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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革命的双重意义及其与法治的张力革命一方面意味着摧毁既成的法则，意味着对过去的否定和对秩序的破坏。因此革命总是与不可驯服的暴力联系在一起。革命代表着一种秩序之外的源初力量，代表着一种外在的毁灭和死亡，代表了一种不可预期的恣意，由此革命也往往与人治传统联系在一起。而另一方面，革命意味着创始和开端，甚至在虚无中创生，革命意味着对未来的创造和新秩序的诞生，以至于革命被比喻为"接生婆"，革命的暴力带来的灾难被比喻为新生的阵痛。但是，无论在哪一种意义上，革命与法治之间都存在着持久的张力。法治不仅要驯服暴力，而且要否定虚无。如果说革命代表了生死转换的一刻，法治则代表了既排除开始创生，也排除死亡结束之间这个时段上的相对成熟的生命状态。因此，法治所说的"法"并不是人为创造并人为废止的实定法，而是包含永恒不变的普遍自然法在内的各种原则、理念、信念、传统和习惯等一系列维持秩序的规则体系。法治就代表着一个自我生成的完整秩序，革命在法治之外，恰恰是法治要否定的毁灭性力量。2.法治：古代与现代然而，"法治"这个概念本身包含着内在的张力，一方面法治意味着一套永恒正义规则的统治，这个永恒正义的原则在西方古典传统中就是自然法，在中国古典传统中就是天道。可另一方面，现代意义上法治必须通过一套形式化的法律规范体系展现出来，法必须在实定法意义上展现出来，由此产生了凯尔森在"基本规范"上面临的难题，基本规范究竟是自然法规范还是实定法规范。正因为如此，在法律规范体系中宪法就被置于特殊的地位上。法治就是以宪法作为最高权威的统治。然而，无论主张宪法作为"高级法"或现代自然法的表达，或者主张制宪者乃是"半神的人"，美国宪法理论家们对美国宪法中自然法要素的辩护，恰恰展现了现代法治理论的根本困难：法治的最高权威实际上来源于一个超越于法治甚至在法治之外的更高秩序或权威。但是，这个"绝对宪法"是什么东西呢？这种"绝对宪法"已经不再是古典意义上的永恒不变的自然法，而恰恰是来自于一场特别的革命。这个革命就是现代意义上的革命，就是一种创生新生命的活动，就是诞生主权者的革命。革命、主权者与宪法构成了三位一体的现代结构，法治的目标是消灭革命，但矛盾的是法治本身起源于革命。3.革命与法治的辩证法现代法治的这种难题就体现在西方启蒙思想家对法治的建构过程中。霍布斯关于利维坦的思考试图从根本上终结暴力，暴力的运用在其视野中就是"人对人是狼的自然状态"或"战争状态"，法治意味着通过订立社会契约把人从自然状态的暴力中拯救出来，从而使人类进入到公民社会或文明社会的法治状态中。这其实是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普遍构想。不幸的是，法治中包含了堕落的因子。凡人造的东西必然包含了腐朽，而霍布斯的理想却在于创造出人造的但不朽的利维坦。这种堕落因子在社会理论中被阐述为一套理性化、程式化导致的"铁牢笼"统治，而在政治理论中则是普遍面临的"恶法"作为最高权威导致的现代专制或暴政，二者都可以看作是 "法制"秩序，都属于"依法而治"的"刀制"。因此，彻底根除暴力的利维坦想象却同时具备了"铁牢笼"和专制的堕落因子，自由主义的奠基人霍布斯也因此常常被看作是自由主义的敌人。当法治包含了堕落因子促使法治走向堕落时，如何把人从"铁牢笼"或"恶法"统治中拯救出来，恢复其自由呢？暴力就成为唯一的选项，因为暴力的使用恰恰是人的自由本身，由此构成了一项天赋人权。人不是天使，只能"以野心对抗野心"，通过暴力而重返自然状态恰恰是人类对抗暴政的有效途径。暴力与其说是法治克服的对象，不如说是对法治堕落的拯救。只不过，这个时候暴力的运用变成了一项正当性的概念描述：这就是洛克所肯定的反抗权，卢梭对这种集体的反抗予以高度赞美，而人民集体聚会的欢呼则被一些人看作是人民主权的真实体现。反抗权和革命就是对暴力的正当化利用。启蒙思想家本来试图用法治来根除暴力，然而却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美化了暴力，这种对暴力的赞美就体现在革命这个概念中，就体现在对独立革命、法国大革命的肯定中。由此构成了革命与法治辩证法：革命既终结旧的法律秩序，又缔造新的法律秩序，革命乃是法治秩序的守护神，时刻准备拯救法治秩序。法治既终结暴力，但又以权利的名义将暴力正当化，将暴力上升为反抗权，从而奠定了革命的正当性。对于法治秩序而言，"告别革命"与其说是意味着拯救，不如说是法治堕落的开始。4.法治：一种特殊的人治法治难题的根本就在于我们所说的"法"已彻底变成了一套世俗法，而不具有任何神圣性。法治仅仅意味着人具有为自己立法的特权，这恰恰是人的自由所在。从世俗法的意义上，法治从根本上肯定的其实依然是人治，是人自己统治自己，人为自己立法。个体人权概念由此上升为人民主权概念。人的自由和人的自我治理（self-government）成为人民主权的基础，而人民主权构成了法治的政治根基，这才真正构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宪法的法理基础。宪法之所以称为最高的法律就在于它是人民的主权意志的表达。法治完全可以理解为一种特殊的权力展现方式或治理方式，是主权者采取一种隐蔽的、迂回的、节省的治理方式。同样，革命也是人民主权的一种展现方式，甚至治理方式，因为革命不仅是一种摧毁行为，而且也是一种奠基、创设和更新的行为，是一种展现为否定的自我肯定行为，即一种熊彼特所谓的"创造性毁灭"过程。革命和法治不过是人的两种自由展现方式，甚至是两种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自我治理方式，这种不同的治理方式应对不同的历史处境中的不同问题，往往处于循环状态之中。我们甚至可以说，恰恰是革命与法治、人民主权与宪法的矛盾推动着历史的发展，二者的张力恰恰需要在历史发展脉络中加以舒缓。 法治吸纳革命：美国模式的解读 1.美国法治模式美国往往被看作是法治的理想模式，这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普遍流行的对"美国宪法稳定性"的赞赏之上，由此美国宪法或法治被看作是对美国革命的"反革命"而备受青睐。然而，"反革命"不过是表象，不是所有的"反革命"都创设美国式的法治模式。在一种更为深远的观点看来，在美国，也许只有在美国，才把国家真正奠基在其宪法上，美国宪法就构成了美国的"绝对宪法"。如果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是先有国家然后才制定国家宪法，或者说拥有一个"绝对宪法"，在此前提下才制定国家宪法，那么美国恰恰是通过1787年宪法创造的，宪法由此构成了美国的国家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这种法治的理想就展现在联邦党人信奉的建立"山巅之城"的宗教使命中。2.马歇尔的政治宣言：法治原则的确立正是从法治的理想出发，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不仅通过宪法来分割权力并通过相互制约来实现平衡，更重要的是试图彻底根绝党争，因为党争被看作是引发冲突、暴力和战争的根源，美国宪法也被看作是用法治来根除革命的理想典范。然而，在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之后，美国政治立刻陷入到党争的政治局面中。1800年选举中杰斐逊获胜不仅使政党轮流似乎成为现实，更重要的是杰斐逊坚持人民主权的至上，主张"地球的用益权属于生者"，由此人民有"不断革命"的自由，具体而言，每过19年就可以废除宪法，制定新的宪法。由此，杰斐逊提出修改美国宪法，包括废除法官的终身制等等。1800年对于美国宪政体制而言构成了"二次革命"，它实际上重新诉诸《独立宣言》的革命立场，以"独立宣言"的自由人权的革命原则来否定1787年宪法，进而主张建立符合革命原则的新宪法。1800年"二次革命"直接引发了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在今天的教课书中，这个案件被看作是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起源，由此确立了联邦最高法院在宪法解释问题上的最高权威，由此构成了今天美国宪法中的"司法主权"现象。然而，就马歇尔的判决书而言，违宪审查不过是一系列政治原则的副产品，这份判决书的真正意义在于它作为一份政治宣言，确立了法治的原则：美国是"一个法治的政府，而不是人治的政府"。而这个法治的核心要素就在于宪法至上，任何政府部门的权力都是有限的，从而形成有限政府的原则。马歇尔大法官在这份政治宣言中明确宣布美国法治的三项原则：宪法高于国会制定的法律、与宪法冲突的法律无效和由法院来审查与宪法冲突的法律无效。为此他全面阐述了美国革命的政治原则，宪法至上的政治基础就在于公民拥有自然权利并通过社会契约进入法治，宪法的基础就是人民主权，而且人民的主权意志是通过成文宪法这种特殊的形式展现出来的。换句话说，宪法之所以至高无上就在于宪法乃是凝固了的革命，是用成文法的形式展现革命的结晶。如果联系到联邦党人文集第 78篇的观点，宪法乃是人民主权的体现，是由人民制定的，而国会不过是由人民代表构成，人民主权高于人民代表的权力，宪法自然高于国会的法律，与宪法抵触的法律无效。3.宪法革命：法治吸纳革命马伯里案在美国宪政史上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确立了司法审查，更重要的是作为一项政治宣言，确立了法治的生活方式。可以说，马歇尔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树立起法治的权威，就在于他用法治这种形式吸纳了革命的原则和政治理想。然而，法治要能够吸纳革命原则，宪法必须保持自己的开放性，从而为革命保留空间。由此就形成了"宪法革命"（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这样一个看似自相矛盾的概念。如果我们纵观美国宪政的历史，美国至少发生了四次宪法革命。事实上，1787年的美国宪法就是第一次宪法革命，费城制宪会议是对之前《邦联条款》的一次革命，以至于以非法的方式制定美国宪法成为美国宪法史上需要处理的难题。南北内战之后，美国宪法经历了第二次革命，就是内战后宪法第十三、第十四修正案为主的"重建修正案"（The Reconstruction Amendments）。这些修改案把1787年美国宪法确立的共和政体改为民主政体，并用平等原则充实了自由原则，以至这些修改案被看作是构成了美国的 "第二部宪法"，而这部宪法的序言实际上是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讲"阐述的革命原则，而这个革命原则直接诉诸独立宣言。美国宪法的第三次革命就是众所周知的罗斯福新政时期的1937年宪政改革，这次革命不仅在美国宪法中确立了新政自由主义的政治原则，更重要的是让最高法院退出了对经济问题的司法审查权。美国宪法的第四次革命就是沃伦法院推动的民权保护运动，尤其是对平等保护的解释大大超出了重建修正案所规定的范围，尤其是把美国宪法中制约联邦政府的《权利法案》的内容吸纳到第十四修正案中用来制约州政府，从而逐渐导致美国"联邦主义的死亡"。4.法治作为生活方式：神学基础综观上述美国宪法革命，我们看到国会、总统和最高法院都以自己的方式在不同时期主导并推动了美国宪法的革命。这几次宪法革命都超出了宪法条文中具体的明文规定，以非法的方式否定既存的宪法条款，但维持了宪法秩序的整体稳定。正是面对革命与法治的两难，耶鲁法学院的阿克曼（Bruce Ackerman）教授试图借助"宪政时刻"这个概念，用二元民主理论为这几次宪法革命进行正当性辩护，而这个正当性就在于宪法序言中规定的"我们美国人民"这个人民主权的基本原则。然而，在阿克曼的同事库恩教授（Paul W. Kuhn）看来，美国政治传统的基石不是人民主权的自由主义学说，而是中世纪以来的基督教传统。人民主权与美国宪法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恰如上帝与《圣经》是一个事物的两面。美国人通过宪法才真正结成一个民族，恰如基督徒通过《圣经》形成一个宗教群体。成文宪法在美国获得了崇拜和信守，很大程度上源于这种神学传统。正是在基督教旧约的传统上，主权者人民与宪法文本才获得宗教般的神圣性。而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由于其掌握着解释法律的权力而获得了捍卫道统的司法审查权，他们在美国法治秩序中扮演的角色就相当于教士们在中世纪神权政治秩序中扮演的解释"圣经"的角色。由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宪法的解释就完全不同于普通法法官的解释，而是类似于中世纪的"圣经"解释。如果说普通法法官的解释是从普遍理性原则出发，如同哈耶克所说的那样"发现法律"，发现事物秩序中合理性规则；那么美国最高法院的宪法解释则是不断诉诸主权者的政治意图，无论原旨解释还是文本解释，表面上进行你死我活的争夺，可实际上不过是两种理解主权者意图的不同方法而已。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是名副其实的"政治法院"（波斯纳语）。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谓的"政治"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解决意识形态分歧或利益分歧的政治，否则法院就变成了"第二国会"。而按照库恩的观点，最高法院所捍卫的政治乃是确立美国人身份认同和生存意义并由此区分敌人与朋友的政治，其基础乃是政治神学。由此可见，法治并不是一件可以随时披在身上的轻飘飘的斗篷，选择法治就意味着选择一种生活方式，选择了一种信仰，选择一种文化价值，选择了一个文化认同。我们国内的法治论者实际上把法治看得太轻松，把美国看得太肤浅，把法狭隘地理解为成文法规则，以为修改一下法律条文，搞搞三权分立、宪法司法化就万事大吉了。美国这种以法治吸纳革命的生活模式实际上有着深刻的宗教背景，尽管美国到处推广其价值观，但在美国人的内心深处，这种模式并不能在美国之外被复制，这恰恰构成了"美国例外论"主张的一部分。   革命吸纳法治：中国道路的理解 1.人治作为民治中国往往被看作是人治传统的典范。在欧洲绝对主义国家时代，中国君主的开明专制以及文人集团的道德教化曾经是西方思想家羡慕和景仰的典范。然而，随着西方现代文明在全球范围内构建其普适性，中国的人治传统作为西方文明的"他者"被建构为专制主义的典范。中国的政治传统确实是人治传统，但关键在于理解这里所谓的"人"是什么，恰如理解西方"法治"传统中的"法"是什么一样。古典人治传统中的"人"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君"，其另一个概念就是"天子"或"帝王"，另一部分主要是儒家文人集团。无论是"天子"还是"帝王"，其基本含义就在于上天的代理人或化身，听从上天的声音。而上天的声音又主要来自平民百姓。由此"人治"就是听从民意而治，"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而儒家文人集团往往就是民意的解读者，对君主的权力构成了巨大的制约，形成了钱穆所谓君权-相权相互制约的政制结构，由此在上天（民）、天子、文官集团和民（天）之间的相互循环制约体系，这样一个人治传统实际上建立了一个"民情天意基础上的君主国"或"人民帝国"。人治的根本就在于为民而治，实际上就是林肯强调的"民治"。2.革命的常规化：革命吸纳法治这套政制模式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礼法传统"，中国的人治传统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君权神授的绝对主义君主国的人治传统，这里所说的"治"不是单纯的统治，或者韦伯所谓的"权利支配"，而是一个道德教化与模范行为的引导，因此我们的人治传统被称之为"德治"、"礼治"，这恰恰是不同于西方人治传统的地方。在这样的传统中，革命被赋予了天然的正当性。一个不听从天意或民意的君主就不再是一个合法的君主，而是变成了独夫民贼，这就是"汤武革命"的含义所在。造反、起义和革命统统被吸纳进这样的礼法传统的结构框架之中，构成了礼法秩序的内在组成部分，甚至是保证礼法秩序的重要手段，以至于一部中国古代史很容易被看作是一部不断造反的历史。因此，无论是汉儒对天道和天人合一的强调，还是宋儒对"新民"的强调，都把革命和祛除贪欲私弊看作是礼法秩序的基础。可以说，中国的人治传统恰恰把革命作为秩序的基础，把矛盾、运动、变化视为秩序的基础，而礼法的稳定性反而是暂时的，礼法秩序的重要意义在于确保革命的目标：符合天道和天理。对君主的教育、保持儒家精英阶层的道德修养就成为礼法秩序关注的重点，品德的教育和保持本身就是日常化的革命力量，礼法秩序也是对革命的保证，而礼法秩序失效后则需要诉诸"汤武革命"的拯救。这实际上是一种以革命来吸纳法治的模式，礼法秩序不过是日常革命的保证，是革命的常规化。3.革命法治：现代法治秩序形成和发展中国传统中没有西方意义上的革命。西方的革命观念实际上是基督教的产物，从基督教的救赎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的过程中，革命才被赋予了终结历史的现代意义。而"汤武革命"中所说的革命不过是造反、改朝换代，不是指向未来的某个目标，而是一种返回和恢复。然而，由于中国在世界历史的全球政治结构中的被支配地位，"革命"概念在这里具有特别的意义。中国革命面临的任务不是一场简单的历史传统上的改朝换代，而是一场漫长的、全面的革命。革命一方面要摧毁旧秩序，甚至要不断摧毁上次革命的成果，另一方面要全面建设新秩序。革命包含着这种摧毁与建设的双重任务，使得革命在中国的含义更接近于"扬弃"这个概念。革命与法治由此构成了过去一百年来持续的紧张。单纯从法治的角度来批判革命、否定革命，显然没有看到中国革命的性质，这是一场古老文明获得自身尊严和地位的漫长革命，法治的重要性只能随着革命目标的实现而逐渐获得加强。更重要的是，法治往往要以革命的方式来体现，即用革命的方式来捍卫和巩固革命的成果。一旦确立了革命的目标，革命就不仅仅是对过去的摧毁，更是不断向过去的返回和恢复，而这恰恰又回归到"汤武革命"的中国传统中。中国革命尽管在话语策略上不断趋向于面对未来，可在实践中反而不断趋向于对过去的恢复。比如辛亥革命后的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乃至北伐战争实际上是对民国政府和《临时约法》这些辛亥革命成果的恢复。共产党的土地革命也是对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恢复，而解放战争也是对1945年和平建国方案的恢复。正如毛泽东在新政协第一次会议上强调这次会议是"恢复了政治协商会议"。而同样，1978年以来共产党的制度是对中共八大传统的恢复，1982年宪法也是对1954年宪法的恢复。而 1978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更被看作是对清末法制改革的恢复。返回或恢复实际上是一种积累、建设、维护和肯定，其中对既存秩序规则的返回或恢复就是我们所说的法治。每次恢复都是在新的基础上肯定了革命的成果，这恰恰是法治在中国的重要意义，法治不仅记载并肯定了革命的成果，而且对革命构成了制约，使革命放慢自己的节奏，逐渐从西方意义上的推动实现普遍历史的行动，逐步转向古典传统中的革命理念，即革命既作为一种日常化的手段来锻造现代精英集团的政治意识，而且也作为一种急迫的手段来拯救法治秩序的堕落。事实上，"文化革命"就是试图对计划体制和官僚化可能导致的堕落的一次救治。然而，由于缺乏法治的制约，革命的拯救行动本身陷入了混乱的危机。正是基于这次革命救治行动的教训，1978年以来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不过是恢复到了1949年以来的传统，即革命法制或革命法治的传统。革命法治传统就是一方面在法治秩序的逐渐发展中为革命保留足够的空间，而另一方面又对革命本身的恣意构成了相应的约束，从而使得革命与法治形成内部的互动，使得革命围绕法治进行上下波动，就像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一样。法治秩序内在的弹性结构构成了我们经常所说的政法传统，而这种传统也恰恰是古典礼法传统的发展。革命的政治要求可能超出形式主义法治的刚性要求，但不会完全背离法律规则，依然被有效地控制在实质主义法治的弹性范围内。4.中国道路的政治宣言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011年1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吴邦国委员长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讲话就是一个关于中国法治发展道路的政治宣言书。该宣言一方面宣告用法治来巩固革命的成果，从而"夯实了立国兴邦、长治久安的法制根基，从制度上、法律上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确保国家一切权力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确保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确保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和各民族大团结。"而另一方面宣告用法治来遏制革命的冲动，从而宣布从清末法制改革以来以革命为导向的法律移植运动趋于终结，法律真正在本土社会关系中扎根，法治要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正因为如此，对立法经验的总结完全不提大规模移植西方法律，而且强调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如果把这一政治宣告放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背景下看，实际上是改革开放的革命思维发生根本性转向的政治宣言书。它实际上宣告改革开放以来主要照搬西方的改革思路趋于终结，不仅单纯的法律移植运动趋于终结，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领域中反复出现的全盘西化式的改革思维也趋于终结。改革思维开始转向了建设思维，这个改革低调落幕的宣言与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全面建设"思想一脉相承。这场对改革开放30年以来形成的改革思维的扬弃，恰恰要回到1949年以来的全面建设传统上来。如果把这一政治宣言书放在漫长的中国革命的背景下，实际上是近代百年来革命思维的根本性转向，即从近代西方意义上通往历史终结的革命观转向中国古典革命观。中国革命的目标不是要实现西方人的生活方式，革命理念要从西方的道路上回到中国的道路上，既要变成执政党精英群体保持其先进性的日常政治革命和伦理革命，也要变成鼓励人民当家作主的常规革命，更要给防止革命变质的"汤武革命"保留相应的空间，中国法治发展必须放在这个革命背景下才能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法学院） 

谷歌交给美国政府的数据是维基泄密志愿者Jacob Appelbaum的Gmail数据，包括IP地址和联系人列表。目前Google尚未对此事作出更多的解释。美国政府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同时要求Google和Sonic两家公司交出这个志愿者的相关邮件信息。

一中学时代，偶然在一个旧书摊上购得一本胡绳先生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读后的感觉是，这本书的观点虽然和历史教科书差不多，但内容要丰富的多。给我留下特别印象的是“资政院”、“谘议局”等在晚清时期开始出现的新事物，它们是什么呢？当时的我还不太能理解。实际上，清末十年史在大多数青年学生脑海中的印象都是模糊的，似乎那不过是清王朝坐等灭亡的几年，“辛亥革命后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之类的话语也长期支配了我们的思维。好奇心驱使我去关注这一段历史。在武汉大学读本科时我曾试图阅读《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只是由于学力有限，翻翻就放下了，但是我一直没有停止对这一段历史的关注。读研究生和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致力于阅读和搜集相关资料，其中包括李剑农先生所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和刘东主编“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等等，那时的我就立下志愿将“清末宪政史”作为未来学术工作的起步，这也是我2006年考入南京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中国近代政治发展方向）的基本原因。读博伊始，我就将自己的学术计划告诉导师闾小波教授，得到了导师的肯定和鼓励。中国立宪已百年。1906年，清廷发布宣示预备立宪的谕令，从而启动了近代中国宪政改革的历程。1908年，近代中国的第一个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颁布；1909年，各省谘议局成立；1910年，资政院开院；1911年，清廷颁布《宪法信条十九条》；1912年初，清帝逊位；等等。对这一段历史，历史学家已经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和揭示。就最近几年的情形而言，史学界的致思方向大概有三，一是关于清末官员的个案研究（如张之洞、端方与清末新政），二是对于清末新政的地方层面的考察（如清末直隶宪政改革），三是一些专题性研究（如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等等。毫无疑问，这些研究在深入挖掘史料的基础上，将清末宪政研究推向更加细化的境地。但是，它们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即它们均属于克罗齐所言的“文献史学”，普遍缺乏开阔的理论视野。那么，关于清末宪政改革，社会科学研究者（包括政治学者）又能做出什么样的学术贡献呢？在我看来，社会科学理论不仅能为我们提供不同的分析视角，而且能帮助我们形成深刻的史识和洞见。正是在阅读迈克尔•曼、安东尼•吉登斯、贾恩弗朗哥•波齐、戴维•赫尔德等西方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的著作的过程中，以及阅读一手清末宪政史料（以及大量二手资料）的基础上，我逐渐认识到清末宪政改革背后所蕴含着的“国家建设”目标，这一国家建设目标并非“挽救腐朽统治”、“寻求富强”或“救亡图存”等概念所能概括的，而是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正因如此，我决定以“清末立宪与国家建设的困境”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二我的问题意识是，当代中国正致力于政治改革和国家建设，那么，清末的宪政改革和国家建设能给当下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启示呢？一般而言，现代国家包括三个层面的涵义：主权完整的统一民族国家，国民具有国家认同；它应该是中央集权的、央地关系法治化的理性国家；它还是国民享有参政权利的公民国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呈现出良性互动的态势。清末政府正是致力于从上述三个层面加强国家建设。首先，清政府致力于民族的统合、国民的塑造和国家主权的维护，力图将中国转变为一个主权完整的现代民族国家。在制度层面上，清政府积极消除满汉畛域，加强对国民的教育，为消除治外法权而努力，并希望将国内民族主义思潮的矛头引向列强。其次，清政府致力于以效率为导向的官制改革、军事集权和财政集权，试图扭转清末以来地方主义兴起的局面。从制度建设的层面上讲，上述努力取得一定的成绩——首届内阁出台、北洋新军收归中央、财政清理工作初见成效，等等；最后，清政府还致力于对社会的整合，试图实现国家与社会领域间的平衡和共赢，从而具有了向现代公民国家发展的导向。认为清末统治者有着建设现代国家的雄心，是否过于拔高了他们？清末统治者难道不是非常腐朽的么？问题显然不是这么简单。实际上，面对内外交困的政治局面，最为忧心的还是统治阶层，毕竟，这不仅关涉到他们的身家性命，而且关涉到中国国家的未来。任何一个稍有抱负的政治家，都试图把握政治航船的方向。清末统治者和政治精英并非不努力，慈禧的目标即是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和现代国家，她希望中国能走上一条类似日本的强国之路。但是，宪政改革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这只能归结为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障碍（巴林顿•摩尔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中认为，当时的中国缺乏建立现代国家政权的社会基础）。一般而言，现代国家转型过程中常常会出现一系列危机——民族认同危机、中央权威的合法性危机、社会整合危机（开放政权的压力），等等。早发的欧美国家在遭遇这些危机的时候，可循序渐进的分阶段解决（先实现国家的统一和集权，然后再进行民主分权），所以政治比较稳定，转型比较成功。而在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中，上述危机常常同时出现，从而造成一种全面危机的局面。这种全面危机对政治家的智慧、手腕以及把握机遇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幸的是，在清末国家建设的关键时刻，慈禧和光绪的同时去世造成了权力的真空局面，而年轻的摄政王载沣缺乏足够的权威和驾驭能力，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很快走向覆亡。图：慈禧太后 三清王朝虽然覆亡了，但它在国家建设方面的努力、经验和教训却值得我们予以认真审视。我们必须首先摒弃历史研究中常常出现的“后来之见”，即我们不应因清政府最终走向覆亡而否认它为现代国家建设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或者评价太低），多一点“同情式理解”是必要的。理性的学术分析不应容忍“过度的同情”或“一棍子式否定”，那样只会变成“辩护士”或道德批评家。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尽可能站在中间立场上，对政治发展中存在的种种现象作出解释，而不轻易为任何偏见或立场所左右。而且，在很多时候我们必须深入历史的内部结构之中，尤其是站在当事人的角度，才能避免外在式的肤浅分析。其次，我们必须关注清政府的重大政治决策，以判断其是否符合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进而做出评价，而不应纠缠于历史的细节，将统治阶层的种种腐败和倾轧行为视为改革失败的基本原因。如果我们认真审视清政府的各种改革举措，便会发现其中多有可圈可点之处。而且，最高政权对于舆论界的要求是颇为敏感的，诸如废除科举、教育改革、鼓励商会、颁布宪法大纲、法制改革等等，均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新兴阶层的呼声、愿望和利益。最后，我们必须认识到，改革的主观目标和客观效果常常是相互悖离的。在主观目标上，清政府希望维续自己的统治，建设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并增强对社会领域的政治整合能力，从而巩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但是，它的某些改革措施（如废科举和成立咨议局）恰恰造就了自己的“掘墓人”，增加了社会领域的离心倾向（立宪派和地方绅士最终选择与清政府决裂的立场。市古宙三等学者认为，辛亥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士绅革命）。这反映了政府“保守”与民间“激进”两种不同政治品性和行为取向的对抗，同时也表明了中国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清末宪政改革构成二十世纪中国国家建设的重要一环。就二十世纪中国的长期发展趋势来看，国家建设成为最核心的政治主题，无论是改革抑或革命均以独立富强的现代国家为目标追求。“二十世纪，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伟大历史变革”（中国现行宪法序言）。此处的“变革”既包括“革命”也包括“改革”。在很多情况下正是因为改革道路不通，革命才作为一种替代路径兴起。清末宪政改革、辛亥革命、国民革命虽然在国家建设上取得一定成效，但它们均没有取得最终的成功。近代中国的全面危机直到作为全能型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出现并以彻底革命的方式才得以最终克服。为了实现国家的真正统一和政治整合，这种全能型政治是十分必要的，虽然它对新中国的政治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1949年后，新中国在制度建设方面固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一个主权独立、基本上统一的国家已经呈现在世界面前，这成为此后中国国家建设的基本前提。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国家建设虽经历颇多曲折，但仍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对此我们必须采取客观审视的态度，而不宜作出任何简单的评断，尤其不应该将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对立起来进行表述。没有前三十年奠定的政治和经济基础，没有前三十年在国家建设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后三十年的国家建设不可能顺利展开。当代中国的国家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然面临一系列挑战。如何加强部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如何加强国家的制度化和法治化建设，如何处理国家与公民社会领域的关系，仍在考验着当代中国的政治精英。如何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需要中国人民不断的进行探索。

三十年于人生、于学术积累与变革，不算短了。今天我们来回顾和展望，我首先想到两点常见的误会，可以敲敲，做个引子。

我认为，"法"字的真实内涵是：人产生纠纷后，由廌根据证据对渎神和违背习俗一方进行的处罚，将渎神与违背习俗者赶到河那边去(即流放)，进行宗教上的洗涤，使神保护群体的平安。

"无讼"一词出自《论语·颜渊》："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孔子意思是说，我审判案件和别人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我的目标在于使人们不争讼。

一提到自由主义的宪政理论，人们经常使用"英美宪政"(Anglo-American constitutionalism)这个概念。这一方面在于强调英国宪法与美国宪法在自由问题上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在于强调英美宪法背后共同的普通法传统,以至于出现了"普通法宪政主义"的说法。但这两种观点都需要深究。

今年是美国内战150周年，我在这里提出由美国内战引出的四个问题

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同根同源，近现代以来，尽管两岸在制度、体制和发展道路上分道扬镳，但深刻的内在联系却无法割断，近年来相互交流和借鉴更是十分活跃。比较中国大陆的人民调解制度与台湾地区的乡镇市调解制度，有利于总结其中的经验和问题，相互借鉴。

滇池东岸拆迁的问题

法律移植是法学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目前主要依赖两个历史现象：一是伴随着12世纪开始的"罗马法复兴"，整个欧洲出现了"罗马法继受运动"，由此引发法律移植中的经典问题：为什么英国人没有移植罗马法，而保持自己的普通法传统呢？我的老师、著名法学家梁治平先生的硕士论文就讨论这个问题。二是19世纪以来欧洲列强入侵东方之后，引发日本和中国这样拥有发达文明的东方国家全面移植欧洲法，由此引发西方现代法与东方古典传统之间的持久地张力。我的老师、著名法学家季卫东教授持续关注这个问题，他刚才的精彩演讲也以这个问题为轴心。但在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中，我们普遍忽略了我们中国内部三个法系之间的互动。如果说台湾和香港地区保留的清代习惯法曾引发比较法学者的关注，那澳门法律移植问题却几乎没有人关注。谢耿亮的这篇文章研究澳门的法律移植问题，填补了空白，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这篇论文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填补空白，而在于他潜在地提出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法律文化"？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研究"法律移植"？事实上，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法学界的主流思想意识主要围绕"法律文化"和"法律移植"这些概念展开。"法律文化"概念的提出本身意味着对法条主义的反叛，即法律不是简单的法律条文，更不是法典本身，而是一种文化观念。但是，这种文化观念往往附着在法律文本或者其他思想文本中，以至于法律文化和法律条文一样，依然是存在于"那儿"的有待于我们去发掘的一套固定不变的东西。这种客观主义的思路始终左右着法律文化的讨论，以至于梁治平先生后来不再使用"法律文化"概念，而代之以"法律的文化解释"。在这篇论文中，作者借鉴了一位芬兰学者的法律概念，把法律的语义规范结构分为表层结构、中层解构和深层结构，其中"中层结构"就是法律文化，就是围绕法律规范所形成的一套文化思想观念。这样一种理解无疑也是一种客观主义的思路。尽管如此，作者在研究中实际上背叛了他所借鉴的法律文化概念。说到底澳门法律移植面临的问题既不是法律规范结构的问题，也不是法律文化的问题。而是澳门95%左右的人口是华人，而96.6%的人口（包括华人和其他族裔人口）不懂葡文。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换句话说，如果说存在什么"法律文化"概念，那么这些概念不过是问题的表象，真正的问题是居民、人口流动以及其背后所代表的政治经济力量和文化思想观念。而这篇论文真正有贡献的地方就在于讨论澳门居民和澳门流动人口的族裔结构。由于不同族裔及其所代表的政治经济力量，使得澳门成为这种力量之间角力的场所。因此，澳门法律移植的难题与其说是"法律本地化"的语言翻译问题，不如说是华人已经在澳门政治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力量，可是澳门司法活动依然掌握在少数懂葡文的法律阶层手中。这样一种问题意识的转换就意味着"法律文化"和法律条文一样，都属于法律的表象，法律的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的较量，是人所代表的政治经济力量之间的较量。法律移植不过是以法律条文的方式记载了这场较量的结果而已。而"法律文化"概念的提出恰恰遮蔽了这种生死搏斗的较量，仿佛是一种文化观念传播的结果。如果我们比较一下澳门与香港，就会看出从法律文化角度比较香港普通法与澳门葡萄牙法之间的优劣没有实质意义。只要看一看内地居民向香港和澳门流动，就可以明白内地流入香港的大多属于雄心勃勃准备创造世界的商业精英、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而内地流入澳门的人口中，大多数属于准备享受生活的休闲者，无论少数的文化人士还是大规模的赌客，他们不准备创造，而仅仅等待消费和消耗。我想在座的青年法律学子毕业之后想去的是香港，而不是澳门。如果再比较英国人的帝国雄心及其在香港的作为和葡萄牙帝国的衰落及其在澳门的腐败，就能够明白香港的普通法与澳门的葡萄牙法之间的区别根本不是所谓"法律文化"的问题。由此，我们就需要对论文中提出的"葡萄牙法律文化是欧洲后进的法律文化"这个判断进行重新阐释。法律文化的"先进"与"后进"的标准是什么呢？这绝非法律或法律文化自身所能提供的，而必须在法律"外面"的世界中去寻找。葡萄牙法律文化的"后进"不在于其法律概念或法律文化，无非意味着与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相比较，葡萄牙人在近代兴起过程中属于后来被战败的民族。可我们不要忘记，在地理大发现的最初岁月中，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及其背后的罗马天主教会的法学家最先奠定了地理大发现的法律规则，这些法律背后可倚凭的是当时欧洲"最先进的法律文化"。如果我们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再回到中国，那么对"法律移植"问题的研究就应当避开"法律文化"的概念陷阱，关注于"人的具体活动"，尤其是创造性的活动，而不是"抽象的文化"。就中国的法律发展而言，也许我们不应象以前那样过分关注如何移植"先进的法律"，而应当关注我们中国人的所思、所想、所恨和所爱。如何把我们中国人的希望、理想和追求转化成法律，无疑应成为我们法律人当下的任务。

本文仅就苏联国内宪法体制的隐忧和维系苏联统一的意识形态支柱被苏联领导人削弱这两个方面，进行分析苏联这个结构特殊的国家，改旗易帜为何必然导致土崩瓦解。

美国监禁制度与奴隶制的类比，非洲裔青少年的被区别对待，监禁管理私营化、每年狱内多达7万起强奸案等等

个人道德可以说一直是中国传统的"司法理论"或"司法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道德性是在这一层面进入中国传统"司法"的。而西方学者讨论的所谓的法律的道德性问题完全不同，概括起来是自然法和实证法的冲突问题。可以将中国传统社会案件审理中所涉及的道德称为"司法者的道德性"，将西方法理学强调的道德称为"法律或司法的道德性"。

新发现《天圣令》有关令文，反映了北宋还存在良贱制度，南宋时才完全消亡。雇主侵害雇佣奴婢依常人法处置，雇佣奴婢侵害雇主，则依家族同居法加重惩处。即使主雇关系已解除，"主仆名分"影响仍存。

"政法研究"编辑同志要我写一篇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陕甘宁边区人民司法工作的 文章。这个题目很大，同时，因战争关系，材料多已散失；因此，我感到很难满足编者的要求和希望。现仅就还能找到的一点材料和自己的记忆，将新民主主义革命 阶段中陕甘宁边区人民司法工作的建立与发展情况，分期地加以概述。一政权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而法律则是政权的重要工具之一。不同的阶级掌握了政权，就把本阶级的意志制定为法律，来保护本阶级的利益。 "任何国家政权都是一定的占有主要生产资料的阶级，或阶级的联盟用暴力来对于其他阶级施行有系统的专政，借以保护这一个或几个阶级的利益，并镇压被统治阶 级的反抗的机关。有了什么样性质的国家政权，才有什么样的宪法和法律系统，才有什么样的法统。被统治的阶级必须用暴力推翻旧的统治阶级的暴力，才能夺取国 家政权。因此，革命的阶级必须废除反革命统治阶级的反革命法统，从新建立自己的革命法统。"①陕甘两省人民因不堪地主军阀的压迫和剥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于一九三四年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创立了自己的武装与政权。从这个时候起，工农政权就废除了反革命阶级的反革命法统，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法 学原理，确立了革命的司法原则。工农政权在初创时期，虽然还没有专门的司法机关，但是，是有司法工作的。当时的司法工作是由工农政府统一执掌的。它的任务，是根据党关 于组织与扩大工农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发展与巩固革命根据地、摧毁封建势力、打倒土豪、分配土地这一总任务，严厉镇压反革命，镇压地主富农的反抗；保护农 民分得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保障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一九三五年党中央到达陕北后，成立了陕北省及陕甘省工农政府，一九三六年中央红军"东渡西征"时，又成立了陕甘宁省工农政府；中央工农 政府成立了西北办事处。这时工农政府建立了司法机构。中央工农政府西北办事处之下设司法部，领导陕北、陕甘、陕甘宁三个省及所属县的司法行政事宜。各省、 县、区工农政府设立裁判部，实行两级两审制，同时，在法律依据方面，除了党中央所颁布的一些决议外，还有中央工农政府在中央苏区所制定的一些单行条例，如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违反劳动法令惩罚条例、惩治反革命条例及司法程序等。至此，革命的司法工作才进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二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吞并中国的侵略战争后，为了实现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抗日，遵照我党中央的决定， 中央工农政府西北办事处撤销，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在抗日战争中，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司法工作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创造，现仅就法院工作概述如下：甲、组织制度（1）法院的设置与演变：中央工农政府西北办事处撤销后，原设的司法部也随着撤销，成立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统一管理边区的审判工作和 司法行政工作。同时，撤销省、县、区裁判部，县设裁判处，延安市建立地方法院。为了便利群众诉讼和加强对县级司法机关的领导，一九四三年春在各分区设立了 边区高等法院分庭；同年，又在各县设立了司法处。除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外，全边区共有三个分庭，二十九个县司法处和一个地方法院。（2）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为了更好地发挥司法工作为政治服务的效能，关于司法机关与同级人民政府的关系问题，明确规定为：各级司法机 关是同级政府的组成部分，在同级政府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同时，并实行了专员兼分庭庭长和县长兼司法处处长制度。关于司法机关人员的产生问题，自一九三八 年起即实行了边区高等法院院长由边区参议会选举的制度；后来，重点县的司法处的裁判员，也实行了由县参议会选举的制度。经由民选产生的司法机关的人员，各 对其原选举单位负责并报告工作。（3）边区各级司法机关的内部组织是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就是集体领导，个人负责。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各分庭庭长和各县司法处处长负 责领导本单位的审判与行政工作。从一九四○年起，各县就设立了裁判委员会，由县长、县委书记和裁判员等人组成，讨论与确定重大案件。这样就能够集思广益， 从组织上保证达到判案正确、量刑适当和贯彻党的政策的目的。（4）为了健全各级司法组织，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对于司法干部的挑选与培养工作，一直也是非常重视的。挑选干部的对象，着重于工农 积极分子。根据一九四一年五月十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对各县司法工作的指示，其条件是：（一）要能够忠实于革命的事业；（二）要能够奉公守法；（三）要能 够分析问题，判别是非；（四）要能够刻苦耐劳，积极负责；（五）要能够看得懂条文及工作报告。这就是说：作为一个司法干部，不仅要具有忠于革命事业的品 质，而且还要具备一定理解能力和文化水平。这些条件，当时一般是作到了的。至于干部培养工作，则着重于举办短期训练班的方式，自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年， 曾先后办过三次司法训练班，训练了近百名工农出身的司法干部。但因工作需要或战争关系，在这里学习的干部，大半未结业即调做其他工作了。延安光复后，又在 延安大学设立司法班。不久西安解放，司法班全体学员由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率领去西安参加接收工作。乙、法院的任务，民、刑政策和法律依据陕甘宁边区法院的任务，是和国民党反动法院的任务根本不同的。国民党反动法院是血腥统治的恐怖工具，它的任务是镇压劳动人民及其先进代 表的活动，保护地主、官僚买办和资产阶级的政权和财权的。而陕甘宁边区各级法院的任务，在抗日战争中，根据"应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的人民，调节 各抗日阶层的利益，改良工农的生活和镇压汉奸、反动派为基本出发点"②这一施政方针，则是保护抗战利益，保护边区民主政权与各抗日阶级的合法利益，把裁判 汉奸、反革命当作中心，把保护人民群众当作天职。另外，边区各级法院还负有通过审判工作，进行法纪宣传，教育人民爱护边区人民政权，遵守革命秩序，积极参 加抗日救国事业，借以减少和预防犯罪的任务。根据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三年的统计，三十个初审单位共处理了一万零一百一十二件刑、民案 件，其中属于汉奸和破坏边区犯罪的，占刑事案件的百分之二十六强；属于土地与婚姻纠纷的，占民事案件的百分之六十一点九。这正说明陕甘宁边区政府在抗日战 争时期的司法工作和在完成上述任务中，曾经起了应有的作用，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当时，各级司法机关处理刑民案件的依据，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共中央西北局及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的实际工作的需要， 而颁布的带有法律性质的纲领、决议、决定、布告、法令、条例和法规，则又都是根据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时期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而制定出来的。（1）对于反革命分子，我们向来就是采取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的。为了镇压与瓦解敌人，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力量，"争取多数，反对少 数"，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七条规定："对于汉奸分子，除绝对坚决不愿改悔者外，不问其过去行为如何，一律实行宽大政策，争取感化转变， 给以政治上与生活上之出路，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其写悔过书。对于一切阴谋破坏边区分子，例如叛徒分子、反共分子等，其处置办法仿此。"在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所提出的"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原则，也是上述政策的体现。这些都是当时司法机关处理反革命案件及其他阴谋破坏 案件的依据。（2）对于人民内部的一般刑事罪犯的惩罚，根据当时社会上的犯罪情况，着重采取了教育改造政策。关于刑期的规定，原来最高刑期为五年，后因事实上的需要，一九四三年经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会议决议，复经边区参议会常驻会议通过，确定最高刑期为十年。（3）对于土地案件，是遵照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总前提，根据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采取了不同的步骤。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施政纲 领第十条规定，在已经分配土地的区域内，采取保证一切已取得土地的农民之土地权的政策；在土地尚未分配区域内，则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按定额交租交息的 政策。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五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发布的联合布告，一九四四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地权条例草案，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公布的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草案，一九四三年九月十四日公布的陕甘宁边区土地典当纠纷处理原则及旧债纠纷处理原则等，关于这一 点都有了明确的原则规定。在这一整个时期内，各级司法机关受理的土地案件，都是依据这些条例来处理的。（4）对于劳资纠纷，一九三三年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以及违反劳动法令惩罚条例即明确规定了处理这类案件的原则。陕甘宁边区政 府对于劳资纠纷是根据适当改善工人生活和允许资本主义经济正当发展的政策原则来处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十二条规定：调节劳资关系，实行十小时工作 制，增强劳动生产率，适当地改善工作生活。（5）陕甘宁边区的婚姻政策，是实行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一夫一妻制，禁止包办买卖，禁止童养媳。一九三三年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婚姻法，即规定了这个原则。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婚姻暂行条例，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日又根据执行的经验，作了一次修改。（6）关于一般债务案件，根据禁止高利贷和保护正当债务关系的政策，视双方具体情况，予以具体处理。此外，在财政方面，曾有农业税暂行条例、征收公粮暂行办法、货物税暂行条例；在保障生产建设方面，曾有发展畜牧暂行办法、矿业开采管理 暂行条例、煤矿煤质检查暂行办法、国营公营工厂企业中建立工厂与工厂职工代表会议的组织规程等；在保障边区金融方面，曾有破坏金融法令惩罚条例等；在保障 人民自由权利方面，曾有保障人权财产条例等；在司法工作方面，一九三三年中央工农政府曾颁布了司法程序，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制定了民刑案件调解条例，监所 保外服役办法及其他重要指示等。这些条例和法规的特点是：（1）有鲜明的阶级性--体现劳动人民的意志，巩固与保护劳动人民的利益；（2）有强烈的革命性 --摧毁旧基础和封建秩序，树立革命秩序；（3）是群众斗争经验的总结--它们是根据群众的经验制定的，又拿到群众中去，指导群众斗争，考验与证实其正确 性。陕甘宁边区的各级人民司法机关，当时就是依据这些政策法令，审判案件，并进行法纪宣传的。这对于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对于改造社会，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保障社会治安，树立新的生活道德，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丙、审判工作的制度（1）审判权由司法机关行使，逮捕人犯只能由司法机关和公安机关行使，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六条规定："除司法系统及公安机关依法执行 其职务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不得对任何人加以逮捕审问或处罚"。同时，对于司法机关与公安机关逮捕人犯，又从法律上加以严厉控制，即："逮捕人犯应有充分 的证据，依法定手续执行"（一九四二年陕甘宁边区保护人权财产条例第八条）；"司法机关受理民事案件，非抗传或不执行判决及有特殊情形时，不得扣押"（同 上条例第十二条）；"非司法或公安职权的机关、军队、团体或个人拘获现行犯时，须于二十四小时内连同证据送交有检察职权或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接受犯人的检 察或公安机关应于二十四小时内侦讯"（同上条例之八、九两条）。这些规定充分地说明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的审判权，是统一由司法机关行使的。（2）审讯案件，反对野蛮的刑讯逼供办法，采取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原则。这个原则，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内也有明文规定，又是区别人民 司法机关与一切反动的司法机关的一个重要标志。认真实行这个原则，不仅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表现，而且将审判工作置于注重调查研究的科学基础之上，是防 止错判或造成冤案的必要保证。（3）审理案件，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一律采取公开的方式进行，准许群众旁听和发言。这种公开审理案件的原则，体现了人民司法工作的民主 性，它不仅使法院可以对群众进行法纪宣传教育，提高群众的法治认识，培养群众遵守法律的习惯，而且使审判工作置于群众监督之下，有利于审判质量的提高。（4）边区司法机关对于保护诉讼当事人的民主权利也是重视的。当时，由于条件限制，虽未设律师，但法院准许诉讼当事人请其亲属或有法律知识的人，出庭充任辩护人或代理人；人民团体对于所属成员的诉讼，也可以派人出庭帮助辩护或代理进行诉讼。（5）对少数民族，根据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十七条的规定，实行民族平等的原则，建立少数民族自治区，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的精神，住在边区的少数民族，在进行诉讼时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这是在司法工作上贯彻民族平等原则的具体体现。（6）审判程序的改革。国民党反动法院的审判程序是从控制、压迫与欺骗人民出发的，因而形式机械，手续繁琐，只便利于有钱有势的人。单 就诉讼手续方面来讲，据伪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的项目，就有诉费、状纸费、抄录费等十多种，如果加上其他不公开的或变相的敲诈、勒索、送礼、讲情，如监狱接 见费、卸镣费等，那就难以胜计了。所以，旧社会劳动人民描写伪法院说："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陕甘宁边区各级司法机关诉讼手续完全是以便利人民 诉讼为原则，甚为简便。无论一审或二审机关，受理人民群众的民、刑诉讼，口头申请或书面起诉都有同等效力；当事人要求法院代书呈状或口诉者，即无条件代为 缮写；当时各级司法机关免收一切讼费。 审判程序中的审级设置，也是从便利群众诉讼出发，采取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的两级两审制，即县司法处进行初审，高等法院及其分庭履行终 审。这种两级两审的好处，不仅保障了当事人能行使其上诉权，而且，使法院能及时惩治汉奸、反革命分子及其他破坏分子，同时，又可避免少数当事人，因缠讼不 休，以致造成当事人及社会人力、财力与生产上的损失。在审判监督方面，上级法院除了通过审理上诉案件对下级审判机关进行审判监督外，当时还创立了再审与复核制度。判决死刑的案件，均事先由 初审机关将原卷、材料等件呈报高等法院审核。认为不当或有疑点与遗漏之处，即发下去再审或补报材料；认为事实证据确凿，高等法院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提出 处刑意见后，转呈边区政府主席核批。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再审与复核制度的建立，是很必要的，这样，在量刑上可以避免畸轻畸重的现象，同时也可以避免或减 少错判。此外，通过派人下去检查工作和召开司法会议的方式进行监督。（7）审判方法和作风。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审判制度建设成就之一，就是树立了群众路线的审判方法和作风。这是人民司法机关区别于旧社 会的法院的一个显著标志。国民党反动法院是刑讯逼供、主观臆断、徇私舞弊、不加调查研究的衙门作风。陕甘宁边区司法机关曾采取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的审判 方法和作风，也就是依靠人民、联系人民、便利人民的群众路线的审判作风。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也是党的一切工作的基本方法，因为"人 民群众是真正伟大的，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只有依靠了人民群众，才是不可战胜的"③。所以，当审判工作依靠与联系人民群众来进行时，也就得到 了无穷无尽的力量，不论如何错综复杂的案件或纠纷，也就易于弄清案情和解决。正因为这样，我们不但反对刑讯逼供的审讯方法，同时，还树立了为人民服务、认 真负责和民主的审判作风。（8）审判方式。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司法机关所采取的审判方式也与国民党反动法院的审判方式有原则的不同。国民党反动法院所经常采用 的审判方式是高高在上的"坐大堂问案"的方式；而我们所采用的审判方式，除了一些简易或不必就审的案件实行法庭审判外，经常根据不同的案件，采取群众路线 的审判方式。必须指出，我们的法庭审判也不同于国民党反动法院的法庭审判，举行时不象国民党法庭布置十分森严，使人一见生畏，在保持法庭严肃的原则下，由 裁判员采取谈话的方式进行审讯。当时所采用的群众路线的审判方式有下列几种：（一）就地审讯：这是初审机关走出法庭，携卷下乡，联系群众，处理案件，并通过具体案件的处理，进行政策法令宣传，教育群众，借以减少 纠纷，增强群众团结和促进生产的一种好方式。就地审判案件并不是案案就审，而是有计划地选择有教育意义的案件，或是比较复杂的案件，或是一般案件而当事人 思想阻力较大者，或是带有普遍性并有发展局势的案件，才实行就地审判的。未出发前，必须研究案情和案件发生的社会原因以及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危害或影响程 度，做到心中有数。这种审判方式的基本特点是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不拘形式就地审判，在群众参加之下，解决问题。从调查到审讯都是密切联系群众进行的。因 此，结案迅速正确。凡属调解范围的案件，就在裁判员掌握下或交由群众调解结案；凡不能调解或调解不成的案件，就把调查研究的情况放在群众中进行酝酿，是非 曲直摆在明处，取得多数人思想认识一致后，再行判决。这样，既合原则，又易于为群众所接受。同时，由于从调查到审讯和宣判整个过程都是联系群众进行的，所 以，这种就地审判对于提高群众的法律认识和守法精神曾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当时这种审判方式很为群众欢迎，也是初审机关常采取的一种方式。（二）巡回审判：这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高等法院及其分庭为了便利人民诉讼或因案情复杂，将案件带到当地，深入对证，进行处理的一种审 判方式。这种审判方式不仅使案件（特别是少数缠讼不休的案件）可以得到迅速正确的处理，而且通过处理案件，可以检查下级司法机关的工作，帮助建立制度，总 结经验，提高思想，改进工作。我在陇东任专员兼分庭庭长时期，每年都有计划地带上案件深入农村，就地处理。在处理过程中，结合中心工作，帮助农民生产，深 入调查，给下级司法机关解决疑难问题，在群众中进行法纪宣传。如华池县张柏和封胖的婚姻纠纷，起先县司法处以抢亲判决张柏和封胖解除婚姻关系，引起群众不 满。经我们深入访问，把案情弄清楚，最后在群众大会上公开进行改判，对封彦贵将一女数卖的违法行为给以处分；对张金才半夜抢人，给以法律制裁；对封胖和张 柏基于恋爱而自愿结婚，予以保护。这样判决，惩罚了违法行为，打击了封建包办买卖婚姻，保护了正确的婚姻关系，从而提高了干部，教育了群众，获得了群众的 拥护与好评（张柏和封胖案就是刘巧儿告状一剧中男女主角的真姓名）。又如苏发云兄弟三人因曲子县司法处的错误认定谋财杀人一案，将人押了一年之久，没有解 决。原来该县司法处发现苏发云家中炕上、地下及斧头上都有血迹，便认为苏等杀人是事实。经我们多次深入当地调查后，证明苏发云家离杀人现场有二十多里远， 如果是在苏家杀死的，以时间计算不可能移送到现场这样远；其次苏发云与被害人孙某同行及以后分路都有人证明；此外，并查明苏家炕上的血是产妇生孩的血，地 下的血是苏家有人害伤寒时流出的鼻血，斧头上的血是杀羊时糊的血；而孙某的被害，查明是一拐骗犯杜老五所进行的。事实弄清楚后，在群众大会上宣布苏发云兄 弟三人无罪释放。群众说："这个案子如放在旧社会的官僚衙门，高高在上，原先有那么多的证据，早已枪毙了。只有人民的司法机关的负责人，才深入调查，不冤 枉好人，判的非常正确。"再如一九四六年秋天，我和延安县司法处审判员赵志清同志到盘龙区处理杨兆云缠讼数年不休的案子。此案经当地政府和有关机关处理， 一直未解决，区乡干部提起杨兆云都有愤懑之言，县上干部一提他也是摇头没办法。我们到延安县司法处由赵志清同志介绍了案情，经过分析，认定：杨本人缠讼胡 闹固然属实，但当时区乡干部处理杨的问题也有错误的地方。如不首先纠正区乡干部的错误，而只强调杨的不对，杨是不会悦服的。杨所告的内容有三：一是别人侵 占了他的土地；二是贼偷了他的东西；三是区乡干部偷打了他的麦子，强迫他多交了公粮。根据所告，我们先到区政府召集了干部会，了解了杨抗粮不交的经过。那 年杨欠公粮一石多未交，有麦垛一个，乡干部催交数次，杨既不打麦，也不交粮，引起乡干部不满，报告区上说杨抗交公粮，影响公粮入仓，请批准强令杨打麦交 粮，如杨不打，就叫民兵去打，打了先交公粮。因区上对杨也有成见，认为他是个顽固分子，便同意了乡上的意见。但杨见乡上态度不好，怕出问题，就叫他儿子背 了二斗麦送到仓库，打了收粮证。而乡上干部得到区上批准后，也未再调查，即贸然派民兵将杨麦垛拆开，打了一石多交了公粮，尚欠几升；但是加上杨的儿子所交 的二斗麦，又长交了一斗多。杨以此控告，理由是：头一天他还交了二斗麦，为什么说他抗粮不交？欠粮少，为什么还多拿他的麦？民兵强打民粮，是否违法？根据 这些情况，我们又到青花砭区政府召集干部会，批评了区乡干部不深入调查的官僚主义作风，批准强打杨的麦是违犯政策的行为，应主动向杨道歉；多交公粮应如数 退还；杨的生活有困难可以给以适当照顾（杨系军属）。这个问题处理后，再到当地处理杨兆云所告的侵占土地的问题。首先，我们用帮助农民生产的方式进行了调 查，并亲到争执的地界处与农民共同研究了历来土地纠纷的情况。这样，很快地掌握了案情，证明别人未侵占他的土地，相反，他倒有霸占别人土地的行为。于是， 我们就利用晚间召开群众会议，叫杨本人到场，进行处理。会上，群众揭露与批评了杨兆云屡次侵占别人土地的事实，至于别人偷他的东西，毫无事实根据，全系捏 造。这时，杨再无法抵赖，只得低头认错，接受了政府和群众的批评。这样，一个缠讼数年的案件，在依靠群众力量下获得彻底的处理；区乡干部也从本案处理过程 中提高了政策思想，改进了工作作风；广大群众也受到了一次生动的法纪教育。同时也教育了几年缠讼不休的杨兆云，他满意地说："大家心平气和，尊敬我，又批 评了区乡干部，指出了我的错误，我再没啥说，只有服从"。（三）公审制：公审这一审判方式远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已创用。它是镇压反革命活动，对敌对阶级的反抗行为作斗争和提高群众阶级觉悟的有效 方式。凡是富有社会教育意义的重大案件，都是采用这一方式进行审判的。当时采用的方式有三种：一是群众公审会；二是宣判大会；三是代表公审会。不管那一 种，都是有领导的进行的，经过组织与准备工作才召开的。如光复延安后，延安市地方法院审判罪大恶极的投敌分子毕光斗、张永泰等罪犯，就是采取群众公审会的 形式进行的。首先，调查收集罪证，召开群众代表的小型座谈会，进一步对证事实，并提出科刑意见，再交群众讨论，最后由审判委员会确定处刑，召开群众公审大 会判决。这样，上下意见一致，因而秩序很好，效果也大。再如西安解放后，西安市人民法院审判贾子光、陈元喜等土匪案件，就是采取代表公审会的方式进行的。 当时因西安初解放，社会秩序尚未安定。在此种情况下，采取代表公审会的方式，便于法院组织领导，也起了镇压匪特，安定社会秩序和扩大宣传政策法令的作用。 总之，公审方式对于推动运动和教育群众都曾收到很大效果。所以，解放后，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运动中，各地仍然广泛地加以采用。（四）人民陪审制度：人民陪审制度是审判工作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实行人民陪审，不仅可以吸引群众参加国家管理，提高人民群众的主人 翁思想和政治责任感，而且，可以使审判工作置于人民群众监督之下，不断提高质量，以防止错判。因此，人民陪审制度，在人民民主法制建设初期，就受到重视。 当时人民陪审制的形式有三种：一是由审判机关邀请；二是由团体选举陪审员；三是由机关、部队、团体选派代表出席陪审。在抗日战争时期，主要是采用了机关、 部队、团体选派代表出席陪审的办法。如处理工人违反劳动纪律案件，即请工会选派代表和工人出席陪审；处理婚姻案件，即请妇联选派代表出席陪审；处理农民间 的案件，则请农会选派代表出席陪审等。通过陪审员参加审理案件，能够协助搜集证据，搞清案情，事实摆在明处，进行说理说法，使当事人无法狡辩，心悦诚服。 因而，对于法院迅速正确结案以及扩大政策法令的宣传都曾起了很大作用。（五）调解工作：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曾经大力地组织和发展了调解工作。但我们的调解工作是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的所谓调解工作有着根 本的不同。在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时代，他们虽然也调解案件，但这正是土豪劣绅包揽词讼、吃钱卖法的机会和欺压劳动人民的圈套。他们对杀人的案件可以调解； 对虐待和杀伤妇女、儿童的案件，也可以调解。有钱的人犯了罪，只要花上些钱，就可以逍遥法外。而我们的调解工作，是增强人民内部互相团结、便利生产、教育 人民爱国守法、减少讼争的有效方法，也是实现司法群众化的重要标志。并且它只限于一般民事纠纷和轻微刑事案件，而对社会危害性较大的刑事案件，是不能调解 的。我们远在工农政权时期，就开始了调解工作；在抗日战争时期，更加重视。一九四三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了关于普及调解工作的指示；同年， 边区高等法院也发布了实行调解办法、改进司法工作作风、减少人民诉讼的指示。从此，调解工作普遍展开，收到巨大效果。当时调解工作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审 判机关用调解方式进行处理案件；一种是民间调解。从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全边区审判机关所处理的民刑案件中，因调解而结案的百分比的逐年上升，就可以看 出调解工作的发展情形。一九四二年民事案件中，调解结案的占百分之十八弱，一九四三年上升到百分之四十，一九四四年达到百分之四十八；在轻微刑事案件方 面，一九四二年调解结案的是百分之零点四；一九四三年上升到百分之五点六；一九四四年达到百分之十二。另外，在民间调解工作方面，还出现了调解模范村、乡 和模范人物。如子洲县的杜良佐、绥德县的郭维德、淳化的房殿有、鄜县的吴殿富、定边的白玉堂等。这些调解模范的共同特点是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熟悉群众生 活；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公正无私，热爱群众。由于调解工作的开展，农村和睦了，生产加强了。但当时调解工作中也曾发生过"民事均得进行调解"、"调解 为主、审判为辅"、"调解是诉讼的必经程序"以及由此产生的强迫调解等错误。但这些错误，很快就得到了纠正。根据这种经验，以后确定了调解工作的三项原 则：即1.调解必须双方自愿，不能有任何强迫；2.调解必须遵守政府政策法令，照顾进步风俗习惯；3.调解不是诉讼的必经程序。这样，才使调解工作走上了 健康发展的道路。 三 抗日战争结束后，全国人民因经历了多年战争，要求和平，恢复战争创伤；要求实现民族的独立和政治的民主；农民要求得到土地。但是，代表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全国人民的和平民主团结的要求，又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为了实现和平、民主、独立，陕甘宁边区人民和全国人民在一 起，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从一九四七年起至一九四九年进行了人民解放战争。在这一时期内，人民司法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从司法方面以全副力量保障革命战争的胜 利，其具体活动是：（1）部分敌占区的司法机关干部参加战勤或直接参加军队工作；（2）自一九四七年党的土地政策转向彻底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 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以后，司法机关即根据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三日全国土地会议所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关于在老 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以及同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三三年两个文件的决定（怎样分析阶级、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 组织人民法庭，审判破坏土地改革的罪犯；（3）在恢复区和新解放区，配合公安机关，根据"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方针，处理敌伪分子、暗 藏的特务破坏分子及土匪流氓等；（4）恢复与建立健全机构及必要制度，加强对犯人的管理，实行"法官下乡，就地审判"，处理民刑案件；（5）随着西北全区 的解放，打碎国民党反动法院，向西北各省输送大批的人民司法干部，迅速普遍地建立西北各级司法机构。通过以上活动，人民司法工作在保障革命战争的胜利，推动与促进土地改革的顺利完成，保护生产建设和安定社会秩序等方面，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四 人民解放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取得了全国范围的胜利，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集中表现者 --国民党的反革命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于过去陕甘宁边区和其他各解放区的人民司法工作的一些成就和创造，进一步加以总结提高，逐 步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成为我国人民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建国以来，在中央和西北各级党政的领导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西北人民 司法工作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除了在自己日常审判工作中，对于盗窃国有、公有财产和破坏工农业生产的罪犯进行坚决斗争、促进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外，它并集 中主要力量，以人民法庭的形式，配合为扫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残余势力而进行的各项民主改革运动，及时处理了案件，保障与推动了各项民主改 革任务的完成。并且，在完成这些任务中建立与健全了各级司法机构和各项制度。陕甘宁边区人民司法工作的建立与发展过程表明，我国人民的司法工作，一开始就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建立的；并且陕甘宁边区的人民 司法工作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建立与发展起来的；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对于司法工作的各项原则问题也都曾经及时地做出了明确具体的指 示。例如一九四四年一月六日林伯渠主席在边区政府委员会关于边区政府一年工作总结报告中，就曾提出了改善司法工作的方针，批判了某些人的旧法残余影响。林 主席当时指出："一方面要彻底纠正被侵入的坏作风，又一方面要发扬新的创造，使司法工作完全符合于保卫抗战利益，保卫边区民主政权与人民权益的需要。司法 机关的法律根据，必须是边区施政纲领及边区政府颁布的各种现行政策法令。司法机关审判案件时，须切实照顾边区人民的实际生活，切实调查研究案情的具体情 况，分别其是非轻重。审判人员须具备充分的群众观点与对敌观点，把制裁汉奸、反革命当作中心，把保护群众当作天职。"这个指示，是边区司法工作长期遵循的 方针。虽然陕甘宁边区的司法工作是根据党的正确路线建设起来的，但旧法思想也曾侵蚀了某些人的思想。这些人崇拜国民党的伪六法，曾经使边区司 法建设工作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为了纠正这种错误思想，党中央于一九四九年二月发布了"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严肃 地批判了上述错误观点，又一次指示了人民司法工作的阶级任务。指示第五项指出："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下，国民党的六法全书 应该废除。人民的司法工作，不能再以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为依据，而应该以人民的新的法律作依据。......在人民的法律还不完备的情况下，司法机关的办事原则，应 该是：有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规定者，从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之规定；无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规定者，从新民主主义的政策。同 时，司法机关应该经常以蔑视和批判六法全书及国民党其他一切反动的法律法令的精神，以蔑视和批判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反人民法律、法令的精神，以学习 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国家观、法律观及新民主主义的政策、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的办法，来教育和改造司法干部。只有这样做......才能彻底 粉碎那些学过旧法律而食古不化的人的错误的和有害的思想，使他们丢下旧包袱，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重新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我们的政策、纲领、 命令、条例、决议学起，把自己改造成为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人民的司法干部。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为人民服务，才能与我们的革命司法干部和衷共济，消除所谓 新旧司法干部不团结和旧司法人员炫耀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和自高自大的恶劣现象。"这些，本是党中央早已肯定了的方针，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更加明确具体地提出 来，对司法建设有其更重大的作用。这一指示已成为人民司法建设的重要文献。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都已公布，我们人民司法工作者应该根据宪法和法院组织法的规定，进一步健全和运用人民民主法 制，继续坚决地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及其他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为更加巩固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保障宪法和一切法律的顺利实施，保障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 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顺利进行而斗争。                              　　　　　　　　　　　　　1954年12月1日① 引自一九四九年新华社信箱《关于废除伪法统》。②《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52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七一五页。③ 刘少奇：《论党》一九五一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五八页。 －－1944年3月13日《解放日报》评论：马锡伍同志的审判方式马锡伍同志的审判方式一月六日林主席在《边区政府一年工作总结》报告"关于改善司法工作"中曾经说到："提倡马锡伍同志的审判方式，以便教育群众。"什么是马锡伍同志的审判方式呢？这里有几个具体的判例：华 池县温台区四乡封家园子居民封彦贵，有女儿名叫捧儿，民国十七年许与张金才次子张柏儿为妻，尚未过门。三一年五月，封彦贵见女儿既已 长大，而现时聘礼又复大增，遂企图赖婚。一面教唆捧儿以"婚姻自主"为借口要求与张家解除婚约，一面却以法币二千四百元，硬币四十八元暗中许与城壕川南源 张宪芝之子为妻。被张金才得悉告发，经华池县府判决撤销后一次之婚约。三二年二月，捧儿赴赵家坬子钟聚宝家吃喜酒，遇张柏儿亦到，由第三人介绍，虽未当面 谈话，捧儿已表示愿与结婚。但同年三月，封彦贵复以法币八千元，硬币二十元，哔叽四匹另许庆阳新堡区朱寿昌为妻。张金才得悉后，即纠集张金贵等二十人，携 棍棒为武器，于三月十三日深夜闯入封彦贵家，封姓惊恐四散，遂将捧儿抢回成婚。封彦贵控告到县，经判决：张金才徒刑六个月，张柏儿封捧儿婚姻无效。当时封 张两造都不同意，附近群众亦感不满。适值马锡伍同志赴华池巡视工作，经上诉前来。受理后，首先详询当地区乡干部，了解了实际情况；其次又问了附近许多群 众，了解了一般舆论趋向；下来就派平日与封捧儿接近的人去与谈话，再亲自切实征求她的意见，了解了她是不愿与朱姓结婚，她说："死也要与张柏儿结婚的"。 全部真相既明，于是协同华池县上同志举行群众性的公开审理，将与此案有关的人一并集合起来，审明：封姓屡卖女儿；张姓以张金才为首，张金贵为次，纠众抢亲 属实。以后复征询封捧儿对婚事意见，与前无异。最后征询到场群众对全案意见，一致认为："封姓屡卖女儿，捣乱咱政府婚姻法，应受处罚。张家黑夜抢亲，既伤 风化，并碍治安，使四邻害怕，以为盗贼临门，也应处罚，否则，以后大家仿效起来，还成什么世界"。群众特别关心的，就是张柏儿、封捧儿两人的婚姻问题，认 为一对少年夫妇，没有问题，不能给拆散。至此，一切都弄明白了，于是判决：张柏儿与封捧儿双方同意结婚，按婚姻自主原则，其婚姻准予有效；但不论新式旧 式，均应采取合法手续，黑夜纠众实行抢亲，对地方治安及社会秩序妨碍极大，因之科处张金才、张金贵等以徒刑，其他附和者给以严厉之批评；封彦贵以女儿为货 物，反复出卖，科苦役以示儆戒。群众听到这一判决后，十分高兴，认为入情入理，非常恰当。各当事人听到这一判决后，受罚者也表示自己罪有应得，胜利者（如 张柏儿、封捧儿）更是皆大喜欢。尤其重要的，是因此用最生动的实例当场教育了群众，教育了工作人员。这是一件婚姻纠纷案。合 水县五区六乡王家庄王治宽，父亲时买得高姓之地一块，计四段五亩，约据上写明东南北三面俱靠王统一家的地，西面为庄窑。王治宽企图霸 占王统一家的一亩打粮土地地基，遂故意歪曲方向，把南面说成西面，因此发生土地纠纷，当时区乡干部及四邻群众出面调解，认王治宽为无理。王治宽不服，告到 合水县府，县司法处只凭呈状所说，未往实地调查，致将土地判归王治宽所有。王统一不服，上诉分庭，双方辩论，各有各的道理。马锡伍同志即派石推事赴当地实 际调查，石推事在马锡伍同志的审判精神之下，就协同县、区、乡许多干部及约据上所写有关房亲与证明人，四邻居住的老年人等共二十余人（出卖人已经不在）， 一面展开约据，对照方向仔细丈量段数亩数，同时征询老年人及四邻意见，一点一滴加以研究。这时群众首先发言，干部接着发言，王治宽理屈词穷，遂出面承认自 己的占地错误，自请处分，于是群众都哈哈大笑起来。结果经解释说服，土地仍归王统一，双方互请吃了饭，王治宽并给王统一装了烟（农民敬人土俗），取和了 事。一般群众一致欢呼："真是清官断案。"合水县五区六乡丑家岘子丑怀荣拥有丑家梁山地；同区二乡丁家北堡子丁万福拥有川子河及附近山 地。原来地广人稀，大家对土地都不很重视， 八路军到来实行生产自给后，才注意起土地来。丁、丑双方都企图扩大土地面积，于是丁姓从川子河上向北发展，丑姓从丑家梁山上向南发展，双方接触，发生冲 突。民国二十七年涉讼至宁县政府（友区政权），丑怀荣借助于该县保安队长（侄女婿）之势，得县府发给补契承业执照一纸，不仅把丑家梁山地，而且把丁万福老 业川子河及附近山地二百四十多亩完全断给。丁姓不服，上诉平凉高等法院（友区政权），并于当地杀猪请客，以金钱笼络得力士绅及法院官吏，结果不仅收回川子 河及附近山地，而且连丑家梁丑姓土地与坟墓一并归其所有。群众纷纷议论："贪赃枉法，徇情舞弊，两家都无理，谁有面子能抵事，谁有金钱能抵事。"二十九 年，我合水政权建立，丑姓又告诉前来。当时因百废待举，无暇详为研究，暂仍原状。去年经马锡伍同志指派分庭石推事前往就地勘查，当经会同合水县人员至当地 召集了四邻七、八人，公正士绅与老年人四人，一个个慢慢的谈，两天后才将以上情况谈清。第三天，召集群众及干部廿余人，勘验地形一天。然后先与干部讨论， 再征求一般群众及公正人士之意见。最后即以石推事与区长为首，另外再在下面干部及积极群众中组织了一批人，正式分头出面进行调解。揣测双方心理，将川子河 及附近山地判归丁姓，丑家梁山地判归丑姓。双方都乐意接受了调解，并同意了这一判决。于是划了疆界，订了息讼契据，数年争论未决的土地纠纷，遂于四天内彻 底解决。当事人与一般群众都说："政府处理案件，真正适合人心。"这是两件土地纠纷案。这就是马锡伍同志的审判方式。第 一，他是深入调查的：以前举婚姻案来说，他不象华池县初判那样，不调查不研究，片面地认为张金才抢婚不当，于是一切都无理，不征询婚 姻当事人意见，不追究封彦贵以女儿为财物反复高价出售之错误；以前举第一件土地纠纷案来说，他也不象合水县初判那样，不调查不研究，轻信呈状，草率判决， 使狡黠者反获胜利。因此，他就能抓住案件关键，就能从本质上，而不是从现象上解决问题。他真正做到了林主席报告内所说的："切实照顾边区人民的实际生活， 切实调查研究案情的具体情况，分别其是非轻重。"我们今天的司法工作主要依靠初审，但现有负责初审的干部一般能力较弱，阅历较差，要克服这一缺点，就必须 使司法干部多下乡锻炼，多联系群众。关起门来把玩旧型法律教条，是无补于事的。第二，他是在坚持原则、坚决执行政府政策法令、又照顾群众 生活习惯及维护其基本利益的前提下，合理调解的，是善于经过群众中有威信的人 物进行解释说服工作的。是为群众、又依靠群众的。马锡伍同志说："真正群众的意见比法律还厉害（所谓'三个农民老，顶一个地方官'）"。这在前举三个判例 中都表现得很明白。因此，他就能抓住所有人心，就能在当事人的内心，而不是表面上解决问题。他真正做到了林主席报告内所说的："依双方自愿为原则的民间调 解。"第三，他的诉讼手续是简单轻便的，审判方法是座谈式而不是坐堂式的。不敷衍，不拖延，早晨，晚上，山头，河边，群众随时随地都可要 求拉 话，审理案件。华池婚姻案，最初就是封捧儿在路上碰到马锡伍同志，拉住他，在一棵树下告的状。而马锡伍同志自己，每年总要往各县巡视工作数次，在巡视过程 中，必严密检视监狱，查问犯人，遇有可以改造者，即令交保释放，以便增加我边区劳动力，增强生产。因此，他是真正"民间"的，而不是"衙门"的，真正替人 民服务，而不是替人民制造麻烦的。一句话：马锡伍同志的审判方式--这就是充分的群众观点。这就是马锡伍同志之所以被广大群众称为"马青天"的主要原因。

史威泽可能不是"软性腐败"这个名词的原创者，但这个词能受到人们广为重视，他是重要推手，他去年的一本书（Throw Them All Out），用大量事实披露了华盛顿国会议员普遍存在软性腐败。该书震撼了美国社会，使"软性腐败"这个术语不胫而走，成了流行词。

认识劳动者的能动作用而使相关的法制建设与之相协调，克服盲目依赖法律的信仰而致力于法与劳动者诉求的沟通，这些理念更新和策略调整有助于劳动者状况的改善。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部分成员国在2011年3月17日后发起的针对利比亚的一系列军事行动超出了《第1973( 2011) 号决议》授权范围, 违反了国际法上的不干涉内政原则、禁止使用武力原则以及国际人道法的有关规定, 属于国际不法行为。

本文从农田水利上访行为中农民的国家观念角度切入，发现在农民针对农田水利问题的上访中体现得更多的是一种"求援"国家的行为而很少具有"抗争性"，而农民在农田水利问题上的国家观念正是农民采取这种"求援"于国家的上访行为的心理文化机制，从而进一步阐明了农民上访行为中的非政治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