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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美法系语境中，"Jury"一词,为陪审或陪审团；"Juror"，则指陪审团的成员，即"陪审 员"。[1]《牛津法律大辞典》对"陪审团"的解释是，"被召集起来，在审理证据的基础上，通过对有争议的事实问题作出裁定来协助法庭审理的一群非法律专 业人员"[2]。陪审制度是国家司法机关吸收普通公民参加司法审判的一项诉讼制度，是一个国家政治民主和司法民主的重要表现。这一制度经过后来的演变，在 英美法系国家表现为陪审团制度，在大陆法系国家表现为参审制度[3]。 "陪审"、"陪审员"等并不是中文的固有词 汇，而是西学东渐背景下之"舶来品"。粗略统计表明，19世纪10年代至20世纪10年代，约有近20种著作、报纸或法律文献提及"陪审"、"陪审员" [4]。那么，"陪审"、"陪审员"这类名词是何时舶来又如何表达的，其中译过程中又怎样演变及传播，本文着意作些知识性的疏理，并对当今中国法律学术史 上对这些问题存在的误解略作辨正，以求教于方家。 一、中译名混乱时期：鸦片战争前传教士的知识性介绍 从现在发现的资料来看，对西方陪审制度的知识性介绍始于19世纪初期。 最早将"陪审"、"陪审员"这两个西方词汇 传入到中国的应归功于西方传教士。这一现象，几乎是19世纪前期中西法律文化交流中的常态。 第一个用中文向华人世界介绍"juror" 的是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 1819年，他在马六甲出版《地理便童略传》一书,这原是一本用汉字写的地理学通论,但有不少篇幅通过问答形式较为具体地介绍英国政治制度、司法制度。在 书中，麦都思将"juror"译作"有名声的百姓"[5]： "四十五问:其国内如何审事? "答曰:在其国有人犯罪，......要审之时，则 必先招几个有名声的百姓来衙门听候，官府选出六个，又犯罪者选出六个，此十二人必坐下，听作证者之言，又听犯罪者之言，彼此比较、查察、深问、商议其事， 既合意，则十二人之首，可说其被告之人有罪否，若真有罪，则审司可宣刑罚;若该人无罪，则审司可放释他也。" 经查证，该段文字中的"有名声的百姓"对应 的英文词汇为"juror"，今译"陪审员"。麦都思通过意译的方式，侧重强调陪审团成员的素质要求，即品行良好、受人赞誉。《地理便童略传》可能是中国 读者最早得悉西方陪审制信息的著作，但麦都思的书不是中国境内出版的，他也未曾来华。 来华传教士中，英国人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是 第一个向中国读者介绍关于"jury"、"juror"的知识的。1822年，马礼逊编订出版了三卷本《华英字典》。在第三卷中，作者按照英文字母顺序排 列的单词后列出了对应的中文字词。马氏解释说，"jury"、"juror"在汉语里缺乏与之对应的语词。他认为，中文"乡绅"(Country Gentlemen)一词有时候具有与 "jury"类似的功能。[6] 1833～1838年,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 (Karl Friedrich August Gtzlaff,1803～1851)等在 广州编纂出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这是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近代中文期刊。1838年,郭实腊在该刊三月号上刊出《自主之理》一文,介绍英国 jury制度时,将"juror"译作"副审良民": 其审问案必众人属目之地,不可徇私情焉。臬 司细加诘讯,搜根寻衅,不擅自定案,而将所犯之例、委曲详明昭示,解送与副审良民,此人即退和厢商量妥议,明示所行之事,有罪无罪,按此议定批判。" [7] 将英文"juror"译为"副审良民"，从 汉字训诂上自有一定道理。"副"，有"助"、"赞助"、"襄助"之意。《素问·疏五过论》杨上善注:"副，助也。""陪"，乃"辅佐"、"陪同"之义。 《玉篇·阜部》:"陪，助也。"《增韵·灰韵》:"陪，伴也。"可见，"副"与"陪"同义，"副审良民"即"陪审良民"。郭氏这一意译已十分接近 "juror"的现代译文--"陪审员"。 但该译法在该刊只出现了这一次,不久就被郭 实腊本人放弃。1838年,郭氏在《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八月号上发表《批判士》一文,将"jury"、"juror"改译为"批判士": "按察使案例缘由汇款通详察核......然自不定 罪,却招笃实之士数位,称谓批判士发誓云:谓真而不出假言焉。此等人侍台前,闻了案情,避厢会议其罪犯有罪无罪否。议定了就出来,明说其判决之案焉。据所 定拟者,亦罚罪人,终不宽贷。设使批判士斟酌票拟不同,再回厢商量、察夺。未定又未容之出也。英吉利、亚墨理加北合邦各国操自主之理,亦选等批判士致定 案。由是观之,宪不定罪而民定拟之。......批判士不俸禄,并无供职,亦不趋炎附势、指望做官。"[8] 郭氏的《批判士》一文，强调"jury"、 "juror"制度具有防止、监督和制约审判官的徇私枉法等腐败行为的功能，以凸现西方陪审制的主旨和价值[9]。然而从翻译的信和达角度考量，"批判 士"还不如"副审良民"更接近"juror"原意。 1830年，美国第一个来华的传教士--稗 治文(1501一1861，原名Elijah Coleman Bridgman)来到中国，于1838年 刊刻《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对美国的陪审制度作了介绍： "......凡原告、被告，或有愚而讷于言者，则 有识例善言者，助他作状，并同上堂代诉。人犯既齐,察院则在本犯地方择衿耆以助审。衿耆则以十二人至二十四人为额,多则二十五人,少亦十一人。如是犯之亲 戚兄弟朋友固不能为,即先知有此事者,亦不能为。审时衿耆听原告、被告之词,照察院之例,出而会议,遂定曲直。众衿耆将情由写明,交于察院,各散回家,察 院观何是何非,即照例定罪。"[1] 衿耆，指有声望的士人和耆老。清林则徐《札 发编查保甲告示条款转发拎省查照办理》:"兹本大臣明定章程，悉由地方官敦请邑中公正绅士为之总理，再由绅士公举各乡公正衿耆分理本乡事宜。" [2]1846年梁廷相《海国四说》随文对"衿耆"作了解释:"新地旧俗，凡出自省学馆(双行小字:士子有进士、举人，皆称曰衿)及耆者，沿中国故事，合 称衿耆。有事则先集其人于公使会议而官定之。"[3]用"衿耆"对应英文"juror"，倒不失为一种中国化的译法，但"衿耆"显然过于拘泥于士绅和德召 年长者的身份，而难以表达陪审员的平民性和民主性的那一方面。 从1819年到1838年，不过短短的20 年，"juror"的意译，从"有名声的百姓"、"乡绅"，到"副审良民"、"批判士"，再进而拈出中国文言文的"衿耆"两字，西方传教士对他们陪审制的 推介真可谓殚精竭力。他们以这些方块字为载体，将陪审制的译解愈来愈具体，尤其到稗治文那里，陪审制的轮廓已勾勒得十分清晰。 中西文化的交流从来是双向的。这一时期，也 不乏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努力。就陪审这一具体制度而言，或许以为其过于细末，国人的关注度不高，故迄今为止，只找到一则资料。它是有中国"马可波罗" 之称的清代旅行家、航海家谢清高提供的。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谢氏在澳门遇其同乡、举人杨炳南，讲述海外见闻，由杨炳南整理成书，名为《海录》， 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首长有三，其大者称唧有士第，其次为呢 哩，又次为集景，皆命于其王数年则代。国有大政、大讼、大狱，必三人会议，小事则听属吏处分。"[4] "唧有士第"是英文"justice"的音 译，意为法官。"呢哩"为英文"jury"的音译，意为陪审团。"集景"则是对英文"juror"的音译，意为陪审员。 如果说，西来传教士向中国人宣传西方政制 时，尽量寻找中文中合适词汇加以意译的话，那么中国人介绍西方文化时则有所不同，较多采取音译的办法。学者认为，中国译者对于陌生的西方概念偏重于音译方 式，原因之一是由于不解其意，或者认为只要将其读音以汉字记录下来，让人知道其大概的意向就可以了[5]。但这样的音译真有使人仗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之感， 一篇译文读起来诘屈赘牙，不知所云，全无信达雅的韵味。 二、中译名模仿时期：鸦片战争后志士仁人的 寻求 鸦片战争失败后，以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和开 明官僚为主体的志士仁人急切向西方寻求真理以救亡图存，开始关注不同于中土传统的法律制度及其司法审判制度。其中如梁梃枏、魏源、徐继畬等，曾发愤著书， 介绍西学西制，以警国人。 梁梃枏著就《海国四说》，广泛传诵。书中的 《合省国说》和《兰仑偶说》分别介绍美国和英国。他的《合省国说》定稿于1844年，是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系统的美国通志。该书仍稗治文之旧，将 "jury"、"juror"译作"衿耆"： "......每届审期,必择其地衿耆先未知此事者 二十四人或半之,多不越二十五人,少亦必得十一人。就所见,以例权其曲直,所见合,则笔于爰书,呈察院,令先散出,而后察院采以定断焉。......"[6] 魏源于1852年完成《海国图志》巨著，书 中也用"衿耆"一词介绍有西方陪审制： "人犯既齐,察院兼择本地衿耆以助审。衿耆 少则十二人,多则二十四人。除本犯亲友兄弟外,即先知有此事者,亦不能预。既审后,出而会议,遂定曲直。众衿耆将情由写明,呈察院而退。察院观其是非,照 例定罪。"[7] 看来，梁梃枏和魏源受稗治文的影响很大，这 不但表现在他们都用"衿耆"来指代陪审员，而且对陪审制的理解，都未超出稗治文介绍的范围。据王立新先生考证，魏源的《海国图志》中辑入了裨治文《美理哥 合省国志略》的全部内容。[8] 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完成于1846 年，1848年正式出版。他是这样介绍西方的陪审制度的： "英国听讼之制,有证据则拿解到官,将讯, 先于齐民重选派有声望者六人,又令犯罪者自选六人,此十二人会同讯问,辨其曲直,然后闻之于官,官乃审讯而行法焉。"[9] 徐氏在介绍到英国的陪审制度时，将陪审团、 陪审员译为"有声望者"，至于对陪审团的活动规则与职能介绍与前述相同。 19世纪40年代，梁梃枏、魏源、徐继畬的 著作开拓了中国人向西方寻求先进的政治法律制度之路。但此后近30年间，未见介绍陪审制的继起言论。当时思潮，学习西方尚停留于器物阶段，朝野的认识只是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就难怪《瀛寰志略》出版后，官方和士绅批评其内容"颇张大英夷"，甚属不当[1]。1851年，徐继畬还因此丢了福建巡抚的乌纱 帽。时势所迫，知识界于西制只能噤若寒蝉。这种情形，直到19世纪70年代初才有转机，官方与民间的观念稍稍有所变动，言论尺度放宽。风气所及，徐继畬重 新起用，《瀛寰志略》不仅获得肯定，而且成为同文馆教本。 梁梃枏、魏源、徐继畬用"衿耆"、"有声望 者"等译名介绍西方陪审制度虽无多大新意，但从他们笔下写出来的与此前从洋教士口中说出来的却大有不同，这只少表明中国先进分子学习西制的积极态度，表明 中国有识之士心仪陪审制度。 三、中译名定型时期：甲午前后政制改革的推 动 鸦片战争以后，朝野维新之声己不绝于耳。清 廷迫于大势，先于1861年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又派遣使臣驻节西方，政制改革稍然启动，从而又一次引发了陪审制话题，来华外国人和传教士继续充当中 英政制、法制之间的媒介。 香港割让，英帝国在这个岛上实施殖民统治， 推行英国化的司法制度。与之相应，绍介英国法律和司法制度的文字陆续出现。香港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转运英国政治、法律理念和制度的中介站。1856年,在香 港出版由英人编译的英汉对译教科书--《智环启蒙》第一百四十六课，介绍英国陪审制度，译者首次将英文"jury"翻译成中文"陪审"、"陪坐听审"。英 文原文为： "lesson 146.Trial By Jury-Trial By Jury is an excellent institution of Britain. According to it,twelve of the people attend at the court with the judge,to determine whether prisoners are or are not guilty of crime. It is their business to hear the accusation,to lesson to the witness,to attend to the defence,and to bring in the verdict,upon which the judge passes sentence according to the law." 其对译中文为："第一百四十六课，陪审听讼 论--陪审听讼，乃不列颠之良法也。其例乃审思坐堂判事时，则有民间十二人，陪坐听审，以断被告之有罪与否。其十二人，宜听讼辞，辩证据，察诉供，然后定 拟其罪之有无，上告审司，于是审司照法断案."[2] 这是迄今为止，笔者所能找到的最早用中文叙 述陪审和陪审制度的资料。即便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香港的中文资料影响上海等地也是很容易的。 与30年前大不相同的是，传教士们在上海建 立了自己的舆论阵地，不再只是单枪匹马地写写文章。1868年9月5日，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等创办于 沪上《万国公报》。广学会成立之后，《万国公报》成为传教士的言论机关，有组织成系统地向中国宣传西方国家的政治法律和社会制度，一定程度上已具有某种参 政议政的影响力。 1881年6月4日,德国传教士花之安 （Ernst Faber,1839～1899)在《万国 公报》上发表《国政要论·省刑罚》一文,将"jury"、"juror"译作"陪审人员": "前者泰西刑罚与中国无异。今日行新法之 后,酷刑俱已省除,故审事不用严刑拷打,亦无徇情。其法,凡审讯之期,刑官之外另有陪审人员,且国家状师、民间绅耆俱在,请录口供,采访证据,公断是 非。"[3] 这里的"陪审人员"与"刑官"（即司法人 员）相对，在职能上相互配合又互相监督，向陪审团的本义进一步靠近。 1881年6月11日,林乐知在《万国公 报》连载《环游地球略述》一文,详细介绍了美国联邦宪法修正案,并对美国的陪审制进行了介绍： "五、凡有犯法之事,官署审问当依律例。除 水陆两兵之外,则可不待告发,会审绅董查明详禀,即可审问。审结后不得再行审判......。六、凡有犯法株连官员等事,立即审问,不可耽延时日,在何地、犯罪, 即在该地之绅董秉公审问,毋得偏枯徇情。七、凡因钱财涉论等事,倘其数在二十元以上,邀请绅董会议,除律法所定之外,毋庸再问。"[4] "绅董"，就是绅士和董事，泛指地方上有势 力有地位的人。将"jury"译作"绅董"，一如"衿耆"、"有声望者"等，虽无新意，但林乐知对美国陪审制的介绍远比前人详尽具体。 1885年，傅兰雅口译、应祖锡笔述的《佐 治刍言》首次出版。这是戊戌变法前，国内介绍西方政治和经济思想最为系统的一部书。在该书第九十三节对英国和法国实行的陪审制度作了简要介绍，将 ""jury"、"juror"译为"绅士"： "其审问时，必另派本处绅士十二人，与问官 会审，其人有罪、无罪，必由十二人拟有定断，然后官可照办，但被告者若于十二人内指明何人与有仇隙，则问官必另派一人，盖必十二人俱为被告所佩服，方能会 审。此律法已经行之数百余年，故国中从无冤抑不伸之事。后法国等处知其立法之善，亦欲令国中仿照英律办理。惜各处向无此风俗，人皆以为不便，其法卒不能 行。"[5] 将"陪审"译作"绅士"与前述一样，并无创 新，但字里行间，洋溢着对"陪审"制的肯定及本国不能采纳的惋惜之情。 1892年,英国来华传教士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1845～1919)将英 国在华人士哲美森(Sir George Jamieson)的《华英谳案定章考》译 成中文,由上海广学会刊印单行本。[6]李氏将"jury"、"juror"译作"陪审、陪审人、陪审人员、陪审官": "既而由官请定著名公正之12人,作为陪审 官(按陪审之法,创之于英,历年已久。今欧洲诸国,大半仿照办理),示期复审。至日,问官与陪审官会同升堂,细听口供,12人退至他室,彼此只知口供,不 知情面。该被告有罪,不能为之营救,无罪亦不能使之故坐。于是去其偏私之意,参以见证之言,并细考各证人有无疑窦,是否符合,一一斟酌尽善,然后以有罪无 罪二语,分别申复问官。假使以为无罪,问官即将该被告立予省释,以免拖累。以为有罪,问官乃定其罪名。⋯⋯" 英律陪审人定被告之有罪,无论该被告承认与 否,即使被告不承认,亦必治以应得之罪。 英律陪审人员若断定被告为无罪,此案即行注 销,断不准问官再行提鞫。纵使有新见证人重行投案,案亦不能再问。又被告所犯之罪,不论是何案情,但使业已由陪审人员审结者,万万不准翻异。 英国以保护良民为重,其设立陪审人员之初 意,因恐原问官一人,以爱憎为是非。徇情则故出人罪,抱怨则故入人罪也。故视陪审一事,为决狱之第一关头。[7] 这是继《智环启蒙》和花之安之后又一次用汉 字概念"陪审"、"陪审人员"译解"jury"、"juror"，起到了将这一译法固化的作用。 李提摩太以娴熟的中文将哲美森用英文母语写 的文字通俗易懂地呈现于中国读者面前，全面地介绍了陪审官的组成、陪审团的运作规则、陪审团裁决的效力以及设置陪审团的初衷。 1894年同文馆出版《各国交涉便法论》， 计6卷48章，这是晚清翻译的第一本专门论述国际私法的著作。原著者为英国人费利摩·罗巴德，傅兰雅译，钱国样校。书中再度将"jury"、 "juror"译作"陪审"、"陪审官"： "英刑律有陪审之法，其治外国人也，亦 然。"(卷六第980款) "审外国之案，其陪审官，必有一半外国之 人。后以此法不便，改废不用，故审外国人，与英国本地人无异。"(卷六第981款) 这说明，"陪审"、"陪审员"已占据 "jury"、"juror"一词中译名的主流，趋于定型。 不过，一个或一组外语译名能否定型，外国传 教士们的趋同还只是个基础，更关键的在于中国学界的认同，尤其是中国官方的认可与运用。 在这一点上，张荫桓算得上一个关健人物。张 荫桓，总理衙门行走，1885-1889年（光绪十一至十五年）驻美、日、秘公使，是我国早期外交家。在任驻美公使期间，张留意考察合众国的立法司（立法 机构）、行法司（行政机构）和定法司(司法机构)。在1886年12月15日（光绪十二年二十日乙酉）日记第三章（定法司）中，他是这样介绍美国陪审制度 的： 凡审问一切罪案，除官吏被劾外，须有陪审人 员，又必在起草之邦审办，如起事不在各邦辖内，应于何处审办，由国会议定照行（张氏小字注释：按陪审人员以十二人为额，择民间之殷实诚朴者当之，遇审罪 案，令陪审者到听审，审司执法判案仍须陪审十二人公议允行，方得定罪。）[1] 张荫桓熟悉西方政情，著有《三洲志》，是官 学两栖的人物。他采纳将"juror"、"jury"作"陪审人员"、"陪审者"、"陪审"的译法，可视为当时政、学两界对这组译名认同的标志信号。 早期维新人士郑观应、何启和胡礼垣等都是出 入学、政两界的硕耆。19世纪80-90年代，正是他们思想成熟并积极推动政制革新的活跃时期。他们留下的关于陪审制的言论，承传教士之绪，纷纷以"陪 审"、"陪员"译介"jury"、"juror"。 郑氏在其《盛世危言·吏治上》对泰西之陪审 制表达由衷的赞赏: "听讼之事，派以陪审，而肆威作福之弊祛; 列以见证，而妄指诬陷之弊绝。......[2]" "外国不信问官,而问官于是以陪员判案,不 容犯人之狡展以抗公平,而真情出矣。......[3]" 赞赏之余，他主张： "新政立,宜令各省府县选立秉公人员,或数 十名,或数百名,所谓陪员是也,每遇重案,则此等人轮值传赴司署,少者数人,多者十余人,与审司听讯两造之供词以及律师中辩驳,审毕,审司以其案之情节申 论明白,令陪员判其是非曲直,视陪员之可之者否之者人数多寡以定从违。......[4]" 1895年,何启、胡礼垣发表《新政论议》 一文,也采用"陪员"的译名，表达了与郑观应同样的主张。[5] 甲午战争后的十九世纪之末那几年，是"中西 法文化的激烈碰撞"[6]的时代,也是西方法律文化在中国传播的高峰期，素有"近代中国的百科全书"之称的《申报》对西方法律文化作了较为系统地介绍与宣 传的同时,主张仿行西制,改革中国传统司法制度。《申报》对西方近代陪审制度是这样描述的: "泰西诸国有审事官,必有陪审官。事或不 平,陪审官可以评其曲直,不决,别请人再断之,务使不偏不倚,得其平情然后可以定谳,刑曹不得独擅其权,而在上者徇私之弊可以绝。"[7] 作者主张引进西方的陪审员制度: "今宜选立公正人员数人为陪审员。遇有重 案,分别传审,或本地绅士,或乡间耆老皆可充之。问官听讼,毕将案中情节申论明白,令陪审员判之,是非曲直,视陪审员可否之人数多寡以为定是。"[8] 自张荫桓、郑观应、何启、胡礼垣到《申报》 的作者，不约而同地采取"陪审人员"、"陪审者"、"陪员"、"陪审官"、"陪审员"来意译"jury"、"juror"，表明中国从学界到政界在 "jury"、"juror"中译名上对外国传教士译法的认同。至此，"jury"、"juror"的中文译名基本定型为"陪审"、"陪审员"。 四、中译名进入法律时期：《会审章程》和清 末修律 张荫桓、郑观应、《申报》作者等对陪审制赞 赏，超越了"泰西而论泰西"的知识性介绍，已萌生了学习和移植意念。 辛丑变乱，国势日危，朝野要求立宪变法。内 忧外患的清廷，只好于1905年6月14日（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十六日）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戴鸿慈与端方一组，载泽、尚其亨、李盛铎一组，分途出洋。 他们的考察报告就已经使用"陪审""陪审员"等词汇。 1906年3月13日戴鸿慈率团考察普鲁士 裁判所,记录写道: "旁坐陪审员十二人,由于公举。"[9] 与传教士、学界乃至政府官员通过个人言论和 著述的介绍或呼吁不同，承担宪政考察任务的钦差大员对西方陪审制的印象和记录，虽然简单，却代表最高当局的态度，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之后立宪和修律的价值 取向。事实真是如此，清末变法对陪审制的移植由是启动。 1906年4月,沈家本、伍廷芳编订《刑事 民事诉讼法》(草案),在关于该《草案》说明的奏折中，沈氏明确指出"宜设陪审员也"[1]。伍氏在其在其奏折中提议："嗣后各省会并通商巨埠及会审公 堂，应延访绅富商民人等，造具陪审员清册，遇有应陪审案件，依本法临时分别试办，如地方僻小，尚无合格之人，准其暂缓，俟教育普被，一体举行。庶裁判悉秉 公理，轻重胥协舆评，自无枉纵深故之虞矣。"伍氏主张在中国实行陪审制度的主要理由在于其可以弥补法官审判之不足，"国家设立刑法，原欲保良善而警凶顽。 然人情涛张为幻，司法者一人，知识有限，，未易周知，宜赖众人为之听察，斯真伪易明。若不肖刑官，或有贿纵曲庇，任情判断及舞文诬陷等弊，尤宜纠察其是 非。"[2] 二位呈奏的《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以第四章 第二节整整一节之文，移植了西方"陪审"制度： "第二百零八条⋯⋯凡陪审员有助公堂秉公行 法于刑事,使无屈抑于民事,使审判公直之责任。 "第二百零九条⋯⋯于未审以前经原告或被告 呈请陪审者,应用陪审员陪审。 "第二百十五条⋯⋯于审讯该案之前二日,用 知单载明开审日期,知会各陪审员到堂陪审。 "第二百十八条⋯⋯开审之日将传到陪审员之 名铳书记官掣出十二名，民事一千元以下案件抽出六名即为陪审该案人员。惟该员等必须经两造均无异词,方能陪审。 "第二百二十五条⋯⋯两造证词及律师诉辩均 已听毕，承审官即向陪审员将案件所有证据再诵一周，并加评论。如有律例问题，务须逐一详解，使陪审员所议决词与例相符。 "第二百二十六条⋯⋯各陪审员然后退堂，同 至静室密议，将全案各情细衡轻重秉公决定，如确信被告委系有犯所控之罪，则须覆曰有罪，如原告证据不足或被告所犯情节间有疑义，则须覆曰无罪。 "第二百二十八条⋯⋯ "如陪审员决词曰有罪,承审官即将被告按律 师定拟;若决词曰无罪,则立即将被告释放。 "第二百三十条⋯⋯无论刑事民事各陪审员决 词从多数而定，但遇有重案关于死罪者必须众议金同方能决定。 "第二百三十四条承审官均按照陪审员之决词 依律定案。"[3] 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对陪审制度做出规定的法 律草案文本。法案对陪审员的资格、责任、产生方法以及陪审程序的规定具体详细，试图将陪审制度适用于全国各级审判机关。至此，以中文名"陪审"、"陪审 员"翻译英文的"jury"、"juror"的不但定型，而是进入法案，成为法定译名。 考释至此，我们有必要再把历史倒回去38 年。实际上，"陪审"作为中译名进入法律文献，早在1868年就已经存在了。 用军舰火炮开路杀进中国的列强是不会有耐心 等待中国的政府和法律界认真学习消化西法西制后再来修改自己法律的，他们急切地在所谓的租借地位移母国的法制。于是列强在中国鸦片战争失败后立即攫取领事 裁判权，强迫清政府在各个通商口岸设立半殖民化的司法机构。其中最为典型的要算建于19世纪60年代的 "上海会审公廨"[4]（The Shanghai Mixed Court）。 上海会审公廨的设立有着成文的法律依据-- 《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5]。它相当于上海会审公廨的组织法、审判程序法与法官权责规范。该章程共十款，其中第六款规定： "华洋互控案件，审断必须两得其平，按约办 理，不得各怀意见，如系有领事管束之洋人，仍须按约办理，倘系无领事管束之洋人，则由委员自行审断，仍邀一外国官员陪审，一面详报上海道查核。倘两造有不 服委员所断者，准赴上海道及领事官处控告复审。" 《会审章程》由上海道台应宝时和英美等领事 在1868年商订，中方于1868年底由清廷各国事务衙门咨行生效；外方在1869年4月20日由英、美、德领事公布修正章程，并于次日起生效。这表明， 清政府在租界中已经接受由外籍陪审员参与的审理模式。《会审章程》是中国丧失独立司法权的产物，与《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不同，它不是中国自主制定、一旦 生效就通行于全国的法律，它的法律位阶不高，只相当于地区性的"单行法"，或具有外事性的"特别法"，但这些并不影响它在推行陪审制上的历史作用。它的第 六款内容，不仅是"陪审"一词在近代中国得以实施的法律明文中第一次出现，而且也是中国在局部地区(租借内)审理特殊案件(无领事管束的洋人案件)中最早 实行由特定陪审员(外国官员)陪审的陪审制度。这种陪审制度是在带血的屠刀威逼下被迫采纳的，烙着深深的被殖民的屈辱印记。它与英国的陪审制度不一样，也 与《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所要在中国普遍建立的陪审制度不相同，但这就是它的开始，这就是它在中国迈出的第一步，这就是我们的法的近代史。 可能正是由于《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中规定 的陪审制度的局部性和特殊性，以致于清政府、朝廷大员，包括《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的起草者和推进者们似乎都对它失去了记忆。然而，《会审章程》毕竟是中 国政府认可的法律文件。包括规定陪审的第六款在内，是上海道台应宝时首先提出草案，并经清廷总理衙门核准的。[6]唯一让人感到遗憾的是，没有资料能够说 明，应宝时为什么能够在《会审章程草案》中如此果敢地写入"陪审"一词？是他自己的主意？还是受了谁的启发？或是英国领事的主张？然而，在法律明文中确定 使用"陪审"一词和实施陪审制度应该在1868年。这一点白纸黑字，勿庸置疑。 《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最终被搁浅废置，其 所欲移植全国的陪审制度也胎死腹中。所以直到辛亥革命，中国在法律意义上的陪审制度仍局限于租界的会审公廨，法律明文使用的"陪审"亦只是《洋泾浜设官会 审章程》。 五、"陪审"译名由来：转自日本乎？国人自 创乎？[7] "陪审"、"陪审员"、"陪审团"这一组词 汇，非汉语固有，均舶自国外，这已是学界共识。共识之下，对于贩自哪里，却有不同认识。学界较为常见的一种观点就认为近代法律体系中的许多名词,绝大多数 都来自日文汉字或经日本转手传播过来的。[8]"陪审"一词也被认为如此，即由日本人先将英文"jury"、"juror"译成日文"陪审"、"陪审 员"，中国人直接从日文引入国内。[9] 清末之际，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富国强兵 之策，的确不少通过日本中转。他们以为日本由"脱亚入欧"而强，而其与中国又"同文同种"，学日本，并通过日本学西方，既便捷，又可一举两得。当时一些为 国人所陌生的词汇也确通过日文作筏转舶入华。但要咬定"陪审"、"陪审员"、"陪审团"这一组词汇亦转手于日本，则不能只停留于上述推断，而必须拿出中国 之何人何时何书转述于日本的详细证据。 日本最初对陪审制的介绍开始于幕府末期、明 治初年。1864年，柳河春三翻译的《智环启蒙》一书，将"jury"翻译为"陪坐听审"。[1]两年后，1866年，日本著名的近代思想家福泽諭吉在其 著作《西洋事情》中首次对"jury"做了介绍，称这些参与庭审的非专业人士为"在场人士"（立会ノモノ）。其后，津田真道在1868年出版的《泰西国法 論》中，将"juror"翻译为"断士"、"誓士"。日文著述中首次出现"陪审"一词（たちあひ）是在1873年，它是由中村正直在其《共和政治》中使用 的。此后，"陪审"这一译名很快取代了其他译法，并不久成为法律用语的法定名，在由法国人伯阿索纳起草的日本《刑法草案》（1877年）和《治罪法草 案》（1878年）中正式使用了"陪审"（ばいしん）一词。[2] 根据现有的这些资料，可以作这样的结论：第 一，在学术著述上确定使用"陪审"一词，在日本是1873年，始于中村正直的《共和政治》。在中国是在1856年，是由英人翻译在香港出版的英汉对译教科 书--《智环启蒙》第一百四十六课，这比日本要早17年，并且《智环启蒙》于1864年为日本的柳河春三翻译,柳氏同样将"jury"翻译为"陪坐听 审"，直接采取《智环启蒙》1856年香港版本的译法之一。这说明，日本最初翻译和介绍陪审制度直接取材于中文。第二，"陪审"一词进入法案，成为法定译 名，在中国是1868年，始于《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在日本是1877年或1878年，始于法国人起草的日本《刑法草案》，或《治罪法草案》。[3]后 者比前者至少晚了9年。 那么，"陪审"一词是否后来又由日本传入中 国，即"出口转内销"的呢？我们至今还未找到支持此种观点的根据。因为，在日本出现"陪审"一词后（1873年），中国再次出现陪审一词是在1881年， 即这年的6月4日花之安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的《国政要论·省刑罚》一文。花之安是德国来华传教士。花氏的译法是自己创制的，还是参考了《智环启蒙》，抑 或借鉴了中村正直？遍搜资料，仍然茫茫无由明证。至少可以这样说，至今找不到证据能够咬定花氏的译法是从日本借来的。况且，花之安将"jury"、 "juror"译作"陪审人员"，与中村正直在《共和政治》中的用词并不完全相同。 近代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主要是在1877年 中国向日本派遣使臣以后开始的。[4]从那时起，中文里面关于日本的信息骤然增多，仅就著作而言，就有首任出使日本公使何如璋的《使东述略》（1877 年）、张斯桂的《使东诗录》（1877），王韬的《扶桑游记》（1879年）、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1879年）和《日本国志》（1887年）、李筱 圃的《东游日记》（1880年）等[5]。而在1877年前，介绍日本情况的著作，唯有1876年赴日游历的李圭写的《环游地球新录·东行日记》。应该 说，这些出版物都在日本将"陪审"作为"jury"的日译名基本定型之后。但是，遍查以上所有著作，没有一字对陪审制作介绍的，更未看到任何以"陪审"为 词干的字眼。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近代第一部深人系统研究 日本的著作--黄遵宪的《日本国志》，采用中国传统典志体例，单列"刑法志"，共五卷。该志简要叙述日本法律沿革后，即详细介绍明治维新后日本法律编纂的 最新成就--1880年日本《刑法》和《治罪法》（即"刑事诉讼法"）的内容，几乎是逐编逐条地将两法译为中文并由黄遵宪亲自详加注解的。黄氏在"凡例" 中称，按照"名从主人"的原则，"官名、地名、事名、物名，皆以日本为主，不假别称"，"即文不雅驯者，亦仍其称，别以小注释之"。透过这两部"一意改用 西律"的法典可以看到，日本创造了许多新词或新的表述，如"共有财产"、"剥夺公权"、"无期徒刑"、"伪证罪"等，然而，查检五卷"刑法志"、二卷"职 官志"，乃至全书，并没有提及"陪审"一词。[6] 还有一个重要情节应当言明的是，在日本首次 使用"陪审"一词的中村正直曾为王韬的《扶桑游记》作序[7]，足见两人关系深厚，但王韬的游记中却找不到"陪审"一词，说明王韬并未受其《共和政治》中 介绍"陪审"制度文字的影响。 综上，"陪审"及以"陪审"为词干的一组名 词，中文的翻译定型有自己独立发展的完整过程，历经了19世纪从初叶到末期几十年的摸索选择，殊为不易。迄今为止，没有确凿的资料可以证明，这一译名是模 仿日本的结果，或者是通过日本的转手才传入中国。"陪审"一词的翻译定型主要应归功于以上海公廨为载体的域外法律制度的位移、来华外籍人士和传教士的传播 西法西制的努力和先进的中国人旨在救亡图存的不懈求索。 综观这一传播历程，可窥见以下几点： 1、"陪审"在中国传播的主要方式，主要是 采用音译或意译的方式。在意译时，往往采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固有概念，如用"有名望的百姓"、"乡绅"、"衿耆"、"绅董""三刺之法"等比附"陪审"、 "陪审员"。这是中西法文化交流过程最普遍的现象，即"举泰西之制而证之于古"、"西法之中固有与古法相同者"[1]或"引中国古事以证西政，谓彼之所 长，皆我所有"[2]的"古已有之"之倾向，尽可能建立起中西文化对应关系，以减少对接阻力，使国人便于接受和理解，从而为变法做舆论准备。 2、传播到中国的"陪审制"，与西方的陪审 制有一定的区别：（1）晚清时期，英美国家现代意义的陪审团制度已经确立，即出现大陪审团和小陪审团的分离，但传播到晚清中国的主要是小陪审团，即只参与 案件的审理，而非起诉陪审团。麦都司、郭时腊、梁梃枏、稗治文、花之安等介绍的以及到晚清法律草案中引进都是小陪审团。由于起诉陪审团涉及的程序更为复 杂，涉及的人数之多，在中国这样一个尤其是起诉程序并非被重视的国度，选择小陪审团更为现实。（2）西方陪审团的甄选，有两种模式:一是由律师主导，二是 由法官主导。对陪审员候选人的排除可以通过两种形式:有因回避(cause challenge)和无因回避(peremptory challenge)。 涉及陪审团甄选的几个概念有预先审核(voir dire)、有因回避和无因回避。程序非常复杂和严格。而传播到晚清中国的陪审制度，甄选程序相对比较简 单，"官府选出六个，又犯罪者选出六个"，陪审员的选拔重在德行、地位，回避理由也比较简单，"如是犯之亲戚兄弟朋友固不能为,即先知有此事者,亦不能 为。"总之，西方的陪审团讲究职业化、程序化，而进入到中国后，更多的是呈现出乡土化的特色。但在追求司法民主与公正、遏制司法官专断腐败的价值理念上， 是相通的。 3、陪审制在清末进入法案后，并没有在中国 的土壤中"扎根"，而是伴随着法案的夭折而"昙花一现"。原因比较复杂。从立法者来说，对陪审制的引入，并不是基于对陪审制所承载的司法民主、权力制衡等 价值本身的终极关怀，而是带有强烈的政治功利主义色彩。因而其在中国的推行，是以政治力量为主导的。正如托克维尔在《旧体制与法国革命》中所说的，不管是 出于自愿还是无奈，改革中的政府走在钢丝上，不改不行，但一不小心，就流于革命。因此，陪审制度是一个最受政治因素影响的制度，每当政治局势发生变化，其 命运就要受到牵连。此外，要使陪审制沿着平稳的方向在中国土壤上生根发芽，需要一种有利于培育陪审制的文化，实行陪审制意味着把一部分公民提到和法官同等 重要的地位，并进而对法官的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因而这种文化需要适当的大众参与，是一种民主文化。但是，从陪审制的传播历程可知，社会大众并未受到影响 并影响改革的进程，陪审制虽然为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知识分子、政府官员或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士所青睐，但政治权力最终掌握在极少数满清统治着手中，足以扼制 任何可能触及其既得利益的改革努力。诚然，这些分析本身的合理性以及是否还有别的更适当的解读都需要进一步研讨。 陪审制从西方法系移植过来时已是参天大树, 对气候等环境因素和土壤成份的要求格外高,要想移植成功，不但必须培育包括社会的、政治的、民主的、心态的各种充足的条件，而且还少不了经过浸润着丰厚固 有文化传统的气候、土壤环境的培育训化。这是一个双向化育的过程。这些或许是我们追寻陪审制西来过程中得到的有益体验。 【注释】 [1]《元照英美法词典》对"Jury"一 词的解释是："陪审团或陪审制。'Jury'一词在学理上使用时，往往指'jury system',但'system'往往省 略去不写。"对"Juror"的解释是："陪审员。广义上指被列于陪审员名单上，可充任陪审团的任何人。狭义上指已经宣誓并开始审理案件的陪审团成员。包括特别陪审员[special juror]和候补陪审员 [alternate juror]。"参见《元照英美法词典》， 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57页。 [2]《牛津法律大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8年8月版，第494一496页。 [3] 英美的陪审制,其特点是将陪审员的工作和法 官的工作分开,陪审员决定事实问题,如根据法庭上出示的全部证据决定被告人是否有罪;法官决定法律问题,包括主持庭审并向陪审团解释有关的法律等。大陆法 系的所谓"参审制",专业法官和非专业法官一起审判,共同决定案件的事实和法律问题。（参见龙宗智：《论我国陪审制度模式的选择》，载《四川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对于二者的差异，龙宗智教授在其博士论文《刑事庭审制度研究》从"保障诉讼的民主性"、"诉讼任务分工的合 理性及制度设置的有效性"、"诉讼的效率"以及"诉讼的合法性与反映国家意志的要求"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十分独到深刻的分析。（参见龙宗智：《刑事庭审制度 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03页及以下）;张培田教授则从"权力"、"地位或职责"、"适用范围"、"裁判后果"、"审理组织"、 "成员比例"、"选任方式"及"任期制"等八个方面进行了较为具体和技术化的考察。(参见张培田：《司法审判民主化选择的理论与实践一陪审制与参审制之比 较》(一)，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张培田：《司法审判民主化选择的理论与实践-陪审制与参审制之比较》(二)，载《国家检察官学 院学报》2000年第2期)；施鹏鹏博士从结构和功能两个层面全面解析了陪审制与参审制的差异。（参见施鹏鹏：《陪审制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第177-187页。） [4] 见本文末所附详表。 [5]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5页。 [6]参见王健：《沟通两个世界的法律意义 --晚清西方法的输入与法律新词初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5页。 [7]参见[清]郭实腊：《自主之理》，载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戊戌年,1838年3月号;或参见黄时鉴：《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影印本导言》，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39-340页。 [8]参见[清]郭实腊：《自主之理》，载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戊戌年,1838年3月号;或参见黄时鉴：《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影印本导言》，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06页。 [9] 王健：《沟通两个世界的法律意义--晚清西 方法的输入与法律新词初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6页。 [10][美]裨治文：《美理哥合省国志 略》，1838年镌，新嘉坡坚夏书院藏板(署名高理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总92号），刘路生点校，中 国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或者[美]裨治文：《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十六。 [11] 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编辑处： 《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2年版，第44页。 [12] [清]梁廷枏撰：《海国四说》，骆宝善、刘路生点校，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70页。 [13] [清]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安京校释： 《海录校释》，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62页。 [14] 王健：《沟通两个世界的法律意义---晚清 西方法的输入与法律新词初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0-132页。 [15] [清]梁廷枏：《海国四说》，骆宝善、刘路生点校，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75页。 [16] [清]魏源：《海国图志》，李巨澜评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91页。 [17] 参见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4页。 [18] [清]徐继畬：《瀛寰志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35-236页。 [19] 曾国藩评语，转见[清]徐继畬著、田一平点校《《瀛寰志略》，《点校说明》。 [20]该段文字原载阮毅成：《陪审制 度》，世界法政学社出版，世界书局1933年版。由于无法获取本书原版，转引自李启成：《晚清各级审判厅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0 页。 [21][德]花之安《国政要论·省刑 罚》，载《万国公报》(第642卷),1881年。 [22][美]林乐知：《环游地球略述》， 载《万国公报》(第643卷),1881年。 [23][清]傅兰雅口译、应祖锡笔述: 《佐治刍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37-38页。 [24]英人哲美森（Jamieson）， 系英国驻华领事官。1891年任英国驻上海领事兼"大英按察使司衙门"按察使，后任英国驻上海总领事，中英公司董事，研究中国商法，著有《关于河南省地税 的报告》和《中国的家庭和商业法》，是一位中国通。他的《华英谳案定章考》，将中（清朝）英司法审判制度相对照，是迄今所能看到的第一篇详细比较研究中国 （清朝）与英国司法审判制度异同之作。 [25][英]哲美森著：《华英谳案定章 考》，李提摩太译，载王健编：《西法东渐---外国人与中国法的近代变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8-339页。 [1][清]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 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90页。 [26][清]郑观应：《盛世危言》，陈志 良选注，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4页。 [27][清]郑观应：《盛世危言》，陈志 良选注，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8页。 [28]同上。 [29] 笔者考证，何、胡二人对该内容的文字表达完 全相同，因此略述。参见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郑大华点校，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6页。 [30] 侯强：《社会转型与近代中国法制现代 化:1840-192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页。 [31]《效西法以治讼狱论》，载《申报》 1896年10月18日。 [32]《中国宜参用泰西法律论》，载《申 报》1898年11月8日。 [33] [清]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1906），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4页。 [1] 见《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等奏进呈诉讼法拟请 先行试办折》（光绪三十二年即1906)，载西北政法学院法制史教研室编印：《中国近代法制史资料选辑（1840-1949）》第三辑，1985年2月， 第4-5页。 [34] 《修律大臣伍廷芳等呈刑事民事诉讼法折》。 [35] [清]沈家本、伍廷芳：《大清刑事民事诉讼 法草案》，载尤志安：《清末刑事司法改革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8-211页。 [36]上海会审公廨其实有两个公廨，一为 上海公共租界的"上海公共会审公廨"，一般简称"上海会审公廨"。另一则是上海法租界的"上海会审公廨"。并且，在清末民初存在会审公廨者，不止上海一 地，包括厦门、汉口等租界，均设有会审公廨。本文所称的"上海会审公廨"，均指"上海公共会审公廨"。此外，上海会审公廨的前身为"洋泾浜北首理事衙 门"，（1864-1869年）1869年4月20日，《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生效，原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也从是日起改组为上海会审公廨 （1869-1911），辛亥革命后，上海会审公廨完全由列强掌控，由领事团接管，1927年解体，上海临时法院成立。 [37]1867年，英国领事与上海道台应 宝时会商会审法庭组织，应宝时提出《会审公廨草案》十款，双方曾分别呈请总理衙门与驻华公使核准。但因应宝时所提出的章程草案与中外条约及法租界司法习惯 并不一致，法国遂拒绝参加，于是另设"法租界会审公廨"于法国领事署内。英美公使后来略加修改草案，取消第十款有关公堂讼费的规定，改为"凡原告有诉词诬 控本人之事时，应严行罚办"，故仍为十款。又草案第一款规定谳员（上海会审公廨华籍裁判员的称谓）有按照中国法律公平裁判之权，第五款并规定谳员有权拘捕 逃避租界的中国罪犯，不必用县票亦不必用工部局巡捕。 华洋双方议定章程内容后，中方于1868年 (同治七年)底由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咨行；外人方面，1869年4月20日英、美、德领事公布修正章程，并于是日起生效，原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也从是 日起改组为会审公廨。《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原本仅是为期一年的临时章程，然而其实效却持续至1927年会审公察解体、上海临时法院成立，前后长达近六十 年。(参见杨湘君：《帝国之鞭与寡头之链--上海会审公廨权力关系变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4页。) [38] A.M.Kotenev,Shanghai:Its Mixed Court and Council,Shang hai:North-China Daily News&Herald, Limited, 1925对此有记载，由于无法获取该书原 版，此资料参见杨湘君：《帝国之鞭与寡头之链--上海会审公廨权力关系变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4页。 [39] 本部分的问题意识和写作灵感源于施鹏鹏博士的建议和信息，谨此致谢。 [40] 如王立达先生、高明凯先生和何勤华先生基本 持此观点。参见王立达：《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载《中国语文》1958年第2期；高名凯、刘正淡：《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文字改革出版社 1958年版；何勤华:《<万国公法>与清末国际法》，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5期。 [41] 如孙长永教授在为施鹏鹏博士的著作《陪审制 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所做的"序"--《普通民众参与刑事审判的理念和路径》中认为，"陪审制"不是中文的固有词汇，而是日本人对英 文"jury"的翻译，近代国人看着这仨字都认识，就直接拿回来了，因此可以说是一个"出口转内销"的文字组合。（参见施鹏鹏:《陪审制研究》，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1]《智环启蒙》是由英人编译的英汉对译 教科书，于1956年在香港出版时，已将"jury"译作"陪审"、"陪坐听审"。该书于1864年再版，后在日本江户加以翻印。其第一百四十六课，即是 叙述陪审制度。本文第三部分有中英文对照。（参见李启成：《晚清各级审判厅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0页。） [42]此处资料承蒙丁相顺先生惠助，深表 谢忱。 [43]日本刑法典有新旧两部。1907年 颁布、1908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新的《日本刑法典》中并没有规定陪审制度。日本专门对陪审制进行规定是在1924年,日本以美国陪审制度为蓝本制定了 《陪审法》,该法确立的是英美的陪审制,于1928年正式实施。1943年,通过了《关于停止〈陪审法〉的法律》,从而宣告在审判中停止适用《陪审法》。 2004年,日本颁布《关于裁判员参加刑事审判的法律》，改"陪审员"为"裁判员",与府官系统的"裁判官"(法官)相对应。 [44]王晓秋先生认为，在十九世纪七十年 代中日建交之前,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研究虽略有进展, 但总的说来还是十分模糊和肤浅的。尤其是缺 乏实地调查考察,至多只到过长崎一地,对日本地理的描述很不正确,对现状更缺乏了解。有的人甚至还在重复日本乃"三神山"那样的无稽之谈。（参见王晓秋： 《黄遵宪<日本国志>初探》，载《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3期。 [45]以上著作或日记均载钟叔河主编： 《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3月第1版。 [46] [清]黄遵宪：《日本国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47] [清]王韬：《扶桑游记. 漫游随录》，陈尚凡、任光亮点校，湖南人民 出版社1982年版，第175-176页。 [48] [清]沈家本：《寄簃文存》，卷六。 [49] [清]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载《饮 冰室合集:文集之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06-111页。&nbsp;

但法律移植，对于中国乃至世界而言，仍然是要遇到的一个重要课题，只是在此时，不仅会有中国之移植外国法的局面，还会出现外国之移植中国法的现象。

第五届法理学博士论坛上的致辞。

关于美国司法审查的一点争议，但却是通过关于注释的做法提出的，语气有过激之处。

对于研究中国传统法律的当代中国法学界人士来说，美国学者关于中国传统法律的研究论文的翻译、汇集出版，在一定程序上可以说就具有这种“莫里哀效应”。

中国古代法的伦理化倾向特别突出，由此演变成的伦理法观念也特别强烈，这是与西方古代法观念的一个重大差异。

据中国政府网消息，为了进一步增强立法工作的透明度，拓宽公众参与立法的渠道，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提高立法质量，现将《城市公共交通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称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

在清代，不仅《大清律例》等国家正式法典在法院审判活动中是得到严格遵守的，而且成案、习惯法、情理、律学著作等也是司法官吏作出判决时的重要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司法解释三”）公布之后，旋即激起公众强烈反响。无论学界还是普通民众，质疑的声音明显占了上风，其中主导性意见是“司法解释三”罔顾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对婚姻及其“同居共有”等财产特征缺乏体认和尊重，应用于实践之后，将给中国家庭和婚姻带来巨大打击。 司法解释是对社会“潜规则”的确认 尽管笔者并不完全赞同“司法解释三”的具体规定，甚至不完全赞同最高法院用如此大动干戈的方式来释法，但有一点必须明确，“司法解释三”关于婚姻家庭中财产关系的界说，既不是完全出于某种不具有现实基础的理念，希望凭空创设一种婚姻家庭特别是夫妻财产关系的新模式，也不是完全出于某种技术主义的态度，单纯为了方便法院审理相关案件，而是现实生活中的夫妻们，早已在个人自主行为中，为彼此之间的财产关系立下了“潜规则”，“司法解释三”只是加以认可而已。 以“司法解释三”中最具争议的有关离婚时婚前房产归属规定为例，其中第11条提出：“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婚后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离婚时可将该不动产认定为不动产权利人的个人财产，尚未归还的部分贷款为不动产权利人的个人债务。”同时还提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由夫妻共同财产还贷部分，应考虑离婚时不动产的市场价格及共同还贷款项所占全部款项的比例等因素，由不动产权利人对另一方进行合理补偿。” 表面上看，“司法解释三”明确了婚前房产归购房一方所有，无论男方还是女方，谁付首付款并写入房产证就归谁，使夫妻离婚时对房产归属无可争夺。其实，在现实生活中，许多男女青年在商量婚事的时候，就已经把未来离婚时可能发生的婚房归属问题先行解决了。按照现在的习俗，婚房主要由男方出资，但在婚嫁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女青年，往往直接将自己的名字写上房产证，以此作为办理结婚登记、明确法定关系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说，不管“司法解释三”如何规定，工于心计的现代都市女性早就安排好自己离婚时的“财产保全”，男方只要同意女方名字写上房产证，等于已将一半婚房形同“聘礼”，“赠与”女方。在这一点上，即使国家有意以“司法解释三”来规范婚姻诉讼中两造的财产关系，也已经不能视为“创设”某种婚姻财产关系，而只能视为对这种“潜规则”的“再明确”——这种“再明确”不是通过法律来认可一方可以无条件地获得另一方婚前出资购买的婚房，而是提醒在购买婚房时没有出资的一方，如果她或他在婚嫁市场上有足够的“议价能力”，不要忘记“胁迫”对方把自己的名字写上房产证。所以，任何熟悉中国特色人情世故的人都会期待，未来夫妻离婚时，涉房诉讼将会大大减少，只不过这并非因为法律规定清楚之后大家无可争讼，而是“司法解释三”将婚姻双方为财产所发生的交涉，在时间上，从离婚阶段提前到了婚前阶段；在形式上，将离婚博弈转变成了婚前议价。除此之外，对中国现实存在的婚姻财产关系及其调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贡献。 公权力机构的减负与自利 既然没有实质性的贡献，最高法院为什么还乐于如此大动干戈？其实，我们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就不难发现，离婚争讼的时间提前不是毫无社会意义和技术优势的。一般情况下，在离婚诉讼中，男女双方往往处于负面情感状态，剑拔弩张，容易发生冲突，而在谈婚论嫁之时，双方则往往处于正面情感之中，温情脉脉，容易彼此迁就。虽然讨论的同样是财产性话题，但在不同心理氛围下，场面完全不一样，预期更是不同。尤为关键的是，离婚博弈是法院的头痛，婚前议价只是双方家长的苦恼。如果按照理性人的假设，最高法院的法官们不选择让家长苦恼，而选择让自己头痛，那才真的无法理解了。所以，如果说在“司法解释三”中最高法院表现出一定的技术主义倾向，那应该说，这不仅是为了方便法官判案，而且是为了减少法官出场次数，为法院减负。 事实上，这种暗中减轻法院负担、进而减轻国家负担的生活逻辑，在近年来一些重要立法中都有体现，最典型的就是现行的《交通安全法》和“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交强险）”。《交通安全法》明确否定了交通行为人在违反交通规则的情况下，被其他机动车“撞了白撞”的原则，而采纳了撞人的机动车一方即便无责，也要承担部分赔偿的原则。在当时被冠之以“保护弱者”的这条规定，其实只是一个托词，因为“撞了白撞”才是真正的保护弱者，特别是与事故无关的弱者的原则。近年来，许多出事车辆都是因为在无责的情况下，为了避免撞上违反交通规则的交通行为人，行车大幅度转向，失控撞上无辜者，最后不但自己需要承担更大的赔偿责任，而且连累了那些遵守交通规则却遭遇无妄之灾的无辜者。这样一条从结果上来看“显失公允”的规定，之所以会被提出来并得到最后采纳，从法理上很难解释，但从国家“方便”的角度，却是毫无疑问的。这里问题的关键是：交通事故善后处理中，把责任落实到谁身上对国家或政府更为有利？如果我们承认，道路上因为违反交通规则而被撞的多数是弱势人员，那么在“撞了白撞”的原则下，其本人及家属的后续生活可能都需要通过社会保障，也就是直接或间接的政府责任来维持，他们甚至可能因为反复上访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而按照现在机动车一方不管有责无责都需要给以赔偿的规定，国家或政府就不大可能遭遇如此困境，即使遇到，政府的救助责任也可以小很多，上访的可能性就更小了。鉴于机动车一方也可能是普通工薪阶层，过高的赔偿金额反过来会让他们成为“社会稳定的隐患”，所以，让更多的车主加入进来共同赔付，通过减轻这部分人员的负担，进而最大限度地减轻政府负担，就成为“交强险”的设计和运行的基本策略。 我们这里花不小的篇幅来剖析一个同“司法解释三”看上去没有关系的立法案例，不是多余的，而是力图揭示，在当今中国立法或释法的背后，真正作为主导的立法精神，不是公平正义等抽象理念，而是最大限度地确保“公权力机构方便”这一十分功利的目的。公权力机构同所有受其约束、调节和保护的生活主体（包括个人和组织）一样，完全按照自利的动机来行动，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大奇观，不把支配立法或释法行为的这一现实生活逻辑揭示出来，却纠缠于纯粹法理或沉溺于对理想婚姻家庭的复古怀旧，是无法搞清楚“司法解释三”的释法用意的。 公权力自利逻辑的严重后果 问题在于，“司法解释三”内含的公权力机构自利逻辑，一方面同公权力机构的存在价值相悖：如果所有潜在的社会冲突都可以通过简单推向当事人自己来处理和解决，公权力机构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更为严重的是，“司法解释三”背后的公权力机构自利逻辑，还同中国当前婚姻家庭实际运行的逻辑相错位，最后在转嫁矛盾的过程中激化了婚前冲突，甚至导致青年男女的婚姻困难和女性的婚姻不稳定。这种现实而不是假想的生活困境要远比所谓“理想婚姻的危机”更加严峻，更加紧迫。 “司法解释三”关于婚前房产归属的规定，尤其遭到女性及其家长的反对，被认为偏袒男性，因为在中国的婚姻家庭缔造过程中，提供婚后住房从来就是男方（更现实地说是男方家长）的责任。对于这种责任，不能仅仅做狭义理解，婚后住房不是单纯的“栖居之所”，而是既作为小夫妻确保婚后生活水平的财产托底，也是维护小家庭持续存在的财产抵押。面对房价高企，今天中国男女青年结婚时仍然坚持要买房，而不愿意租房，这自有他们的道理。我们不能简单认为年轻人喜欢不切实际地相互攀比，相反，应该认识到他们的选择过于切合实际：没有共同的房产，婚姻家庭的维持就少了很大一块共同的物质基础，如同孩子作为爱情的结晶，维系着许多同床异梦的夫妻，房产作为“婚姻抵押”也让许多夫妻——特别是出资购买房产，又不愿意被分掉一半的一方——不敢随便提出离婚，这就是婚前房产作为婚姻抵押的意义。所以，当“司法解释三”拟规定婚房作为出资一方的财产时，实际上就把作为婚姻抵押物的房产，从完整的“产权”降格为“使用权”：只要婚姻存续，未曾出资的一方可以同等使用，但它不再是婚姻家庭这个共同体的抵押物，而成为一方提供给另一方共享的使用权，这种使用权因为可以随时收回，所以不具有任何稳定性，它是动产，而不是不动产，就稳定性而言，婚姻建立在动产还是不动产的基础上，结局可能完全不同。现在许多女性提出，婚房归出资的男方所有，意味着妻子不再是房东，而只是房客，必须随时准备好“净身出户”。此言一出，好像几十年的女性解放“一夜回到解放前”。 对此，赞同“司法解释三”的人士认为，既然财产抵押维护的是双方共同婚姻，为什么非得男方一方单独出资承担婚房成本？难道维护婚姻就没有女方的责任吗？这里涉及到婚姻家庭的另外一种生活逻辑。即便不说古来如此，至少在今天的中国，“郎才（财）女貌”仍是主导的婚恋模式。热播不止的江苏卫视相亲节目“非诚勿扰”，在男女嘉宾的彼此选择上，虽然几经波折，最后回归的仍然是这一古老的婚恋格局，女性个个如花似玉，男性则几无例外地事业风生水起，就是一个明证。婚恋模式不变的背后是生活逻辑的不变：只要女性仍然以生理性的美貌为最大的婚配资源，男性以社会性的才智或财产为最大婚配资源，那么男女两性在婚姻关系及其存续中的地位就是完全不同的。概括地说，女性的生理性资源是非积累的，在缔结婚姻阶段往往处于巅峰状态，尔后随着青春的消逝而流失；男性的社会型资源则相反，属于积累性的资源，在缔结婚姻阶段往往处于谷底，但随着男性走向成功而数量增多，价值增长。男女双方在婚姻资源掌握上不同起点和反向变化的趋势，既是缔结婚姻时的难题，也是维持婚姻的难题，不过，前者首先是对男性的难题，后者主要是对女性的难题。 为了突破婚恋的困境，社会创造出一种平衡男女双方婚姻资源的制度性安排，那就是让男方在缔结婚姻之前，为新家庭提供更多的物质保障，来弥补婚姻起始阶段相对女方的资源不足，所谓“聘礼”由此而来。更重要的是，相对女方对新家庭的贡献“嫁妆”而言，“聘礼”更多地采取了诸如住房甚至土地的形式。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嫁妆”不但数量上有限，而且往往具有“易耗品”的特征，象征着女方生理性资源随时间的耗损，而“聘礼”不但必须数量上超过女方的嫁妆，而且往往具有“不动产”的特征，象征着男方资源随时间的增值。现在的问题是，男方的资源包括内在的“才”和外在的“财”及其全部增值，如何在女方资源耗损之后，还能为女方所分享，而不至于让女性在婚姻生活中由于资源耗尽而被遗弃，因此成为婚姻制度设计中财产安排的机关所在。“白头偕老”的中国婚姻理想反映了夫妻双方的意愿，但不可能单靠夫妻双方，更不能单靠妻子一方的努力便可以实现，制度的保障必不可少。这一生活的逻辑体现在习俗上，就是由男方提供婚房等“不动产”，体现在法律上，就是规定带入婚姻的婚房等不动产在婚后属于共同财产。所有这些规定有其内在的道理，目的都是通过以男方增值的资源补足女方耗损的资源，来维护婚姻的稳定，协调夫妻关系，实现性别公平。从这一点上说，“司法解释三”回避谁买婚房的实质性问题，采用含糊其词的“一方购买”的说法，好像购买婚房完全是一件由当事人自己处置的私事，其实反映出来的却是无视生活逻辑的态度。貌似公允之下，是刻意粉饰男女双方在婚姻关系中永远不可能达到的“无性别平等状态”。如果说，“司法解释三”有关婚房的规定生效之后，女性也开始独自出资购买婚房，这也并不意味着女性以后也可以拥有能增值的资源，而是意味着结婚时，本来就比男性拥有更多的婚姻资源的女性，现在反倒需要为起始资源不足的男性“奉献”更多的婚姻资源。这样的情形要是真的大面积出现，那么起到的作用显然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现已存在的性别不平等。 婚外情规范凸显对生活逻辑缺乏敏感 与这种对婚姻家庭中的生活逻辑严重错位相似，“司法解释三”在关于“小三”介入之后可能造成家庭财产转移的防范上，同样表现出对生活逻辑的缺乏敏感。“司法解释三”的第2条提出，“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为解除同居关系约定了财产性补偿，一方要求支付该补偿或支付补偿后反悔主张返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合法婚姻当事人以侵犯夫妻共同财产权为由起诉主张返还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并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处理。” 如果我们承认，有配偶还能与他人同居者，往往是同居关系中的强势一方，与之同居的“小三”之所以同意以财产性补偿作为解除同居的条件，本来就因为同居关系中存在着利益交换，包括财产交易。尽管这一条规定看似对同居双方采取“一视同仁”的公正态度：财产性补偿没有要到的，法院不支持要；给了之后又想要回的，法院也不支持还，因为同居不合法，不受法律保护，无论要和还，都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令人费解的是，在这样简洁明了恰如其分的规定之外，何必再要狗尾续貂画蛇添足地加上一条“合法婚姻当事人以侵犯夫妻共同财产权为由起诉主张返还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并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处理”？这有些像是在为强势的有配偶者占弱势的“小三”便宜而开方便之门了。在感情上，夫妻会因为“小三”的介入而反目，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财产问题上，夫妻不会因为共同利益而齐心协力地对付“小三”。理智战胜情感本来是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只是如此一来，原本看上去对等公平的“一方不能索取，另一方不能索回”，现在由于与人同居的有配偶者的配偶卷入，变成了“一方不能索取，另一方却可以在配偶的配合下索回”的不对等格局，同居双方中无论在道德还是法律意义上都更有过错的“有配偶者”，本来应该承担更多的道义和补偿责任，但在“司法解释三”第2条确立之后，却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法律支持，不但不需要做任何补偿，而且已经做出的补偿也可以要回来。这样的法律规定不但违背生活逻辑，显得不合情理，而且因为显失公允，而在法意上难以立足了。 血亲关系对家庭共有财产的干扰 好像为了把对婚姻家庭和夫妻关系的微妙性“不知不觉”进行到底，“司法解释三”不厌其烦地将夫妻双方同各自父母的血亲关系引入家庭财产关系之中，形成对家庭共有财产的另一种干扰。 “司法解释三”的第8条提出，“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视为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应认定该不动产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由双方父母出资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一方名下的，可以认定该不动产为按照双方父母的出资份额按份共有，但有证据证明赠与一方的除外。” 还在第13条提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用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购买以一方父母名义参加房改的房屋，离婚时另一方主张按照夫妻共同财产对该房屋进行分割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购买该房屋时的出资，可作为双方离婚时的债权予以处理。” 常言道，“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结婚家庭的建立意味着对出生家庭的独立，这是人类学常识。但在“司法解释三”的以上两条规定中，无论婆家还是娘家，都像幽灵一般时时出没于结婚家庭之中，不是为了祝福，而是形同诅咒：为的是小夫妻离婚时，可以援引出生家庭，以便 “合理分割”财产。 单纯从审理的简便和有效来看，第8条和第13条规定无疑极具“准绳”价值，可以让法院判决对当事双方都具有“无可辩驳”的效果，甚至可以让他们早做准备，提前按照法条签订离婚协议。显然，这样的规定本意是为了夫妻离婚时的方便，为此需要在他们根本没有离婚念头的时候，就提醒他们做好离婚的准备。就此而论，“司法解释三”中隐含的假设是：今天中国的婚姻状态中，离婚是常态，虽然结婚仍是目的，离婚仍为手段，离婚只是为了更好地结婚，但结婚时，人们已经不能不考虑离婚的可能，离婚不再是诅咒，而是必须面对的现实。 很明显，这两条规定都是建立在夫妻双方各自拥有“个人财产”这个现代AA制概念的基础上，现在需要讨论的是，婚姻家庭内部的财产，到底是由婚姻双方当事人自己作主选定的，还是由国家通过法律硬性规定的？在夫妻没有想到、更没有采取AA制的情况下，国家有没有必要，甚或有没有权力，一定要把AA制元素嵌入婚姻家庭之中，从而瓦解许多学者提出的“同居共财”制？如果受自父母的财物可以视为“个人财产”，那么继承自父母的遗产该不该归入“个人财产”？受自朋友或其他渠道的财产，是否也可以纳入？房产之外，其他财产形式是否也可以纳入“个人财产”？比如，出租父母赠与的房产所获得租金是否可以纳入“各自财产”？一旦婚后所有财产性收入都可以纳入“各自财产”的范围，夫妻之间恐怕即便不想实行AA制，也不得不为之了。 在“同居共财”社会环境中引入“个人财产”这样具有原动力的概念，必然面临种种始料未及的推理结果和逻辑诘难，在尚未完整梳理的情况下，出于离婚审理的方便这一公权力机构的“私利”，国家意志就随意侵入公民生活，甚至侵入人类最私密的关系——婚姻家庭和夫妻关系，显得过于轻率了。毕竟国家的整体利益存在于公民婚姻稳固、家庭浑然一体之中，而不是夫妻利益对峙、离婚率飙升之上，为判决离婚方便而制订的“司法解释三”最后有没有可能因为发挥潜在的催生离婚的效力而导致更多的离婚，从而大大增加了法院审理的案件数量？反过来说，在现实生活中“司法解释三”因为违背生活逻辑，有没有可能被个人和家庭有意规避，形存而实亡？ 最后，我们摘录一则中国古代关于婚姻家庭的寓言作为结束语，让先贤的智慧来指引我们更好地处理婚姻中可能发生的危机。 人有为人妻者。人告其父母曰：“嫁不必生也，衣器之物，可外藏之，以备不生。”父母以为然，于是令其女常外藏，姑公知之曰：“为我妇而有外心，不可畜。”因出之。 妇之父母，以谓为己谋者以为忠，终身善待之，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吕氏春秋·遇合》） 一切本意不想离散他人夫妻，却因为殷勤建议别人早做离婚准备，而真的导致劳燕分飞的人士，都可以从中获得启发。尽管离婚确实越来越成为正常现象，但“白头偕老”仍然是中国人的理想追求。立法需要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保持平衡，而不是加剧失衡。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社会学系）

文化部于2010年6月22日正式对外出台《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是我国第一部专门针对网络游戏进行管理和规范的部门规章，并首次将网游玩家实名注册提上相关法案，将于同年8月1日正式实施。 《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全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令 第 49 号 《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已经2010年3月17日文化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10年8月1日起施行。 部 长 蔡 武 二○一○年六月三日 网 络 游 戏 管 理 暂 行 办 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网络游戏管理，规范网络游戏经营秩序，维护网络游戏行业的健康发展，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和《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以及国家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从事网络游戏研发生产、网络游戏上网运营、网络游戏虚拟货币发行、网络游戏虚拟货币交易服务等形式的经营活动，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网络游戏是指由软件程序和信息数据构成，通过互联网、移动通信网等信息网络提供的游戏产品和服务。 网络游戏上网运营是指通过信息网络，使用用户系统或者收费系统向公众提供游戏产品和服务的经营行为。 网络游戏虚拟货币是指由网络游戏经营单位发行，网络游戏用户使用法定货币按一定比例直接或者间接购买，存在于游戏程序之外，以电磁记录方式存储于服务器内，并以特定数字单位表现的虚拟兑换工具。 第三条 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是网络游戏的主管部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依照职责分工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网络游戏的监督管理。 第四条 从事网络游戏经营活动应当遵守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坚持社会效益优先，保护未成年人优先，弘扬体现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思想文化和道德规范，遵循有利于保护公众健康及适度游戏的原则，依法维护网络游戏用户的合法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和谐。 第五条 网络游戏行业协会等社团组织应当接受文化行政部门的指导，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章程制定行业自律规范，加强职业道德教育，指导、监督成员的经营活动，维护成员的合法权益，促进公平竞争。 第二章 经 营 单 位 第六条 从事网络游戏上网运营、网络游戏虚拟货币发行和网络游戏虚拟货币交易服务等网络游戏经营活动的单位，应当具备以下条件，并取得《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一)单位的名称、住所、组织机构和章程； (二)确定的网络游戏经营范围； (三)符合国家规定的从业人员； (四)不低于1000万元的注册资金； (五)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的条件。 第七条 申请《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应当向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行政部门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日内做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批准的，核发《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并向社会公告；不批准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有效期为3年。有效期届满，需继续从事经营的，应当于有效期届满30日前申请续办。 第八条 获得《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的网络游戏经营单位变更网站名称、网站域名或者法定代表人、注册地址、经营地址、注册资金、股权结构以及许可经营范围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20日内向原发证机关办理变更手续。 网络游戏经营单位应当在企业网站、产品客户端、用户服务中心等显著位置标示《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等信息；实际经营的网站域名应当与申报信息一致。 第三章 内 容 准 则 第九条 网络游戏不得含有以下内容： (一)违反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 (二)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三)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 (四)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或者侵害民族风俗、习惯的； (五)宣扬邪教、迷信的； (六)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 (七)宣扬淫秽、色情、赌博、暴力，或者教唆犯罪的； (八)侮辱、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九)违背社会公德的； (十)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第十条 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负责网络游戏内容审查，并聘请有关专家承担网络游戏内容审查、备案与鉴定的有关咨询和事务性工作。 经有关部门前置审批的网络游戏出版物，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不再进行重复审查，允许其上网运营。 第十一条 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依法对进口网络游戏进行内容审查。进口网络游戏应当在获得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内容审查批准后，方可上网运营。申请进行内容审查需提交下列材料： (一)进口网络游戏内容审查申报表； (二)进口网络游戏内容说明书； (三)中、外文文本的版权贸易或者运营代理协议、原始著作权证明书和授权书的副本或者复印件； (四)申请单位的《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复印件； (五)内容审查所需的其他文件。 第十二条 申报进口网络游戏内容审查的，应当为依法获得独占性授权的网络游戏运营企业。 批准进口的网络游戏变更运营企业的，由变更后的运营企业，按照本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向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重新申报。 经批准的进口网络游戏应当在其运营网站指定位置及游戏内显著位置标明批准文号。 第十三条 国产网络游戏在上网运营之日起30日内应当按规定向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履行备案手续。 已备案的国产网络游戏应当在其运营网站指定位置及游戏内显著位置标明备案编号。 第十四条 进口网络游戏内容上网运营后需要进行实质性变动的，网络游戏运营企业应当将拟变更的内容报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进行内容审查。 国产网络游戏内容发生实质性变动的，网络游戏运营企业应当自变更之日起30日内向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进行备案。 网络游戏内容的实质性变动是指在网络游戏故事背景、情节语言、地名设置、任务设计、经济系统、交易系统、生产建设系统、社交系统、对抗功能、角色形象、声音效果、地图道具、动作呈现、团队系统等方面发生显著变化。 第十五条 网络游戏运营企业应当建立自审制度，明确专门部门，配备专业人员负责网络游戏内容和经营行为的自查与管理，保障网络游戏内容和经营行为的合法性。&nbsp; 第四章 经 营 活 动 第十六条 网络游戏经营单位应当根据网络游戏的内容、功能和适用人群，制定网络游戏用户指引和警示说明，并在网站和网络游戏的显著位置予以标明。 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网络游戏不得含有诱发未成年人模仿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和违法犯罪的行为的内容，以及恐怖、残酷等妨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网络游戏经营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采取技术措施，禁止未成年人接触不适宜的游戏或者游戏功能，限制未成年人的游戏时间，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 第十七条 网络游戏经营单位不得授权无网络游戏运营资质的单位运营网络游戏。 第十八条 网络游戏经营单位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不得在网络游戏中设置未经网络游戏用户同意的强制对战； (二)网络游戏的推广和宣传不得含有本办法第九条禁止内容； (三)不得以随机抽取等偶然方式，诱导网络游戏用户采取投入法定货币或者网络游戏虚拟货币方式获取网络游戏产品和服务。 第十九条 网络游戏运营企业发行网络游戏虚拟货币的，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网络游戏虚拟货币的使用范围仅限于兑换自身提供的网络游戏产品和服务，不得用于支付、购买实物或者兑换其它单位的产品和服务； (二)发行网络游戏虚拟货币不得以恶意占用用户预付资金为目的； (三)保存网络游戏用户的购买记录。保存期限自用户最后一次接受服务之日起，不得少于180日； (四)将网络游戏虚拟货币发行种类、价格、总量等情况按规定报送注册地省级文化行政部门备案。 第二十条 网络游戏虚拟货币交易服务企业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不得为未成年人提供交易服务； (二)不得为未经审查或者备案的网络游戏提供交易服务； (三)提供服务时，应保证用户使用有效身份证件进行注册，并绑定与该用户注册信息相一致的银行账户； (四)接到利害关系人、政府部门、司法机关通知后，应当协助核实交易行为的合法性。经核实属于违法交易的，应当立即采取措施终止交易服务并保存有关纪录； (五)保存用户间的交易记录和账务记录等信息不得少于180日。 第二十一条 网络游戏运营企业应当要求网络游戏用户使用有效身份证件进行实名注册，并保存用户注册信息。 第二十二条 网络游戏运营企业终止运营网络游戏，或者网络游戏运营权发生转移的，应当提前60日予以公告。网络游戏用户尚未使用的网络游戏虚拟货币及尚未失效的游戏服务，应当按用户购买时的比例，以法定货币退还用户或者用户接受的其他方式进行退换。 网络游戏因停止服务接入、技术故障等网络游戏运营企业自身原因连续中断服务超过30日的，视为终止。 第二十三条 网络游戏经营单位应当保障网络游戏用户的合法权益，并在提供服务网站的显著位置公布纠纷处理方式。 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负责制定《网络游戏服务格式化协议必备条款》。网络游戏运营企业与用户的服务协议应当包括《网络游戏服务格式化协议必备条款》的全部内容，服务协议其他条款不得与《网络游戏服务格式化协议必备条款》相抵触。 第二十四条 网络游戏经营单位根据法律法规或者服务协议停止为网络游戏用户提供服务的，应当提前告知用户并说明理由。 第二十五条 网络游戏经营单位发现网络游戏用户发布违法信息的，应当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服务协议立即停止为其提供服务，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部门报告。 第二十六条 网络游戏经营单位在网络游戏用户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者与网络游戏用户发生纠纷时，可以要求网络游戏用户出示与所注册的身份信息相一致的个人有效身份证件。审核真实的，应当协助网络游戏用户进行取证。对经审核真实的实名注册用户，网络游戏经营单位负有向其依法举证的责任。 双方出现争议经协商未能解决的，可依法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七条 任何单位不得为违法网络游戏经营活动提供网上支付服务。为违法网络游戏经营活动提供网上支付服务的，由文化行政部门或者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通报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第二十八条 网络游戏运营企业应当按照国家规定采取技术和管理措施保证网络信息安全，包括防范计算机病毒入侵和攻击破坏，备份重要数据库，保存用户注册信息、运营信息、维护日志等信息，依法保护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用户个人信息。 第五章 法 律 责 任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六条的规定，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网络游戏上网运营、网络游戏虚拟货币发行或者网络游戏虚拟货币交易服务等网络游戏经营活动的，由县级以上文化行政部门或者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依据《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的规定予以查处。 第三十条 网络游戏经营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文化行政部门或者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提供含有本办法第九条禁止内容的网络游戏产品和服务的； (二)违反本办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 (三)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上网运营未获得文化部内容审查批准的进口网络游戏的； (四)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进口网络游戏变更运营企业未按照要求重新申报的； (五)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进口网络游戏内容进行实质性变动未报送审查的。 第三十一条 网络游戏经营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文化行政部门或者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二条 网络游戏运营企业发行网络游戏虚拟货币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第一、二项规定的，由县级以上文化行政部门或者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责令改正，并可根据情节轻重处30000元以下罚款；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第三、四项规定的，由县级以上文化行政部门或者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责令改正，并可根据情节轻重处20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三条 网络游戏虚拟货币交易服务企业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一项规定的，由县级以上文化行政部门或者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责令改正，并处30000元以下罚款；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二、三项规定的，由县级以上文化行政部门或者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责令改正，并可根据情节轻重处30000元以下罚款；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四、五项规定的，由县级以上文化行政部门或者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责令改正，并可根据情节轻重处20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四条 网络游戏运营企业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文化行政部门或者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责令改正，并可根据情节轻重处20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五条 网络游戏经营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八条第二款、第十二条第三款、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文化行政部门或者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责令改正，并可根据情节轻重处10000元以下罚款。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所称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是指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相对集中地行使文化领域行政处罚权以及相关监督检查权、行政强制权的行政执法机构。 第三十七条 文化行政部门或者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查处违法经营活动，依照实施违法经营行为的企业注册地或者企业实际经营地进行管辖；企业注册地和实际经营地无法确定的，由从事违法经营活动网站的信息服务许可地或者备案地进行管辖；没有许可或者备案的，由该网站服务器所在地管辖；网站服务器设置在境外的，由违法行为发生地进行管辖。 第三十八条 网络游戏的网上出版前置审批和出版境外著作权人授权的互联网游戏作品的审批，按照《中央编办对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三定”规定〉中有关动漫、网络游戏和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的部分条文的解释》(中央编办发〔2009〕35号)的规定，由有关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管理。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自二〇一〇年八月一日起施行。 抄送：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宣部、中央编办、中央文明办、中央综治办，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法制办、国务院新闻办、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监察部、财政部、卫生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共青团中央。 本部：部领导，各司局、国家文物局。 文化部办公厅 2010年6月9日印发

五十多年前，费孝通先生在考察中国乡土社会时便已注意到，农民们关于何为正当何为不正当的看法与新法上的规范性知识相去甚远，以至当它们在现实生活中不期而遇，往往造成种种尴尬悖谬的局面。

学界谈及魏晋法律，无不将儒家化视为其主要特点之一。“法律儒家化”可以称之为“法律内容的儒家化”。如果从法律形式即体例方面进行观察，可以说，魏晋法律与儒学没有太大关系，而是具有浓厚的名理学和玄学色彩，对此，可以称之为“法律形式的玄学化”(包括名理学)。

基于历史和国情，比较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观念，有助于深入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摘登蓝皮书总报告《2008年的中国法治：在坚持科学发展观中继续前进》一文的主要内容。

韩国家喻户晓的明星崔真实2009年10月2日自杀身亡，这使得韩国朝野对于在网上散布谣言和恶意留言的惩处以及网络实名制的关注逐渐升级。韩国舆论指责恶意留言者逼死了崔真实，要求加强法律制裁力度。目前，韩国政府和执政党正积极着手修订严惩网络恶意留言的法律，被称为“崔真实法”。此前，也有因为网上散布著名人士的相关谣言而遭到惩治的案例，但是处罚太轻，不过是隔靴挠痒而已。崔真实的死使韩国社会认识到必须彻底治理网络暴力，制定相关法律的呼声达到了高潮，因此实行实名制和强化对恶意留言帖子处罚的“崔真实法”受到了普遍关注 　　“崔真实法”：斯人远去能否换回网络重生　　本报驻首尔记者 刘复晨 本报记者 王刚 　　崔真实于10月2日在家中自杀后，大批媒体守侯在崔真实住宅门口。 图为崔真实葬礼现场。　　不堪流言中伤巨星陨落韩国社会受到巨大冲击　　10月2日上午，深受韩国国民喜爱的巨星演员崔真实(40岁)在家中死亡。在确认崔真实的死因是自杀之后，警方、家属都认为崔真实之所以选择自杀，是因为网络上流传的谣言以及恶意评论。　　5年前，崔真实与前夫离婚后就一直有轻微的抑郁症症状，在此期间一直服用神经安定剂等药物。最近崔真实因网上流传其被卷入与演艺界人士安在焕自杀相关的高利贷事件中，受到了极大的压力。 谣言通过网络、MSN、Email迅速传播开来，主要内容是说：崔真实借给了安在焕巨额钱款，当安在焕没有及时还债时，曾经威胁说要杀了他。有些网民轻信谣言，评论道：“如果你这样的叫真实，那我就该叫虚伪了！”　　据崔真实的好友及家人讲，崔真实对网络上的恶意留言非常在意，经常深夜浏览有关信息，并多次流泪对家人称“冤枉啊，为什么大家都那样对我啊？”。最终，崔真实无法抵御巨大的精神压力走上绝路。　　崔真实作为韩国最红的演员之一，广泛地活跃在电影、电视及广告界，有人评价：“在人类历史上留下照片最多的女人要数已故的英国王妃戴安娜了，而在韩国，崔真实是为世人留下无数珍贵照片的第一人”。在韩国，崔真实似乎并非生活在剧院里，而是生活在每一个韩国人家的客厅里，在每个韩国家庭的卧室里。因此，崔真实的自杀给韩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冲击可想而知。　　崔真实自杀的消息传开后，数十万网民登陆崔真实的个人网站，表示很难接受这一事实。网民一致表示“这是哪来的晴天霹雳啊！”，对巨星之死感到惋惜。一位网民说：“脑袋一片空白。”另一位网民说：“希望这不是事实。”网民还留言说“虽然听到很多自杀消息，但真希望这次是假的”、“她的孩子可怎么办呢”、“若果真属实，演艺界便失去了一颗巨星”等，掩饰不住震惊。也有很多人表示：“害死崔真实的凶手是那些写恶意评论的网民”，“捏造谣言的人应当受到惩罚。”　　崔真实冲出婚姻失败带来的低谷，迎来“第二巅峰期”，这样的她居然选择自杀，这是给韩国社会带来冲击的核心原因。韩国演艺界有关人士纷纷表示“生活充满活力的她怎么会死呢？”“难以置信”、“到底是为什么？”等，到处是无法理解的表情。但韩国演艺界一位人士也透露：“离婚后，崔真实曾因忧郁症到医院接受过治疗。尽管她很自信也很坚强，但不只一次受到网络恶意留言的打击，尤其对其子女的恶意留言使她感到非常痛苦，最近的高利贷传闻更令她饱受折磨。”　　崔真实的死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美国《时代周刊》7日通过题为《明星的自杀震惊全体韩国人》的报道，对把崔真实逼向绝路的韩国社会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崔真实之死在韩国社会引起的震动进行了集中阐述。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标题是《网上谣言使韩国女演员自杀》。此外，日本和意大利等国的媒体也纷纷进行了报道。　　网络暴力呈愈演愈烈之势在韩国社会造成恶劣影响　　韩国有3536万网民，占总人口的77.1%。超高速度的网络加入比例占到总家庭数的70%，排名世界第一。但是，网络上网民之间的对话和讨论文化已经超越了言论自由的范围，演变成了胡言乱语、谩骂诽谤满天飞。　　近年来在韩国，恶意帖子受害事件持续增多。据称，去年1、2月份相继自杀的歌手U-nee和演员郑多彬都是因为受到恶意帖子的骚扰。随着崔真实因恶意帖子而自杀，藏在匿名外衣之下的网络暴力的弊端和危害正在韩国发展成为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　　据韩国国家青少年委员会2006年对4560名全国青少年、家长、教师做的调查结果显示，73.6%的人因为网络暴力而备感不安，其中高中生中感到不安的比例更是达到84.7%。根据韩国广播通信审议委员会的资料，不法、有害信息举报案件数量每年都在增加，已经由2003年的7万3511件发展成为 2007年的19万1488件。其中，权利受到侵害的举报案例数量由2003年的806件上升至去年的超过1万5000件，5年之中增加了18倍以上。所谓“权利侵害”是指通过发帖诽谤特定的人、传播虚假事实，以及上传诋毁名誉的帖子等。　　审议机构判定为“有问题”的案例数也在成比例增加。2005年，审议机构命令“改正”的案例有4万2600余件，去年为11万2200余件。其中“权利侵害”方面出现问题，要求改正的案例也由2005 年的1513件增加到去年的8171件。特别是，其中99%的帖子都被删除。可见，审议机构已经认识到该问题有多严重。　　同时，网络犯罪、特别是名誉诋毁相关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据韩国警察厅消息，“网络犯罪”由2004年的7万7099件增加到2007年的8万8847件。其中，通信诈骗或个人信息侵害、非法复制出售等领域的案件时增时减，与之想反，与诋毁名誉相关的犯罪却一直持续上升。名誉诋毁由2004年的3667件增加到2007 年的10028件，增加了173%。2008年上半年该类案例就达到5145件。　　恶搞艺人，在韩国网络上可以说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因为对那些恶意留言的恶搞者而言，艺人无疑是最好的谈资对象。崇实大学朴昌浩教授表示：“网民抱着"恐怕没事吧"的想法散布有关艺人的谣言，网络的性质使得这些谣言或者回帖再生产，从而具有了自我增长功能，常常会给当事者造成严重伤害”。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网络虚假信息和恶意回帖对韩国的对外形象也造成了巨大损害。比如在美国进口牛肉风波中，由网络媒体煽风点火引发的疯牛病的荒谬理论，让韩国在几个月之间持续动荡。　　警方检方迅速采取行动多项措施整顿网络秩序　　崔真实自杀后，在网上散布谣言和恶意留言的行为逐渐成为韩国社会关注的焦点。韩国舆论指责恶意留言者逼死了崔真实，要求警方严惩造谣者。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加强法律制裁力度，以防止被恶搞者步崔真实的后尘。　　韩国警察厅5日表示，将面向在网上散布虚假消息并习惯性发布“恶帖”的网民制定拘留调查的方针，到11月5日为止利用一个月的时间全面动员全国900名网络调查人员集中进行管制。　　这次管制的对象包括：面向个人及团体散布虚假消息或发布恶帖的行为；利用网络留言板、电邮、文字信息等方式进行威胁的行为；诱发恐慌和不安的网络围捕行为等等。　　韩警方决定，尤其是对在网上散布虚假消息的行为，即使情节轻微，也将考虑其波及效果和受害内容从而判断是否属于习惯性和恶意行为，一旦确定就会彻底追捕嫌疑人并申请拘捕令。　　同时，韩国检察机关与警方全面展开了对发布“有关崔真实谣言”的违法报刊的调查。　　韩国大检察厅6日表示：厅长林采珍于10月4日在乌克兰参加会议时收到了崔真实自杀的消息。事后，厅长亲自拨通电话，下达了“严厉打击发布虚假信息犯罪份子”的指示。　　检察机关表示：对于恶意的惯犯，将进行拘留。如果检察机关认为该事件非常重大，首尔中央检察院将亲自出面调查该事件。　　韩国警方6日也表示：“近期，有人发布毫无根据的谣言，损害了艺人、企业人士以及政府人员的名誉与信用，并且造成了国民不稳定的情绪。对于此类违法报刊，我们将集中警力进行查处。”　　警方将对证券公司、大企业的信息部门、有关社团等进行不定期的搜查。确认相关信息的流通渠道后，警方将根据受害者的意愿，对其进行司法判决。警方相关人士表示：“首先，我们将调查有多少存在违法行为的报刊，对于这些报刊登载的内容进行调查，并且查明登载内容是否属实。”　　根据警方透露，共有10多个检察小组投入到了此项调查工作。据调查，大企业的信息负责人、少数国会辅助官、信息部门相关人士以及当地新闻人士，常常聚集在首尔汝矣岛和光华门等地交换信息。一般社论性报刊的价格在30万至50万韩元左右，但是警方还没有查明经销管道。　　韩国警方不是首次对违法社论性报刊进行调查。2005年4月，首尔警察厅搜查部门为了“消除违法性报刊”进行了大规模的搜索，并且查处了韩国经济研究报以及CIB日报等报刊。韩国经济研究报曾经获得违法收益8亿8000万韩元，CIB日报曾经获利13亿4000万韩元。　　决定新增网络侮辱罪“崔真实法”有望通过　　韩国政府和国会也正积极着手修订关于互联网弊端的法律，决定新增“网络侮辱罪”以处罚在网络上散布虚假事实等行为，并加强网络实名制。另外还决定修改程序，对因恶意回帖受到伤害的人予以救助。　　韩国广播通信委员会10月3日表示：“为预防以匿名方式产生的互联网副作用，计划从11月起执行《信息通信网法施行令修正案》，增加适用"限制性本人确认制"的网站。”“限制性本人确认制”是指一项在门户网站等进行网上留言时通过身份证确认本人的程序。　　目前，“限制性本人确认制”只适用于日用户数量超过20万(网络媒体)和30万(门户网站、视频网站)的情况。但按照施行令修正案，今后将把范围扩大至日用户数量超过10万的所有网站运营商。　　韩国广播通信委员会还决定按原计划在此次定期国会上提出《信息通信网法修正案》，内容包括加强网上留言的监控、向运营商征收罚款等。　　韩国国会最大党大国家党国会代表洪准杓10月3日表示：“如果不引入网络侮辱罪和网络实名制，网络恶意回帖将会继续造成危害”，“在定期国会上一定要通过相关法案。”10月5日，洪准杓在会见记者时再次强调：“言论自由固然需要保证，但是即使在一个民主国家，我们也不能保障一个人给别人造成伤害的自由，必须对此进行限制。”大国家党议员罗卿瑗也表示：“应修订《信息通信网法》，制定强制性规定，如果有人认为网上留言带来了损失并提出要求，网站运营商就应在24小时内采取措施。”不过，这一立法动向也遭到了反对的声音。韩国的在野党民主党就坚持反对立场并表示：“新设网络侮辱罪可能阻止对权力进行正当批判，妨碍言论自由。”　　据悉，新设“网络侮辱罪”的处罚程度比刑法上的侮辱罪提高了两倍以上，即使当事者没有报案也可以展开调查。现行的侮辱罪为亲告罪，可处以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200万韩元以下的罚款，量刑较轻。　　尽管韩国部分政治人物和学者对这一被韩国民众称为“崔真实法”的法律表示不同看法，认为：“现行的法律当中已经有对于恶意回帖进行处罚的条款，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要认定所谓的"网络侮辱罪"。这种罪名无疑是一种带有胁迫性质的处罚规定，旨在警告网民不要参与到对于政府的舆论批判当中。”但社会舆论及各界人士大多认为应该尽快通过相关法律，以遏制网络上的谣言及恶意评论。　　韩国演艺人工会6日表明了支持立法的立场并表示：“将积极参与研究恶意留言防止对策的所有努力。”由演员、喜剧演员、歌手等1.3万多名大众文化艺人组成的韩国影视表演演出艺人工会(以下简称韩艺会)6日就崔真实自杀事件表示：“我们将与有关机构积极应对，以使恶意留言引起的受害程度降到最低。”韩艺会通过《致广大国民的信》表示：“网络恶意留言最严重的弊病是，即使毫无根据的主张不断被散布，受害当事人也无法做出任何应对。”　　韩国中央日报评论员李勋范10月7日发表文章认为，自己并不赞同警察们每天遍访网站搜查那些恶意中伤者，不如通过扩大实名制提高网络的自我净化功能，同时扩大门户网站的监督责任，当发现发生名誉损害或散布恶性流言情况时，门户网站作为第一责任人有权将其删除。　　有韩国法律专家认为，刑法上的侮辱罪只对公开贬损有所规定，处罚甚微。但是，网络上的谩骂、诽谤因其很容易在大众中迅速传播的特性，所以应该和印刷物所造成的名誉损毁同样处置。　　还有评论认为，决不能只是眼巴巴地等着网友的意识有所提高，对于那些在幕后传播恶意谣言、以为自己拥有社会影响力的人，应该通过法律措施坚决予以限制和制裁，现在已经到了出台主要以控制网络暴力为目的的综合法律“崔真实法”的时候了。

在1905年创办的京师法律学堂,民法学、商法学、与法学通论、宪法学、刑法学等一起, 分别是第一学年和第二学年的主干课程。之后,至1949年民国政府解体,凡是设置有法律系或法学专业的大学,都开设了民法学和商法学的课程。

近百年来中国虽然在法律理论和条文层面上缺失主体意志，但在法律实践层面上，却一直显示了相当程度的主体性，今天可以明确并认可这种抉择，而不要陷于完全盲从西方现代主义霸权话语的心态之中。本书提倡实践历史的研究方法的目的，正是为了摆脱那种心态，是为了确立本书所涉及的法律实践所体现的传统法律的现实性以及立法精神上的主体性，由此来探寻中国自己的现代法律。序言与导论，并附目录。

从1999年，国家邮政局开始着手修法，到2009年4月24日通过，《邮政法》的修改走过了10个年头。国务院从2006年开始，每年都将《邮政法》列入当年一类立法计划，全国人大法工委2006年就已着手调研，做好了迎接的准备，但由于各方分歧太大，国务院几次都未能提交全国人大。

所谓“边缘学科”，是指在两种以上不同领域的知识体系的基础上、采取“跨学科的方法”（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发展起来的综合性科学门类。因为这种研究涉及到不能纳入既有的理论框架之内的新现象，于是有人把边缘学科理解为“科学发展的前沿部门”（the frontiers of science）。又因为这种研究往往游离于不同学科的中心课题和权威话语之外，边缘科学在各个有关领域中的位置也多半是“边缘化的”（marginal branches）。而无论采取上述三种涵义中任何一种还是全部，我们都可以说：法社会学的确是十分典型的边缘学科。

关于古代希腊与罗马的法律，有一种流行的见解，谓前者有法律而无法律的技术，后者有法律的技术但是没有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