，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弱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问题的要害是，法律职业道德的缺失，或者说是遮蔽。关于律师、法官、检察官的职业道德规范，当局、行业自治组织都是有所规定，学者们也有所论述。一般的论述是以美国，或者以某一个西方国家为样板。西方法治环境下的职业伦理问题，基本上是个平衡问题。这一点，我在《政法笔记》里谈论过，也就是“好律师能不能成为好人”，可能同学们已经看过。我在那篇文章里谈过，就是一个律师的忠诚问题。一个现代法治条件下的律师，能否既忠诚于其客户（或者委托人），尽心尽职，以审慎的、职业化的专业水准的服务来工作，同时又服务于整个法律上的正义，因为律师毕竟在诉讼中也是法庭的一员，在非讼业务中，也是整个法治系统的一员。他能不能同时忠诚于两个方面？这是完备法治系统中的最根本的伦理问题。几乎所有的职业伦理都是围绕着这一点展开，比如律师的保密义务了，与法官的距离呀，跟政府的关系呀，以及怎么衡量司法审慎的标准呀，都是这么谈的。但是如果我们拿教科书上的这一套拿来观察中国的律师业务，中国的司法实践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实际上，不存在这个问题。没有哪一个律师会按照司法部公布的哪个条例，或者按照关于律师道德的规范，或者按照教科书告诉我们的东西来行事的。律师的职业伦理是缺失的。事实上，客户和司法监督部门也不会去追究。我这儿有一篇文章，是方教授之前跟我提到过的，后来是贵校孙国栋先生拿过来的《律师文摘》上转载的一篇文章，关于北京市西城区法院法官郭生贵的案子。郭生贵因为受贿，被判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他的主要罪状是，安排法院内部的案源，把它们交给他熟悉的律师来办。而那些律师显然也没有任何伦理约束，也没有司法部门的监督或者其他的障碍，都是能够拿到他所安排的案源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整个系统内部，实际上是没有任何约束的，才能让郭院长这么样做了很多年。但是这篇文章里有一个事情很有趣，它讲到法院内部有一个法官是蛮有正义感的，他不断地揭发这个院长的违反规定的做法。这位法官叫吴肃。吴肃在这个文章里讲过一段话还蛮有趣的，他对比了腐败的院长和前任领导的不同做法。吴肃举了一个例子，“我当审监庭庭长时，有一次一位前领导找我，说‘你们正在审理的一个案子，申请再审方单位领导是我的老同学，你看看有改判的可能性吗？’正好他找我的前一天，法官已经向我汇报过了，此案已经准备驳回，不可能改了。我就把案件原原本本跟他说了。他说，‘好，我明白了。你给我个面子，别驳回。我来做工作，让他主动撤诉。’” 这是前领导的做法，结果当事人很快就撤诉了。吴法官的意思是，这种做法是很好的，（笑）是合乎我们法院的“惯例“的。可是郭生贵就不一样了，人家托他的案子，他跨过主管院长和庭长，直接找审判员，审判员得猜（诉讼）哪一方找的他？（听众笑）。你看，他还不明确告诉你，谁找的他，你该怎么判，他还让你猜？（听众笑）。先按照正常程序，特精心地把案子做好，向他汇报。如果，他说不行，你得再琢磨。他说，我不喜欢这个判决。你得自己去琢磨，他不会明确告诉你。审判员这时才知道（诉讼）哪一方与他有关系。这种琢磨，它也有它的技巧。我觉得这一段描述挺有意思。它说明了，至少在当时的西城法院，基本上是没有职业伦理的。即使是前院长，实际上也是不管的。只不过他做得好在哪里呢？他不直接干预审判。他该做的也做了，比如帮委托的人、亲戚朋友打听一下，来稍微间接地影响一下，他也不违背现在的法院的纪律。当你告诉他：“对不起，我们不能改判。”他会说：“给我个面子，我们一起来把这个案子妥善解决。”郭生贵完全不管这个，他连潜规则也打破了。（听众笑）他不仅不遵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的有关规定，他连潜规则也不遵守。办案的法官必须在郭生贵自己制定的一套规则中运作，在“郭生贵式的伦理系统”中寻找合适的位置，来做自己的工作。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局面，是不是？这个局面当中，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中的职业伦理去观察，是完全驴唇不对马嘴的。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局面当中，法官本人才是真正的最后的受托者，律师只是整个委托关系当中的一个代理人而已。比如说，各位当中，如果谁有一个困难，或者一个纠纷要打官司的话，你实际上是委托一个律师，再去委托一个法官，那位法官再去委托一位（对案件判决）有真正影响力的人的头上，这个委托关系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这种关系是目前的职业伦理规范根本就无法处理的。也是连潜规则都算不上的，另外一套个人化的司法关系和代理关系。郭生贵实际上就是他那个法院的唯一的受委托人，整个制度变成一个“竞贿”的关系。就是双方贿赂，来竞争他的决定。这样，司法的正义当然就被扭曲了，正式规范成为具文，潜规则又变成因人而异的制度了。这样就不能怪普通老百姓，或者媒体对司法会有质疑啊，失去信心啊，或者诉诸其他的渠道。例如，信访。信访，大家都知道，是个大问题。信访为什么制止不了？给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带来巨大压力问题。这不仅仅是传统上有“告御状”的做法，所以喜欢到北京喊冤，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在这儿，普通老百姓眼里，司法的尊严以及它背后的伦理基础是看不见了，也无法预测了，所以他与其通过这样一层一层委托来诉讼，还不如直接到政府门口喊冤，政府部门或者人大（可以）反过来向法院施加压力，反而有可能来解决他的诉讼问题。虽然，不一定是哪一个成本高。那么，我认为，值得我们首先探讨的就是，为什么经过三十年的改革，职业伦理的建立还是这么困难？我觉得有几个因素可以探讨。一个是整个经济改革，（相对法治建设）总是有点超前。每一次经济领域的改革，新的市场的开发，新的经济政策的出台，一般都比我们法律的规定要稍微超前一点。所有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好，到金融产品的开发，到现在创业板、房地产开发、小产权问题，它们全部都不是现有的法律规范制度所能够容纳的。这些东西对于立法来说，当然也是一个挑战，但同时挑战了法律人职业的道德底线。就是在经济活动中，总是把法律抛在一边，执行一些政策。这使得，不管法院也好，律师也好，甚至一些法学家也好，对于这个规则的约束、伦理资源的应用都采取非常灵活的做法。讲得好听一点，开放的态度，人们不再在乎规则的效力，而总是用一种实用主义或是功利主义的态度来看待法律活动。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是，在经济改革的背后是一个更大的政治、社会运动。什么运动呢？资本在中国的再次出现或者复辟，就是私有制的重建问题。这种重建，用老百姓开玩笑的说法就是，“打左灯，向右拐”。“打左灯，向右拐”是一个形象的说法。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两种相冲突的道德观、伦理责任同时并存。当你“打左灯”时，不是仅仅“打左灯”，而是意味着一系列的政治话语、意识形态的呈现。它通过主流媒体保持着这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继续。而“右拐”，也不是简简单单“右拐”，它也要有一套正当性的说法，也要通过主流媒体来宣传，给整个社会来消费和接受。因为老百姓也不会说是，你只相信其中一套，而不相信另一套啦。你必须两套都相信。既承认社会主义的正当性和它的有效性，不管你心里怎么想，反正在官方尤其是法律制度层面是要保护的。但另外一个方面，整个经济政策，以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变了，实际上已经是基于私有产权、契约的订立呀，就是我们在课堂上学到的，也是必须要维护的。因而，实际上，不仅是在法学院，在整个社会，这两套体系都是当代中国人生活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很难建立一种统一的、严格的职业标准。它使得任何行为都能正当化，包括咱们做老师的。我给你们讲一个小故事。我前两天到湖南去探亲，湘潭大学就请我去给他们做个讲座。讲完之后，他们的学生很热心，就把他们编的刊物拿来让我题词。他们已经办了十年了，都是本科生做的，挺好的。我拿过来看了一下，第一页，曾宪义；第二页，王利明，都挺好的；再翻翻，翻到最后一页，周叶中。我说，你们怎么请他题词？那些学生也都挺好的，笑笑，什么也没说。周老师的题词是，“一定要什么什么宪政、一定要什么什么宪法，一定要什么什么，几个一定要”。（听众笑）。他们说，那，冯老师你提个题嘛？我就题个“杜绝抄袭”。（听众大笑，鼓掌）。将来你们要是印刷时，就把我题的词放在他的后面。（听众笑）他那样一个宪法学家呈现出一种分裂的人格。今天在某一个崇高的地方，比如说中南海，讲宪法；明天(就抄袭)，他未必是自己抄袭，比如他的博士生去抄袭，但是他不管。做另外一件事，是没有矛盾的。不仅是他，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存在矛盾的。跟西城区法院是一样的，是可以同时传授一种宪政知识，西方化的或者台湾化的宪政知识，但又做一个违反那个知识的行为。难怪前些年德沃金教授来中国访问，方老师还评论过这个事儿。访问在中国大受欢迎，但是他回美国在纽约书评上大讲“中国人虚伪”。（听众笑）虚伪在哪儿？他发现所有接见他的官员也好，同他喝酒的学者也好，都在大谈人权、宪政。可是他说，你的这个人权、宪政，不是我的那个人权、宪政。怎么可以这样呢？实际上他没用这个词，但是他是这个意思，不是有点“分裂”了吗？没有一个伦理基础在底下，我不知道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三十年走过来的历程来看，这不奇怪，这正是我们这个制度的特点。它不仅容忍这样一些行为，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制度也依赖这样的双重标准。这个双重标准主要不是对外的。像德沃金教授这样的人来访，他会比较敏感，因为这个制度不是为他设计的，他只是碰巧见到了这个制度的一个侧面而已。而我们天天碰到的，才是它真实生活中运行的东西。这个，我认为，才是潜规则泛滥、法官和律师在现实生活中无所畏忌，没办法遏制政治腐败、官场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不仅仅是腐败泛滥的问题，而且是我们这个法律共同体很难形成的问题。不仅是我们自己很难形成的问题，在社会，在普通老百姓眼里以及政府部门眼里，他们不可能信任这个法律共同体，他们看不到你们是因为什么东西走到一块儿来。最近，不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话题——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打黑这个问题，自七十年代末年年都有的，不稀奇。但是薄熙来这个打黑打的不一样，他先让老百姓唱红歌。所谓红歌，就是三十年前的歌啦。他为什么是这样子的。我跟那边西南政法大学的老师也聊过。我看到的报道似乎是，我们法学界的很多人都感到非常的不安。对所谓的“程序正义”被忽略的情况，对当中的一些不太符合“教科书法治精神”的东西表示不安。我就在想，为什么呢？显然，“打黑”本身，不“唱红”也可以打，三十多年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但是他现在采取了一种动员老百姓的做法，有点像以前的“走群众路线”了。另外，他宣传的基调也不再是“依法治国”那一套，而是回到三十年前的那一套。他是一个政治家，而不是一个法律家。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当地的治安问题，黑社会问题，反正他有他的目标。但是，显然当地的老百姓是满意的，这点他做到了。得罪的是谁呢？除了那个被抓起来的人以外，主要是得罪了法学界。换言之，这个法学界已经公然“与人民为敌”了。在伦理位置上，他们是与当地的人民“为敌”的。他（法学家）觉得自己关切的某些价值受侵犯了，倒不单是想为文强辩护了。当然文强，这是抓起来的人，也是需要辩护的。为什么这些政治家，他们抛弃了三十年来建立的话语和伦理知识，而是用了我们在法学院被告知早已“死掉”的知识。但是，薄熙来和重庆的打黑运动显然不认为是这样，他们认为这是活的东西，所以他们要用这一套东西。另外一个相关的事，我注意到国庆阅兵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是同样一个问题，我们可以讨论。国庆阅兵发生了什么事？就是阅兵的最后一刻增加了一个方阵，就是由清华的学生组成的，在所谓的“春天”方阵之前的方阵。把那个口号又拿出来了，就是“毛泽东思想万岁”。这个口号是八十年代改革以来基本上不提的。你要是提这个口号，在主流媒体是基本上发不出声音的。但是这次阅兵和游行把它拿出来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你光说“春天”没用了，你光说“人民富起来了”，你光说“邓小平看到中国人民富了，笑了”没用。你还得加上那句“毛主席看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笑了”才行。在这个基础上，你才能说后面两句笑话，“谁看到自己的像，笑了”和“谁看到女民兵，笑了”。（听众笑）这和“唱红打黑”是同一个原则，是同一个伦理原则再造。对不对？是把整个政法制度安到另外一个基础之上。他会给老百姓看，说，“你看，我们还是像过去一样，为你们服务”，而不是说“我们这次打黑，是严格按照法律，严格按照规则，按照程序正义来进行的”。因为老百姓知道“郭生贵式”的法院是怎么回事的。他已经没有办法把我们的职业呈现在老百姓面前，让人放心了。他必须注入新的东西，这些东西实际上是老的东西。重要的是，它提醒我们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三十年来的改革所忽略的伦理资源，即便要继续改革、深化改革，照中央的话来讲“不动摇”，也不能忽视。“打左灯”并非仅仅是做个样子，“左灯”和“红歌”所代表的那套伦理精神和话语，将是长期支持中国“向右拐”的伦理资源。换言之，它将长期约束着中国法治的发展，而不会像我们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法学家所想象的那样。现在来看，不管是我九十旧年代的“重新出发”也好，还是到最近的(法学界的)一些说法也好，法治建设的一些东西，它的基础是不稳固的。所谓中国特色，实际上特色在这里。我觉得，从现在起，我们以后在所有法律领域的讨论，纠纷的解决，尤其是疑难纠纷的解决，都不可避免的要受到这个“左灯”的影响，这个“方向”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办法把“郭生贵式”的制度继续下去。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我们可以重新考虑对近期司法改革的看法。我知道法学界有不少人对最高人民法院近两年改革持批评态度，认为是把过去的“群众路线”呀、“大调解”的做法给恢复了，甚至还有一些硬性的规定。这其中的具体做法，我们不评论。也许是有些问题的。但是，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换？我认为是有它的道理的。他并不是真的换了一套做法，或者扭转了改革方向。它实际上还是走的改革的路，只不过原来的那一套做法没有办法取信于民，没有办法建立我们所需要的职业伦理。法制改革必须另寻资源，另寻合法性。换句话讲，法治改革的合法性本身在近年来受到了挑战。整个国内的大形势，也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从去年的汶川地震、西藏动乱、奥运风波到今年的新疆冲突，使得原来的这一整套话语都受到挑战。（我们谈）“和谐社会”，“和谐”本身必须要拿出来东西支持。实际上，今天新疆的许多地区都处于军事管制之下，远远不是和平。因此，我们新的一代，比如说我们在座的八零后、九零后，他所面对的政法改革，他所预期的那个改革，肯定不像我们这一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那样，肯定有不同之处的。在这个情况下，正是我们重新审视职业伦理基础的时候，重新建立职业伦理的时候。把它从中国特色结合起来，使得法官、律师，还有我们法学家怎么取信于民。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律师的职业化，法官（司法）的尊严实际上是建立在一个交换上。交换的是什么？就是以你严格的伦理约束来换取整个社会对你的信任，使律师具有职业的垄断性，让没有律师资格（的人）退出这个正式司法程序，退出重要的经济领域。人家凭什么退出呢？就是你要以高质量服务和严格的伦理来交换。在目前，这个在中国是不存在的。所以任何人都能参加司法考试，任何人都可以在不受正规的法律教育的情况下参加司法考试，进入这个行业。当然，这有过去一些做法遗留下来的影响，但是另外一个关键的一点是：至今为止，中国的法律人，尤其是律师，拿不出任何东西去换取他要求的在业务上的垄断，也就是他拿不出他的职业伦理来。另外，对于我们法学院的教育和法学家的研究来说也是个挑战，教育问题我会在下周跟大家详细讨论。从法学上来说，我觉得跟四九年前我们遭遇的法学上的挑战是相似的。今天，中国法学面临的伦理挑战，在某种程度上重复了四九年以前民国时期法律人所面临的挑战。什么伦理挑战呢？就是在一个急剧地变化甚至是革命性变化的局势下，大规模的立法，大规模的西方法律学说的引进、讨论的同时，法律人不能迷失政治意识，不能缺乏历史意识，不能迷失政治方向。就是，不能让政治问题脱离我们的法学教育。当然，政治问题跟法律问题是不一样的问题。但是由于近百年来的发展，法律是深刻地卷入政治的，政治问题是法律问题的灵魂。而我们三十年来的法律教育恰恰和解放前的法学一样，往往是忽视这一点。也是在孙国栋给我的《律师文摘》里边，我看到一篇挺好的文章，是南京大学的张仁善写的，研究的是民国时期的法律精英。他里面提到王宠惠、吴经熊他们的贡献、活动。最后，他讲到一点，训政时期，蒋介石提出“司法党化”原则时，这些著名的法学家都没有反对，相反都表态支持了这么一个做法，因而跟他们平时的论述相反。张教授认为这是“在官言官”。我觉得这里面也有人格分裂问题。在那样一个历史时期、政治环境里边，如果法学家忘掉了它的历史责任，忽略政治问题，仅仅从技术上做工作的话，他是会像王宠惠他们那样变成分裂的人格，可以是说一套、做一套，他用不着解决些基本问题。但是有一点，今天和以前不一样。四九年以前中国面临的问题是革命问题。也就是说，当时的法学家不论怎样努力，建立一套新的秩序，灌输一种新的伦理精神，他的前途可能都是失败的。为什么？这个社会的主要运动不是在立法方面，而是一种完全不同的革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左翼思想运动。那一套（法律职业）伦理精神，恰恰是四九年之前所无法容纳的，因此它最后落到被摧毁的命运也是不奇怪的。但今天不一样，整个社会发展方向不再是四九年之前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职业伦理的重建还是有希望的。只不过，重新拾起这个任务的人应该具有敏感政治意识的，应该是具有深刻历史洞察力的人。这样子的人，才能够看到整个法治所面临的真正挑战是什么。这个挑战不再是知识上的，它的逻辑不再是我们不知道发达国家的某一项法律，比如说关于职业伦理的规定，从而我们的立法就有缺陷，绝对不是这个逻辑，而是怎么样把当前面临的困境——整个法律制度没法获得尊严，效能非常低，因而必须回到三十年的许多做法上——这样子的挑战看得十分清楚，然后加以解决的训练。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们中欧法学院也好，还是任何其他的法学院也好，主要的任务所在。在座各位都有这个责任。它不仅是个学术问题，也关系到整个法律人共同体的未来。你在怎么样的伦理资源上建立自己职业的地位，司法的原则，处理这些非常困难的问题。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整个大环境、整个政治制度，它是容纳两个互相矛盾甚至是抵触的意识形态。你怎么办？你不可能假装中立。而你面临的所有的具体问题，也都不是中立的，也都卷入这样那样的地方政治呀、地方利益呀、部分利益呀。你要用怎样的一套伦理价值来说服争议的双方来接受。这是一个大问题，你没有办法通过中央立法来解决。它不是一个立法问题，而是法律人共同体生存的问题。它不仅是解决当事人的问题，而是整个法律共同体，比如法院系统，如何运作的问题。我想，我们研究职业伦理，这是目前的起点。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像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呀以及其他的做法，也无可厚非。他是政治家，他知道什么是可以利用的。我们法律人，实际上也一样，也有你必须运用的资源，也有必须说服当事人的一套东西，关键看你怎么建构了。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是一回儿事，它的具体运用是另一回儿事，这个取决于每一个法律人的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说法学教育实际上是政治智慧的培养。技能、思辨的技能（也就是法律业务）是一回事，而政治智慧是另外一个基础。所以，我希望我们中欧法学院能在这个方向迈出一步，成为中国法学教育、法律人职业伦理建立的一个新起点。寄望于大家。谢谢！（听众鼓掌）韩晓利整理

诉前服务好：来到房山区法院调研，座谈“立案诉讼服务改革试点”，这是我第一个感受。好在哪儿呢？好在诉前，而非上法庭之后；好在服务——人民法院的宗旨，说到底，就是为人民服务。

在实体法上，对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能否继承的问题，我国现行法的规定并不明确；在当下进行的《继承法》修订中，对此问题应如何处理也存在较大争议。本文拟就此谈些看法，期望对争议的澄清和立法的完善有所助益。

关于出国造成黑户的法律制度分析

韩国家喻户晓的明星崔真实2009年10月2日自杀身亡，这使得韩国朝野对于在网上散布谣言和恶意留言的惩处以及网络实名制的关注逐渐升级。韩国舆论指责恶意留言者逼死了崔真实，要求加强法律制裁力度。目前，韩国政府和执政党正积极着手修订严惩网络恶意留言的法律，被称为“崔真实法”。此前，也有因为网上散布著名人士的相关谣言而遭到惩治的案例，但是处罚太轻，不过是隔靴挠痒而已。崔真实的死使韩国社会认识到必须彻底治理网络暴力，制定相关法律的呼声达到了高潮，因此实行实名制和强化对恶意留言帖子处罚的“崔真实法”受到了普遍关注 　　“崔真实法”：斯人远去能否换回网络重生　　本报驻首尔记者 刘复晨 本报记者 王刚 　　崔真实于10月2日在家中自杀后，大批媒体守侯在崔真实住宅门口。 图为崔真实葬礼现场。　　不堪流言中伤巨星陨落韩国社会受到巨大冲击　　10月2日上午，深受韩国国民喜爱的巨星演员崔真实(40岁)在家中死亡。在确认崔真实的死因是自杀之后，警方、家属都认为崔真实之所以选择自杀，是因为网络上流传的谣言以及恶意评论。　　5年前，崔真实与前夫离婚后就一直有轻微的抑郁症症状，在此期间一直服用神经安定剂等药物。最近崔真实因网上流传其被卷入与演艺界人士安在焕自杀相关的高利贷事件中，受到了极大的压力。 谣言通过网络、MSN、Email迅速传播开来，主要内容是说：崔真实借给了安在焕巨额钱款，当安在焕没有及时还债时，曾经威胁说要杀了他。有些网民轻信谣言，评论道：“如果你这样的叫真实，那我就该叫虚伪了！”　　据崔真实的好友及家人讲，崔真实对网络上的恶意留言非常在意，经常深夜浏览有关信息，并多次流泪对家人称“冤枉啊，为什么大家都那样对我啊？”。最终，崔真实无法抵御巨大的精神压力走上绝路。　　崔真实作为韩国最红的演员之一，广泛地活跃在电影、电视及广告界，有人评价：“在人类历史上留下照片最多的女人要数已故的英国王妃戴安娜了，而在韩国，崔真实是为世人留下无数珍贵照片的第一人”。在韩国，崔真实似乎并非生活在剧院里，而是生活在每一个韩国人家的客厅里，在每个韩国家庭的卧室里。因此，崔真实的自杀给韩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冲击可想而知。　　崔真实自杀的消息传开后，数十万网民登陆崔真实的个人网站，表示很难接受这一事实。网民一致表示“这是哪来的晴天霹雳啊！”，对巨星之死感到惋惜。一位网民说：“脑袋一片空白。”另一位网民说：“希望这不是事实。”网民还留言说“虽然听到很多自杀消息，但真希望这次是假的”、“她的孩子可怎么办呢”、“若果真属实，演艺界便失去了一颗巨星”等，掩饰不住震惊。也有很多人表示：“害死崔真实的凶手是那些写恶意评论的网民”，“捏造谣言的人应当受到惩罚。”　　崔真实冲出婚姻失败带来的低谷，迎来“第二巅峰期”，这样的她居然选择自杀，这是给韩国社会带来冲击的核心原因。韩国演艺界有关人士纷纷表示“生活充满活力的她怎么会死呢？”“难以置信”、“到底是为什么？”等，到处是无法理解的表情。但韩国演艺界一位人士也透露：“离婚后，崔真实曾因忧郁症到医院接受过治疗。尽管她很自信也很坚强，但不只一次受到网络恶意留言的打击，尤其对其子女的恶意留言使她感到非常痛苦，最近的高利贷传闻更令她饱受折磨。”　　崔真实的死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美国《时代周刊》7日通过题为《明星的自杀震惊全体韩国人》的报道，对把崔真实逼向绝路的韩国社会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崔真实之死在韩国社会引起的震动进行了集中阐述。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标题是《网上谣言使韩国女演员自杀》。此外，日本和意大利等国的媒体也纷纷进行了报道。　　网络暴力呈愈演愈烈之势在韩国社会造成恶劣影响　　韩国有3536万网民，占总人口的77.1%。超高速度的网络加入比例占到总家庭数的70%，排名世界第一。但是，网络上网民之间的对话和讨论文化已经超越了言论自由的范围，演变成了胡言乱语、谩骂诽谤满天飞。　　近年来在韩国，恶意帖子受害事件持续增多。据称，去年1、2月份相继自杀的歌手U-nee和演员郑多彬都是因为受到恶意帖子的骚扰。随着崔真实因恶意帖子而自杀，藏在匿名外衣之下的网络暴力的弊端和危害正在韩国发展成为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　　据韩国国家青少年委员会2006年对4560名全国青少年、家长、教师做的调查结果显示，73.6%的人因为网络暴力而备感不安，其中高中生中感到不安的比例更是达到84.7%。根据韩国广播通信审议委员会的资料，不法、有害信息举报案件数量每年都在增加，已经由2003年的7万3511件发展成为 2007年的19万1488件。其中，权利受到侵害的举报案例数量由2003年的806件上升至去年的超过1万5000件，5年之中增加了18倍以上。所谓“权利侵害”是指通过发帖诽谤特定的人、传播虚假事实，以及上传诋毁名誉的帖子等。　　审议机构判定为“有问题”的案例数也在成比例增加。2005年，审议机构命令“改正”的案例有4万2600余件，去年为11万2200余件。其中“权利侵害”方面出现问题，要求改正的案例也由2005 年的1513件增加到去年的8171件。特别是，其中99%的帖子都被删除。可见，审议机构已经认识到该问题有多严重。　　同时，网络犯罪、特别是名誉诋毁相关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据韩国警察厅消息，“网络犯罪”由2004年的7万7099件增加到2007年的8万8847件。其中，通信诈骗或个人信息侵害、非法复制出售等领域的案件时增时减，与之想反，与诋毁名誉相关的犯罪却一直持续上升。名誉诋毁由2004年的3667件增加到2007 年的10028件，增加了173%。2008年上半年该类案例就达到5145件。　　恶搞艺人，在韩国网络上可以说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因为对那些恶意留言的恶搞者而言，艺人无疑是最好的谈资对象。崇实大学朴昌浩教授表示：“网民抱着"恐怕没事吧"的想法散布有关艺人的谣言，网络的性质使得这些谣言或者回帖再生产，从而具有了自我增长功能，常常会给当事者造成严重伤害”。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网络虚假信息和恶意回帖对韩国的对外形象也造成了巨大损害。比如在美国进口牛肉风波中，由网络媒体煽风点火引发的疯牛病的荒谬理论，让韩国在几个月之间持续动荡。　　警方检方迅速采取行动多项措施整顿网络秩序　　崔真实自杀后，在网上散布谣言和恶意留言的行为逐渐成为韩国社会关注的焦点。韩国舆论指责恶意留言者逼死了崔真实，要求警方严惩造谣者。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加强法律制裁力度，以防止被恶搞者步崔真实的后尘。　　韩国警察厅5日表示，将面向在网上散布虚假消息并习惯性发布“恶帖”的网民制定拘留调查的方针，到11月5日为止利用一个月的时间全面动员全国900名网络调查人员集中进行管制。　　这次管制的对象包括：面向个人及团体散布虚假消息或发布恶帖的行为；利用网络留言板、电邮、文字信息等方式进行威胁的行为；诱发恐慌和不安的网络围捕行为等等。　　韩警方决定，尤其是对在网上散布虚假消息的行为，即使情节轻微，也将考虑其波及效果和受害内容从而判断是否属于习惯性和恶意行为，一旦确定就会彻底追捕嫌疑人并申请拘捕令。　　同时，韩国检察机关与警方全面展开了对发布“有关崔真实谣言”的违法报刊的调查。　　韩国大检察厅6日表示：厅长林采珍于10月4日在乌克兰参加会议时收到了崔真实自杀的消息。事后，厅长亲自拨通电话，下达了“严厉打击发布虚假信息犯罪份子”的指示。　　检察机关表示：对于恶意的惯犯，将进行拘留。如果检察机关认为该事件非常重大，首尔中央检察院将亲自出面调查该事件。　　韩国警方6日也表示：“近期，有人发布毫无根据的谣言，损害了艺人、企业人士以及政府人员的名誉与信用，并且造成了国民不稳定的情绪。对于此类违法报刊，我们将集中警力进行查处。”　　警方将对证券公司、大企业的信息部门、有关社团等进行不定期的搜查。确认相关信息的流通渠道后，警方将根据受害者的意愿，对其进行司法判决。警方相关人士表示：“首先，我们将调查有多少存在违法行为的报刊，对于这些报刊登载的内容进行调查，并且查明登载内容是否属实。”　　根据警方透露，共有10多个检察小组投入到了此项调查工作。据调查，大企业的信息负责人、少数国会辅助官、信息部门相关人士以及当地新闻人士，常常聚集在首尔汝矣岛和光华门等地交换信息。一般社论性报刊的价格在30万至50万韩元左右，但是警方还没有查明经销管道。　　韩国警方不是首次对违法社论性报刊进行调查。2005年4月，首尔警察厅搜查部门为了“消除违法性报刊”进行了大规模的搜索，并且查处了韩国经济研究报以及CIB日报等报刊。韩国经济研究报曾经获得违法收益8亿8000万韩元，CIB日报曾经获利13亿4000万韩元。　　决定新增网络侮辱罪“崔真实法”有望通过　　韩国政府和国会也正积极着手修订关于互联网弊端的法律，决定新增“网络侮辱罪”以处罚在网络上散布虚假事实等行为，并加强网络实名制。另外还决定修改程序，对因恶意回帖受到伤害的人予以救助。　　韩国广播通信委员会10月3日表示：“为预防以匿名方式产生的互联网副作用，计划从11月起执行《信息通信网法施行令修正案》，增加适用"限制性本人确认制"的网站。”“限制性本人确认制”是指一项在门户网站等进行网上留言时通过身份证确认本人的程序。　　目前，“限制性本人确认制”只适用于日用户数量超过20万(网络媒体)和30万(门户网站、视频网站)的情况。但按照施行令修正案，今后将把范围扩大至日用户数量超过10万的所有网站运营商。　　韩国广播通信委员会还决定按原计划在此次定期国会上提出《信息通信网法修正案》，内容包括加强网上留言的监控、向运营商征收罚款等。　　韩国国会最大党大国家党国会代表洪准杓10月3日表示：“如果不引入网络侮辱罪和网络实名制，网络恶意回帖将会继续造成危害”，“在定期国会上一定要通过相关法案。”10月5日，洪准杓在会见记者时再次强调：“言论自由固然需要保证，但是即使在一个民主国家，我们也不能保障一个人给别人造成伤害的自由，必须对此进行限制。”大国家党议员罗卿瑗也表示：“应修订《信息通信网法》，制定强制性规定，如果有人认为网上留言带来了损失并提出要求，网站运营商就应在24小时内采取措施。”不过，这一立法动向也遭到了反对的声音。韩国的在野党民主党就坚持反对立场并表示：“新设网络侮辱罪可能阻止对权力进行正当批判，妨碍言论自由。”　　据悉，新设“网络侮辱罪”的处罚程度比刑法上的侮辱罪提高了两倍以上，即使当事者没有报案也可以展开调查。现行的侮辱罪为亲告罪，可处以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200万韩元以下的罚款，量刑较轻。　　尽管韩国部分政治人物和学者对这一被韩国民众称为“崔真实法”的法律表示不同看法，认为：“现行的法律当中已经有对于恶意回帖进行处罚的条款，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要认定所谓的"网络侮辱罪"。这种罪名无疑是一种带有胁迫性质的处罚规定，旨在警告网民不要参与到对于政府的舆论批判当中。”但社会舆论及各界人士大多认为应该尽快通过相关法律，以遏制网络上的谣言及恶意评论。　　韩国演艺人工会6日表明了支持立法的立场并表示：“将积极参与研究恶意留言防止对策的所有努力。”由演员、喜剧演员、歌手等1.3万多名大众文化艺人组成的韩国影视表演演出艺人工会(以下简称韩艺会)6日就崔真实自杀事件表示：“我们将与有关机构积极应对，以使恶意留言引起的受害程度降到最低。”韩艺会通过《致广大国民的信》表示：“网络恶意留言最严重的弊病是，即使毫无根据的主张不断被散布，受害当事人也无法做出任何应对。”　　韩国中央日报评论员李勋范10月7日发表文章认为，自己并不赞同警察们每天遍访网站搜查那些恶意中伤者，不如通过扩大实名制提高网络的自我净化功能，同时扩大门户网站的监督责任，当发现发生名誉损害或散布恶性流言情况时，门户网站作为第一责任人有权将其删除。　　有韩国法律专家认为，刑法上的侮辱罪只对公开贬损有所规定，处罚甚微。但是，网络上的谩骂、诽谤因其很容易在大众中迅速传播的特性，所以应该和印刷物所造成的名誉损毁同样处置。　　还有评论认为，决不能只是眼巴巴地等着网友的意识有所提高，对于那些在幕后传播恶意谣言、以为自己拥有社会影响力的人，应该通过法律措施坚决予以限制和制裁，现在已经到了出台主要以控制网络暴力为目的的综合法律“崔真实法”的时候了。

关于美国司法审查的一点争议，但却是通过关于注释的做法提出的，语气有过激之处。

看待问题、尤其是政治问题要从历史的角度和具体的政治现实的历程去看，而不能仅仅去追求一些口号。这个对于我们当今的现实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因为我们现在的学界也好、传媒也好，基本上都是一些对于简单的口号和理念的追求。

中国历代判词语言折射出的传统法文化精神，具有很强的现代价值。 中国历代判词语言传达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精神--儒家的伦理精神。这种法文化精神现在依然对我们的社会生活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礼法文化（包括以礼代律、以礼补律、以礼断狱）的现代价值，恶（Wù）讼文化的现代价值，重证据的（此处是否应有“现代”）价值和判词语言审美化的现代价值等，都具有学习借鉴的作用。

由于专家组报告刚出台不久，以上的法律要点分析只是初步的，对于这个报告还需要做进一步研究、分析。有人称该案为“中国入世后败诉第一案”，尽管败诉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但也完全没有必要对此大惊小怪，WTO《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第4条指出：“争端解决机制（DSB）所提建议或所做裁决应旨在依照本了解和适用协定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实现问题的满意解决。”可见，WTO专家组裁决只是解决成员方彼此之间贸易争端的一种方式而已，与政治因素、国家形象等无关，根据DSU相关规定和做法，败诉方只要改变或放弃WTO裁决的、不符合相关协定条款的措施即可，无须承担赔偿经济损失等其他责任。美国、欧盟、日本等WTO的发达成员方乃至印度、墨西哥等一些发展中成员在WTO争端解决中也屡遭败诉，美国更是WTO争端解决中的败诉“大户”，如著名的美国“海龟案”、“伯德法案”、“归零案”等败诉案件，影响颇大。

“强制力”是指压制或强迫的力量。尤其在近现代，这种观念已经成为阐释法律基本特征的主导意识。但是，自本世纪50年代末开始，西方法理学各种理论在推进各自观点的同时却不约而同地对“强制力”观念予以弱化（有时甚至是消解），其主要表现形式是：承认在某些境遇中法律的实施有赖于“强制力”作为后盾，但取消“强制力”在法律概念理论中的基本特征的地位。换言之，它们主张，“强制力”的运用不是法律存在和法律实施的本质特征。这种弱化，明示着西方法律概念乃至法律制度的概念变化更新的机制，标志着西方法理学诸多观念的本体论层面上的变革。笔者以为，为探究西方法理学的演变并为深化我国法理学的研究，对这种弱化予以关注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宪法稳定性不是一个历史事实，而是一个政治想象。但需要说明的是，历史事实和政治想象并非相互排斥。相反，两者共同构成了美国宪政想象的整体结构。正是因为有了历史断裂，统一性和稳定性的宪法断裂才更为重要和珍贵。

治外法权始终是在欧美国家以外实行的，比如19-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规定任何外国人控制的，存在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问题的交易将被视为"受管辖的交易"而成为被审查的对象。2010年5月，为了确保网络安全工作的顺利开展，美国正式成立了专门的网络司令部。

通过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著名案例"道恩斯诉比得维尔"的分析，考察美国国家结构及宪法中的共和国传统和帝国传统。作者认为，美国是共和国与帝国的复合结构，在本土体现为以契约论为基础、边界清晰、结构相对稳定的宪政共和国，在本土以外体现为边界不清、易受历史情势影响、游离于《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之外的帝国。

看了《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征求意见稿以及相关的各种争论，很多人不禁问出了这样一个貌似庸人自扰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结婚？”这份拟议中的司法解释已经使人不得不怀疑婚姻生活的基本常识，怀疑家庭存在的根本价值。简单地检索一下历史，我们就会发现，相比古今中外的人们而言，当代中国人确实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越来越迷失了。 古代中国人为什么结婚？在传统中国的礼乐文明中，素有“礼始于谨夫妇”（《礼记·内则》）的说法。《礼记·昏义》中这样安排几种最主要的礼的关系：“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这几种礼都是必不可少的，在古代的生活秩序中都占居非常重要的位置。婚礼，即经典中说的“昏礼”，虽不像丧祭那么重，不像朝聘那么尊贵，却是众礼之本，也是人伦之本，换言之，是家庭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根本。所以《礼记·昏义》中进一步说：“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这将婚礼作为人伦之本的意义说得更清楚了。为什么婚礼如此重要，就是因为它在祖先和后世之间起到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是家族延续所不可少的环节，是成家立业的必由之路。在中国文化中，婚姻是每个人和每个家庭的大事，它和中国人以家族为核心的价值观紧密联系在一起。古代中国人很清楚，结婚，就是为了延续家族，对祖先和后代负责。 西方人为什么结婚？西方的传统与中国非常不同，但同样为婚姻赋予了不可替代的神圣意义。《旧约·创世记》第一章里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上帝赐福给他所造的男女，让他们生育后代。因此，在基督教传统中，婚姻被视为神圣的。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中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由于《圣经》中的这些说法，天主教将婚配定为七圣事之一，结婚与司铎祝圣，有着类似的意义，因此两个仪式的重要标志，都是一枚戒指。妻子的戒指象征着她对丈夫的忠贞，司铎的戒指象征着他对上帝的虔敬。在西方的传统法律体系中，婚姻属于教会法的管辖范畴，因为它具有神圣的含义。即使到了今天，虽然人们对婚姻和宗教的理解都几经变化，但婚姻仍然带有这种神圣的光环。西方的基督徒很清楚，结婚，就是为了荣耀上帝，完成上帝颁布的诫命。 古代的中国人和古今西方人都知道自己为什么结婚，都清楚婚姻对他们意味着什么。那么，我们——现代的中国人为什么要结婚呢？ 自民国以来，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为了家族的延续而结婚。民国时，婚姻问题还属于《亲属法》的范畴，因而和古代的家族体系有一定关联。但新中国建立后，1950年制定单行的《婚姻法》，取消了《亲属法》，这样做到底是否恰当，现在还有争议。不过毫无疑问，在中国家庭婚姻制度史上，这是一个巨大的变革。新中国的《婚姻法》，既不属于亲属法，也不属于民法，而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取消了婚姻的神圣意义和价值取向。相反，它始终贯穿着一种现代中国人所追求的价值取向，体现在它的第一章的两条原则中。第一条是：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第二条是：禁止重婚、纳妾。禁止童养媳。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禁止任何人藉婚姻关系问题索取财物。 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来，1950年的《婚姻法》强调的是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理念。在那个时代，人们也很清楚为什么结婚，就是为了追求自由爱情，建立幸福美满的家庭。《婚姻法》后文关于结婚、离婚、家庭财产等的具体规定，无不是为了实现这一基本理念。这个理念与《礼记》或《圣经》中的都很不相同，但仍然是一种令人激动的、值得追求的美好生活。这种美好生活，究竟是不是现代中国人最应该追求的美好生活，能否成为现代中国人追求的神圣目标，当然是一个需要仔细考察的问题，因为这会关涉到此一法律的文化价值与有效性。但不管怎样，毋庸置疑的是，这一法律在很长时间当中得到了有效的执行，规范了人们的婚姻家庭生活，帮助很多人实现了他们想追求的美满生活，也帮助很多人结束了他们不愿继续下去的婚姻。婚姻与家庭，在现代中国人关于美好生活的安排中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位置，因此，虽然人们不再相信古代的家族理念，也没有西方的宗教观念，却知道自己为什么结婚，知道婚姻为什么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必要步骤，也知道当婚姻变成怎样的形态的时候，就已经无法帮自己获得美好生活，因而需要终结。 1980年的《婚姻法》，将1950年的《婚姻法》的基本原则更详细、更明确地表达了出来：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唯一比1950年《婚姻法》多出来的一项原则是计划生育。按照这样的原则，三十年来的中国人的婚姻仍然有比较明确的目标，《婚姻法》中的主要原则都在帮助人们实现这些目标。这套《婚姻法》指导和管理下的婚姻，仍然有可贵的价值追求。 但是，现在我们正在面对的“司法解释三”，却在逐渐放弃这种价值追求。在我看来，这一司法解释的根本问题，还不在于它支持怎样的婚姻理念，而在于它完全丧失了任何理念。理念的改变、价值的转换，都是值得更深入讨论的问题，但若是根本就没有任何理念，完全放弃了婚姻的价值追求，那才是最可悲的事情。 这一拟议中的司法解释之所以面世，是因为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婚姻生活中出现了很多以前没有过的复杂情况，因此各地基层法院的法官们在裁决时缺乏明确依据。为了让法官们在具体办案时能有统一的标准，避免模棱两可的模糊情况，最高法院酝酿了这个司法解释。换句话说，这更多是为了法庭办案的简便快捷而颁布的，而它的结果，却将会使成千上万家庭陷入长久的惶恐与矛盾当中。婚姻生活越来越变成冷冰冰的契约，家庭将不再有任何美好和高贵的价值可言。 纠纷解决的方便快捷，当然是理性化政治的必然要求，但是，如果司法政策完全出于技术性的考虑，而不再考虑婚姻中蕴含的价值理念，那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根本意义，而成为单纯追求效率的办案机器。国家如果只是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管理者而存在，它所考虑的主要问题就是效率、方便这些技术性的问题。于是，在制订法律的时候，最重要的标准就是方便快捷、有章可循。有了这一司法解释，法官们人手一册，遇到案件就可以按图索骥，很快地产生出一个结论。而这给当事人所带来的却是无穷的麻烦。比如，由于第6条规定，“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孳息或增值收益，应认定为一方的个人财产”，就会打破夫妻之间必然会有的分工合作的关系，使双方都要为未来离婚时自己的可能损失而担忧，于是在婚姻中都不愿意牺牲和付出；再如，由于第13条规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视为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应认定该不动产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父母在是否要帮助孩子买房，以及如何为孩子买房的问题上，就要仔细权衡，考虑到以后自己的孩子万一离婚，将会怎样才能更有利。这样的规定不仅无助于帮助人们实现美好家庭的理想生活，反而会破坏家庭生活的道德价值。婚姻成为一种负担，一种麻烦，而不再是美好神圣的生活安排。难怪人们会越来越不知道究竟为什么而结婚。 赞成者或许力图表明，这一司法解释是为了适应时代的潮流、根据社会的具体情况而制订的。该司法解释的起草者之一在谈到夫妻之间就一方夜不归宿而签订的“空床费协议”时说：“‘空床费协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夫妻双方对自己行为的放纵，也算是对独守空房一方些许经济上的安慰吧。”她在这里的逻辑是，既然现实中已经有了那么多婚外情的不忠现象，法律就应该看到这个现实，允许夫妻双方签订“空床费协议”，在给受害者一方经济补偿的同时，也赋予了不忠的一方通过付费来寻求婚外情的权利。这种逻辑不仅没有起到任何纠正社会风气堕落、提升道德的作用，而且通过以金钱衡量夫妻感情的方式，认可了社会中的种种不正常的现象。类似的逻辑在这份司法解释中随处可见。这位起草者还认为，“婚姻和情感是两个领域的事情，法律是调整婚姻关系而不是调整男女情感的。老翁和青年女子去婚姻登记机关履行结婚登记手续时，婚姻登记人员只会询问双方是否完全自愿结婚，而没有资格去探询双方是否真心相爱，这不是法律所关心的事情。”她所谓的“调整关系”，就是被动地接受现实婚姻中存在的种种状况，法律只能认可这些关系，同时给以一些弥补，让人们在接受现实的同时，获得一些心理平衡。比起中西古代的神圣婚姻观，这自然已是相去甚远；哪怕和1950年和1980年的《婚姻法》相比，法律的意义与功能也更是彻底改变了。它已经不具有丝毫提升道德、弘扬价值的功能，而完全成了法官用来办案的技术依据。夫妻之间一清二楚地明算账，家庭关系彻底退化成契约关系，家庭的组合，与任何商业性的结合没有什么两样，那还为什么结婚呢？ 按照一些学者的说法，这套解释中也并不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它支持和推动了个体自由。的确，一个完全掏空了价值观、彻底沦为办案机器程序指南的法律，是不可想象的。据说，其中的某些规定可以尽量保护夫、妻、第三者、非婚生子女等每个人的自由。我们且不说上述关于财产分割的各种规定并不是在保护个体的自由，反而使婚姻中的个体陷入更大的不自由当中，就算是这一司法解释真的能保护婚姻家庭中每个个体的自由，那我们就必须追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个体自由真的应该成为法律保护的唯一价值吗？ 其他各个法律领域对个人自由的强调往往更加着力，而婚姻家庭立法上却总显得保守一些，这恰恰因为，在婚姻家庭问题上，个人自由并不是最重要的价值。个人的自由当然是现实社会的一大趋势，对自由的强调无疑属于我们时代不容置疑的意识形态。但是，任何一个健康的现代社会所支持的价值，并不只有个人自由这一种，甚至并不将个人自由当作最重要的价值。只有在其他更重要的价值同样得到保护的前提下，个人自由才能得到真正的保护，并且变成能够引领人们走向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当今的商业社会已经是一个过于功利化的空间，我们所担心的并不是个体自由得不到保护，而是过多的自由已经使现实生活变得人情冷漠。婚姻家庭作为最后的一块道德领域，理应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中过于泛滥的人情浇薄相抗衡，张扬个人自由之外的其他一些价值。 我们前面看到，《礼记》中之所以重视婚姻，是因为婚姻会服务于家族这个更重要的群体；《圣经》中之所以认为婚姻神圣，是因为婚姻来自更重要、更神圣的上帝的诫命。1950年的《婚姻法》之所以取得了巨大成功，就是因为它所保护的婚姻自由并不只是个人之间的自由，而是个人追求美满家庭的自由。这套司法解释的制订者们都知道，感情往往是容易变化的，感情上的一时认同往往并不意味着幸福生活。如果法律所保护的仅仅是个人根据自己的意愿来选择的自由权利，而丝毫不关心家庭的幸福、生活的质量、道德的提升，那么，作为《婚姻法》基本原则的“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的说法都将变成一纸空文。 无论文化和宗教有怎样的差别，人类社会往往将婚姻家庭当作一种神圣的制度，因为它代表和固守了人类非常高贵的美德。这些美德与家庭之外的很多价值相互制约，抵消其他的价值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才可能保证社会的良性运转，使家庭外的价值能够更好地起到积极的作用。在张扬个体自由的现代，稳定家庭的价值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虽然古代的大家族不复存在，但现代人对家庭的渴望和依恋却更加强烈。个体自由固然可贵，却也是危险、孤独、不易承受的；若是将个体自由当作唯一的价值，法律也就会慢慢沦为办案工具。在这个时候，只有能够有力地维护家庭伦理，保护家庭稳定的社会制度，才能使个体真正得到滋养、获得力量，勇敢地承担和实现他的自由。法律应当能够帮助每个自由人找到结婚的理由，而不是以冷冰冰的自由，剥夺我们对婚姻仅存在的一点梦想。（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清帝逊位诏书》建构的连续性就很有意思，它把共和制的建立解释为天命之下君主对统治权的自愿让与，这就承接上了"禅让"的古典传统。"旧邦新造"是个漫长的过程，1917年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本文仅就苏联国内宪法体制的隐忧和维系苏联统一的意识形态支柱被苏联领导人削弱这两个方面，进行分析苏联这个结构特殊的国家，改旗易帜为何必然导致土崩瓦解。

孔子学院网站运营花费3520万。另有中国工会网扩建项目一期工程670万。作为文教机构非盈利网站，很难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