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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篇文章中讨论理论问题是不合时宜的，这里，我只能拿出一个简单的结论：秀明属于绝对意义上的贫穷者，属于他出生的那片土地上的大多数。他一无所有，但他是那片土地的守望者。在入学30年后的今天，我们都已"各归其位"，过上了衣食无忧的"体面生活"，但"人生而无不在枷锁中"，谁是马克思意义上的"放飞的自由鸟"？我无法回答。

在近四百年（从一六O七年第一个永久性英国殖民地在北美的建立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发展演变的历史，并通过这种大跨度的历史叙述，探讨美国宪政思想和原则的起源与变化，分析美国宪政变化的动力、机制、形式和结果。我以为，只有在我们清楚而准确地认识了美国宪法的历史后，我们才可能比较客观而有见地地评论其利弊，并最终把握其包含的历史启示。为了帮助读者把握美国宪政发展历史的特点，我将自己在写作时的一些观察和思考总结如下：首先，应该毫不犹豫地承认美国宪法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的最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把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来人类对于理性政治的追求变成了现实。立宪实际上是一个公众讨论政治的过程，宪法则是这种讨论的结果：公众就国家存在之目的、政府权力的来源、政府组织和运作之程序、公民权利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讨论，然后将讨论的结果用清楚的法律语言写在纸上，使它成为一种对政府和公民同时具有神圣约束力的政治契约。通过宪法，政治变成了一种公共财产、公共责任和公共活动。这种公共（或共和）政治相对于当时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专权政治来说，的确是一个开辟历史新纪元式的飞跃。美国宪法的另一个重要而独特的贡献在于它创立了一套新的宪政原则和实践，使共和政治成为了一种可操作的现实。这些新的宪政原则（包括人民主权、限权政府、公共福利、共和政体和公民基本权利的不可剥夺性等）和机制（包括联邦制、政府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和权利法案等）既是对欧洲（尤其是英国）宪政思想和实践的创造性的继承和发挥，更是美国人基于自己历史经验上的一种创新。这些原则和实践构成了具有美利坚特色的宪政（American Constitutionalism）的核心内容，不仅为美国在过去两百年中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奠定了制度上的基础，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后来乃至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政治发展。在肯定美国宪法的独创性和历史开拓性的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美国宪法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政治体制设计，一开始不是，现在也不是。对于参加一七八七年费城制宪的美国"国父们"（Founding Fathers）来说，制宪的目的不是创造一个十全十美的、正义民主的、能流芳百世让后人和他人景仰的政治体制，而是为了寻求一种现实的、有效的、能够及时挽救正在走向失败边缘的美利坚联邦的政治途径。为了保护已有的利益，各州的代表（和他们所代表的不同的利益集团）必须建立一种高于各自利益的公共利益和一个高于各自权威的公共权威来贯彻公共利益，宪法因此而得以建立。参与立宪的利益（或利益集团）是多元的，立宪的过程必然是一个协商和妥协的过程，由此产生的宪法也必然是一个多元利益相互妥协的产物。妥协而果的宪法本身也成为一种妥协的机制。利益的多元化迫使美国社会中的各利益集团之间、部分利益集团与公共利益之间、所有利益集团与公共利益之间始终就各自利益的定义和定位进行着一种多层次的、多方位的和连续不停的"谈判"。"谈判"的过程也就是美国宪法循序渐进、调整改革、追求现实的完善的历史过程。随着历史的发展，原来的宪政原则和实践不断受到挑战，其内涵不断被重新界定，新的究政原则和实践不断地加进来应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问题，其结果是，宪法的生命力不断得以更新，成为一部"活着的宪法"（a living Constitution）。美国宪法之所以具有一种"超稳定性"，恰恰因为它处在一种永恒的动态之中。保证美国宪法始终处于动态的有意识形态和体制两方面的因素。美国宪法是一种政府设计，但它（通过它的设计）也表现出了一种特定的政治理念，这点在制宪会议的文件中有充分的反映。一七八七年制定的宪法并没有忠实地贯彻独立宣言宣示的美国立国的理想与原则（包括祟尚天赋人权、追求自由与平等等），但它提出了美国立宪的目的（为了建立一个"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确保国内安定和平"、"提供共同防务"、"促进公共福利"以及保证美国人永远"得享自由的恩赐"）。无论费城制宪会议的代表对这些宣示的理念抱有多少诚意，或作如何狭隘的理解，这些理念却与独立宣言的理想一起，构成了一种至少在语义上具有普遍性和超然性的意识形态。既然宪法要建立"更完善的联邦"，废奴主义者就可以要求取消奴隶制；既然要"树立正义"，种族歧视就不能永无止境地延续下去；既然要"促进公共福利"，罗斯福就有理由管制经济，建立社会安全保障系统。换言之，这些带有普遍意义的理念可以在适当的时候为美国社会中不同的利益集团--包括那些在制宪时期被排除在政治"谈判"之外的群体，如黑人、妇女等--用来作为争取自己的权利、抗议不合理的宪政规则的思想武器。而每一次这样的抗争本身就是对美国宪法的原则和实践的一种重新界定。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美国宪法的历史也是不同美国人就美国宪法原始理念和原则的定义不断进行辩论和斗争、并把结果写入宪法的历史。在宪政机制上，权力制衡对利益集团间的"谈判"有重要意义。联邦制的设计将联邦和州政府的权限分开，相互不得侵权，形成权力分配纵向上的数个权力源（制宪时是联邦政府加十三个州，而现在则是联邦政府加五十个州）；三权分立的机制又对联邦政府本身的权力作了横向划分，形成四个权力源（国会的众议院和参议院、总统、最高法院）；但纵向和横向划分的权力又不是截然分开或完全独立的，例如，州与联邦的关系通过国会（尤其是参议院）发生联结，但国会本身则又是联邦权力的一源，有自己的利益。除此之外，还有立宪之后出现的政党渗透贯穿于分权体制中。除繁琐细致的权力划分外，每一种权力源的内部还设有众多的议事和决策程序，其目的在于保证组成该权力源的更多更小的利益集团（总统相对单纯一些）有比较平等的施加影响的机会。就联邦政府一级而论，任何一个利益集团（如政党）要想将自己的意志转换成政策或法律，必须以较大的优势较长时期地同时控制联邦政府的四个权力源；而即使做到了这一点，该利益集团也还需要在内部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达成妥协。同时，有些权力源又可以摆脱利益集团的影响和控制，获得相对的独立。如联邦最高法院，它既是联邦政府三权的一部分，但又游离在联邦政府之外，在联邦与州政府、公民与政府发生权力争执时扮演仲裁者的角色。如此繁琐的分权，目的在于使决策层面多元化，防止任何个别利益集团独占政治资源和垄断决策的过程，但这样的设计也使决策的产生异常困难，而由此产生的政策只能是妥协的结果。选举是另一项重要的"谈判"机制。因为选举是周期性的和广泛的（上至总统、国会议员、下至地方行政长官），每次选举便成为不同利益集团"谈判"的机会，总统和国会议员的选举尤其如此。为了赢得选举，不同的利益集团必须提出包容性广的政治诉求，以吸引最大范围内的同盟军，同时；还必须不断地扩大自己的政治资源。扩大资源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吸收反对派的主张，将反对力量变成同盟军；另外一种方式则是扩大选民队伍。后一种方式的采用往往是迫于形势，但却可成为扩展民主的历史机会。美国选举权的历史实际上是选举权从少部分人所享有的特权变成所有成年公民的公民权的历史。重要的是，新的选民力量一旦被纳入到政治"谈判"机制中，它们便要利用这种机制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从而改变政治利益集团的组合，最终影响政治本身。当选民的背景和利益变得愈加多元的时候，要赢得选举就不得不考虑使用能够集合最大多数的选民的政治主张，甚至不得不考虑吸收反对派的主张，这本身就是一个妥协的过程。定期的选举使竞选的主张变得具体而现实。所以，美国宪政的常态不是大破大立，而是平稳中庸。但是，并非所有的"谈判"都遵循"正常的"宪政程序，仅凭中庸政治，不可能产生当今的美国宪政。相反，当原来的宪政原则和实践逐渐变成宪政改革的障碍时，"非正常"的"谈判"方式或渠道将被启用来废除或改正过时的原则和实践，但这种"非正常"的方式在原则上并不与宪法的精神相冲突，不过是对宪法原始精神的不同解释。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南部蓄奴州拒绝接受选举失败的事实，退出联邦，导致了联邦的分裂，南北双方在战场上进行了四年的血腥谈判，南方战败；北方共和党人利用对联邦政府的绝对控制，制定了第十三、十四和十五条宪法修正案，强制性地要求南部各州接受这些贯穿了北方意志的宪法改革，从而彻底否定了奴隶制，改变了联邦制的性质，在法律上将黑人从奴隶转化为与白人平等的公民。没有内战和重建，这种革命性的宪政变革是无法想像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为了挽救即将崩溃的美国经济，罗斯福利用突然获得的权威，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强行建立了包括社会安全保障制度在内的一系列新事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强化了联邦政府（尤其是总统）在国民经济生活中的领导作用，再次改变了美国联邦制的内容，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再生开辟了新的政治潜力。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中，南部黑人通过大规模的直接街头抗议活动，公开蔑视南部的种族隔离法律，制造出一种危机性的政治压力，迫使国会通过了一九六四年的民权法和一九六五年选举权法，彻底消除了法律上的种族歧视，使黑人成为了当今美国政治中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这些运作在某种意义上都违反了美国宪政的"常规"，然而，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政治运作，美国宪政才出现了具有关键意义的改革。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是，这些表面上由"非正常"的方式产生的宪政改革最终将被接纳，变为美国宪法的新的正常的原则和实践。破旧转化为立新。因为"谈判"和妥协是美国宪政的中心内容，推动进步意义的改革十分困难。"谈判"在给予改革力量机会的同时，也给了反对改革的势力同样的机会来阻挠改革。即便是那些进步意义十分明显而且对美国整体发展甚为有利的改革，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经过艰苦的"谈判"。并不是每个先占据了"谈判"位置的利益集团都会以大局为重，放弃自己的利益，照顾他人的利益，相反，只有当到了不改革自己的利益便无法继续维持下去时，这些利益集团才会让步。我们必须认识到美国宪政机制的这种惰性，否则我们很难理解美国历史上一系列令人困惑的问题：为什么奴隶制要到独立宣言发表八十九年、联邦立宪七十八年之后才在宪法上予以废除，为什么印第安人的美国联邦公民地位要到美国建国将近一百五十年后才得到承认，为什么美国妇女的选举权要等到宪法生效一百三十一年后才得到宪法的统一认可，为什么一八八二年通过的歧视中国移民的法令要等到本世纪六十年代才彻底得到改正，以及为什么主张男女公民拥有平等就业权利的宪法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至今还无法成为宪法的一部分。八十年代以来的美国宪政再次面临了严峻的挑战。由于利益集团的多元化（这里所指的利益集团也包括了种族、族裔和其他通过六十年代民权运动而获得政治上权力的群体）利益组合更为困难。因为利益的组合总是针对具体和现实的目标，利益集团间的结合既不是永久性的也并不牢固，而且由于各利益集团间的利益交错，过于激进和过于保守的力量都得不到广泛和持久的支持。除此之外，一些新的问题也在困扰美国宪政，如国会与总统在党派政治阴影下的权力之争，选举中的金钱因素，权势之间的利益交换（如总统为了推行自己的意志可利用手中的财权分化收买国会议员，这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早期是少见的，因为总统当时并没有能力这样做），被称为联邦政府"第四权"（the fourth branch of govenment）的媒体对政治的影响和对民意的左右，普通选民对政治的无力感和厌恶感（近年来公民投票率持续下降），政治人物的道德修养与政治的关系及其宪政对公众人物个人隐私的保护界限（莱温斯基绯闻只是众多类似事件中最为轰动的一例，而对克林顿的弹劾本身更暴露了宪政机制上的种种缺陷）等等，这些都是对美国宪法提出的新的挑战。在过去两百多年里，美国宪法总体上表现出一种令人吃惊的应变能力，这是它的力量所在。但是，任何宪政的进步和改革，都需要包括意识形态、制度、社会、经济和道德上的资源来推动和支持，当这些资源出现短缺时，进一步的改革便会遇到困难。美国宪法也许还没有遭遇到改革饱和的临界点，但它的确到了一个需要再创新的时刻了。 

本文为甘阳教授2013年3月5日在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美国宪法》课程第一讲的讲稿，由孙竞超根据课程录音整理，甘阳教授进行了发表前的审定。 ◎ 甘阳，杭州人，知青出身，曾先后在中国和美国求学。1999-2009年任教于香港大学。2009年起出任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博雅学院院长，通识教育总监。2014年任清华大学哲学系兼职教授，清华大学新雅书院总监。 本讲必读文献 1、美国宪法（1787） 2、法国第五共和宪法（1958） 3、Bagehot,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1867，1872）（沃尔斯•白哲特：《英国宪制》，李国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一章，第八章）。 4、 Dicey, "The Sovereignty of Parliament," Part One of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1885，1915）（戴雪：《英宪精义》，雷宾南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226页）。 参考文献 1、Glendon, Gordon, and Carozza, Comparative Legal Traditions, second edition（格伦顿等：《比较法律传统》，米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中译本根据英文第一版翻译）。 2、波斯纳：《英国和美国的法律及法学理论》，郝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讲稿相关书目 1、汉密尔顿、麦迪逊、杰伊：《联邦论》，尹宣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 2、埃里克•方纳：《给我自由--一部美国的历史》，王希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3、沃尔斯•白哲特：《英国宪制》，李国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戴雪：《英宪精义》，雷宾南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 5、布卢姆等：《美国的历程》，杨国标、张儒林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6、格伦顿：《权利话语：穷途末路的政治言辞》，周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7、格伦顿：《比较法律传统》，米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8、保罗•布莱斯特等编：《宪法决策的过程：案例与材料》，张千帆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9、波斯纳：《英国和美国的法律及法学理论》，郝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课前预习 1．阅读美国宪法的文本，提出问题，哪个条款引发你最大的兴趣？ 2，阅读《美国的历程》第一编，或方纳《给我自由》的第一部分。 一 上课之前，我们做了一个调查，你看到这幅照片上，美国男老师在打女学生，我们就老师是否有权体罚学生做了一个调查，结果让我很吃惊。09级的学生大约半数认为老师有体罚的权力；10级也是半数左右；现在看来11级的学生最liberal，反对的人数（即认为老师无体罚权）最多；12级的结果有些出乎我的意料，我原本以为12级的学生会和11级的态度差不多，但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的同学认为老师可以体罚学生。在来听课的老师中，有三分之一的持赞同态度；研究生大约也是三分之一（反过来想一想，如果照片中是女老师体罚男学生，感觉会很不一样）。 你们猜猜我的态度，我如何理解老师是否可以体罚学生。（同学：赞成。）我就知道你们会这么猜，那你们全错啦，我现在告诉你们我对这个问题的立场：从个人态度来说，我反对老师体罚学生，但别人采取体罚手段，我并无异议。换言之，假定说我执掌一所中小学（注意不是大学），我作为校长不同意在本校采用体罚，但是我完全不反对兄弟中小学采用体罚。对我而言，最反对的是任何立法机关或知识分子从某种普世原则出发（比如人权原则），规定中小学不允许体罚。换言之，究竟是否可以采取体罚的手段，这个权力应该交给学校。 你们看，这张照片下面写了这么一句话：美国联邦政府的教师保护法承认，教师、校长以及教育机构有权为了维持秩序而采取合理的体罚。也就是说，体罚这个权力是下放到每个学校的，是case by case的决策机制，原因就在于各地的民风和传统是各不相同的。我相信，如果把这个调查拿给中国大学生去做，大概只有很少一部分同学会支持体罚，反对体罚的会占大多数，这表明我们很进步啊，也很"民主"啊，总之是自由民主之友。而这调查里有一句话我读不懂："中国网友认为，体罚和虐待不同，容许体罚不代表容许虐待。"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知道，这是中国网友对发生在美国的一个事件的反应，这背后是有潜台词的。那这里面的潜台词，我想可能有两种含义：一种含义是，哦，原来体罚是容许的，美国有体罚，我们中国也有体罚，但体罚不等于虐待。而另一种含义则是，啊，美国一定比中国好，尽管美国也有老师对学生的体罚，但他们终究是和我们不一样的，他们的体罚不是虐待，但我们的体罚就肯定是虐待。在我看来，这种想法表现出了我们当下非常致命的一个认识问题，亦即不是努力去理解美国，而是先假定美国的一切都是好的没有问题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无法深刻理解美国，也不可能正确对待中国。一件事情发生后，往往只会表达情绪，用情绪化的语言来扭曲所有的事情，但情绪不会使人进步，反而让人失去学习能力。因此，要去了解真正的问题，而不是总去接受别人的opinion，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必须去问why（为什么）和what（是什么）！ 上课前给你们布置了作业，让你们阅读美国宪法的文本，讲一下你们在其中最感兴趣的条款，我看了你们全部同学就宪法文本所提出的问题。我原本打算跳过这部分，但因为同学们做的都很认真，我感到有必要在这里回应几个问题。 你们所提出的问题，绝大多数都可以在《联邦党人文集》内找到答案，正因此，这也是我规定为本课程必读的书目。我在下次课会讲到《联邦党人文集》，接下来会有一次讨论课，讨论《联邦党人文集》指定阅读的篇章。这本书应当成为你们整个学期内认真阅读的一个文本。而我们也会用整个学期的课程来回答你们在课前提出的大多数问题，包括去深刻理解《联邦党人文集》所给出的回答，当然，这些回答都是基于1787年制宪时的语境的，其思想会在后来的案例中发生变化。 你们中间，有几个问题提得比较精彩的。比如张思洁提出的问题：美国宪法的规定是否会造成如下的情形，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会选择在本党总统任职期间内退休，这样的话，本党总统就可以任命他的继任法官，最终形成最高法院内一党当家的局面？这问题的表述不那么准确，但我们下面会讲到这问题。联邦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都是有党派的。在奥巴马上台前，九人里面年龄最大的斯蒂文斯大法官马上就九十岁了，但他就是要顶在这个位置上，一直要等到民主党总统上台，他才退，就是为了将大法官的任命权交给民主党的总统，奥巴马就在斯蒂文斯退休后获得了一个任命自由派大法官的机会，这简直是在拼寿命呀！现实情况还要更复杂--人人都有党派性，但这并不代表人只是党派的动物，人还会有其他的考虑，会考虑到公共利益、法律的约束力等等。张思洁的这个问题体现出了很强的观察力，所以我先提出表扬。 刘佳辰提出了一个相当刁钻的问题，我之前也没有想过。刘佳辰观察到，美国历史上有数任副总统的空缺，怎么会有空缺呢？我昨天晚上才看到问题，来不及细查，现在只能猜测性的回答。我的猜想比较简单，副总统职位之所以会有出缺，大多数情况应是总统去世后，副总统继任为总统，在此情形下不可能为了一两年而单独选出一个副总统。同学们都知道的肯尼迪是比较近的例子，肯尼迪被暗杀后，副总统约翰逊继任为总统，之后大约有两年时间是没有副总统的。还有尼克松的例子，尼克松在水门事件后为避免弹劾审判而辞去总统职位，副总统福特继任，但福特在继任后补了一位副总统。我猜想，大多数没有副总统的情形，应该都是总统去世而副总统继任，但在继任时没有任命新的副总统。这是一个很刁钻的问题，我之前没有想到过，也是一个好问题。 苏昰瑜的问题向来都很有趣：总统、议员选来选去，费时费力，决策也要来回讨价还价，难道制宪时，美国就没有考虑过要实行君主制？这个问题看起来好像很荒诞，但它同我下面将要讲到的英国和美国宪制之间的差别很有关系，也和这本《英国宪制》很有关系，这是任何学习英国宪政的人都无法跳过的经典著作。《英国宪制》第三章讲英国王室，我讲一段给你们听。英女王在礼仪上的用途难以估量，英国如果没有她，英国政治只怕会分崩离析。英国报刊每天都在报导女王在温莎山坡上或去了哪里散步等等，很多人以为，英国人为什么这么无聊？让这么无聊的事情天天占据着报纸的篇幅？英女王是什么？女王不就是一个退休的寡妇嘛。查尔斯王子呢？不就是一个待业青年嘛。他们全都错了，英国宪政全部的问题就在于，为什么一个退休寡妇和一个待业青年变的如此重要？君主制是一种强有力的政府形式，最大的原因就是君主制是一种可以让人理解的组织形式。如果不提出君主制的问题，就不可能理解任何政治体制。我们对美国宪制的理解经常需要对比英国，所以这也是一个好问题。张佐和高一童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公民是一种权利还是义务？能不能放弃公民资格？有没有不做公民的自由？这个问题要看你怎么回答，理论上肯定有不做公民的自由。但问题是不做公民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可以想到的好处就是不用交税；但不交税，你是不是就不吃饭，不生小孩？我们现在可以想象，你自己找一个地方，开一块地，但凭什么这块地就是你的？占地也要缴地税。假使你开的就是一块荒地，我闯进来说凭什么这块土地就是你的。你不是公民，不受保护，我一刀把你杀了就像是杀了头狼一样，或者你把别人杀了，但也承受公权力的罪刑责罚。这样看，人之作为人，很难遗世独立，逃避公民的身份。而且这还涉及到原初契约的问题，我们现在暂且不去讨论。 同学们还提出了比较多的关于人民的问题。美国建国后在1790年进行了第一次的人口普查，这是国会成立后最先做的头等大事，此时全国人口大约为390万，其中白人女性大约为150万人，男性为160万。而从宪法上看，问题在于21周岁之上的人口到底有多少。美国建国之初的人口非常年轻，因为孩子生得多，每对夫妇生8到10个孩子，全国人口的平均年龄在15到16岁，绝大多数人都不满21周岁。人口的年龄问题可是个宪法问题啊。你们要知道，美国宪法是一部极高明的文献，很多东西都隐藏在字里行间。不要忘记，建国初的13个州相当于13个国家，每个州都对选举人有财产资格的规定，具体规定各州不一，财产资格的限制和21岁的年龄限制结合起来，美国在1790年有选举投票权的人数一般认为在60万到70万之间，最多不超过70万。这是美国建国初期的情况，而公民权本身是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你们看美国宪法的修正案，第十五修正案（1870年）是关于种族的，第十九修正案（1920年）是关于性别的，第二十四修正案（1964年）是关于纳税的，最后是1971年的第二十六修正案是关于年龄的，将美国公民的选举权从21岁降至18岁，这是一个接近两百年的漫长过程。我记得范子懿的问题是关于年龄的，为什么第二十六修正案将选举权的下限降低到18周岁。原因很简单，因为反战运动。六十年代的反越战运动一波高于一波，反战的主体是谁？年轻人、大学生！他们没有权利投票，没有公民权，说话就没有分量。你如果不是选民，参议员、众议员就do not care about you；而一旦成为选民，政客就要考虑你的诉求。第二十六修正案非常关键，它表明年轻人和大学本科生可以投票，是社会激进化的一个标志。 关于选举，你们要想两个问题。有些比较激进的同学会提出第一个问题，美国制宪者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规定普遍的选举权，去除性别、种族身份的资格限制。我们先不问为什么，而是考虑如下两个可能究竟哪个更好。一种可能是人人有权投票，但因为政体没有这么大的容纳性，所有人都挤在里面，所有人的权利都要被考虑，利益都要被平衡，这个体制是没办法work的，这个共和国不太可能立得起来，结果可能是完全崩溃。另一种可能是这个体制起初将大部分人都排除在外，但通过很长一段时间逐步将一部分又一部分人吸纳进入体制，这种渐进式扩展的体制是work的，而且基本实用。在这个问题上，英国同美国是一样的，1688年的光荣革命是历史的分水岭，确立了君主立宪的宪制，差不多一百五十年以后，1832年的改革授予中产阶级以选举权，而1867年的改革将男性工人阶级吸纳进入体制--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正因此，我们反复强调，政治问题并不是纯粹的理想主义，所有人的自由平等当然是一个理想，但如果过分执着于这个理想，最后的结果可能是谁都不得自由，不得权利。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大家可以讨论。不要仅从一种理想或一项理念出发，批评美国当初为什么这么不民主，不平等，那么多妇女、黑人、印第安人，也包括华人都没有选举权。早期的华人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可言的，以法律之名去排华，宪法史上有两个很著名或臭名昭著的案例，第一个就是关于华人的。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上去批评一个政体，经常是轻而易举的，我们应当从另一个角度去看，观察无论是君主制还是民主宪政，一个政体是如何work的。 我们在读《联邦党人文集》的时候也会讨论这个问题。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内有个著名观点：在建立政府时，第一步是让政府有能力去统治被统治者，第二步才是让政府去控制它自己。如果我们不去想如何让政府去管理，而只是思考如何去管政府，那么政府就没办法work。政府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管理被统治者，如果这个功能尚且没有立起来，反而先去讨论如何限制政府权力，那么这个政府本身无法存在。联邦党人当时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为什么要把这13个国家合并为一个国家，而且这个合众为一后的新国家还是共和的，自由的，而不是暴政，这是联邦党人面临的根本挑战，整部《联邦党人文集》也都是在回应这个问题。作为联邦党人的回应，核心就是首先要形成有治理能力的政府，然后再去控制这个政府，否则政府本身都不存在你管它干什么。 同学们普遍关心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政党的。我想你们都看到，美国宪法文本并没有提到政党。我也顺便问一下，美国宪法有没有提到"民主"这个词？大家课前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你们有没有发现，整部美国宪法，包括修正案在内，从头到尾没有提到"民主"？有"共和"，但没有"民主"。政党确实是一个问题，因为美国1787年的制宪者最初设计的就是一种"反对政党的宪法"，在这些建国之父们看来，政治是不能结党营私的，《联邦党人文集》中最著名的就是其第10篇，这一篇的核心问题就是只要有人群，有政治，就势必有党派，问题在于好的政治应当能够克服党派的腐蚀效应。1787年宪法的设计就是去形成一种没有政党的政体，制宪者suppose了一种贤人政治，根据品行和才能来统治，但这个设想很快在现实中破产，特别就体现在总统、副总统的选举问题上。你们可以看第十二修正案，这条修正案的增补就隐含地承认了政党政治在美国存在的必要性。为什么这么讲？最初的设想是，总统选举是要选出品行最高、能力最强的统治者，得票最多的当选为总统，接下来是副总统（理论上就是在美德和能力上仅次于总统这美德能力最好的人），这是在没有党派的情况下的天真想法。每一条修正案都必有它不得不做出修正的原因所在，而第十二修正案所改的就是选举总统和副总统的办法，我现在讲给你们听。 宪法正文第二条是关于总统行政权的。总统选举的基本过程是每位选举人都选两个人，两个人写在同一张票上。同学们不要小瞧美国宪法的每一个字，这是非常了不得的文件，每个字背后都有无穷的思考，大家要去读我的那篇文章。 副总统的设计当然有它的原因。我刚才讲到，美国建国的根本问题就是13个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要结成一个国家。我在这里也回答一下李淇慧的问题，为什么United States是复数。United States是由13个独立国家联合起来的，美国建国后前八十年的核心问题就是13个国家究竟能不能合并为同一个国家。从结果上看1787年宪法是失败的，因为美国的真正统一是由南北战争所奠定的，而南北战争作为一场内战，本身就意味着宪政的失败。你们要明白，宪政意味着所有问题都可以在宪法框架内获得非武力的和平解决，武力的解决就表明宪法的失败。 回到总统选举的问题，如果只是选一个总统，那么这13个国家的每个毫无疑问都会选自己国家的人，13个state各选一位，这样总统就是选不出来的。所以每位选举人可以写两个名字，其中一人必须不是本邦国的。比如，纽约state的选举人，选的一个人必定是纽约的，而另一个不能是纽约的，你们可以想见，这种选举程序是希望选出各方面都得到大家认同，在北美大陆各地都有声望的总统。我们可以做一假想，13个state各选自己的人，于是13人各得一票，但另一个人即便只有3票，结果也比任何人都多，所以说这种选举机制的理想就是选出一位最贤明的总统人选。选举人只选两个人的名字，而不注明谁是总统，谁是副总统，关键看谁得票最高。这个预设就是只有地区派，而没有跨地区的党派，一旦跨地区的党派出现，这种机制就会出问题。你们可以看1796年的选举。在思考美国宪法时，你们一定要有基本的时间概念，美国这个政治体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历史相对较短，因此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案例，可以从头开始观察人类是如何组织起他们的政府的，这其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人和人之间如何生活在一起，成为一个共同体，直到大家都接受一套共同的规则。英国历史久远，很多事根本无法追踪，而美国历史比较短，所有的发展都可以观察。费城制宪是1787年，华盛顿当选美国首任总统是1789年，华盛顿当了两届总统，1796年的时候宣布不连任，此时的美国已经分为了两党两派，麻烦因此出现。我们可以想见，就以美国民主党为例，假如一位选举人可以提两位候选人，我就会把票都投给本党候选人，这就可能出现一种情况，即本党两位候选人得到相同的选举人票，总统究竟属谁可能出现问题。这种情形就出现在1800年的总统大选中。当时杰斐逊是现在民主党的领袖，他同本党的伯尔共同竞选总统，结果作为副总统人选的伯尔同杰斐逊的得票完全一样，既然得票数相等，为什么你杰斐逊就是总统，而我伯尔只能认命副总统呢？众议院投了35轮票也没有选出新一届总统。这当然是一个濒临崩溃的危机，伯尔这个人非常糟糕，他就是后来在决斗中杀死汉密尔顿的那个人，而当年因为地区利益的平衡，他和杰斐逊都拿到73张票，我相信这是任何一本美国历史书上都会讲到的宪法僵局。 第十二修正案就是在这次危机后写入宪法的，它做了一个很简单的改动：总统有总统的候选人，副总统也有副总统的候选人，两张选票分开，一张写总统，另一张写副总统，就不会出现上述问题了。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即便是联邦党人这么天才的政治家，他们所设计的宪法仍有一堆的破绽，仍要去修改这部宪法，无论是文本上的修正案，还是联邦法官的宪法解释，都是在面对宪法中的破绽。 我以上回应了你们第一次阅读美国宪法后提出来的一部分问题，主要围绕着两个，一个是关于人民组成的问题，另一个是政党在宪法文本中的缺失，其实不仅是政党，宪法由始至终也没有提到民主两个字，"奴隶制"也是隐藏在文本的字里行间的，是非常有意不在宪法本文中出现奴隶制这个字眼，否则费城制宪就必然失败。美国宪法文本是一个极高明的文献，我们会有整个课程去讨论这些问题。我这里只是再去强调一点，刚才我们已提到，英国和美国的政治发展都是take long time的，开始时只有很少数人有选举权，可以参与政治，一步步地逐渐扩展，这个过程的背后隐含着一种理念，就是智慧较低的人要服从智慧高的人。这在今天当然是一种不时髦的观点，我指定你们去读白哲特的《英国宪制》， 有余力的同学要读1872年第二版的导言，它所围绕的就是一个非常英国性的思想。我们不可否认，从前的少数人当然是有钱、有地位的人，我们今天都是民主派，同情下层、穷人、劳动人民，但我仍会坚持一个观点，穷人不等于就是好人，也不等于聪明人，两者之间不可混淆。在一个社会内，有钱人无疑占有着最好的教育资源，通常而言，他们的教养和智慧也会比较高，所以这背后就有一个政治考量的问题。我们大概都会希望，政治不仅是要平等的，而且还应是有着高度智慧的，不那么愚蠢的，如果民选出来的官员都是愚蠢的，无论程序多么符合民主和平等的原则，也不是一个理想的政治，由此可见民主政治的实践包含着非常多的复杂问题。 这种观点，在今天这么一个高度乃至极端民主化的年代，可以说是非常unpopular，但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都必须考量这观点背后的问题：到底是社会内有智慧、有抱负的人引领着相对较差的人？还是说整个社会完全在向下看齐？ 这么一个逐渐开放的政治过程如何才能走出来，就要求被吸纳进来的这部分人首先应承认此前少数人所制定的游戏规则，即便是这规则中存在着许多问题，他应当是被吸纳进入的。你们如果读过马克思，就会注意到，马克思对英国的最大愤怒就是英国工人阶级的腐败。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形成工人阶级的国家，但英国恰恰最不能成为实现马克思阶级斗争的土地，因为英国的工人阶级贵族化了，工人阶级内产生了工人贵族。工人贵族的思想和情调都追随着他们原先的对立面，也即贵族和皇室。在英国最拥护女王的是谁？是工人阶级，下层社会！你们可以看我指定阅读的《英国宪制》第一章。我首先提出来这个问题，放在这里供你们批判，但这是在任何一个人群、社会和政治体都会存在着的问题。我们可以说得赤裸裸些，在我们这个博雅学院也必定有高低之分，而我希望是好学生领着差一些的学生向上走，而不是所有人都向最低的看起。人类社会是向高走，还是往低处走，这是任何人群都会存在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政党，我刚才讲到，第十二修正案的增补，总统和副总统分开选举的方式，实际上就隐含地承认了政党在美国的出现。建国初期政党政治的领袖，包括杰斐逊和麦迪逊，他们本身是政党的组织者，但同时他们自己认为政党是短暂的过渡事物，最后应该消亡，也就是说，每一位政党领袖在当上总统后都不愿意政党的存在，因为政党就是divide people，煽动群众以及人群中的敌意。中国历史上关于朋党问题有长期的争论，有些文章明确赞成朋党，但居主流的思想是基本否定党派。基本上看，传统政治都认为政党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东西，美国对政党政治的承认是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而第十二修正案实际上就是承认了政党存在的必然性。以上是我大致所讲的两点。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的第一届学生们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的第一届学生们 二 现在回到我们这门课上来。这门课有点特别，而且还有些冒险，之所以说冒险，是因为我这次将大一、大二的同学也包括进来，严格地讲低年级的同学修这门课有些早了，未必特别适合。我曾在清华法学院讲过这门课的部分内容，对象是清华的研究生，他们都是从法学院本科毕业的优秀学生，但刚开始的几周也是跟得特别吃力和辛苦。在座的除了大一、大二以外，还有大四的，这已经是他们的最后一个学期，基本上所有的学院在大四都不会排课，尤其这么重的必修课，所以我一方面要感谢他们，另一方我也肯定，大四的同学这门课不要交final paper，原因很简单，大四不可能像常规年级那样等到学期结束，他要毕业了，五月份时所有课程的成绩都要出来。既然不需要final paper，大概一个非常短的paper就可以，我希望大四的同学在三、四月份的讨论课上能够多起些作用。我们大概每两周安排一次讨论，但一开始时，我希望可以多讲一些，期中后希望安排一周一次讨论。大家上课很辛苦，这门课的阅读材料非常多，我有一个很高的期望，所以这门课程的题目也和原先设想的不一样，我希望本科生可以从细读美国宪法案例入手，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现代性与现代政治法律道德生活的若干基本问题。比方说，什么是宪法？我希望博雅学生从一开始就要从原初处开始思考，没有任何东西是被take for granted的。宪法是什么，为什么要有宪法？大家不要将宪法当做想当然的，英国为什么就没有一部成文宪法？所有的问题都要逼到原始状态去思考。是不是现代政治一定要有一部成文宪法？我这里强调的是英国不但没有成文宪法，而且英国的体制也不可能有成文宪法，如果有成文宪法就不可以同时存在英国的"议会主权制"（sovereignty of parliament），我给你们指定了戴雪的《英宪精义》这本书，雷宾南先生将sovereignty of parliament音译为"巴力门的主权"， 显然是爲了要避免与美国国会的混淆。英国政治与美国政治是截然不同的。我们接下来会讲这本书。 现在大家也都在讲人权。同学们首先注意一点，rights和human rights这两个词有什么区别？你们觉得有区别吗？如果你们多读些书，就会发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美国人在讨论国内问题时从来不用human rights，这个概念是一个国际政治里用的词语。我们这门课接下来要读很多案例，还有法学家的著作，他们在讨论美国政治的语境下也从来不讲human rights revolution，只用rights revolution。在美国国内，rights特别指自上世纪六十年代逐步发展起来的一些权利。但这就隐含着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在国际政治内用human rights，是否因为非美国的、非西方的人们是不是human还未可知，所以要强调这个human rights？因此，这种概念术语的用法隐含着我们要去追问的很有意思的问题。Rights是什么？谁给你的？大家都想要权利，你有哪些权利，为什么你有这些权利？这些问题都不能take for granted，必须要去追问。我要求博雅学生必须扑到最原初的问题上，站在根本点上去思考！中国人的最大问题就是永远只会提出二流三流的问题，因为很多中国人往往认为西方人已经把最根本的问题解决了，因此不可能走到原初问题上来，而习惯于在第二级、第三级的层面上去思考。他只是在跟着别人说，所以差！博雅学生一定要突破这种状态！你们必须去想这样的根本性问题，例如，权利是先在于政治社会的？是natural rights？天赋人权？还是说权利是由政法制度所create出来的？是人造的？ 大家也都在谈民主。人们通常假设美国是民主的，而中国不民主，但你们知道美国的民主到底是如何运作的吗？三权分立？民主政治必定是三权分立吗？你们要去问，你们要去看，英国是什么样子？法国、美国又是什么样子？天下没有任何一件事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而中国人先把西方的东西当成是perfect的，然后又把中国的东西想成是bad的，这就是中国人思考的问题，就好像我在一开始讲到的，美国的体罚就只是体罚，而中国的体罚则一定是虐待的，所以你根本走不到一个根本深处去想问题。你要像美国人那样去想问题，像美国制宪者那样去问问题。我在清华法学院第一次上课时就说，我的课要求很简单，跟我读美国宪法的判例，你们每个人都要假定你自己就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你没有这个想法，你就学不好美国宪法！你必须去想，我就是九个美国最高大法官之一，这个案子我怎么判？我待会儿就给你们两个案件看你们怎么判。 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中国人讲民主时只空谈理念，而不脚踏实地。民主是什么？民选官员就代表民主吗？民主代表谁？谁代表民主？从美国看，首先是有民选的政治部门，行使立法权的国会和行政权的总统就是民选政治部门，然后还有非民选的政治部分，这就是法院，联邦法官不是选出来的。但民选的国会、总统和非民选的法院谁更代表人民？这是我们这门课贯穿的核心问题之一。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宪法文本内并无根据，我们会有一堂课的时间来讨论这个问题，但司法审查现在是一个历史形成的事实。我们必须会提问，司法审查权的正当性根据何在？如何防范司法权的滥用，走向司法政治主义？美国的建国者很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比如《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杰斐逊在1820年的一封信内就有论述。 以上是我对这门课的基本设想。今天这堂课我主要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博雅学院不是法学院，为什么要开这门课而且列为必修课？第二个问题，我们这门课基本上会集中在美国，所以同学们在一开始就必须明白，美国是一个非常unique的体制！即便是在西方世界内，美国也是独一无二的，而你必须把美国摆放在一个比较的视域内，要去看美国和英国、法国的差异是什么？这是我计划这一讲的内容，但今天课上有可能讲不完。 我先讲一下为什么博雅学院要开宪法课。大四年级的即将毕业了，我仍希望他们在毕业前补上这门课。我在组织上想要一种跨年级的讨论方式，所以将大一大二的学生也包括进来。我自己通常不太愿意讲重复的课，今年这次讲过后，我两三年内都不太想讲这门课，因此也比较希望培养一两个青年老师接着讲这门课。为什么博雅不是法学院，却还要给本科生开这门课？这里面有好几个理由。 首先，博雅教育虽然强调古典和人文，但博雅学院无意成为一个古典学院，所以我比较希望古典和现代能有一个平衡。而且归根结底，即便是投身于古典研究的人也必须具有一种现代的perspective，毕竟我们都是生活在现代的现代人，如果你对自己的生活处境没有一个基本的理解，你也不可能很好地理解古代。因为所有进入古代的人在背后都有他现代的问题意识，他研究古代必定带着他现代的问题，所以如果对现代的问题了无所知，必定研究不好古代。另外一点，我也希望人文和社会科学之间会有个平衡。因为每一部宪法都可以说是无所不包的。我将这门课定为五个学分，这就要求大家用更多的力气来学习这门课。从博雅课程的设置来说，我们一二年级通常不排社会政治的课程，我们希望先打好人文的基础再来读社会科学。所以我的这门课也有些破例，看看大一大二的同学们会是什么情况。 第二个原因，之所以要在博雅学院开这门课，坦白说我个人认为美国宪法非常有趣，有挑战性，美国宪法的许多案件，不太夸张地说就是一种高智商的语言游戏。我希望博雅学生可以去提出一些高段位的问题，思考一些根本性的东西。我在此先讲一个同你们学生有关，可以刺激你们的问题。美国法学法律界所有的最好学术期刊，都是法学院的学生编辑的，无论你是多大牌的法学教授，也包括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你文章的发表与否是由法学院学生来决定的。当然，美国法学院是研究生阶段教育，法学院的学生都是研究生，这即便如此仍是很惊人的，因为教授文章的发表权握在学生手中。从文史哲到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没有一个学科会是这样的。如果换到其他学科，那么教授们全都会跳起来，我的文章要你来决定是否发表，到底谁是学生，谁是老师，谁在教谁啊？只有美国法学法律界很不一样，法律评论刊物是有着百年经验的历史形成，《哈佛法律评论》是最早的，之后所有的法学院都跟着走，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学术评价体制。我们可以先说它的正面作用，美国法学院特别是精英法学院，确实起到了塑造国家精英的作用。法律评论期刊的学生编辑部是怎么形成的？以哈佛法学院为例，每年在二年级学生中招40位编辑，任期一般为一年，进入编辑部后，主编叫做president，普通editor则是在数百名学生中择优选拔出的，这是竞争很激烈的位置，进入法律评论的编辑部就表示你进入了最精英的阶层。在这门课上，你们会经常遇到美国法学院的知名教授和美国大法官，回头去看他们的经历都是非常一致的。在法学院读书时担任学生编辑，毕业后开始担任联邦上诉法院的法官助理，一年后，最优秀的少部分人有机会担任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助理，每位大法官可以配备四位助理，一年就约有36位大法官助理，通常任期一年。美国精英法学院的优秀毕业生在履历上是惊人一致的，他们在毕业后基本上就是三个去向，第一是美国最好的律师事务所，第二是进入美国的政府或政党系统既从政，第三是到法学院做教授。现在，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判词基本上都是助理拟稿的，所有判词的style都是一样的，无论是法律评论期刊上的论文，还是大法官的判词，都是不必要的冗长。法学院的学生说实话是没什么学问的，反而喜欢炫耀学问，如果你们去比较一下美国法律评论期刊与所有其他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杂志，就会发现法学论文最长，动辄上百页，脚注都有几百个，其实完全没有那必要。而美国大法官的判词也常常几十页、上百页，像美国法学期刊的文章。法律人说着一种非常独特的语言，有着本专业"语言的编码"。同学们刚开始读的时候会很辛苦，但读多了之后，我觉得比侦探小说还精彩。有些经典判词实在是神来妙笔，对照之下，就能看到我们当下讲宪政、民主时在语言上的贫乏，boring，empty！读大法官的判词时，我们要去思考他们是怎么写的，怎么组织语言，这是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语言游戏，而这就是法学院学生的生活方式，这是我比较希望同学们理解的一点。 不仅如此，虽然我们读的是美国的宪法案件，但毫不夸张地说，你们都生活在它们的笼罩之下，而且是在无意识状态中。比方说，博雅学院的学生每年如要报本科生的研究项目，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想要研究同性恋问题，我实在不明白，天下这么多事，何以只关心同性恋。你们压根不知道同性恋的问题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一个美国的问题，你拿过来有什么意思，不就是一个不入流的人跟着别人瞎起哄吗！我要求博雅学生应当通过自己的思考，首先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再去研究同性恋的问题。同性恋的问题在美国是生死之争，但在中国是不需要辩论的--同性恋、堕胎这些议题影响到了每个美国人的道德生活，但中国根本没有对应的问题。同性恋在中国是个时髦的东西，我2006年在北大教课，一大帮学生都是"同性恋"，他们实际上不是真的同性恋，就是觉得时髦，他们是文化人而不是自然人。所以你们要去想这种问题是从哪里来的以及问题背后的问题。 你们对美国宪法的学习不能停留在抽象中，我现在给你们两个case思考一下。先说第一个，一位15岁的女中学生怀孕，她在决定堕胎前是否要告知父母，如果换成一套权利的语言，就是父母有没有权利to be informed，而女儿有没有权利not to care her parents，这个案子怎么判？（王贾川：父母应有被告知的权利，但是否堕胎，是女儿自己的决定。）你这个态度等于没有做出判断，"两头翘"啊。（宋林鞠：父母有权利被告知，女儿在心智上尚未完全成熟，而父母更有能力去帮助她决策。另有几位同学表达了同宋林鞠相似的观点）。你们的观点在美国属于保守派！我每次在国内问这个案子都得到相同的答案，因为你们虽然表面上是自由派，但其实心里都是不折不扣的保守派，至少按美国标准都是保守派。美国法院对这类案件的判决很分裂，不光法官之间有分歧，同一位法官的立场也是摇摆不定。宪法在美国已经深入到每个人私生活的全部领域，而我们的问题在于并没有参与到这些原始的辩论，只是简单地把美国的话语拿来，却没有参与到这场辩论中来。而所有这些问题关系到我们到底要有一种什么样的moral life。 再说第二个case，一对年轻夫妇，妻子怀孕，但不想要孩子，准备人工流产，她有没有义务要告诉丈夫，或丈夫有没有被告知和征求意见的权利？这个问题就不用问男生了，问几个女生。（沈麟：妻子应该告诉丈夫；张天：应该）有没有哪位女生认为可以不告诉丈夫的？你们怎么都这么不女性主义？这么不自由主义？怎么都这么保守主义？！这个态度背后隐藏着一个问题，一个人到底是一个赤裸裸的个体，还是同他人处在某种关系之中，自由主义者相信个人就是彻底的个体，这样的人就会说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我的身体我做主，my problem，not your business。即便是父母，丈夫，没有人可以代替我，这是一个最强的自由主义argument。从这个角度来说，你们某种意义上都是保守主义的。当然，立场是一个问题，论证是另一个问题，这也是美国宪法有趣之所在，再坏的道理也要讲道理，你们一定要学会用这套编码语言。七十年代以来，美国宪法介入到生活的每一个领域，而中国跟着瞎起哄的后果就是，表面上我们每个人都成了自由主义者，但从心底深处思考的话，就会发现自由主义并不是你最终的立场而是多数中国人肯定是保守主义的，理解这一点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八十年代以来保守主义在美国打败自由主义的原因。自由主义在六十、七十年代实在攻势太猛，在堕胎和同性恋这些问题上攻城拔寨，但到目前为止，同性恋在美国宪法上从来没有合法化过，始终是一个激烈辩论的问题。我要告诉你们，所有理所当然的问题都是需要去追问的问题，这所考验的就是你们的思考能力。博雅学院排这个课是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实际上我们生活在一个美国主导的世界，这里面有很多好东西，但也有相当多令人不安的东西，需要我们思考，一个入手点就是去理解美国人自己的辩论，特别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激烈争论，而不要先把美国简单化。我希望中国的精英大学生都能有独立的思考，我们中国一直以来未能培养出思想家，打造不出美国一流法学院的精英，从现在开始，中国的大学应该以此为己任，我希望你们研究的前沿问题不是最新最时髦的，而是最原初、最根本的问题。这两个小case只是举例，我们在这个课程中会全面展开讨论。 我们天天都听到媒体在讲政治改革、民主、宪政，这中间包含了人们很多美好的愿望，但到底怎么个改革，政治改革是什么意思，要宪政、民主、自由，你到底要什么？大多数公知所说的政治改革就是我们应该像美国那样，所以我们也需要了解一个问题，美国到底什么样。说起民主这些词，绝大多数人脑海中就会有一个印象，但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是觉得像美国那样就好，但却说不出美国到底怎么样。通过我们这门课，我希望同学们对美国的基本宪制能有个理解。任何一个政治体制都包含着它本身无穷的问题，没有什么体制是完美，这本应是思考道德、政治和法律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一上来就想象一个完美的西方甚至是美国，这其实是最差劲的思考，只能说明你们根本就没有思考，不会思考！美国到底是如何选举的？为什么美国是两党制而不是多党制？为什么第三党永远无法赢得选举？美国如果是多党制，就有可能分崩离析。政治的根本问题就是能够集中政治意志，将很多不同的观点和利益都纳入一个可以决策的机制中去，以达到某种意义上的政治共识。如果所有人永远各说一套，那么就不成为一个政治社会。但对比一下，欧洲国家除了英国以外都是多党制。我下面要讲两个英国学者，站在他们的视角来看，美国的这套宪制是完全不可能运作的，白哲特就认为，不是美国的制度好，而是美国人比较好，如果不是美国人和美国思想，这套体制完全运转不起来。 还要说一下小组讨论的安排，我希望每次讨论的小组主持人都是轮换的，这样有利于大家的积极参与。讨论最好是跨年级的。低年级的同学要先读完《给我自由》和《美国的历程》，对美国的历史脉络有一个基本了解，否则后来的课程会比较难。而高年级的同学，我会布置一些更深入的阅读材料。 我这里要特别讲一下什么是宪政。我在课前已发给同学几个国家的宪法文本。你们看一下，比较美国宪法、法国宪法和英国宪法之间有何不同。从宪政的角度来讲，美国只有一部宪法，法国大革命两百年来共有15部宪法，法国不断地重新制宪，而不是修宪，而英国则连一部宪法都没有，这三个国家的宪法体制有着非常大的差异，美国的宪政在西方也是最特殊的而不是最普遍的。 我在课程大纲这一讲的参考书目列入了两本书，一本是格伦顿的《比较法律传统》，这本书的导论讲述了一点对中国学生来说非常重要的道理，实际上也是最简单的道理，但这简单道理似乎中国人最不能理解，这道理就是法律是最不可能简单移植的，因为真中起作用的法律制度一定是植根于一个政治社会的历史深处的，任何法律移植都要慎之又慎。比较法的目的不是比较出高低之别，而是要去理解法律生成的历史渊源，就是格伦顿这本书的核心观点。另一本是波斯纳的著作， 波斯纳虽然和格伦顿同为保守派，但很难得不为任何意识形态所拘，他著作等身，平均每年至少出版一本书，而且亲自上阵写法官判词。自由派中间，我则比较推荐桑斯坦。《宪法决策的过程》是我们可以用的美国宪法案例教科书，但这是多人合作翻译的，翻译质量参差不齐。而无论是格伦顿还是波斯纳的书，主要都是比较英美普通法和大陆法，基本不关乎宪法。关于比较宪法，我推荐了白哲特的《英国宪制》和戴雪的《英宪精义》。戴雪从1865年开始写《英宪精义》，这是美国南北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戴雪非常明确地批评了美国的宪法体制，但也预见到美国的宪制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力，成为争相仿效的对象。雷宾南先生的翻译非常用心，比如将parliament翻译为巴力门，以区别美国国会。 我们最后简单地来讲一讲白哲特的《英国宪制》。这本书的第一篇指出了关于英国宪制两种流行但错误的理论。第一种理论认为，英国的政体是三权分立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权力相互分开。虽然许多文献都这么讲，但这同英国的政治实践风马牛不相及。第二种理论认为，英国宪制之所以成功，原因就在于三权的相互制衡。白哲特主张，如要理解英国宪制，关键在于理解英国体制由两个部分组成，也即尊荣和效率两部分。效率的制度可以仿效，但尊荣的制度部分却无法照搬。在英国，尊荣主要化身为王室，这也是英国宪制最复杂的部分。我们往往会觉得，英国女王存在与否并不重要，因为女王在效率意义上是起不到作用的。但白哲特在第三篇内提到，若是没有尊严这部分，英国的整个体制就会分崩离析。而效率制度的核心在于三权合一，而不是三权分立。这样看来，王室代表着尊荣，而不是效率，议会则反过来代表着效率。在白哲特看来，一种宪制如要成功，必须达到尊荣和效率的两个目标，而且每一个古老的宪制也都历史地达到了这两个目标。这是非常深刻的观察，中国宪制改革的关键即在于此。 白哲特接下来批判了只注重效率而忘却尊荣的观念，或者认为尊荣部分需要掌握实权的观念。尊荣和效率担当着完全不同的功能：尊荣部分是整个社会体系的发动机，而效率部分则是要利用被发动起来的政治力量。比方说，乾隆皇帝下江南是非常必要的，体现中国政治的尊荣方面，具有非常强的政治意义，展示出在乾隆年间普天都在君主的掌控下，没有这种基于君主个体的展示，政治体制就不可能形成民众对帝国在心理上的向心力。另一方面，根据白哲特的讲述，英国政治效率的秘密在于立法和行政权的紧密融合。对照美国的选举制度，美国总统、参议院和众议院各有选举，相互间是平行和独立的，这是三权分立的典范；而在英国巴力门的选举中，多数党的领袖直接成为首相。英国没有三权分立原本应是常识，但问题在于孟德斯鸠搞错了，他认为英国是三权分立，正是因此所有的经典著作和理论都认为英国宪制的关键就在于立法和行政的分离，也让白哲特费了好一番解释的口舌。美国革命之前，美国人向来以自己是英国人而骄傲，因为英国是全世界唯一自由的地方。白哲特这本书讲到，美国人以为自己的三权分立是在学习英国，实际上一开始就是个错误，英国首相是议会的当然成员，他通过内阁将英国的立法和行政权结合在一起。英国不是三权分立，内阁实际上是立法机关的委员会，反过来，美国参众两院有无数的委员会，但它们同行政没有任何关系。英国宪制责任明确，但美国的制度却使得责任推诿成为轻而易举的事情。当然，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美国去反推建国初的美国，美国的宪制也是运转出来的，是在实践中发展而成的。根据美国制宪者的设计，最危险的分支并不是总统，而是国会，因此他们在国会条款上最多费笔墨，美国总统威尔逊是美国政治科学的奠基人，他的早期著作就使《国会政府》。无论如何，英美体制的最大差别就在于美国的立法和行政是全然分立的，英国人不能理解这样的体制如何运转。 而如果只从现代民主理论来看，我们也会认为英国的贵族院没有用，王室也没有用，有效率之用的只有下议院。但我们要看到本质，要看到内阁是起着连接作用的连字符，是用以固定的皮带扣，行政和立法因此完全结合在一起。英国内阁在理论上是由巴力门选出来的，但它在组建后却又有解散巴力门的权力。当人民要求改变时，英国议会可以随时听从人民的召唤进行大选。相比之下，美国宪法规定了国会固定的任期，无论参议院还是众议院，即便为民意所抛弃，也要把固定任期做完。 关于英国内阁，最突出的特点是人们对它知之甚少，内阁会议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秘密的。即便是在最动荡的时候，下议院也很少要求宣读内阁的会议记录。就好像美国最高法院最多在开庭时有录音，但绝不准录像。英国王室的档案也是秘密的，不要以为民主政治就只有公开性，完全无秘密的政治实际上是无法运作的。当然，现代的英国内阁和美国最高法院比以前更为公开，从前美国人大约只能在仪式性的场合见到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他们是国家尊荣的一部分。 我们今天并不难理解白哲特第一篇对效率的讨论，直至今天，英美体制仍是如此，而讲尊荣的篇章就比较难懂。白哲特在第三篇内讲到，英国人会把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当做是重大的政治事件，英国人民对威尔士王子的婚礼表现出巨大的热情，这是一种孩子气的感情，也是一种实际上更接近人类本性的感情。人类的一半是女性，而女性对婚姻的兴趣要远远超过对政治的兴趣。只要不是极少数的愤世嫉俗者，大多数人都愿意看到一个美丽的童话，以此点缀严肃世界的干瘪场景。王室婚礼是一个婚礼这件普通事的华丽版，因此可以吸引无数人民的注意力。在美国也同样如此，林肯遇刺后，美国人都知道英国女王写给林肯夫人的信件，但对英国和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却基本不懂也不求甚解。在日常政治的一堆混乱无聊的俗务之间，女王这类事都是可以为人们理解的自发情感。王室的家庭事也是如此，这些漂亮美丽的事件让政治事务变得甘甜，这些事件看起来同政治不相干，但它们可以深入人心，占据人民的思想。用白哲特的话，君主制将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个做有趣事情的人身上，而共和制则把注意力分散至很多都在做聊无趣味事情的人上。现在看来，白哲特对英国尊荣制度的经典描述，至今仍适用。 我们今天这一讲还没有机会去讲戴雪的书， 下次课我们继续。我希望同学们可以人手一册白哲特和戴雪的书，它们是理解英国政治的关键，也是理解英国和美国差异的关键。 今天讲到这里。 

原摘要：独立战争前后美国各州掀起了民主浪潮，城乡劳动大众积极参政，威胁到了资产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急欲通过制定一部新宪法来改造中央和地方的民主政体，以解除民主对财产的威胁。美国宪法所贯彻的分权与制衡原则，是对人民主权原则的反动：分权，就是对本应完全属于人民的权力进行分立；制衡，就是对本应至高无上的人民的意志或权力进行制衡。当人民欲行使主权保护自己免受财产或资本的压迫侵害时，其权力就会因为被分立而遭到制约，以至于无法实现目的。一小撮制宪代表背着广大人民制定出宪法，然后又进行突然袭击，得以在大多数人民不了解甚至持反对态度的情况下将宪法通过。看似矛盾的"强政府"与"弱政府"在宪法中竟水乳交融，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流氓本性。议会立宪政体的作用不可高估，社会阶级力量之间的对比与紧张绝非其能永久约束。集宪政、屠杀、"新自由主义"于一体的皮诺切特模式，是美国宪政思想在20世纪最重大的发展与创新。 -- 以美国宪法为支柱的美国民主政体，历来被视为民主制度的典范。 曾在美国制宪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的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对宪法所体现的人民主权原则曾做出如下经典评价："（美国）政府直接起自人民，是以人民的名义奠立起来的，......联邦政府的确是一个人民的政府，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它都是来自人民的。它的权力授自人民，直接行使于人民的利益......它是全民的政府；它的权力受自全民的委托；它代表全民，并且为全民工作。"[1]后来林肯的名言"民有、民治、民享"，更是视为对美国民主政体的最佳概括。 现在若是有人断言，当初制定美国宪法的目的是用来"阻止民主的冒失表现"[2]的，或者美国宪法遵循的原则是"应该这样组成政府，使富裕的少数人得到保护，不受多数人的侵犯"[3]，对此人们一定会坚决反对。但令人吃惊的是，这番言论竟然是分别出自美国"宪法之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詹姆斯·麦迪逊之口的。果真如此吗？确实如此。判定美国宪法的本质，汉密尔顿与麦迪逊肯定最有资格。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重新对美国宪法进行考察。制宪运动的推动者是哪些社会集团？制定宪法的原因和目的是什么？宪法是怎样被制定出来的？宪法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宪法是如何通过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明白宪法为何被汉密尔顿与麦迪逊称作是反民主的。   一、制定宪法的动机：解除民主对财产的威胁   （一） 当代资本主义与民主制共存的稳定局面，令世人以为资本主义与民主是与生俱来互为表里的。其实不然。 财产私有制与民主制的矛盾，占社会少数的富人与占社会多数的穷人的矛盾，由来已久，一直难以调和。[4]众所周知，早在两千多年前，当"民主"这一概念刚刚诞生于古希腊的时候，亚里士多德便在其名著《政治学》中系统明确地表达了有产阶级对民主的恐惧：民主意味着人民大众的统治，就是占多数的穷人对占少数的富人的统治。自那时起，有产阶级始终视民主为洪水猛兽。 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从中世纪社会内部萌生壮大起来的，资产阶级继承了传统有产阶级对民主的敌视。通常人们将第一场资本主义革命英国革命称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是毫无道理的。反对君主专制，并不必然意味着支持全民民主。 在圈地运动中形成的英国资产阶级，当时有两个对手：第一个是反抗圈地的农民；第二个是专制君主，国王一方面向资本家乱收税，另一方面又不积极配合资本家掠夺农民，招致资本家的反对。为了掠夺农民，先要制服国王；为了制服国王，先要利用农民。这就是资产阶级的如意算盘。资产阶级--或者说被资产阶级独占的议会--摆出了为民请命的架势，哄得并依靠农民的支持，推翻了国王。推翻国王后，农民--平等派提出了民主要求：获得选举权，分享议会权力。资产阶级则坚决反对以维护自己的选举特权。双方--克伦威尔的独立派与平等派--的争执，以1847年的普特尼辩论而著称。斗争最后以克伦威尔将平等派彻底镇压而告终。资产阶级反对君主专制，更反对全民民主，其目标仅仅是建立由其独享的议会寡头统治，这就是英国革命的实质。此后两百年，资产阶级凭借其议会寡头暴政，掠夺农民[5]，压榨工人，成就了第一个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大众获得选举权，那还是宪章运动之后又经过长期议会改革才实现的。 （二） 敌视民主，开国之初的美国统治阶级也不例外。[6] 独立战争前后形成的民主浪潮，在近代历史上第一次使参政权利扩大到大多数普通民众身上，或产生了这种可能。这一民主浪潮威胁到了各州富人绅士们的财产权，为此他们急欲通过制定新宪法来解除这一威胁： "革命消除了英国政府的压制，因而旧殖民地农民，负债者和擅自占地者对商人，投资者以及大土地所有者的不满情绪重新燃烧起来，一些州的下层社会利用了新建立的民主体制，有产阶级感到十分恐慌，制宪会议的参加者一心想建立一种政府，不仅能够管制商业，并偿付债务，而且能够防止通货膨胀，坚持执行法律并制止谢斯叛乱一类的暴动。"[7] 革命时期的美国还是个农业国，居民的大多数为小农，农民以及城市平民是反英运动和战争的主力军。[8] 上层统治阶级是大地主、大商人、银行家、种植园主、船主、制造业家等，这些"较优裕阶层在穿着，语言，举止和教育方面都与大众截然不同。革命前的效忠派同后来的联邦主义者之间在蔑视民众这一点上有与上层社会一脉相成的纽带"[9]。这些正在成长中的资产阶级，尽管没有正式贵族身份，但是却依然以贵族自居，这类似于当时英国统治阶级所一身兼具的贵族和资产者的双重身份。 富人绅士们对民众极度藐视--愚民--的同时，又极度恐惧--暴民，将民众排除在政治体制之外，是他们的一贯目标，但是，为了赶走英国统治者，他们不得不冒险去借助民众的力量。既要民众起来为其卖命，又要民众不自行其是而危及其统治；只要独立战争，不要社会革命。这一平衡在实践中是很难掌控的。 反英斗争自1760年代兴起后，日渐高涨，平民大众不管在议会内还是议会外，都爆发出惊人的力量。[10]先是群众性反英运动爆发，继之《独立宣言》发表，随后各州开始制定（州）宪法、组建新政府，民众积极地参与到这场改革中去。同过去相比，选举权在各州都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扩大。[11]各州宪法大都遵循立法权至上的思想，立法机构在新政体中居于支配性地位： "首批建立的州政府，并不是众多革命领袖所向往的那种'平衡的'或'混合型的'政府。在外部形式上，这些新政府的结构就像旧式的殖民地政府一样，但是权力平衡发生了根本变化。几乎所有的职位，包括最高法院的职位，都变成了经由直接或间接选举而产生。总督的权力几乎全被取消了。根据当初的设计，新参议院的作用之一是制约立法机构中的人民院，但实际上，由选民选举的参议员既没有殖民地时期议会那样大的权力，也没有那样高的威望。在各州，成为最终权力的是人民院--下院，以及选举下院的选民们。"[12] 而没收亲英分子的财产、废除长子继承权等措施，也可能促使财产的分布更趋广泛，进一步增强了民众的力量。 富人绅士们固然反对英国的横征暴敛，但如果整个社会换由平民百姓来统治，这就更为他们所痛恨。他们唯恐新的议会改革与民众运动浪潮相结合，形成一种威胁其利益、动摇其统治的民主政体。 在宾夕法尼亚州，民众的力量格外强大。早在1774年独立战争还没有爆发时，费城（宾州首府）的富翁古维诺·莫里斯--1787年联邦宪法的定稿人--就已经开始担心民众的反英运动了： "一般民众......开始运用他们的思想和理智了。这些贫贱可怜的爬虫啊！在他们看来，此时是一个春生万物的早晨，他们挣扎着蜕去冬季的甲壳，全身沐浴在阳光里，我敢向你保证，当正午来到以前，他们准会磨着牙咬人。......那么，原有的贵族政治只好寿终正寝了。"[13]在那个资产阶级还以贵族自居的时代，公开诋毁辱骂人民大众是家常便饭，不像后来资产者对此在幕后时才会坦言。 莫里斯的担心很快变成了现实。赶走英国统治者后激进派在宾州占得了上风，原来饱受东部沿海地区富人排斥的内地农民争得了选举权。1776年宪法进一步规定，凡交过人头税的成年男子即有选举权，议员的被选举权也没有财产限制，这已经接近普选制了。激进派反对采用由行政首脑（即君主）、参院（即上院、贵族院）、众院（即下院、平民院）构成的所谓的"混合政体"，主张"在美国，人们只有一个等级，所以......政府中他们应该只有一种代表"[14]，因此应该组建"大众政府--有时称为民主政府，或共和政府"[15]。新政府最终抛弃了两院制，改为一院制（佐治亚洲亦如此），且不设州长一职，行政职责由一委员会担当，委员会选举主席，并受另一个委员会的监督。新宪法被保守派称作"一群愚昧不堪的暴民的政治纲领"[16]。一位保守派诗人曾用如下诗句来表达对民众参政的不满： "晚上躺下时还是泥水匠和木工，早上一起身却成了来喀古士和梭伦。"[17] 农民与其他的平民大众也认为自由与财产有关，但与富人对自由的理解又有所不同。农民们认为经济上的独立和自主才是人的自由的先决条件，[18]这就需要每个人都拥有适量的财产，否则财产若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必定会令无财产的多数人成为他们的附庸。[19]必须使财产广泛分布，避免贫富悬殊局面的出现，才能确保一个自由人的社会。个体小私有者要利用已争得的民主这个武器来防止富人大私有者对他们的财产进行掠夺，避免使自己堕落为无产者从而失去自由。这样的观念甚至被写入了宾州宪法草案[20]中： "授予少数个人以大部分财产对人民权利来说是危险的，对人类的共同幸福是有害的，因此每一个自由州都有权依据自己的法律阻止这种财产的拥有。"[21]这样，对富人的财产权的约束成为保护平民的财产的前提。在富人眼中，民主是其自由和财产的威胁，而在平民大众眼中，民主则是其自由和财产的保障。 这些观念并不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发战争财是富人的一贯传统："在整个独立战争期间，美国富人和穷人之间一度被抑制的冲突和斗争一再重现。埃里克·方纳称这场战争是'一个使殖民地一部分人获得了巨额利润而使另一部分人生活无比艰难的时代。'"[22]当时宾州的富人也不例外，他们鼓动人民到前线去为其流血卖命，而自己却在后方哄抬物价大发其财。人民肯定不会认可他们流血牺牲就是为了让商人们抬高物价以从他们身上榨取更多的油水。1778年宾州议会制定了限价法令（其他州也有类似做法），次年又成立了专门的执行委员会来对付大商人。这与1793年巴黎的无套裤汉的作法差别不大： "在有着深刻的阶级、种族和宗教分歧的宾西法尼亚......建立了我们历来在美国所曾有过的一种同'无产阶级专政'最相近似的制度......战争期间，宾州议会花费在掠夺托利党人、压制奸商和迫害耿直的反对派方面的精力，要比花在支持革命上面的更多。"[23] 富翁罗伯特·莫里斯（并非前面提到的古维纳·莫里斯，不过同样是后来制宪会议中的重要人物）在他的一船面粉被没收时发出了强烈地抗议："不容许一个人照他自己的意思，根据他本人认为合适的条件处理属于他自己所有的财产，那实在是违背自由的原则。"[24]另一位宾州人士在写给杰弗逊的信中说："如果你在这个州，你一定会诅咒它。这个政府的支持者是一群没有任何高尚品格的工人。"[25]富翁詹姆斯·威尔逊（反对控制物价和1776年宾州激进宪法，后来制宪会议的主要成员之一）的豪宅是保守派的大本营，1779年10月，激进派与保守派双方甚至曾在此爆发了激烈的武装冲突。 宾州在当时并非是特例。在马里兰州，经过统治者们的努力，类似宾州宪法那样的民主宪法最终没能获得通过。但是畏于曾经发生的民众骚乱，当局还是做出了让步，立法增加了对富人的赋税，准许债务人用纸币偿还债务（下面将会看到这类做法的影响在日会更加突出）。富翁查尔斯·卡罗尔对此解释道："许多聪明善良的人向非正义低头，屈从于流行的异端学说及错觉妄想，这实出于无奈。"[26] 在弗吉尼亚州，新的州宪法制定后，著名的激进派理查·亨利·李认为由于代表人民的众议院力量强大，本州的新政府尽管"有一个州长，有另一个立法机构（指参议院--引者注），但仍有很重的民主意味"[27]。对此，保守派则是另一种态度，1776年兰登·卡特在致华盛顿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我只需告诉你我所听到的关于独立的一种定义：人们期待着成立一种政府，不受富人支配，人人都能为所欲为。"[28] 1775年3月在南卡罗来纳州，当时的总督对时局做出了如下描述： "有产者终于开始领教人民的多头权力了。迄今为止，芸芸众生一直驯顺地任人利用，其巨大的数量和偶然的骚乱成了支持美洲殖民地提出要求的后盾。现在他们发现了自己的力量和重要，再也不轻易受从前的领袖们摆布了。"[29] 在北卡罗来纳州，部分民众曾以如下言词表达了对民主的渴望："你们必须竭尽全力，建立一个置于北卡罗来纳州人民权力之下的自由政府，一个必须是不折不扣的，尽可能是民主的政府......在确定政府的根本原则时，你们必须反对每条偏袒贵族的，或由富人和要人掌握，用以欺压穷人的条文。"[30] 马萨诸塞州则是另一种情况。1774年，波士顿的无套裤汉--工人与工匠等城市平民起来赶走了英国统治者。旧政权垮台了，旧秩序崩溃了，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是无套裤汉的天下，还是资产者的堡垒？[31]1775年，约翰·亚当斯惊呼"拉平之风如此盛行"[32]，"这种思想--财产不像上帝的法那样神圣，一旦被社会所接受......混乱和暴政就开始了"[33]。1776年，马州保守派的另一重要人物埃尔布里奇·格里（后来的制宪会议的代表）发出了同样的抱怨："本殖民地的许多地方都出现了令人惊恐的征兆，在一部分人的头脑里，私有财产的神圣意识在日益淡薄。"[34]这种情况下，亚当斯担心："倘使民主分子多分得一些立法权，即让他们在立法机构中起支配作用或占优势，......他们就会通过表决剥夺你们的财产。"[35] 决不能让激进派将暂时的民主放纵进一步巩固为制度化成果。无奈无套裤汉人多势众，不能与之直接对抗，富人老爷们不得不绞尽脑汁，运用了"高超的手腕"[36]，才恢复了秩序。激进派曾起草了一部宪法，但被拒绝。"通过巧妙的勾结，'富而有才'的贵族挫败了这个计划，代之以一种步步为营地确保财产所有权和特权的体制。"[37]在议会之外，专门成立了一个制宪会议，"富而有才"的资产者运用拖延战术和和种种伎俩，到1780年终于通过了由亚当斯起草的新宪法。资产者得逞了："1780年宪法是律师和商人的法规。其目的是要......保护财产不受民主......的侵袭。"[38]马州宪法成为后来联邦宪法的模本。[39] [40] （三） 战争结束后，民主对资本的威胁并没有随之消失，在邦联时期又再度加剧。[41]1785-1786年间，美国农民大概普遍地陷入到债务危机之中（各州情况不同，有的可能早已如此）。债务危机形成的具体原因和过程，笔者在此还不能详细论述，但是农民债务负担的沉重则是不争的事实。大概当时各州的农民大都靠借债维持经营，而此时恰恰出现了严重的通货紧缩现象，农民要想获得足够的硬币按期偿债是非常困难的。农民--债务人并不认为自己经过浴血奋战赢得独立后却要为还债而破产是理所当然的，他们纷纷要求立法机关准许延期偿债，甚至要求发行纸币，用纸币来还债（看来如果身负重债，那么通货膨胀就可以因使债务贬值而变成好事）。这自然招至富人--债权人的反对，他们可不想改变当初的契约，换回一堆早已或日后将要贬值的纸币。但在农民的压力下，有七个州发行了纸币（前面讲到，早在战争期间马里兰州议会就通过了有利于债务人的法案）。在罗得岛州，债务人完全控制了议会。该州通过以土地作抵押的方式将纸币贷给农民以还债，并强迫债权人按纸币的票面价值接受。若债权人拒绝接受，债务人只须将纸币存放到法官那里就证明偿还债务了。[42]富人们自然是叫苦不堪。作为财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契约权就这样遭到了各州议会的藐视。[43] "财产是多么地无保障啊"[44]！富人们抱怨道，"人不能为自由和生命而联合，他们只能为保护财产而联合"[45]。 约翰·马歇尔后来称正是纸币运动促成了制宪运动[46]： "（当时各州）变更债务人与债权人的相互关系的权力，干预契约的权力，触及了所有人们的利益，而且统制了每一个人在他以为可以独立处理的事情上的行为；这种权力当时曾被各州滥用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干涉到社会的正常往来，并且破坏了人与人的一切信用。这种错误如此严重，如此惊人，不仅破坏了商业来往，威胁了信用的存在，而且侵犯了人民的道德，破坏了私人信誉的尊严。阻止这种邪恶的蔓延......是大家希望从政体的改革中得到的重大益处。"[47] 富人们坦言："那种流荡在所有阶级中的热情曾鼓舞我们在1774年和1775年去选择自由，现在这种同样的热情又促使我们来拥护政府。"[48] 自独立战争前就已形成的民主浪潮，富人绅士们至此再也无法忍受下去。在各州，民众力量相当强大，议会对契约滥加干预，极大地损害了他们的财产和利益，他们对此基本上是难以抗拒。而在邦联，由于无权干预各州事务，也不能对他们提供保护。富人绅士们渴望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地制约各州"疯狂的民主"。[49]不是为了维护民主，而是出于对民主的恐惧，才导致了新宪法的制定： "美国的宪法运动不是民主革命和反英体制的结果，而是对民主强烈反作用的结果。"[50]     保守派呼吁，"我们需要从民主中被挽救"[51]出来！ 现在人们习惯于将邦联时期看作是漆黑一团的"危急时期"或"混乱时期"[52]，多亏开国元勋们制定了宪法，建立了新联邦，才挽救了整个社会。但是宪法之父麦迪逊并不这样认为： "（制宪会议的召开--引者注）不是由于邦联没有充分实现自己的直接目标而自然产生的全国情势和影响"，相反主要是因为另"一种严重的祸害"，即"各州法律的变动无常......这些法律的不公屡见不鲜，而且昭然若揭......我深信，我可以确切地说，来自这方面的弊端更多地促成了产生这次制宪会议并为全盘改革作了广泛的思想准备的那些忧虑。"[53] （四） 此时，在马萨诸塞州发生的事件更是令富人绅士们胆战心惊。前边已指出，战争期间保守派在马萨诸塞州好不容易才控制了局势，制定了一部有利于自己的宪法。战后州议会为了偿还战时本州发行的公债（这多为富人持有），向农民征收的税额高达其收入的三分之一。除此之外，农民还担负着沉重的私人债务。如果无力偿债，农民就只好在财产被抵押和坐牢之间进行选择。农民纷纷请愿要求发行纸币："除非发行纸币或制定其它媒介物，使我们能偿还赋税和债务"[54]，否则将会有一半的农民破产。州众议院迫于压力曾做出了发行纸币的决定，但遭到了参院的否决。到1786年秋天，农民以"一个绝望的债务人"[55]丹尼尔·谢司为首举行暴动[56]，要求发行纸币并改组参议院。[57]州议会缺乏进行镇压的武装力量，甚至邦联也没有常备军，面对马萨诸塞州的求援无能为力。幸运的是，暴动者并没有由"一个凯撒或克伦威尔来领导"[58]。富人们仓促集资组建了一支军队，再辅以阴谋诡计，终于"勉强"将暴动镇压下去。 "谢司叛乱并没有持续多久，但保守分子却吓破了胆，于是才支持制定美国宪法。"[59]邦联的弱点在此事件中暴露无遗。富人们决心摆脱掉软弱无力的邦联，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以保证其财产的安全，并同时剥夺个州的民主权力。亨利·诺克斯将军在致华盛顿的一封信中表达了各州富人们的共同忧虑和要求： "叛党......看出了政府的懦弱......他们决定使用自身的力量借以挽救自身的贫困。他们的信条是：'合众国的财产是大家共同努力从英国人手里夺回的，因而它必须成为大家的共有财产。反对这个信条的就是平等和正义的敌人，必须从地面上除掉。'总之，他们决心取消公私的债务，并且已经拥有种种土地法，这些法律是很容易用那些没有准备而无论如何算是法币的纸币来实现的。......这种可怖的情况业已威胁了新英格兰的每一个讲原则、有财产的人士。......怎样避免无法之徒的强暴呢？我们的政府必须加强、改革或改变，俾能保障我们的生命和财产......我们必须有一个特殊的稳定的政府。"[60] 谢司暴动及其失败，可能一方面削弱了民众的力量和意志，另一方面促使富绅在被暴动震惊的同时，挟镇压成功之势，开始全力推动新宪法的制定。 （五） 除了不能制止州议会对财产的侵害外，还有几种因素也令富人老爷们对邦联不满，在此只做简单的介绍。 战争时期，大陆会议和各州曾发行了大量的各种形式的证券。据1789年统计，需要偿还的公债本息合计达六千余万美元。而邦联自己没有收税权，财政上依赖于各州，连公债的利息都很难按时偿还。公债市价因此跌至了票面价值的六分之一甚至二十分之一。下层民众因生活困难早已将证券出售，公债大都以极低的价格流入富人和投机家之手。联邦成立后，公债连本带息全被偿还，公债持有者至少比在邦联时期多增加了四千万美元的财富，这对于当时仅有300万人的美国来说决不是一个小数目。一个自行拥有收税权的中央政府对公债集团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61]公债集团被称作制宪运动的"动力中的动力"[62]。辛辛那提会是由军官组成的带有贵族倾向的政治团体，同时也是公债集团的组织。一位法国代办曾指出，由于辛辛那提会的成员"是公众的债权人，所以对建立一个坚强的中央政府感到兴趣"[63]。辛辛那提会在制宪法运动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出席制宪会议的55位代表中就有27位是其成员。[64] 战争期间，美国的制造业刚刚起步，此时迫切需要政府的保护和扶持来抵御英国商品的竞争。无权过问国际间贸易的邦联是不能满足其要求的。商业和航运业集团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而在西部的土地投机者也需要中央政府的支持。 前边已详细介绍过的货币--债权人集团，与公债集团、制造业集团、航运和贸易集团，即各农、工、商、金融资本家集团（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将这四个集团统称为"动产集团"），强烈地要求剥夺各州的民主，废弃邦联，建立一个中央政权来保护他们的利益。   二、宪法制定的过程   依照《邦联条例》的规定，宪法的修改程序是：先经国会提议，然后交由各州议会批准。但令富绅们苦恼的是，他们在国会和各州议会还缺乏足够的力量来按照法定程序到达目的，因为广大民众并不像他们那样憎恶现状。因此，他们只好另辟一条修宪道路，既要尽量避免民众的参与，又要在形式上不丧失合法性。在这方面他们的智慧是不缺乏的，毕竟有产阶级几千年的统治历史已令他们积累了足够的经验。 1786年9月，弗吉尼亚州议会邀请各州在安纳波利斯为商业问题召开会议，与会的仅有五个州。显然修宪者们不能通过这次会议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但最后汉密尔顿与麦迪逊力劝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邦联召集一次新会议来对邦联条例进行修改。会后不久，被谢司暴动吓坏了的富绅们，加紧活动促成会议的召开。1787年2月邦联终于做出决定，邀请各州议会派出代表于1787年5月汇集费城，对邦联条例进行修改--但决不是制定一部新的宪法。 于是富绅们极力使自己的代表能够出席此次会议。而另一方面，"由于群众的疏忽，无知与漠视，也由于各州议会相信自己可以通过批准权力以行使最后的决定权，热心的活动分子便大获其利"。[65]后来宾州的反宪法派即称本州的代表根本没有代表性，全是费城的富翁，没有一个代表农民。[66]独立运动时期著名的激进分子都未能出席此次会议，马萨诸塞州的塞缪尔·亚当斯未能当选为代表；弗吉尼亚州的帕特里克·亨利（"不自由毋宁死"的名言即出自其口）虽然当选为代表，但他早已怀疑会议的动机，因而拒绝出席；托马斯·潘恩正准备返回英国。由债务人控制着议会的罗得岛州，干脆反对召开会议，拒派代表参加。对此，罗得岛州的债权人只能表示失望。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主要有数类"动产"集团的利益在邦联期不能得到保障，出席会议的55名代表，多数与这些集团有关。根据比尔德的统计，55名代表中持有公债的不少于40人（其中24人数额在5000美元左右或更多）；债权人集团不少于24人；奴隶主集团至少有15人；土地投机者不少于14人；工商航运至少有11人。而且代表们多为律师，并来自动产集中的沿海城市。"大多数代表，最少有六分之五，对于他们在费城的努力结果都有直接的个人利益的关系，而且都曾由于宪法的通过或多或少地获得经济利益。"[67]  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曾相信在宪法的支持者当中，汉密尔顿和本杰明·富兰克林是两个例外，因为他们的个人利益与宪法的通过没有什么重大利害关系。但是后来人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汉密尔顿素负清廉之名，但是宪法批准后担任新政府的财政部长期间，他却被指控帮助亲戚朋友进行证券投机（其中包括在制宪会议上起过重要作用的罗伯特·莫里斯）。后来被历史学家们发现的文献证明当时这些指控绝非捕风捉影。[68]至于富兰克林，制宪会议结束后不久，他在一封信中写道： "我的这些债券现在跌值了，但是我希望而且相信，一旦我们的新宪法成立之时，它们将会得到补偿。我贷与旧国会以价值三千英镑的硬币，并且取得一些债券，规定利息为六厘，但是我多年没有取得利息了。现在我如果将本金出卖，每镑却不能卖到三先令四便士，仅值原价的六分之一。"[69] 制宪会议期间，富兰克林原本一直反对新宪法，但是最后行将表决时，他却态度突变，转而主张接受。这一突变是否与其拥有大量债券有关，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当然，对于"追求个人利益"，也不应该做过于狭隘的理解。代表们与那些与其财产方式和生活经验相同的人有着共同的"利益和情感"（麦迪逊语），他们的个人利益与其所属的阶级的利益是难以明确分开的，他们维护自己的利益常常就是在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反过来，通过维护本阶级的共同利益更能保护他们的个人利益。 比尔德的上述研究触怒了许多人。历史学家福斯特·麦克唐纳声称，"任何人在企图主要根据或仅仅根据代表们所代表的经济利益来重写《美国宪法》诞生的历史时，都将发现事实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但是，"罗伯特·麦圭尔和罗伯特·奥斯菲尔特使用麦克唐纳当年反对比尔德时使用的数据，对证据进行重新评价。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比尔德的解释实际上是对的，参加费城宪法大会的代表，在投票时依据的是经济上的自利"。[70]   如前所述，有产阶级对民主的痛恨已无以复加，制宪会议的代表们作为有产阶级阶级的核心成员[71]，肯定不愿让外界了解会议的目的和进程，以防外界对会议产生影响。会议采取的第一项措施就是严格保密，禁止向公众开放，不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向外界透露会议的消息，甚至不许会议作辩论记录。今天人们常常把宪法看得神圣无比，但从代表们作为来看，制定宪法无非是件见不得人的勾当而已。好在麦迪逊曾在会议上作了秘密记录，并在其死后发表，使人们能够对当年会议的具体情景有所了解。 做完这一切后，代表们将原来国会和州议会授予他们的仅限于修改邦联条例的权力置之不理，自行决定为美国人民制定一部新的宪法，会议因此才变成了制宪会议。没有什么代表性的数十个人，擅自来决定"我们美国人民"的前途，这无异于一场政变。[72]如果制宪者们当初就向公众申明自己的意图，会议能否召开还是个未知数。后来在回答人们对会议的越权行为的指责时，麦迪逊称严格遵守现有法律规定，将会"使'废除或改变政府，使之最有可能实现他们的安全和幸福'（见《独立宣言》--引者注）这项人民的最崇高的权利有名无实。"[73]不过下面我们将会看到，以革命或变革的名义采取行动的代表们，恰恰是通过制定一部新宪法，设计了一个保守的体制，来防止将来人民通过变革捍卫自己的利益--也就是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手段是革命的，目的是保守的。富人放火是善，穷人点灯是恶。 解决了以上问题后，代表们正式开始宪法的制订工作。通常人们认为代表之间存在严重的分歧，在经过了激烈的斗争后，才达成了妥协。不过，在维护财产和限制民主这一方面，大多数代表倒是没有太多的分歧，因此他们在这方面没有发生什么争论。冗长的辩论，大都发生在州代表权和政体细节问题等方面。 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宪法的核心内容，也是代表们很少发生实质分歧的地方。   三、积极的权力--保护和扶持资产阶级的财产   宪法赋予联邦政府以巨大的权力。 如前所述，各州"疯狂的民主"让富人绅士们尝尽了苦头，代表们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会议第一天，弗吉尼亚州州长埃德蒙·伦道夫就对代表们说："我们的主要危险来自（各州）宪法中关于民主的条文，我视为不容置疑的一条格言是，由人民行使政府权力将全吞噬其它部门。"[74]此后他又称："合众国的弊端的起源......谁都认为在于民主的狂放。"[75]代表埃尔布里奇·格里则说："我们经历的弊端，都是由于过分的民主。"[76]这些言论就是会议代表们的典型观点，至于宪法之父汉密尔顿与麦迪逊就更不用说了。 因此，首先必须要将州议会的权力集中到联邦，使各州不能再为所欲为。当时州议会侵害财产权的具体表现就是通过延缓偿债和发行纸币来干涉契约。宪法的第一条第十款，用自上而下的禁令的方式剥夺了州议会侵害财产和契约的权力： "任何一州都不得：......铸造货币；发行纸币；使用金银币以外的任何物品作为偿还债务的货币；通过......追溯既往的法律或损害契约义务的法律"（本文引用的宪法译文，全部引自李道揆的译本，见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这一条款、尤其是后两句，与宪法的其他内容相比极不谐调，在今天看来，有点莫名其妙。但在当时，这一禁令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77]，因为一禁令事实上剥夺了债务人通过立法机关保护自己免遭富人掠夺的权利。 "不知道第一条第十款的重要意义，就不能回顾当时的历史"，[78]马歇尔对之评价道。马歇尔对"当时的历史"的具体描述，前边已引用过了，不再重述。 汉密尔顿讲到："在比较开明的人士看来，这（即第十款）在宪法上并非无足轻重的一项。各州议会对私人契约的妄加干涉，已使许多人受到损害而且加以严重的诅咒；宪法如果规定了一项保障，必会受到这些人们的热烈拥护。"[79] 威尔逊则对第一条第十款感叹道："不幸的经历以高昂的代价教育了我们，这些限制有多么珍贵。"[80] 南卡来罗纳州代表威廉·戴维用更简单的话表达了他的看法："这一条款是宪法里面最好的条款......我认为就是这一款才使这部宪法成为这个国家钟爱的宪法。"[81] 马里兰州的卢瑟·马丁是极少数反对此项条款的代表，理由是： "往往会有这样的时候，社会上发生了重大的灾害而且缺乏硬币，从而政府为要保护对自己最有用处的公民，不能不采取一种干涉的手段，通过一些法律，全部或部分停止法院的判决，或允许债务人分期偿债，或依照合理的公平的价格将财产转让给债权人。在这样的时候，许多州乃至所有的州都必须采取这样的立法，以防止富有的债权人和有钱人毁灭全部贫民甚至勤奋的债务人。"[82]马丁反对债权人以严格履行契约为由来掠夺人民，他最后没有在宪法上签字。 通过第一条第十款，民主对财产的最直接的威胁被解除了。 谢司暴动的教训代表们并没有忘记，联邦将有权组织常备军，"以执行联邦法律，镇压叛乱"（第一条第八款），或"应州议会或州行政长官的请求平定内乱"（第四条第八款）。而对于当时靠自己武装起来赶走英国统治者的美国人民来说，一支脱离人民的常备军无疑是对公民自由的威胁。 宪法第一条第八款规定："国会有权：规定和征收税金、关税、输入税和货物税，以偿付国债，提供合众国共同的防务和公共福利。" 公债集团的愿望在此处得到了满足。不仅如此，富人的利益还得到了更大的眷顾。由于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直接税税额须按各州人口的比例分配，使直接税的负担根本不能落到拥有更多财富的富人身上。直到1894年，美国国会才第一次通过了所得税法案，但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在新政体内的作用后面有详细论述）以所得税属直接税为借口于次年将其推翻。又拖到1913年，等通过了第十六条宪法修正案后，这一情况才得以改变。 既然如此，税收的来源主要就得依靠间接税和关税，这样负担最终就落到广大普通民众肩上。利用税收劫贫济富是各国扶植资本主义发展的通用手段，资产者一向就是只愿政府为其服务而向其征税的。 既便如此，代表们心里还不踏实，又在第六条中再次强调："本宪法采用前订立的一切债务和承担的一切义务，对于实行本宪法的合众国同邦联时代一样有效。"对这一条款只有一个代表持有异议。联邦政府成立后，汉密尔顿们忠实地履行了对投机家们的承诺。 第一条第八款还规定："国会有权：管制同外国的、各州之间的和同印第安部落的商业。"这一条款与前边已提到的税收条款，一起使联邦政府有能力能够采取措施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十八世纪是重商主义盛行的时代，还没有人迷信自由贸易的教条。《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们认为："一个政府会照顾到全面的和共同的利益，把全国的力量结合起来，加以管理"。[83]汉密尔顿深知，作为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要使美国在竞争中成功，很明显的，自己的政府的干预和帮助是必不可少的"[84]。后来，汉密尔顿在《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阐述了贸易保护政策的基本原则，为政府对资本主义的崛起提供必要的"干预和帮助"奠定了理论基础。汉密尔顿们也没有忘记，商业就是战争，单靠经济手段是达不到自己的目的的。联邦建立的强大的海军和陆军将是美国资本主义成长的不可缺少的保障。今日的美利坚帝国，早在其诞生之日，我们就可以在汉密尔顿们的著作中看到它的雏形了。 以上列举了宪法赋予联邦的权力，也可以说是积极的权力。这些权力都是用来保护有产者的利益的，没有一项可以用来直接侵犯或限制财产。这就是富人们"从政体的改革中得到的重大的利益"。 不过宪法并没明确列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条款，只是在后来的宪法第五条权利法案中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非有恰当补偿，私人财产不得充公。"不过这更像是个有关"财产充公"问题的条款。是不是制宪者们像今天中国的"宪政主义"者们那样认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乃不言而喻的真理，因此不必再在宪法中加以强调了呢？这恐怕说不过去。也许是另外一种可能。《独立宣言》中列举的人类"不言而喻"的权利是"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没有财产权。在当时美国这个小农占优势的社会中，许多人认为能对人类的自由和幸福造成威胁的，除了专制君主，就是个人拥有过多的财产（前边介绍宾州历史时我们已详细谈过了）。制宪者们可能因此也不敢将财产权强调得太过分了。笔者现在还不能肯定到底哪一种解释更合理，只是"神圣"条款未能写入宪法肯定会让今天中国的"宪政主义者"们懊恼不已。   不过，在赋予联邦以巨大的权力以后，新的危险又产生了。权力是用来保护财产的，但是也可以用来侵害财产。资产者的如意算盘是：权力只有在保护财产方面是积极的，在侵害财产方面则是消极的。那么什么样的权力才只会保护财产而不会侵害财产呢？那当然是当时英国的富人们寡头议会权力--纯粹的资本暴政--了。如前所述，集贵族和资产者于一身的英国统治集团，首先在1640年代的革命中依靠农民--平等派--的力量，砍掉了专制君主的脑袋，然后再恩将仇报将平等派彻底镇压，最后又通过所谓的光荣革命与国王达成了妥协或联盟。被贵族--资产者独占的议会立宪政体，既阻止了国王的胡作非为，又使穷人根本沾不到权力的边，即驯服了"暴君"，又压制了"暴民"。这样一来，就充分保障了资产者的安全，此时权力也就失去了积极与消极之分，可以任由资产者为所欲为。[85] 汉密尔顿们最欣赏英国的统治方式，不幸的是，让美国恢复到英国的状态已不可能了，美国民众手中已拥有了太多的权力，想让他们把权力再全部交回到富人手中，他们是决不会答应的。如此一来，联邦的权力同各州议会一样，最终也只能来源于人民了。代表们建立联邦就是为了制止各州民主对财产的侵害，而现在联邦却拥有了与各州相同的权力来源，联邦也就成为一个更大规模的民主政体。那么出路何在呢？怎样才能做到让联邦的民主只会保护财产，而不会在将来侵害财产，从而避免重蹈州民主的覆辙呢？或者说，怎样才能保证联邦的民主在保护财产方面是积极的而在侵害财产方面又是消极的呢？或者说，怎样才能做到只有富人才拥有积极的权力，而人民只有消极的权力呢？ 只有对民主政体进行重大改造，削弱其原有的侵害财产的民众统治的固有本性，才能做到这一切。对民主的这一改造是前无古人的创新，下面让我们来看看代表们是如何完成这一创新的。   四、消极的权力--阻止民主威胁财产   （一） 众所周知，汉密尔顿、麦迪逊与约翰·杰伊三人合著的《联邦党人文集》是对宪法原则精神的最好的诠释。笔者在此首先依据《联邦党人文集》来剖析宪法的反民主本质。 在《文集》第10篇中，麦迪逊阐述了作者们的政治哲学的基础： "人的才能是多种多样的，因而就有财产权的产生，这种多样性对于达到利益一致来说，不亚于一种无法排除的障碍。保护这些才能，是政府的首要目的。由于保护了获取财产的各种不同的才能，立刻就会产生不同的程度的各种各样的财产占有情况；而由于这一切对各财产所有人的感情和见解的影响，从而使社会分成不同利益集团和党派......造成党争最普遍而持久的原因，是财产分配的不同和不平等。有产者和无产者在社会上总会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债权人和债务人也有同样的区别。土地占有者集团、制造业集团，商人集团、金融业集团和许多较小的集团在文明国家里必然会形成，从而使他们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受到不同情感和见解的支配。管理这各种各样又互不相容的利益集团，是现代立法的主要任务。"[86] 麦迪逊此番言论，可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一句话来概括："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87]。 "在不同阶级的公民中必然存在着不同的利益。如果多数人由一种共同利益联合起来，少数人的权利就没有保障。"[88]这就是民主政体或共和政体[89]的主要"弊病"：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 如何"共和政体的优点得以保留，缺点可以减少或避免"呢？ 针对这一弊病，"我们所要探究的重大题目就是，维护公益和私人权利免遭这种党争的危险，同时保持民众政府的精神和形式"[90]，也就是说既要保留多数人统治的形式，又要使少数人的利益不受多数人的侵害。如此一来，就能保证"通过这些手段，共和政体的优点得以保留，缺点可以减少或避免"。 那么，这个利益一致的"多数"和"少数"到底指的是什么呢？虽然前边已经指出了"有产者"与"无产者"之分，但由于《文集》是公开发表的作品，作者们可能不便对此作更明确的表述，以免招来不必要的麻烦。不过，作者们在其他地方的言论足以使我们明白其多数与少数的含义。 在制宪会议上汉密尔顿说道："所有的社会都分成了少数派和多数派。少数派包括富人和出身名门之士，多数派包括人民大众......应该使少数阶级在政治上享受特殊的永久的地位。他们可以阻止多数阶级的骚动......因为他们不能在变革上获得利益。"[91]至于那些属于多数派的人民大众，汉密尔顿则认为"人民！--人民是一个大野兽"，"我与广大人民群众没有什么联系，也不想虚伪矫饰赢得他们的支持"[92]。 麦迪逊与汉密尔顿的看法相同："一般生活艰苦而且默祷人生幸福能作更多均等分配的人......的数目，一定会超过与贫穷绝缘的人。根据平等选举的原则，政权必将落入前一种人手里。"[93] 麦迪逊在会议期间更用下面这番话讲出了他对未来的担忧："将来大多数人民将不但没有土地的财产，而且也没有任何形式的财产。他们将在共同的影响下，团结起来；在这样的结合下，财产权利与国民自由将不能在他们的手上保持无恙。"[94] 这换成《共产党宣言》中的话就是："整个社会将日益分裂成直接对立的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因此，"应该这样组成政府，使富裕的少数人得到保护，不受多数人的侵犯"[95]。 如此看来，麦迪逊们"要探究的重大题目就是"，既要"保持民众政府的精神和形式"，又要避免居多数的穷人或无产者侵害居少数的富人或资产者的利益，当然更不用说剥夺他们的财产了；或者说，要抽去民主的实质，只保留民主的形式，让民主沦为一种对财产无害的形式民主。这可是至少自亚里士多德时代起就让富人老爷们头痛不已的难题。 "必须使具有同样的情感或利益的大多数人......不能同心协力实现损害他人的阴谋"[96]，必须"使全体多数人的联合即使办不到，也是极不可能"[97]。 经过代表们的精心设计，他们找到了这样一种方式，以图"在联邦的范围和适当的结构中......得到一种共和制的补救方法，借以救治共和政府最常见的弊病"[98]。"通过这些手段，共和政体的优点得以保留，缺点可以减少或避免"。[99] 这个民主制或共和制的"补救方法"，"这些手段"，这个使民主只剩下"形式"的"范围"和"结构"，到底是怎样的呢？ （二） 我们先来谈谈"范围"。 汉密尔顿们熟知，古希腊的那些小型民主政体或城邦共和国对有产者来说并不有利，对此，改造之道就是要以"大"代"小"。"大共和国"比"小共和国"、联邦比各州，"管辖更多的公民和更为广阔的领土......社会愈小，组成不同党派和利益集团的可能性愈少，发现同一党派占多数的情况就愈多；而组成多数的人数愈少，他们所处的范围就越小，他们就越容易结合起来，执行他们压迫人们计划"。而联邦"把范围扩大，就可以包罗种类更多的党派和利益集团；全体中的多数有侵犯其它公民权利的共同动机可能性就小了；换句话说，既使存在这样一种共同动机，所有具有同感的人也比较难于形成自己的力量，并且彼此一致的采取行动"[100]。 事实已经证明："对纸币、对取消债务、对平均分配财产，或者对任何其他不适当的或邪恶的目的的渴望，比较容易传遍联邦的某一成员，而不容易传遍整个联邦。"[101] "范围"扩大的另外一个优点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人民代表发出的公众呼声，要比人民为此集会和亲自提出意见更能符合公众利益"[102]。州议会由于距离民众较近，就容易受民众情绪的影响，而联邦政府与国会的代表则远离民众，民众要向他们施以影响或压力就困难得多。 总之一句话，政府权力越脱离民众，富人心里就越踏实。 （三） 再来看看"结构"。 仅有范围是不够的，当利益一致的多数突破范围的阻碍而联合起来的时候，对少数的威胁又形成了。必须使这个联合起来的多数难以通过政府机构将其力量释放出来。这就需要对政府的权力机构进行重新设计，"只有一个稳固的结构才能够阻止民主的冒失表现"[103]。那么代表们设计权力结构时依据的是什么样的原则呢？ 民主意味着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尽管作者们也承认"人民是权力的唯一的合法源泉"[104]，但他们却决不希望人民成为权力唯一的和真正的拥有者。限制民主的办法就是在权力结构设计中，贯彻以分立与制衡的原则，让人民主权原则徒有其表。 权力若主要集中在一个部门中（比如当时某些州的立法机构），或者不同权力部门的来源都相同（比如都由选民直接选举），即权力是单一的，那么当利益一致的多数人民联合起来执政后，权力立即就会被他们全部掌握，他们就会运用权力去维护自己的利益，或者说侵害少数富人的利益。民主的原则就是这样体现出来的。为了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制宪者们的巧妙意图就是将整个权力分散到几个不同的部门中，每一个部门只拥有一部分权力，每一个部门的权力来源也各不相同，[105]每一个部门的权力都会对其他部门进行牵制。这样一来，即使利益一致者联合成多数后，他们能够立即掌握的也只是整个权力机构的个别部门，当他们要贯彻自己的意图时，其他几个还未被其控制的部门就会进行抵制，使其不能达到危害少数富人的目的，从而使多数人民的统治无法实现。这就是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原则。分立，就是对本应完全属于人民的权力进行分立；制衡，就是对本应至高无上的人民的意志或权力进行制衡。采用分权与制衡的原则，实际上就否定了人民主权的原则。 通常人们都认为三权分立、权力制衡这一套是反对专制维护民主的体现。如果这是用来对付查理一世或路易十六的，那还算说得过去，但当时美国根本就没有君主独裁专制的危险。与此相反，对于制宪者来说危险主要来自人民，来自民主。这一原则主要是用来对付人民的，需要加以制衡的对象只是人民的权力，是对人民主权原则的反动。对此，约翰·阿克顿赞颂道："分权原则是业已设计出来的对民主制最有效的限制。"[106] （四） 下面来看看分权与制衡原则是如何具体落实的。 人民的意志或多数的力量首先是集中在立法机关。"共和政体的趋势是靠牺牲其它部门来加强立法机关"[107]，各州立法机关的强大已使富人们深受其害，像宾夕法尼亚州那样的一院制议会尤其让富人深恶痛绝。对权力的分立首先就是从立法机关内部开始的： "在共和政体中，立法权必然处于支配地位。补救这个不便的方法是把立法机关分为不同的单位，并且用不同的选举方式和不同的行动原则使它们在共同作用的性质以及对社会的共同依赖方面所容许的范围内彼此尽量可能少发生联系。"[108] 国会被分为众议院和参议院两部分，且只有众议员才由人民直接选出，而参议员由各州议会选出[109]。同众议院相比，由州议会选出的参议院代表肯定难以与人民有着共同的"利益和情感"。多数的意志首先在立法机关内部就遭到了阻挠和制约。 汉密尔顿阐明了"需要成立参议院的目的"[110]： "一切一院制而人数众多的议会，都容易为突发的强烈感情冲动所左右，或者受帮派头子所操纵，而通过过分的和有害的决议，这也足以说明设置参议院的必要性。"[111]或者，"一个组织完善的参议院......对于防止人民自己由于一时的谬误而举措失当......是必要的。......在处理公共事务的某些个别时刻，或为某种不正当情感及不法利益所左右，或为某些私心太重的人狡诈歪曲所哄骗，人民也可能一时主张一些措施，而事后极为后悔并予以谴责的。在这种关键时刻，如果竟有某些公民组成的一个稳健可敬的机构加以干预，防患于未然......岂不十分有益么？"[112] 如果读者嫌这种解释太啰嗦太晦涩的话，换成约翰·亚当斯的话就一目了然了："要建立一个使富人的自由和财产感到安全的参议院，以反对穷人占多数的众议院的侵占。"[113] 另外，与众议员相比参议员不仅选举方式不同，而且任期也不同，要尽可能的长，决不能像罗德岛州的议员那样"任期仅半年"，这样才能使参议员更加"精选而稳定"[114]。 行政权，是权力分立的又一步，与立法机关又相互制约。总统的选举与立法机关不同，他由选民选出选举人后，再由选举人选举产生。这样，总统也与人民没有直接的联系。不过后来总统的选举也没有完全像制宪者们所希望的那样进行，这里就不作分析了。 多数人民的意志排除了这些阻挠后，将会碰到最后的、也许是最强有力的一道障碍--拥有司法审查权的联邦最高法院。"对民主的这些限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高院取消违宪法律的行动"[115]。尽管宪法没有明确规定"法院有宣布立法因违宪而归于无效之权"[116]，但这是合乎制宪者们的意图的。在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中，约翰·马歇尔为最高法院争得了行使司法审查的权力[117]。汉密尔顿是这样解释最高法院的作用和组织原则的： "在共和政体下，（法院）是限制代议机关越权及施加压力的最好保证。......如从法院应被视为......限制立法机关越权的保障出发，司法官员职位固定的理由即甚充足。因除此以外，并无任何其它规定更能使法官保持其独立性，......法官的独立性是保卫社会不受偶发的不良倾向影响的重要因素，......有时此种不良倾向仅涉及某一不公正或带偏见的法案对个别阶层人民权利的伤害。在此种情况下，法官的坚定不阿在消除与限制不良法案的危害方面也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118] 为了充分保证法官的"独立性"和"职位固定"，法官是由总统提名、参议院批准而被任命的，无失职行为即可终身任职。这样法官们就与人民群众之间失去了任何联系。要想让这些高高在上、远离人民的司法贵族与人民有"共同的利益和情感"，可能性是非常小的。[119]如此一来，最高法院的所谓的独立性其实只是针对人民的独立性。当多数派"使社会上的少数派遭到严重的迫害"[120]时，当国会或州议会通过了损害"个别阶层人民的权利"的法律的时候，即当处于多数的穷人触犯了少数富人的既得利益的时候，法院就会站在少数既得利益者一边宣布多数制定的法律因违宪而无效。[121]《文集》作者们的解释是："宪法与法律相较，以宪法为准；人民与其代表相较，以人民的意志为准。"[122]单从字面上看这很有道理。但这里的问题是，立法机关固然不会时刻代表人民的意志，但法官们仅凭其远离人民的贵族本性就更有资格代表人民的意志吗？这实际上是将一小撮司法贵族的意志置于人民的意志之上。宪法是个很有弹性的文件，宪法解释权和审查权可以使最高法院"按自己的意愿来塑造联邦政府"，[123]也就是说，最高法院成了立法者。[124]这实际上是借口防止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实行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暴政。 司法独立变成了司法独裁、司法专政。司法审查制度使一小撮有产者的意志压倒了人民的意志，这无疑背离了人民主权原则。[125]前边提到的反对宪法中的契约条款的卢瑟·马丁也反对赋予最高法院过大的权力。他认为法官的专业知识不能成为他们拥有比立法机关更高权力的资本，而且如果司法部门利用权力反对人民拥护的法律，反而会造成另一种形式的专断。[126] 最高法院这一关若过不了，"多数"的唯一对策就是去修改宪法。制宪代表们当初用最便捷的方式废弃了《邦联条例》，他们可不想让后人也能这样轻易地改变他们的杰作。修改宪法的程序相当繁琐，要想完成这一任务，没有一番耐心是不成的。前边我们曾提到联邦所得税法的制定过程，当时一位法官评价道，这个法案是"这支6000万人的大军--这个洋洋得意和蛮横无理的多数--的新理论。他们要惩罚富人，没收他们的财产"。[127]所得税法被宣布违宪后，从1895年到1913年，国会和各州议会用了整整18年的时间才通过了第十六条宪法修正案，将最高法院的判决推翻。6000万人要想摆脱几个（最高法院大法官共九人，实行简单多数制判决）司法贵族套在他们身上的枷锁竟是如此艰难。 这时读者们会发现，对选民和代表加以严格的财产限制一向是各国用来保护财产的传统手段，宪法却没有沿用，这该如何解释呢？其实，代表们并非不想如此，只是当时美国各州的情况差异很大，要想对此做出全国性的统一规定非常困难，最后会议决定由各州按自己的现行规定来执行。事实上，大概除了宾夕法尼亚州之外，当时各州都对选举权做了不同程度的限制。选举权的财产限制的逐步取消，是从杰克逊时代才开始的。更不要忘记，直到1965年，美国才最终彻底取消了选举权的人头税限制。 以上是对联邦的"结构"的分析。 联邦的权力被分散到不同部门。各部门都没有相同的权力来源：只有众议院由人民直接选举；参议院由州议会选举；总统由选举人选举；法官由总统提名参议院批准任命。 各部门的任期也不相同：众议员两年；参议员六年，每两年改选三分之一；总统四年；法官终身任职。 这就是代表们为政府各权力部门设计的结构。"只有一个稳固的结构才能够阻止民主的冒失表现"，代表们完成了这一个任务。"一个年年跟着人民大众打转的民主国会"[128]的危险不复存在了。在这个结构的束缚下，权力要威胁财产时马上就变得软弱无力了。[129]这就是联邦权力消极的一面，民主变成了消极的民主。 在这个结构内，"选民的权力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是无限的。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制定他中意的法律，只要那些法律不侵犯财产权"[130]。民主变成了有限的民主。 以上这些设计就是麦迪逊和汉密尔顿们"所要探究的重大题目"的答案。民主制的"补救方法"被找到了，联邦的民主不会再像各州的民主那样"疯狂"和"过分"了。经过这一番"补救"，民主被阉割为消极的民主，有限的民主，形式的民主。在这种政体内，富人、资产者拥有积极的权力，而穷人、无产者只有消极的权力。[131] 民主对财产的威胁由此大大削弱。美国宪法"使普选权的试验能够在与导致它在雅典或罗马毁灭的条件根本不同的条件下进行"，[132]这就是"美国宪法对古今民主典型的宝贵改进"。[133] 直到十九世纪，欧洲资产阶级还沉浸在对民主的极端恐惧中。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功绩就在于向欧洲资产阶级推介美国式的民主经验，以图使他们能够驯服民主。美国宪法对资产阶级政治学的贡献可谓承前启后了。 （五） 宪法首先确立了财产权的优势地位，然后再通过对民主加以限制来防止对这种优势地位的变革。《独立宣言》所推崇的人民"废除或改变政府，使之最有可能实现他们的安全和幸福"的崇高权利在新宪法中被大打折扣。[134]当时宪法的反对者们是深知这种反动性的。理查·亨利·李就认为，在这种政体内，民选的众议院只是"一块破布条"[135]而已；如果通过了宪法，将"把权力从多数人转换给少数人"，而当"权力一旦从多数人转移到少数人手中时，一切变革都变得极为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对少数人有利的政府，可能非常狡猾和巧妙地防止任何可能导致变革的措施；因此除非普通人民方面做出巨大努力和进行严峻的斗争。没有任何东西能产生变革。"[136] 宾州的反对派认为分权与制衡这一套对人民行使权力极为不利： "一个共和政府或自由政府，只有在人民的机构公正无私和财产的分配相当平等的地方才存在。在这样的政府里面，人民是至高无上的，他们的意见是一切政治措施的准绳；......只有一个组织简单的政府才能负起最高的责任，因为广大的人民不经常注意政府的活动，还因为他们缺乏容易受其影响的情报。如果通过各种法令把计划搞得十分复杂（即权力制衡等）"，无疑不利于人民将权力掌握在手中。相反，"如果你采取宾夕法尼亚州的宪法，把立法的权力赋予一个机构，任期短暂，轮流更替，更以立法程序上的种种规定避免草率行事，那么如果人民发觉遗憾之处，他们将不至错认谁是罪首，而采取果断有效的办法予以补救：在下一届的选举中把他们刷掉。"[137] 费城的拥宪派的看法则截然相反： "合众国的权力分为三部分，这使本市的多数公民至感欣慰，他们长年受治于一院制的议会，深感不便。一切单一制的政府，不论其权力交给一人，或者交给少数人，或一个人民的机构，都是暴君政治。" [138] 两种看法的分歧是明显的，一种千方百计想减少人民对权力的影响，另一种则力图维护最容易使人民参与政治的政体；一种处处维护既得利益者，另一种则想使人民拥有改善其状况的权利。 还有一点大家决不能忽略。代表们声称他们限制民主是为了捍卫财产和自由，在他们的嘴里，财产和自由是不可分割的。但是在宪法草案中，只有富人的财产得到了保护，而公民的自由权利却被不屑一顾："代表们对公民自由也不是慎重对待。相反，最积极要求各种主要自由的倒是宪法的反对者，他们要求宗教自由、言论和出版自由、陪审制、正当的法律手续，并要求保护不受'无理搜查和逮捕'。由于宪法原文中未将这些保证列入，后来只好列入最初的10项修正案中。"[139]今天，汉密尔顿的信徒们大肆鼓吹财产是自由的保障，但汉密尔顿们的所作所为早就否定了这一点。在有产者眼中，只有财产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公民自由只有在不威胁其财产时才能被他们接受。 以上是就代表们的共同愿望--限制民主、保护财产--方面所做的分析。除此之外，他们之间的分歧也是很明显的。穷人与富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资产者与无产者和小有产者之间的矛盾，毫无疑问是制宪会议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但是有产者之间，统治阶级之间也并非铁板一块。关于州代表权与代表方式的激烈辩论，实际上反应了正在形成中的北方工业资产阶级与南方种植园奴隶主阶级之间的分歧，麦迪逊等人在当时就已经很清楚这一争论的实质了。宪法同时也具有协调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职能[140]，在此就不展开论述了。   五、宪法的批准   （一） 宪法制定完毕后，如何确保通过呢？宪法是用来反对民主的，是一小撮代表背着人民擅自炮制出来的，代表们力争批准过程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人民的实际参与，不管是从数量上还是程度上，当然，还得保留经由人民批准的外表。为此，代表们大致制定了如下的策略。 第一，从时间上讲，尽量缩短批准时间。宪法出笼，人民毫不知情；轮到批准，依旧要如此。事关重大，本来应该让人民对宪法进行长期的、广泛的了解与辩论。不过这恰恰是拥宪派（他们自诩为联邦党或联邦派，以此给自己反民主的面目涂上一层捍卫合众国共同利益的色彩。如此一来，反对派就成了反联邦的分离主义者。不把一己之私伪装成全民利益，资产者的统治就无法维系。）们所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他们极力缩短批准时间，以形成突然袭击，争取速战速决，迫使人民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接受宪法。由于时间仓促，这容易导致：首先，人民中的很大一部分并不知道此事，也就无从参与；其次，即使人民中的知晓者，也来不及充分了解；再次，明白真相的反对派则是仓促应战，无暇将影响扩及到多数人民；最后，此消彼长，早就有备而来的拥宪派可以全力以赴，在批准运动中占据优势，造成宪法被接受的既成事实。 第二，从批准方式上讲，通过专门的代表会议进行。代表们将宪法提交国会时，建议由各州选举专门的代表会议来批准宪法，而不是遵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新宪法必须由各州议会来批准。拥宪派在各州议会并没有占据足够的优势，因此决不能在各州议会行动。除此之外，采用选民直接投票的方式无疑更能反映民意，但这与经由议会批准相比，具有更大的风险，更不可取。于是代表们摒弃这两种通行方式，向国会提议由各州选举专门的代表会议来批准。国会接受了这一建议。采用这种批准方式，除了避免前面提到的担忧，还便于拥宪派集中力量于会议代表的选举以及在会议期间进行最后的努力。拥宪派十分清楚自己在金钱、理论、信息、政治经验等方面的优势，越是在一个小的会议范围，越是有利于发挥这些优势。在后面我们会看到这些策略对宪法的批准极为有利。 尽量短的时间，尽量少的参与者，尽量隔离人民，这就是拥宪派为争取批准宪法而采用的战略。 （二） 批准程序启动后，全国分裂成了两大派[141]： "所有的商人、贷款者、证券持有人、制造家、航运家、资本家、金融家及其职业上的关系者统统站在拥护宪法的一面，而全体或大部分没有奴隶的农民和债务人则站在反对的一面。"[142] 马歇尔对两派做了这样的分析： "最后在每一州都形成了两个派别，界限分明而各有不同的目标。一派以不屈不挠的热心争取公私契约的完全履行。他们认为，一个国家或私人的信用是一种神圣的誓约，破坏这种誓约为道义和健全政策的原则所不容。他们认为个人的困苦只能以勤俭加以补救，而不能用废弛法律或牺牲别人的权利来解除。从而他们主张正常的司法管理和有力的赋税措施能使各州履行自己的契约。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他们也都赞成扩大联邦政府的权力......。 另一派的特色在于慈悲。他们以一种极端恻隐的心情看待债务人，不断为救济他们而努力。依照他们的意见，严格履践契约为人民不能忍受的苛行。他们一致赞成放宽司法管理，方便还债或延长期限，减低租税。基于同样的意见，他们反对使自己手中的权力移交国会的一切企图。在许多州里，这一派占了决定性的多数，而在各州里也不失为十分有力的派别。在他们占有完全优势的地方，他们的统治成绩就是发行纸币，拖延诉讼程序，暂缓征税。在全国各地，这两派的斗争是定期重演的。"[143] 前边已提到过的诺克斯将军在致华盛顿的信中谈了对马萨诸塞州各派的看法： "现在本州有三个派别，他们的人数不同，在财富与人才方面彼此尤为悬殊。第一派为该州的商界以及所有的小康人士、牧师和律师......这一派赞成建立一个有力的政府；（第二派略）......第三派为乱党及其信徒，他们大部分主张取消公私的债务，因而不会赞成新宪法。"[144] 麦迪逊的看法也是如此："关于条约、纸币和契约的条款，比这种制度（宪法）的实在的和消极的错误加在一起树立的敌人还要多。"[145] 至于宪法的反对者，他们也十分清楚与拥宪派的分歧所在。帕特里克·亨利在弗吉尼亚州批准会议上说："我相信这是实在的，即庞大的小农群众都坚决地反对宪法。我可以确信地说，在互相接壤的十九个县里，十分之九的人民都是由衷地反对宪法的。"[146] 马萨诸塞州的反对派写道： "这些强暴的党徒（即联邦派）企图要全体人民盲目地吞下（宪法）这个糖衣苦丸。他们包括高等商人、公债持有者、富翁、政界名人、银行家和律师；这些人加上他们的喽啰，形成了贵族集团。"[147] 一位反对派称制宪者们是"由辛辛那提会的贵族世家、公共安全的掌握者、巨富和热衷于公职者、银行家和律师组成，他们经历了从贵族政治联合中独立的训练"。[148] 农民们深知宪法的目的是力图将他们排除在政体之外： "在通过的宪法中，没有民主的味道。"[149] "（宪法）试图在共和主义的迷人外表下在你头上强加一个贵族政治。"[150] "什么是自由？......（自由是）管理自己的权力。如果你接受这部宪法，你还有这种权力吗？绝对没有。"[151] 英国国王和议会的中央集权统治的危害农民们并没有忘记，他们为此不惜进行了一场独立战争。他们流血牺牲，并不是想在自己头上再压上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农民根本不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来保护自己，因为与富人不同，他们本身就没有多少财产需要保护。在州议会和一个不对他们过多干涉的邦联政体内，他们的自我保护做得还不错，照样自得其乐。而一个高高在上的中央政府，不会为他们提供更多的保护，只是增加了受其压迫的危险。别的且不说，加重他们的税收负担起码是毫无疑问的。 "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托马斯·潘恩的名言正是反对派的旗帜。历史真会开玩笑，这句话今天在资本家嘴里被重复得最多，想当初他们却是最为反对的。罗伯特·诺齐克们将自己的最高理想标榜为"最小的国家"，不知他们是否愿意回到邦联时代，与联邦相比，邦联才是名符其实的最小的国家。 对于批准运动中的各派力量，理查·亨利·李则认为，谢司派和拥宪派这"非常没有约束力的双方"[152]，只是社会中的少数极端势力。拥宪派早就仇视民主，现在则在反对谢司派极端行为的幌子下，通过重订宪法剥夺了广大人民的权利。 除了当时各方参与者的言论，后人对选票的具体分布状况的研究也证实了双方分歧的实质所在： "如果你查看一下表决情况，那么就会发现，对抗主要是在城市与农村，律师、银行家和商人共同体与农场主之间发生的。"[153] "批准宪法运动特别集中于商业、制造业、公债和动产利益集团最有优势的地区......反对宪法的人几乎全是来自农业区和债务人已在那里制订关于纸币或其它的贬值计划的地区。"[154] "各州在批准宪法时的投票模式，其背后似乎也有经济上的自利的因素起作用。麦圭尔和奥斯菲尔特发现，在其它经济条件相同的情形下，具有商业利益的代表比其它代表更有可能投票赞成批准宪法，那些在西部拥有土地或在银行业和公债上有利益的代表，投票赞成批准宪法的可能性也很大。不过，那些深深陷入个人债务的代表则更有可能反对批准宪法。"[155] 在对立两派中，拥宪派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宪法的命运关系到他们的利益，因此他们动力十足。他们占有资源优势，不管是金钱、信息还是宣传等方面，而且他们有备而来，组织有力，配合紧密，并且全力以赴。在宣传战略方面，拥宪派大概有意识地大肆制造恐慌气氛，声称若任由邦联持续下去，国家将要崩溃，社会将要毁灭，只有通过宪法、建立联邦才能避免这种结局。 反对派方面则是截然相反。首先财产资格的限制使大量群众不能参加投票。对拥宪派的突然袭击，反对派猝不及防，无法迅速展开反击。而普通民众则因为消息闭塞、投票仓促等原因而置身事外或不明真相。有时候甚至自然因素也不站在反对派一边，比如农民需要在严冬中从边远地区赶到城市去投票。这一切使反对派处于明显的劣势。 马里兰州的一位反对派对本州的描述可能具有代表性： "'普通阶级'的人民对宪法毫无所知。国会命令印行的两千册宪法草案为数太小，不足以散发各地。《安纳波利斯报》发行量很小，巴尔的摩的两家报纸在东海岸地区从来看不到，而去年冬季的恶劣气候更使一切报纸都无从寄达那里。在该州的二万五千选民中间，参加这次选举的只有六千人，而巴尔的摩市和其它七个县就占了四千票。财主和富翁为了避免丧失自己的债权，都替宪法卖力。在有些县里，反对派就没有提出自己的候选人。"[156] 一位反对派人物对宪法从酝酿、制定到此时表决的过程作了如下的概括： "一种统一的制度以最秘密的方式和缺少起码权力的情况下制定出来了。而且事先没有任何通知，就突然由制宪会议提请批准--国会未表示任何意见，又把它提交（州）议会--议会也依样把它提交给人民。本州的人民没有国会或议会的帮助，也没有时间研究这个问题，一味向报纸了解情况，让对立的作家把他们分成两派，而且就在这样的情形下选出了本州代表会议的代表。这些代表所要考虑的就是：他们是否接受制宪会议的宪法--包括其中的一切瑕疵，并且把人民置于一种政府体制之下，他们现在对这种体制的性质和原则的了解，并不比对哥白尼的宇宙体系的了解更多一些。" [157] （三） 不过即使面临如此不利的条件，反对派也险些将拥宪派击败。 最初批准宪法的五个州中，特拉华、佐治亚、康涅狄格、新泽西是四个小州[158]，唯一的大州宾夕法尼亚州的通过则不那么令人信服。[159]宾州议会的拥宪派收到邦联的通知后，企图立即通过举行宪法批准会议代表选举的决定，反对派则反对仓促行事，为阻止表决就离开议席，使表决达不到法定人数。拥宪派党徒于是强行将反对派议员扭至议会，得以使州议会做出了在五个星期后就进行批准会议代表选举的决定。反对派对此评论道："代表会议的选举如此仓促，宣传如此不够，以致有些人直到事情过去之后，还不知道这件事情。"[160]拥有选举权的七万选民中，仅有13000人参加了投票。看来宾州的农民对这一结果并不满意，此后与联邦政府的关系一直不融洽。直到1794年，宾州农民为反对汉密尔顿的威士忌酒税法，还发动了一次叛乱。 在马萨诸塞州的批准会议上，一次预测性的投票曾显示反对派占据优势。反对派人物、会议主席汉考克（受纸币派支持）干脆不出席会议以使会议无法召开。拥宪派向汉考克许诺若宪法通过就支持其竞选副总统，这样才将其拉到了自己一边。[161]塞缪尔·亚当斯为本州反对派的重要人物，拥宪派商人向其支持者波士顿的造船工人保证，宪法通过后就添造新船。于是工人们转而支持宪法，塞缪尔·亚当斯大概因此被迫屈从。做完这一切后，拥宪派才以微弱的优势取胜。有的历史学家认为"支持宪法者的策略与他们的事业是不相称的"[162]，其实不然。 马里兰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经过斗争后也批准了宪法。 新罕布什尔州的会议于1788年2月召开后，拥宪派发觉自己处于少数，便建议休会。经过会外的一番工作后，于6月重新开会，宪法才以很小的多数通过。 此时，宪法已经获得了批准所需的九个州，优势转到了拥宪派一边。此后弗吉尼亚州经过激烈争论，勉强通过了宪法。而在纽约州，本来反对派占据绝对优势，现在大势已去，不过即使如此，拥宪派也仅以三票的多数获胜。 北卡罗来纳州拒绝了宪法。 由农民控制着的罗得岛州是唯一一个通过选民直接投票来决定宪法命运的州。宪法被大多数人拒绝。 后两个州是在联邦政府已经成立后，迫于压力才最终加入了联邦的。 据比尔德统计，当时竟有四分之三的成年男子未能参加投票。在参加投票的16万人中（即使除去因财产限制而丧失选举资格者，这一数目可能也达不到全体选民的半数。依照现行惯例来看，仅仅这一点就可以证明宪法的批准缺乏足够的合法性），投赞成票的不超过10万人，也就是说不会超过当时成年男子总数的六分之一。而如果不是由代表会议，而是选民直接投票决定的话，反对者可能还占据了多数。[163] 当时曾作为拥宪派而崭露头角的约翰·马歇尔也承认这是事实："在某些州，两派是势均力敌的，因而甚至经过了相当时间的讨论之后，宪法的命运尚难预料。在许多州，赞成方面的'多数'数量甚微，因而使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如果没有人影响，宪法无法通过。毫无疑问，在通过的各州里，多数人民都是反对宪法的。"[164] 马歇尔的这些话，可以说是对本文开头所引用的他自己的另一种宪法观的最有力的驳斥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清美国宪法反民主的本质了。 制定宪法的目的，就是要借此解除民主对富人利益的威胁。 宪法的制定过程是不民主的。 宪法的内容是用来限制民主的。 宪法的通过也称不上是民主的。 总之，美国的制宪运动，无非就是一帮"有才干的资本家投机商"，"成功地哄骗一般的老百姓去接受一个旨在有利于少数显贵而设计的政体"[165]。   六、从宪法的表面矛盾看资产阶级的"流氓"天性   （一） 在当今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中，对某些政治哲学原则的尊崇似乎是无条件的和不言而喻的，比如：主张消极权力，反对积极权力；主张消极自由，反对积极自由；主张自由放任，反对干预；主张小政府，反对大政府；主张自发，反对设计，等等。但是在对美国宪法的分析中，我们却发现联邦政府一面被加强权力，一面却又被限制权力。积极与消极两种看似极其对立的倾向竟完全融合于一部宪法，这一矛盾该如何解释呢？ 其实，积极与消极、强大与弱小、干预与自由放任等首先只是一些抽象的概念或逻辑，概念不等于事实。资产阶级并不是为概念而生存的，资产阶级唯一的生存原则就是赚取利润（即利益），只有利润原则才是至高无上的，才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原则。其他的原则都是为赚取利润这一绝对原则服务的，只是一些次要原则，一些相对原则，一些一定条件内的绝对原则。资产阶级不会无条件地拥护任何一种抽象原则，除了利润。在此种条件下，某类理论最适于赚取利润，他就会将其奉为绝对真理；在彼种条件下，他又会将另一种理论视作至高无上的，尽管这种原则可能在表面上与前者截然对立。比如，美国宪法表面上显示出来的两种对立性质权力共存的矛盾，其实质就是只让少数资产者拥有积极权力，而多数无产者则只有消极权力。[166] 从形式逻辑角度看似矛盾的概念或事务，在生活中未必如此。 当世界工厂的地位还没确立时，英国带头施行重商主义--极端的贸易保护政策（即干预、设计、大政府等）。当这一地位确立后，他又提倡最极端的自由贸易（即放任、自发、小政府等）。当资产阶级独占着议会时，他强调国家的权威；当工人阶级争得选举权后，他开始越来越反对国家的迫害了。在美国建国初期，资产阶级极力主张建立大政府；新政时期以后，资产阶级又向往小政府，因为这时大政府已成为对其有所约束的福利国家了。 这一强一弱、一大一小，都是为了资本的利益。 在十九世纪，美国资产阶级支持国际贸易间的干预--贸易保护，反对国内的干预--妨碍契约自由。或者说，他不喜欢国际间的自由放任，却喜欢国内的自由放任。即他同时既要干预（国际），又要放任（国内），或者说他既不要干预（国内），也不要放任（国际）。 当工人罢工时，如果法院发出罢工禁令，资产阶级就会欢迎这种干预，这种积极的权力。而如果政府通过劳工立法对工人加以保护，他就希望权力是消极的，就反对干预了。（130） 对于劳工立法，资产阶级也不是一概反对的。同在工人的强大压力下于1935年通过的全国劳工关系法（瓦格纳法）相比，他们更喜欢1947年通过的劳资关系法（塔夫脱-哈特莱法），因为这一法案对工会作了诸多限制并重新授予总统发布罢工禁令的权力。 自里根以来的美国各界政府，对富人削减税收，对人民削减福利，这是典型的自由放任政策。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大搞赤字政策，政府与大公司--军事工业综合体--的合作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大规模，这又是典型的干预政策。一方面是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另一方面是凯恩斯。这些看似对立的做法的统一性在于：增加资本的利润。 至于2008年九月金融海啸袭来后，各行各业的资本家更是立即置叫嚷了三十年的新自由主义于不顾，为乞求政府"救助"展开了竞赛。 （二） 资本家主张消极的自由，反对国家干涉私人领域。但是从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末期，他们却利用国家权力，将农民从其祖祖辈辈世代相依的土地上赶走。这时候农民的消极自由和私人领域并没有得到他们的尊重。至于在其私人领域--工厂内（实际上是公共领域），资本家所实践的更是没有消极自由，只有积极自由[167]：任意解雇工人，任意雇用童工，任意让工人加班，总之，无非是一个工厂内的专制君主。 工人阶级与其他劳动平民获得选举权，主要是19世纪后期的事情。在此之前，资产阶级不仅垄断了财产，还垄断了国家权力，工人与其他劳动大众被排除在外，任由他们施暴。在长达数个世纪的历史时期，资产阶级持续通过国家暴力，强行将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压至人类所能承受的极限。伴随着工人反抗的增强和工人运动的兴起，资产阶级不得不放弃政治垄断，逐步给与工人选举权。丧失权力垄断的资产阶级，转而开始标榜契约自由，声称国家无权干预劳资契约，以图阻止工人状况的改善。[168] 先当抢劫犯，再当守夜人。这就是资产者政治哲学的核心内容。 以赛亚·伯林的思想，被资本家的辩护士们广泛引用。但伯林却认为："资本家不受限制的自由会损害工人的自由，工厂主或父母无限制的自由会让小孩子沦为煤矿雇用者。弱者一定要保卫自己不受强者的侵犯。"[169]伯林这方面的思想是其在中国的所谓的自由主义的信徒们从来不愿提及的。[170] 甚至像资本主义最忠诚的辩护士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这样的"自由至上"的偏执狂，也不会处处固守他的"自由秩序的原理"的。工会，纯粹是一个自发产生的事物，决非设计的结果，是工人阶级经过上百年的（如果不是几百年的话）斗争才组织起来的。它不仅没曾得到过政府的扶植，而是一直遭受政府的迫害。但对这样一个自发形成的事物，哈耶克却恨之入骨，自由的"原理"在此也就不适用了。 追求私利是包括哈耶克在内的一切自由主义理论的基石。但是当工人阶级通过工人政党或工会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时，哈耶克又指责他们这是一种不顾"普遍利益"[171]的"群体性自私"[172]的行为了。哈耶克及玛格丽特·撒切尔有时也会扮演工人权益捍卫者的角色，比如在镇压英国的工会的同时，却支持波兰团结工会。 众所周知，哈耶克是汉密尔顿反民主思想的继承者，但与汉密尔顿不同，哈耶克拥护的是"自发的扩展秩序"， 反对一切人为的有意识的"设计"。汉密尔顿所提倡的"政府管理"，"干预和帮助"，"改变自然过程"等等，按哈耶克的逻辑来说，简直就是"通往奴役之路"。不过事实胜于雄辩，哈耶克所推崇的资本主义"自由"或"自发"文明的典型--美国，恰恰是汉密尔顿们"设计"的结果，而非"自发"的结果。美国历史上确实曾有过"设计"与"自发"的道路之争，但主张自由贸易的"自发派"不是资本家而是奴隶主，而资本家则是力倡贸易保护的"设计派"。为此两派之间还进行了一场内战，"设计派"的获胜导致了日后美国资本主义的繁荣。 哈耶克断言，纳粹制度作为一种"中产阶级的社会主义"[173]之所以在德国得势，是李斯特和俾斯麦提倡贸易保护--国家干预--的必然结果，而英美之所以与德国不同，则是一直坚持自由放任、拒绝国家干预的缘故。如前所述，李斯特的思想来源于汉密尔顿，而汉密尔顿又深受英国重商主义的影响，果真如哈耶克所言，美英早就应该先德国而成为法西斯国家了。 对上述矛盾，哈耶克并非一无所知，而是有意而为之，因为要为资本主义设计一个完整自洽无懈可击的辩护体系，要能自圆其说，就只能对事实进行挑拣与删改。对于历史事实，哈耶克其实是一清二楚的，有一次他竟然（不慎？）公开认可这样的观点：汉密尔顿的国家干预政策以及自由放任只是一个"虚构的神话"。[174] 再回到美国宪法。制宪者对"多数人的暴政"恨之入骨，但是表面上仍旧要打"我们美国人民"的幌子。毕竟不能过于公开与人民为敌，尤其是当还需要利用人民去替他们火中取栗的时候。从英国革命到法国的系列革命，从团结工会到橙色革命，资产阶级对此已是轻车熟路。 不过，对"多数人的暴政"，资产者也并非一概反对。众所周知，托克维尔最反对"多数人的暴政"，但当他处于多数派的时候，对少数派却毫不留情。1848年法国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单靠自己还不能成为整个社会的多数，其成为社会多数，或者说其能够赢得资产阶级之外的其他社会集团的支持，还只是一个历史远景。资产阶级，依靠城乡小资产阶级的支持而稳居多数，对处于少数地位的无产阶级进行了屠杀。作为多数派的托克维尔，认为对付胆敢造反的无产者，就应该"像狗一样击毙"[175]。前面提到南北战争前的麦迪逊也是如此。规则，只是用来约束别人的。 控诉"多数人的暴政"时，"自由主义"者们最愿列举的证据就是纳粹的暴行。纳粹的"多数"具体是哪些人呢？不正是以资本家、地主、军阀、政客为首的带领小资产者去欺压工人的大杂烩吗？这桩暴行的罪魁祸首不正是资产阶级吗？[176]如今他们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反倒以此来教训别人。 要探明真谛，就必须得从积极与消极、强大与弱小、干预与自由放任等抽象辩论中跳出来（这种对辩论实质的模糊只对资产阶级有利），这些抽象的概念或原则可以说是都不存在的，应当回到汉密尔顿与麦迪逊（一定情况下）以及马克思与恩格斯那里。世界上没有概念或原则之间的冲突，只有具体的人的具体的物质利益之间的冲突。该干预时就干预，该放任时就放任，该自由时就自由，该屠杀时就屠杀，希特勒的御用法学家和政治学及卡尔·施米特对此直言不讳，难怪哈耶克对他顶礼膜拜。[177] "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列宁语）。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下，利润原则表现为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矛盾）的原则。这些对立（矛盾）能够统一的原因就在于它们都围绕着利润来运动。或者说这些对立（矛盾）能够相互转化的原因，只在于它们都是利润原则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已。所有这些不同的抽象的概念或原则，都被资产阶级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解释，用来掩盖其剥削、损害他人的行径，混淆受害者的视线，以便于其在社会冲突中占具道德上的优势。这些原则有时一再被极力强调，以至于能让人相信，资产者似乎就是为了这些原则而生存的，而不是为了利润。 再比如，资产者爱标榜自己对新教的虔诚。不过，只有在新教教义能够促进资本积累的时候资产者才是虔诚的。每周做礼拜是基督徒的义务，一到星期日，资产者新教徒就携家带口去教堂做礼拜。若是工人基督徒也去履行义务，就会被资产者视作游手好闲而遭禁止。十九世纪中期之前，长达几百年的时间，欧美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的工人，大都被剥夺了每周休息日的权利，每周工作时间八九十个钟头稀松平常。多么虔诚啊！ 资产阶级熟练地交替甚至同时使用着对立的原则，总是理直气壮义正词严，就没有理亏心虚的时候。无商不奸，资本主义是商品经济的顶峰，资产阶级也将"奸"发挥到了极致。 （三） 鲁迅曰："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178]比如，"见贪人就利诱，见孤愤的就装同情，见倒霉的则装慷慨，但见慷慨的却又会装悲苦"[179]；"要人帮助的时候用克鲁巴金的互助论，要和人争闹的时候就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说。"[180] 如前所述，资产阶级在不同甚至对立的原则之间轻松地"翻着筋斗"[181]。以之对照鲁迅的标准，只能认定资产阶级是不折不扣的流氓。流氓性是资产阶级总体本性结构中重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资本家要更胜流氓一筹："'吃白相饭'朋友倒自有其可敬的地方，因为他还直直落落的告诉人们说，'吃白相饭的！'"[182]资本家及其文痞们就没有这样"直直落落"了，他们自美为"自由主义者"。全职流氓比不过兼职流氓。   七、体制与"人"：资产阶级驯服民主的两种途径   （一） 随着宪法的通过，富人绅士们获得了对人民的胜利。当"多数"与"少数"之间的激烈冲突再次在美国爆发时，对立双方已变成了北方的工业资产阶级与南方的种植园奴隶主。这时整天高喊着反对多数人的暴政、维护少数人的自由的是南方奴隶主的代言人约翰·卡尔霍恩。面对此情，晚年的麦迪逊并没有继续死守其维护少数人的自由的教条，而是坚决反对卡尔霍恩。[183]最终处于多数的北方通过一场内战强迫南方屈从于自己。[184] 南北战争后，美国的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这不可避免地同时使工人阶级成长壮大起来。麦迪逊的预言变成了现实，一个除了双手没有任何财产的雇佣劳动者阶级逐渐成为社会中具有共同利益的多数。当时各级立法机关迫于工人阶级这一多数的压力制定了许多法律，以改善其极端恶劣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状况。这时制宪代表们的杰作开始发挥作用了，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最高法院。长达数十年的时间，最高法院对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185]做出歪曲性解释，称公司属于受该法案保护的"人"的范围，非经正当程序，立法机关不得干预或剥夺公司（人）和工人之间的"契约自由"。有关组织工会、禁止童工、禁止实物工资、最高工时、最低工资、工伤赔偿、工业安全与卫生等一系列被今天现代西方社会看来是理所当然的立法，都不止一次地被最高法院以妨碍契约自由为借口推翻。无财产则无自由，一个一无所有的阶级，怎么能够与一个垄断了一切财产的阶级自由地订立契约呢？法院一方面不许立法机关介入劳资纠纷，另一方面自己却进行干预，经常发布禁令以禁止工人罢工，尽管宪法并没有规定工人没有罢工的权利或自由。最高法院成了资本家肆无忌惮地压榨工人的保护伞，被资本家赞颂为"美元的守护者，私有财产的保护神，捣乱者的敌人，公民的最后希望"。[186] 最高法院长期坚持极端歧视工人、偏袒资本家的立场。1933年罗斯福新政开始后，其主要立法几乎全部被最高法院否决，新政进入了死胡同，最高法院对全美国实行专政。1936年，美国工人掀起了"静坐罢工"（工人罢工并同时占领工厂）浪潮，到1937年春呈席卷全国之势。直到此时，看到再不让步将会激起革命，最高法院才不得不有所收敛。自1937年3月起，最高法院在判决中宣称受宪法保护的自由并不包括所谓的"契约自由"，使诸多劳工立法得以通过。最高法院态度转变的原因通常被归功于罗斯福的填塞法院计划，其实不然。[187] 简单回顾一下这段历史，是为了让读者们对美国宪法的反民主的本性与功能获得一个较直观的认识。 （二） 当然，任何防御工事设计得再巧妙，最终也有被突破的可能；最高法院再顽固，在静坐罢工浪潮面前也得低头。美国政局或者说美国资产阶级的统治相对长期稳定的原因，固然有宪政体制的作用，但也不能过高估计，根本原因还在于社会阶级力量之间的对比与紧张。统治阶级之间一旦分裂，宪政体制也无法挽救，比如南北战争；1937年最高法院革命，则在于无产阶级攻势猛烈，统治阶级不得不让步。 至于英国的稳定，其政体所起的作用也一样有限。作为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英国资产阶级拥有他国资产阶级所不具备的特性或优势。如前所述，革命前后英国资产阶级用了数个世纪的时间消灭了农民。在解决了农民后，他们得以比较从容地对付新兴的无产阶级。同时，长期的霸权地位与有利的国际条件，使英国不会因国际环境的恶化引起国内矛盾的激化。所谓"渐进"、"妥协"等富有弹性的保守主义因此而形成。[188]政治经验与传统与其说是因，不如说是果。 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就没有这样幸运了。近年来"柿油党"们极力抬高英美革命贬低法国革命，称后者过于激进，不懂得"妥协""保守"，云云。其实，法国资产阶级并不比英美资产阶级更蠢笨或更浪漫，只是法国革命面临的国内国际条件要比英美恶劣得多，以至于无法做到那样"妥协""保守"。汉密尔顿们以孟德斯鸠为师，难道孟德斯鸠的同胞反倒不明其理了？大革命期间的第一部宪法1791年宪法，何曾不巧妙设计？何曾不意味着各方的"妥协"？一面高喊"人人生而平等"，一面将立宪将公民做"积极"与"消极"之分，"金钱贵族"与"门第贵族"（马拉语）何曾不想联手压制无套裤汉？况且革命不久，路易十六事实上就已经成为革命的俘虏，不像当年英国革命那样为此还得需要打上好几年内战。但是1792年，即新宪法制定的次年，欧洲联军的入侵令还未稳固的"妥协"散了架。[189]抵抗强敌就需要进行全民动员，资产阶级一面动员群众，一面却袒护里通外敌的王室与贵族，同时还不忘趁机发战争财。已被革命动员起来的民众不甘于逆来顺受，就先砍掉暴君的头颅，再用限价法令教训了资产阶级，革命由此而激进。此间的1793年宪法，贯彻了卢梭的直接民主原则，成为无套裤汉的大宪章。1794年热月政变后，政权再次全部落入资产阶级手中。但是遭受重创的保王党和极端共和党，依旧有兴风作浪的可能。为防止极端党派利用议会立宪政体掌权，1795年新宪法在分权制衡方面绞尽脑汁，做出了多种安排。可是再巧妙的宪政堡垒也无法阻止极端政治力量上台的可能，一会儿是雅各宾党，一会儿是保王党，轮番上阵。对此，"不论有多么好的宪法，也是无能为力的。"[190]不管哪一派上台，都意味着内战重新爆发。督政府只好一再违背宪法--即发动政变--阻止极端党派得势。雾月政变后，西耶士殚精竭虑，力图打造一个完美的立宪议会政体。无奈时势不由人，议会宪政寿限已尽，集才干、威望、野心于一身的拿破仑对此已无耐心，便自行其是快刀斩乱麻干起来。滑铁卢战役后，波旁王朝在反法同盟刺刀的保护下复辟。1830年七月革命后，王朝与资产阶级、"门第贵族"与"金钱贵族"达成妥协，将中下层民众排除在外，这似乎是英国"光荣革命"在法国的翻版。可惜一步被动，步步被动，旧矛盾还没有彻底解决，新麻烦又冒出来了。法国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比过去的无套裤汉更难对付，资产阶级的日子还是不能安稳下去。[191]"认为已经推翻封建制度和打倒国王的民主会在资产者和有钱人面前退却，岂非异想！"[192]1848年二月革命，第二共和国成立。是财产共和国还是社会共和国？社会共和国的威胁通过六月屠杀被解除后，财产共和国竟然也很快垮台。1848年11月新宪法，托克维尔曾参与起草，在很大程度上模仿了美国宪法。可是倍受托克维尔推崇的宪政民主政体一到法国就"水土不服"，无法阻止路易·波拿巴登上皇位。为什么？因为"法国资产阶级反对劳动无产阶级的统治，结果是把政权送给了以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为首的流氓无产阶级（即路易·波拿巴--引者注）。"[193]直到巴黎公社失败后的第三共和国，共和制在法国才稳定下来。为什么？不是因为什么宪政体制创新，而是因为元气大伤的无产阶级此时根本无力利用共和制来挑战资产阶级，原来多为保皇派的资产阶级因此不再视共和国为畏途，开始接受共和国。[194]经过数十年的恢复期后，无产阶级才再次成为法国政坛的决定性力量。1936年，人民阵线上台。"宁要希特勒，不要布鲁姆"！被吓坏了的资本家决定抛弃共和制。已得罪了却不愿推翻资产阶级，"人民阵线"只有死路一条。1940年夏天，希特勒和贝当成了法国资产阶级的守护神，布鲁姆则被关进了集中营。第三共和国，始于无产阶级的失败，终于无产阶级的复兴。[195] 由此可见，政体的作用固然不容小觑，但也不可肆意夸大。社会阶级力量之间的对比与紧张，绝非议会立宪政体能永久约束。美英资产阶级的好运总有到头的那一天，届时"弹性的保守主义"、分立与制衡等，都将如秋风落叶。 （三） 现代议会民主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搏斗的阵地。前者要利用这个阵地来挑战和终结后者的统治。后者则要阻止这种可能，或者说让前者丧失实现这种可能的能力。简单地说，社会政治斗争的走向，取决于两方面的合力，一个是体制，一个是体制里面的"人"。因此要驯服民主，一方面得靠制度设计--如美国宪法；另一方面，得让"人"、即无产阶级"多数"涣散无力，无法利用体制，更不用提突破和超越。"多数"本来就先天不足，数千年来积累继承下来的基本上是贫穷、愚昧、分裂等等。无产阶级只有摆脱这一切，获得独立意志和独立组织，并克服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才能将社会存在方式意义上的多数变为政治斗争实践中的多数。资产阶级、尤其是欧洲资产阶级，自十九世纪开始，其驯服民主的目标，就是要阻止这个多数变成现实，或者将这个多数重新赶回少数。这一目标只能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通过"少数"与"多数"的具体斗争才能完成。 如前所述，财产权或私有制与民主制的矛盾由来已久，在反对君主专制时，资产阶级只是要求用少数有产者的权力来代替君主一人的权力，并不要求人民主权。只是迫于工人阶级的压力，资产阶级才于十九世纪后期开始逐步给予工人阶级选举权。[196]在做出这一决定后，资产阶级对民主制的实验一直心怀不安。这决非杞人忧天，工人政党利用合法性和普选权很快就壮大起来，向资本的统治发起了挑战。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资本主义世界陷入长期危机当中，尤其是欧洲资本主义，根本就无法再继续承受民主制与工人运动这样的负担。于是资产阶级便企图用法西斯主义代替议会民主制，同时摧毁整个古典工人运动。此时工人阶级的领导力量欧洲古典社会民主党（以及后来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化的共产党）却已逐渐沦为工运官僚，在议会政治实践中陷入了唯议会主义或单纯议会道路的战略陷阱。[197]他们只知退让，不知自卫，更不用提反击；只知议会斗争，不知与议会外斗争相结合；只知议会多数，不知议会外多数，不知议会多数与议会外多数需要互相促进；只知固守议会陈规陋习，不知应该对民主进行以下创新：从单纯政治民主扩展为包括经济民主在内的全面民主，由间接民主向直接民主深化，用工人代表委员会民主代替议会民主。结果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社会民主党与已斯大林主义官僚化的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工人运动在欧洲大陆全军覆没，被法西斯逐一摧毁。经此打击后，工人运动的激进性质在二战以后逐渐淡化，其利用民主制挑战资本主义的意志与能力丧失殆尽，古典工人运动遭到了历史性失败。直到此时，在对资本主义的威胁被解除后，民主制才在各国长期盛行起来。可以说，只有先有法西斯的肆虐与古典工人运动的历史性失败，才有民主制的盛行。[198] 民主为何从资本的对立面变得与资本长期安然共处，亚里士多德的难题为何在当代得到解决，这常常令人疑惑不解："即使今天，为什么代议制民主会在提供这些保护功能（即与资本主义安然共处--引者注）上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功，这一点也尚未明晰。"[199]对此，只有将其放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并综合体制与"人"的因素进行考察，才能真正理解。 在此还要提醒大家注意，当无产者"多数"克服种种外部阻挠和内部分裂，掌握了主要权力部门并捍卫自己利益的时候，或者即将如此的时候，资产者"少数"的选择，决不会是继续遵循所谓的"宪政"游戏规则，而是会用少数人的暴政来对付多数人的"暴政"，即选择形形色色的法西斯：墨索里尼与希特勒，萨拉查、多尔富斯与佛朗哥，苏哈托与皮诺切特。 1973年在智利靠政变[200]与屠杀工人学生上台的奥古斯特·皮诺切特，并非仅仅是一介武夫，乃是"新自由主义"浪潮的开山鼻祖！政变后不久，皮诺切特就用机关枪逼着智利工人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哈耶克与弗里德曼为之呐喊叫好，撒切尔与里根随后师从效仿，"新自由主义"于是席卷全球。皮诺切特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还深谙汉密尔顿麦迪逊思想的精华，知道政变与改革的成果，必须得用宪法来巩固：资产阶级的利益，危急时刻靠屠刀，日常还得靠宪政。1980年皮诺切特制定了一部新宪法，将分权制衡原则发挥到了极致，比美国宪法更接近汉密尔顿及其传人哈耶克[201]等辈所推崇的理想模式。智利人民若想在这一宪法框架内改善自己的状况，难。皮诺切特在经济、政治、法学诸领域对资产阶级居功至伟，资产阶级心里明白，嘴上不说。 融宪政、屠杀、"新自由主义"于一体的皮诺切特模式，就是美国宪政思想在20世纪最重大的发展与创新。                                                          2003年3月初稿                                                      2004年7月修改                                                      2009年5月26日再改                                                      2009年12月28日改毕   附言： 本文初稿于2003年，2004年稍加补充。当时以为有发表的机会，结果落空。等待期间，又动了补充修改的念头，但直到2006年才着手。可改了半天后电脑竟然格式化了，遭此打击，一时无心重来。直到2009年春才又下决心。拖也有拖的好处，现在又添了些新内容，主要集中于对美英法三国革命的比较、资产阶级流氓本性的分析、皮诺切特宪政模式等部分。对写作过程能回忆起来的主要如上。还有一处值得显摆的地方，我一直断定哈耶克支持希特勒--哈耶克最推崇的丘吉尔都这样了，哈耶克还会例外吗--可是一直找不到证据。最近发现了哈耶克推崇希特勒的红人施米特的材料，就添到文章里面了。看来在这一点上我的判断力还是值得肯定的。希望不久也能发现哈耶克直接赞颂希特勒的证据，英德开战以前，有这样的言论该不稀奇。哈耶克们与墨索里尼萨拉查皮诺切特为友，又怎能不喜欢希特勒呢？这几年为哈耶克们浪费了太多时间，唠叨这几句算出口恶气吧。 本文所引用的与美国宪法直接相关的材料中，2004年以后出版的并不多。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近年来看到的一些新材料，并不足以使我发现有对初稿做出较大修正的必要。另外，立新重于破旧，对真民主的探索比对假民主的批判有意义得多，2004年以后，我的精力主要花在这上面了（对此可参阅拙文《苏维埃还是立宪会议？--论十月革命新政权的合法性和民主性》、《论俄国革命--从兴起、蜕化到垮台》、《唯议会主义的悖论--社会民主党的自我毁灭》等）。这影响了我对新材料的搜集，也影响了文章的修改速度。 本文写作期间，曾多次向陈燕谷先生求教；2003年秋天，素无交往的王希教授曾电函对初稿提出宝贵批评，当然，文章内容概由我本人负责。国家图书馆基藏库的所有职工、中央编译局图书馆张晓明先生、商务印书馆侯玲编审在资料查询方面对我提供了的极大帮助。本文初稿曾刊发于王小强先生主编的《香港传真》2003年第38期。在此，向上述人物与机构致以最衷心的感谢。 [1]查尔斯·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何希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8-19页。 [2]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137页。 [3]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中文版序言，第3页。 [4]对民主与私有制的矛盾以及有产阶级民主观的发展演化的简明扼要的概述，参阅王绍光：《警惕对民主的修饰》，北京：《读书》，2003年第4期；安东尼·阿伯拉斯特：《民主》，孙荣飞、段保良、文雅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 [5]热衷于抬高英国革命贬低法国革命者的一大理由是，英国革命比法国革命更加尊重私有产权。再也没有比这种说法更无视事实的了。英国革命后地主贵族资本家将农民劫掠一空，而法国革命中，自雅各宾专政到拿破仑时代，农民获得了土地所有权且再也没有丧失。难道只有资本家的产权才叫产权，农民的就不配了吗？ [6]"现代的美国民间信念都认为民主几乎等同于自由，而且民主理论家力求区分二者时一般都认为民主为自由所不可或缺的。但是开国先辈们认为，他们最为关心的自由受到民主的威胁。在他们的思想中，自由同民主无关，而是同财产有关。"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崔永禄、王忠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4页。 [7]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第8页。 [8]"如果说城镇的商人和骚动的技工无意中发动了那场导致美洲独立的战争，那么农民却提供了把战争进行到底的动力，并流出了洒在这一斗争中的大部分鲜血。"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39页。 [9]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第9页。 [10]"1765年后，'下层社会'的存在，或者说暴民或'粗野民众'的存在，一直是美洲殖民地生活的事实。"梅里尔·詹森：《美国革命和美国人民》，载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与江西美国史研究中心编：《奴役与自由：美国的悖论--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演说集（1961-1990）》，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9页。 [11]"战争结束，不让打过仗的人（以及更多声称打过仗的人）享有政治权利，又非常困难。独立以前，各州人民享有的政治权利差异甚大，但战争之后，无论在哪一州，权利似乎开口就有。"约翰·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彭淮栋译，海南：海南出版社，2003年，第420页。 [12]詹森：《美国革命和美国人民》，载《奴役与自由》，第213-214页。 [13] Louis M. 哈克：《美国资本主义之胜利》，陈瘦石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129页。 [14]戈登·伍德：《民主与美国革命》，载约翰·邓恩编：《民主的历程》，林猛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4页。 [15]詹森：《美国革命和美国人民》，载《奴役与自由》，第212页。 [16]菲利浦·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黄雨石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第69页。 [17]菲利浦·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第69页。 [18]参阅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王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6-49页。杰佛逊与杰克逊的小农民主政治理想与此相似。 [19]在18世纪，雇佣劳动者阶级或无产阶级还不像现在这样被看作是自由市场经济的中的自由劳动者，他们通常被称作是其雇主的"仆人"。直到1875年之前，英国的劳资关系法一直被冠以"主仆法"之名。 [20]我国另有学者称宾州成文宪法中亦有此类内容，见杨生茂、陆镜生：《美国史新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96页。 [21]理查德·莫里斯：《我们美国人民：人民革命二百年纪念》，载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61-1990）》，王建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96页。 [22]霍华德·津恩：《美国人民的历史》，许先春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7页。 [23]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亨利·斯蒂尔·康马杰、威廉·爱德华·洛伊希滕堡：《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上卷，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72页。 [24]菲利浦·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第79页。 [25]莫里森等：《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上卷，第272页。 [26]詹森：《美国革命和美国人民》，载《奴役与自由》，第219页。 [27]伍德：《民主与美国革命》，载《民主的历程》，第114页。 [28]詹森：《美国革命和美国人民》，载《奴役与自由》，第217页。 [29]詹森：《美国革命和美国人民》，载《奴役与自由》，第209页。 [30]詹森：《美国革命和美国人民》，载《奴役与自由》，第217页。 [31]托洛茨基指出，双重政权的并存与斗争作为革命中的突出特征，并非自俄国革命才开始出现，英国革命、法国革命早已如此（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一卷第十一章"两重政权"，王凡西译，上海：历史研究社，1941年）。笔者认为美国革命同样存在着双重政权并存的现象。 [32]莫里森等：《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上卷，第296页。 [33]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法律史》，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王军等译，1997年，第24页。 [34]詹森：《美国革命和美国人民》，载《奴役与自由》，第218页。 [35]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第16页。 [36]埃尔布里奇·格里语，詹森：《美国革命和美国人民》，载《奴役与自由》，第218页。 [37]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第一卷，第267页。 [38]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第一卷，第267页。 [39]参阅M.J.C.维尔：《宪政与分权》第六章，苏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 [40]李剑鸣在《美国革命时期马萨诸塞立宪运动的意义和影响》（北京：《历史研究》，2004年第一期）中指出，马州制宪运动与后来的联邦制宪运动一样，旨在"削弱人民对政府的直接影响"（145），但同时，又称前者与后者有明显不同：后者始终有意识地脱离民众，前者却是建立在"民众参与的广泛性"与"参与途径的多样性"的基础上。这种见解的自相矛盾令人吃惊：人民广泛参与制宪，其目的竟然在于削弱自己日后继续如此行动的可能。对事实更合理的解释可能是：尽管马州制宪运动旨在反对民主，不过毕竟是发生在革命前期的高潮--大众民主--阶段，因此，与革命尾声或退潮阶段的联邦制宪运动相比，其更带有些民主的外表或特征；对于革命初期的民主大潮而言，则不过是一系列反动的"高超的手腕"而已。 [41]从独立运动开始到制宪会议之前，各州内部冲突的情况，仅仅根据现有的中文资料，是不能将整个过程理清的。大概激进派在各州的影响到1780年代初期，就已走下坡路了，保守派开始恢复优势，但民众仍有相当的力量，故能在1785-1786年间掀起一场纸币运动。参阅哈克：《美国资本主义之胜利》。 [42]汉密尔顿称罗得岛州议会的做法为"穷凶极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约翰·杰伊：《联邦党人文集》第7篇，程逢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4页。 [43]对此麦迪逊评论道，"自和平以来，美国由于纸币对人与人之间的必要信任，对公众会议的必要信任，对人的勤勉和道德，以及对共和政府的性质等等方面"，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联邦党人文集》第44篇，第229页。 [44]詹姆斯·威尔逊语，詹森：《美国革命和美国人民》，载《奴役与自由》，第222页。 [45]史蒂文·巴克曼：《美国宪法入门》，初晓波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38页。 [46]"十八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纸币运动是促使保守的经济势力支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吉尔伯特·C·菲特、吉姆·E·里斯：《美国经济史》，司徒淳、方秉铸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7页。 [47]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127页。 [48]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第52页。 [49]亨利·诺克斯（后来华盛顿政府中的国防部长）将军语，詹森：《美国革命和美国人民》，载《奴役与自由》，第188页。 [50]约翰·阿克顿：《自由史论》，胡传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228页。 [51]阿克顿：《自由史论》，第238页。 [52]"正如我们从上面已经看到的那样，在独立之后，宪法颁布之前的这段时期里，美国人干得并不差。过去许多评述邦联时期的文章总是巧妙地用未经证明的假设来参加辩论，把它所声称的经济困难归咎于邦联政府。然而，即使把问题加以夸大，邦联也无须充当替罪羊。......就18世纪80年代的美国经济情况而言邦联这种政府形式其实并不坏，可是它却成了报刊的恶意中伤的牺牲品。"杰拉尔德·冈德森：《美国经济史新编》，杨宇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148-149页。 [53]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124页。 [54]黄绍湘：《美国早期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07页。 [55]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25页。 [56]当时新罕布什尔州，康涅狄格州等地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美国独战争已使民众顺从官府当局的传统受到滋扰。像托马斯·斐因这样的极端主义分子就认为，起义反抗英国的政治暴虐是天经地义的，起义反抗债权人的经济暴虐也是地义天经的。如果欠英国商人的债务可通过立法予以豁免，那么为什么不能如法效仿豁免美国商人的债务呢？"托马斯·戴伊、哈蒙·齐格勒：《民主的嘲讽》，孙占平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28页。 [57]汉密尔顿称暴动者的"真正目的是取消一切债务，废除契约和对财产来一次新的分配--简言之，一种完全的民主制，在这种制度下，美德、财产和社会差别将被破坏"。司美丽：《汉密尔顿传》，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年，第129页。 [58]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102页。 [59]这是约翰·杜鲁门总统对宪法的评论，乔治·E·莫里：《美国总统对历史的使用》，载《奴役与自由》，第115页。 [60]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49-50页。 [61]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表达了因不能解决公债问题而引起的对邦联的不满："凡能伤害一个独立的国家的尊严或降低其品格的事情，我们差不多都经历过了。在保证我们的政治存在的危急存亡之际，我们不是向外国人和本国公民借过债吗？对于偿清这些债务依然未作任何适当的或令人满意的准备。"《联邦党人文集》，第71页。 [62]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175页。 [63]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37页。 [64]巴克曼：《美国宪法入门》，第36页。 [65]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53页。 [66]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218页。 [67]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104页。 [68]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8页。 [69]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8页。 [70]杰里米·阿塔克、彼得·帕塞尔：《新美国经济史：从殖民地时期到1940年》上册，罗涛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82页。 [71]"民主思想最可能根植于心怀不满的阶层和受压迫阶层以及处于上升阶段的中间阶层。它或许也可能根植于原先贵族中某些异化了的，部分被取消了继承权的阶层，但民主思想对那些仍在大力扩大特权的特权阶层是没有吸引力的，费城会议的参加者大多是有相当地位者和富豪子弟，只有少数人几个例外。"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第8页。 [72]美国历史学家马丁·范布伦称费城会议"拟订一部新宪法一事是不符合大陆会议给它的指示的，这是一起英雄的行动，但却是一起非法的行动"。法学家伯吉斯则说："如果朱利叶·凯撒或拿破仑做出这样的事，人们早已把它称之为政变了。"曹德谦：《批准美国宪法过程中的风波》，北京：《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4期。 [73]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203页。 [74]詹森：《美国革命和美国人民》，载《奴役与自由》，第187页。 [75]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145页。 [76]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136页。 [77]"这个新国家的法律强调保护现存的财产的权利，同样强调获得财产的权利。这是通过财产法和契约法的结合起来实现的。......在起草联邦宪法的时候，制定者为保护个人权利而确立的一项真正重要的保障，是宪法的1条第10款，即契约条款。如果说，他们这样规定时，在措辞中表现出来的兴趣和讨论的内容出人意料的少的话，那是因为他们几乎一致地想到并写出了需要对各州加以限制，以防侵害契约权利。"施瓦茨：《美国法律史》，第26页。 [78]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127页。 [79]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125页。 [80]詹森：《美国革命和美国人民》，载《奴役与自由》，第222页。 [81]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134页。 [82]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141页。 [83]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19页。 [84]阿塔克、帕塞尔：《新美国经济史》上册，第136页。 [85]哈耶克将当时的英国吹嘘为自由的理想国，并自诩为托克维尔的思想传承者，但是托克维尔的评论与哈耶克是不同的："我不知道过去有哪几个国家的贵族政体像英国的贵族政体那样自由，......但是，也不难看到，英国的立法常为富人的福利牺牲穷人的福利，使大多数权利为少数几个人所专有。结果，今天的英国集极富与极穷于一身，其穷人的悲惨处境与其国力和荣誉形成鲜明的对比。"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67页。 [86]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46-47页。 [87]恩格斯：《反杜林论》，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5页。 [88]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266页。 [89]前面我们已经看到，"民主"在当时制宪者们的嘴中还是一个贬义词，他们更多地使用"共和"一词，但绝没有把"共和"看作是无害的--像现在中国的"宪政主义者们"所言，而是依旧需要改造。在他们口中，民主与共和有时是互换的。 [90]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48页。 [91]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137页。 [92]沃农·路易·帕灵顿：《美国思想史》，陈永国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62页。 [93]哈克：《美国资本主义之胜利》，第146页。 [94]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28页。 [95]麦迪逊语，《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中文版序言，第3页。 [96]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206页。 [97]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266页。 [98]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51页。 [99]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41页。 [100]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50页。 [101]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51页。 [102]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49页。 [103]汉密尔顿语，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127页。 [104]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257页。 [105]汉密尔顿通过反问别人阐释了这一思想："我们需要从民主中被挽救，但提出什么手段了？一个民选的议会要受到一个民选的参议院的制约，而这两者都要受到一个民选大法官的制约。"阿克顿：《自由史论》，第238页。 [106]阿克顿：《自由史论》，第204页。 [107]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259页。 [108]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265页。 [109]1913年通过宪法第17条修正案后，参议员才改由选民直选。 [110]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315页。 [111]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316页。 [112]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321页。 [113]邹刚：《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载《战略与管理》创刊号。 [114]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320页。 [115]阿克顿：《自由史论》，第28页。 [116]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392页。 [117]后来杰佛逊对最高法院攫取司法审查权的行为深为不满："我一直期望摆在公众面前的无缘无故的判决能有一个恰当的理由，并且宣布那不是法律。"巴克曼：《美国宪法入门》，第71页。 [118]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391-395页。 [119]"美国的贵族是从事律师职业和坐在法官席位上那些人"，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第309页。 [120]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394页。 [121]"法学家们秘而不宣地用他们的贵族习性去对抗民主的本能，......法院是......对付民主的最醒目的工具"，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第309页。 [122]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393页。 [123]这是当时一位反对派对最高法院的评论，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1页。 [124]最高法院的法官克尔斯·伊凡·黑格对此直言不讳："我们位于宪法之下，但法官是什么，宪法也就是什么。" 巴克曼：《美国宪法入门》，第118页。 [125]林肯曾说到："如果政府对于影响全体人民的重大问题因最高法院的判决而无可改变的话......那么人民将不会成为自己的统治者。"巴克曼：《美国宪法入门》，第86页。 [126]王希：《原则与妥协》，第108页。 [127]施瓦茨：《美国法律史》，第122页。 [128]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137页。 [129]"美国宪法同英国的解决方案一样，通过限制选举权、通过规定对总统和参议员的间接选举和对不同时期的政府部门的选举，精心地保护有产阶级的利益。这些安排的目的是要防止激进的民众运动获得对整个政府的控制从而引起危险的变革。" 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董书慧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60页。 [130]哈德利语，比尔德：《美国政府与政治》，朱曾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44页。 [131]"我们必须记住这些（《文集》）作者所说的制度包括两个基本的部分--一部分是积极的，一部分是消极的。......在某种情形下，行动总是直接有利于统治集团的。如果他们希望通过政府的职权获得经济的利益，他们当然要有一种赋有必须权力的制度。......在另一方面，统治的利益集团也往往可以从阻止政府的行动中获得利益。......许多财产的拥有者，畏惧政府的积极行动，正如畏惧他们不能通过有利的立法一样。在私有财产业已扩充到实际上包括所有有形的和无形的财富形式之时，这就尤其真实了。"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108-109页。 [132]比尔德：《美国政府与政治》，第44页。 [133]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45页。 [134]"制宪会议之保守气质一如《独立宣言》之革命气质"，阿克顿：《自由史论》，第204页。 [135]王希：《原则与妥协》，第121页。 [136]纳尔逊·弗雷德曼·布莱克：《美国社会生活与思想史》上册，许季鸿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06-207页。 [137]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220页。 [138]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220页。 [139]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第14页。 [140]"他们旨在建立一种政府，由它充当有产阶级各种利益集团之间诚实的经纪人，保护他们抗御共同敌人，并防止其中之一变得过于强大。制宪会议是各类不同财产者的联谊会。各类财产应在政府中按比例拥有发言权。有时也许不得不牺牲别人的财产利益，但这种牺牲只是为了有产者利益的整体。"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第15页。 [141]戴伊和齐格勒也认为宪法仅仅是少数统治者的作品，不过广大民众并没有较积极地起来加以反对，而是消极旁观，未曾广泛深入地参与到批准过程中去。戴伊和齐格勒：《民主的嘲讽》，第53页。 [142]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22页。 [143]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208-209页。 [144]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211页。 [145]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203页。 [146]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222页。 [147]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214页。 [148]巴克曼：《美国宪法入门》，第49页。 [149]巴克曼：《美国宪法入门》，第50页。 [150]巴克曼：《美国宪法入门》，第51页。 [151]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第52页。 [152]这"双方"，"一方由小起义者构成，他们是借债者，不需要法律，但想要分享别人的财产；这些人被叫做平均主义者，谢伊（即谢司--引者注）派，等等；另一方由少数人构成，他们拥有奴颜婢膝的支持者，比前者更危险；这些人贪婪地攫取所有权力和财产；你可以在这些人的行动中看到对自由和平等政府的明显不满，他们还要对这个国家的政府进行系统的本质改造；这些人叫做贵族派，在这双方之间是社区的大多数：他们拥有不多不少的财产，没有债务，满足于共和政府，也不想发大财、做大官、掌大权。1786年，小起义者和平均主义者纷纷出现，侵犯了别人的权利，想要根据他们的意愿建立政府。他们的行动显然激励了一方，后者于1787年占领了政治阵地，在时髦的追随者的支持下，迫不及待用口和笔努力建立一个更为高雅的政府。比起社区里坚定、自由和独立的部分而言，这两方面......都微不足道。"帕灵顿：《美国思想史》，第254-255页。 [153]罗伯特·A·拉特兰：《麦迪逊在制定宪法和权利法案中的作用》，载肯尼思·汤普森：《宪法的政治理论》，张志铭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160页。 [154]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203-204页。 [155]阿塔克、帕塞尔：《新美国经济史》（上），第84页。 [156]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169页。 [157]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153-154页。 [158]"在顺利批准宪法的四个州，......行动敏捷可以说是由于一般民意都拥护宪法，也可以说是由于行动的迅速使反对派措手不及"，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161页-162页。 [159]"宾西法尼亚州是批准宪法的第二个州，因为这个州联邦党人的策略，是抢在反联邦党人组织起来之前，把事情赶紧办妥"，莫里森等：《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上卷，第330页。 [160]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168页。 [161]"必须用私利来贿赂政客们"，宪法的定稿人古维诺·莫里斯说道，巴克曼：《美国宪法入门》，第53页。 [162]J.布卢姆等：《美国的历程》上册，杨国标、张儒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14页。 [163]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九章。 [164]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209-210页。 [165]比尔德语，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中译本再版序言第5页。 [166]"宪法规定的联邦政府体制是两种似乎不可调和的目标加以折衷的结果。一方面，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拥有充分的权力来保卫公民的财产，免受不负责任的州立法机关的侵犯。同时宪法的制定者十分了解，一个权力极大的中央政府，又有进行专制统治和压迫的危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宪法给中央政府列举了某些有限的特定权力。这些列举或授予的权力，同加之各州的禁律相结合，就使全国政府有充分的权威来控制各州的某些行动。与此同时，宪法中的相互制约和权力平衡制度，又使突然行动或急剧与过激的变革更加困难。"菲特与里斯：《美国经济史》，第194页。 [167]"资产阶级平时十分喜欢分权制，特别是喜欢代议制，但资本在工厂法典中却通过私人立法独断地确立了对工人的专制。"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三章第四节，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64页。 [168]"正如财富的长期统治肯定用于财富的积累一样，穷人对权利的侵入也会伴随着将之广散天下的计划。看一看前时代的人的智慧用在教育和健康，在安全、合作和救死扶伤以及在保护劳动者反对自利的法律方面作的是多么少，在这一代人完成的是多么的多，那么就有肯定的理由相信这样大的一种变化是需要的，民主主义的奋斗力气并没有白费。"阿克顿：《自由史论》，第79页。 [169]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杨祯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38页。 [170]"令伯林极为恼怒的是，他的论文被广泛理解成这样一种意思，即一切干预经济决策的政府行动都属于'积极自由'一类，因此也与共产主义是一丘之貉。柏林的目的不是要否定福利国家的合法性，而是要迫使福利国家主张的支持者通过经济学本身来捍卫经济平等的理想，而不是把经济平等当成一种自由的形式。事实上，当他在1969年重新发表这篇论文时，伯林特意指出，消极自由通常被用来作为剥削的通行证，经济上的不平等剥夺了人类享受自由的社会条件。"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第367页。 [171]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萃》，冯克利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17页。 [172]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三卷第十五章，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 [173]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八章，王明毅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174]参阅拙文《视自由放任为虚构神话的哈耶克》，北京：《绿叶》，2009年第一期。 [175]托克维尔：《 托克维尔回忆录》，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01页。 [176]纳粹所谓的"多数"的形成过程，参阅拙文《唯议会主义的悖论--社会民主党的自我毁灭》。 [177]威廉·舒尔曼：《不光彩的结盟：施米特与哈耶克》（节选自威廉·舒尔曼[William E. Scheuerman]：〈卡尔·施米特：法律的终结〉[Carl Schmitt: The End of Law，Rowman & Littlefied Publishers 1999年出版]），刘毅译，郑永流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2007年第二期（总第十二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178]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二心集》。 [179]鲁迅：《"吃白相饭"》，《准风月谈》。 [180]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二心集》。 [181]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二心集》。 [182]鲁迅：《"吃白相饭"》，《准风月谈》。 [183]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布莱克威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41页。 [184]近年来随着哈耶克在中国的走红，受其推崇的"阿克顿勋爵"也逐渐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位"自由主义"的"大师"，当时就站在卡尔霍恩和奴隶主一边，坚决地捍卫奴隶主奴役他人的"自由"。 [185]1868年通过的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是南北战争结束后为彻底摧毁奴隶制而制定的，其主要内容为："所有在合众国出生或归化合众国并受其管辖的人，都是合众国的和他们州的公民。任何一州，......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公司根本就不属于"人"的范围。 [186]巴克曼：《美国宪法入门》，第103页。 [187]"经常被忽视的是，在总统提出其填塞法院计划之前，最先表明法哲学转变的判决已经形成了。1937年3月29日......最高法院的更正声明是在总统提议后一个月宣布的，但是该案本身在填塞法院计划公布（1937年2月5日--引者注）之前的1个月已经在大法官的讨论会上决定了。这一间接证据有力地证明了数年后首席大法官休斯对经其认可的传记作者的叙述，'总统的建议对我们的判决没一丁点儿影响。'"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最高法院史》，毕洪海、柯翀、石明磊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58页。 [188]"在英国，农奴制度实际消灭于十四世纪之末......。农民土地所有权之被剥夺，在英国经过了一次宗教改革与两次革命，一直拖到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既不是从外面逼入，因此它有足够的时间，能在无产阶级觉醒而走进政治生活之前很久，就消灭了独立的农民。"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一卷第二章。 "英国至少拥有几世纪的时间让它支配。它是资产阶级文明的先锋。它并不处于其他民族的压迫之下，反而愈来愈把他们放在自己的压迫之下。它剥削着全世界。这就缓和了内部的矛盾，积累了保守主义，促成了财富的丰饶与脂肪质沉淀物的稳定，此种脂肪质的沉淀物有如：地主的寄生层，皇朝，上议院与国教会。由于资产阶级英国发展的非常的历史特权，与弹性相结合的保守主义，便从制度转入于道德中。"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一卷第六章。 [189]英美法三国革命所面临的国际条件各不相同，这对革命的走向与结局影响巨大。英国作为欧洲边缘的岛国，长期不被视作欧洲的一部分，因此其革命受到大陆各专制君主国家集团的关注或反对程度就相应减弱。更幸运的是，革命期间，大陆各国正为三十年战争所累，也无力顾及英国。美国革命的国际条件最好：远离欧洲，仅仅面对英国一国的镇压，同时却又从法国西班牙荷兰那里得到了强大的国际援助，英军最后被击败，主要是法军的功劳。法国革命的国际条件最糟糕：革命以一国之力独自抵抗全欧洲的围攻，长达二十余年，最后被压垮。法国对世界进步功莫大焉，自己却损失惨重，自此沦为二流国家。今天"柿油党"们津津乐道于英美革命的温和、妥协、渐进等，根本不曾考虑到，如果英美革命也遭受法国革命那样的国际压力，将呈现另外一种局面。至于俄国革命的命运，更是被国际条件所决定。革命自始就自觉地把自己视作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结果世界革命的持续失败，导致俄国革命从苏维埃民主逐步蜕化为党国官僚专政。 [190]米涅：《法国革命史》，北京编译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83页。 [191]"从那时起，社会主义的诺言提供了民主最大的动力。民主与社会主义的联盟是法国政治中的主要事实。"阿克顿：《自由史论》，第78页。 [192]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第8页。 [193]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五月十八日》第七章。 [194]参阅让-皮埃尔·阿泽马与米歇尔·维诺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沈炼之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 [195]参阅拙文《唯议会主义的悖论--社会民主党的自我毁灭》，《香港传真》，2007年第84期。 [196]英、法、德、比、奥、意、荷、瑞典、俄、芬、挪等国皆如此。 [197]最新的例子是尼泊尔毛主义者。 [198]参阅拙文《唯议会主义的悖论--社会民主党的自我毁灭》。 [199]约翰•邓恩编《民主的历程》，第253页。 [200]拉美各国政体大都模仿美国，也崇尚所谓的司法独立。委内瑞拉2002年的反查韦斯军事政变失败后，法院不顾民意--同时也是违背法律--判决政变组织者无罪。2009年洪都拉斯推翻民选总统塞拉亚的军事政变成功，最高法院立即宣布政变合法。司法独立性表现为政变者刽子手的同犯帮凶。 [201]"哈耶克称资本主义是自由的保障。那么当自由与资本主义发生冲突时，当人类欲行使其抛弃资本主义的自由的时候--哈耶克们所谓的"当民主妨碍自由的时候"，哈耶克会选择什么呢？牺牲人类的自由来保全资本主义！名为"自由至上主义"，实为资本至上主义，财产至上主义。在《自由宪章》、《法律、立法与自由》等著作中，哈耶克的选择是：攻击普选权，诋毁民主，仇视工会。"拙文《视自由放任为虚构神话的哈耶克》，北京：《绿叶》，2009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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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我们需要考虑文雅的问题。此前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工夫想这个问题。... 我关心的不是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而是整个民族的文化素养、文化素质，知识分子不要觉得自己了不起，"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只是隐含了一种知识分子的自以为是，这个东西让人不舒服。

笔者把基督宗教近代以来在全球的扩张放置在西方殖民主义和非西方国家民族主义运动互动的视野下，试图解答为什么基督宗教在有些国家和地区成为强势宗教，而在有些国家和地区却处于边缘。

伊格尔顿在2010年文章中曾指出，大学和发达资本主义在根本上是无法调和的。

安德森教授应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邀请，于2014年3月元19日与26日在清华做两次公开演讲，第二次讲演主题为：东南亚华人认同的悖论。

"书非书"面世十多年了，其间多有议论、褒贬不一，乃由书法从传统转入当代、人们的审视角度和美学观念多有错位之故。在此，我就自己熟稔的人物和局势谈谈感想，投砾引珠。此文为作者就"书非书"与当代艺术生活--2015杭州国际书法艺术节暨"书非书"文献展学术会议讨论纪要所做按语。

2015年5月8〜9日2015杭州国际书法艺术节暨"第三届书非书暨文献展"学术会议于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召开，就书法与“书非书”的概念展开激烈讨论。本纪要由《诗书画》编辑部提供。

2015年11月20日，清园读书会第三场举行。此次读书会以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核心文本展开讨论，以下三篇文章系读书会三位主题发言人的文字稿。清园读书会由一群不同学科的博士生基于共同兴趣组成，旨在重读毛泽东。

2010年10月天津气候谈判期间， 清华大学的汪晖教授和社科院郑易生研究员领衔一些国内的学者和组织递交了两封对中美政府的公开信。中国民间人士五年前对美国提出的挑战，美国做到了吗？让我们来重读这两封公开信，并盘点一下美国做得如何，和中国做出对比。

佐尔格-尾崎秀实事件在今天已经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但这个“故事”的叙述史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清理。在1940年代，“帝国日本”的国家权力缘何将之讲述为“国际间谍案”？在二战以后，伴随着冷战格局的形成，美国占领军情报部主持编撰的“威洛比报告”又缘何将之讲述为“苏联间谍案”？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考证和分析，指出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通过主导档案的作成、密存和有限度公布，完成含有政治意图的事件叙述的。二者之间其实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民主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一览众山小，以致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声称自己是民主国家。正是同时，西式民主在实践和理论上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和质疑。对于民主危机的性质的判断越来越悲观，民主理论家们开始反思代议制民主的内在缺陷，反思选举式民主，并探寻通过各种容纳普罗大众参与的制度机制，回归真正的民主。

＊前言汪暉在《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一書的前言中，曾如此說：什麼是現代，什麼是中國的現代？這些與時間有關的概念曾經是歷史研究的中心主題。然而，一旦人們開始質疑歷史決定論和現代人的自我確證方式，那些長期以來據以對歷史進行分期的各種根據都變得可疑了。如果現代的意識必定與古代已經消亡的意識密切相關，那麼，在一定意義上，這種古典的古代或禮樂的世界已然消亡的意識早已構成了孔子以降儒學的一個內在的主題。（汪暉，2008a：1）並提「現代」與「中國的現代」，意謂著對「中國的現代」的思考，乃是聯繫著對「現代」的審視，而這至少隱含著兩種可能性：一，假若「中國的現代」已被編織到「現代」的歷史敘事中，則若想認識「中國的現代」，即必須以「現代」尺度；二，假若「中國的現代」有其特殊性，則這暗示了「中國的現代」有其不同於「現代」之處。關於「現代」，汪暉如此說到：在19世紀工業化、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潮流之中，一種直線進化的時間意識及其支撐之下的進步意識佔據了支配性的位置。正是在與前述歷史意識的對峙之中，現代人將自身建構或理解為"現代的"，卻忘記了天演、進化等觀念是如何通過與古典的歷史意識的糾纏才得以確立自身的合法性的。事實上，19世紀形成的新的時間觀念僅僅是現代歷史敘事的一個要素，它為許多歷史著作把現代/現代性理解為一種由資本主義文明為動力的客觀的社會進程提供了認識論的框架。在這些著作中，構成現代的基本要素是相對於傳統經濟形式的市場經濟，相對於傳統政治結構（尤其是帝國）的民族-國家，相對於傳統生產形式（遊牧或農業等）的城市和工業文明，相對於傳統社會結構（尤其是貴族制度）的市民社會，相對於傳統文化（主要指神聖的宗教生活形態）的世俗社會，相對於傳統藝術方式的現代藝術及其世界觀，等等。無論在歷史分期方面存在怎樣的區別，這些要素總是被組織在一種時間性的敘事之中，即使那些致力於揭示個人的、主觀的、想像性的世界的藝術史和思想史的學者，也傾向於將這些要素置於上述"客觀的社會進程"之中給予解釋。（汪暉，2008a：1-2）「現代人」忘記了自身的歷史意識乃是與「古典的歷史意識」（即儒學自身的歷史意識）相互糾纏而確立「自身的合法性」時，汪暉提醒我們，存在著不同於「現代人」的歷史意識，而理解「中國的現代」不必然地以「現代」作為衡量的尺度，則「中國的現代」就必須有其屬於自身的歷史敘事，從而確立「中國的現代」。當汪暉將「中國的現代」聯繫於儒學自身之「思想的基調」對歷史的認識，則具有目的意涵的「現代」的歷史分期，不僅無法作為描繪「中國的現代」的尺度，而從汪暉的觀點來看，儒學自身的歷史意識貫穿於「自孔子以降」之儒學的基本軸線，因而「現代」並不指向中國歷史的特定時期，而是萌發於每一個時代中儒者的自我認識。對汪暉而言，從儒學的視角提出對「現代」的反省，是奠基在一種可名之為「內在視野」之上的觀看方式，而正是從「內在視野」來審視「現代」，使得「中國的現代」能夠不同於「現代」。而關於「內在視野」方法，汪暉曾說：「我注重的是歷史中一些要素的反復呈現，而不是絕對的起源。」（汪暉，2008a：10）是故，對「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蘊含著對「反復呈現的要素」的審視，也意謂著「中國的現代」不只是一個與時間有關、並承接著中國近代而來的特定歷史分期，相反地，「中國的現代」之內涵是一種對理解歷史的方式，而其理解方則確立了「中國的現代」，在汪暉的討論中，儒學恰好提供了不同於「現代」之歷史意識的方法。筆者認為，與其說汪暉表述了儒學自身「獨特的歷史意識」，並藉此描繪「中國的現代」的內涵，倒不如說，汪暉將儒學自身那「獨特的歷史意識」作為方法，使之得以展開對「現代」的批判。從汪暉關於儒學特質之討論及其展開方式來看，「中國的現代」是一個「被現代性所給定的要求」，中國必須回答自身之現代（性）的特質與內涵，因而，即使汪暉強調，「中國的現代」有其由儒學所繼承而來的獨特性（或特殊的思考方式），但其關懷仍舊指向「現代」，因而使得汪暉的儒學詮釋具有清楚的「現代」指向（或目的）。汪暉之中國思想論的論述前提與方法對汪暉而言，「孔子以降的儒學」並未將「現代」與「古代」視為截然的斷裂，而是在斷裂的前提上努力地回到三代所體現的古典的、或禮樂的世界。汪暉說：「思想、觀念和命題不僅是某種語境的產物，它們也是歷史變化或歷史語境的構成性力量。」（汪暉，2008a：2）在汪暉關於「孔子以降的儒學」的研究中，大抵遵循著此一原則展開，因此，在「孔子以降的儒學」之演變中所出現的諸多思想觀念，汪暉並不僅將之視為反映著某種現實及其關係，亦特別著重於思想觀念對當時代的批判性與構成性的作用。然而，假若我們由此認為汪暉的目的乃是歷史地說明「孔子以降的儒學」如何透過諸多思想觀念的提出、闡發，以促成歷史現實的變化，筆者認為，僅止於這樣的理解，則無從看出汪暉這部《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的論爭意義，相反地，汪暉在進行關於「孔子以降的儒學」的研究時，特別著意於檢討日本京都學派與以歐洲近代思想史為參照所建立之儒學評價所存在的問題，正是基於汪暉對於此兩類觀點的檢討，我們恰好可以看出，汪暉所提出之以「內在視野」作為理解中國的視角，其前提來自於與日本京都學派和以歐洲近代思想史為參照所建立之儒學評價。汪暉認為，日本京都學派關於中國歷史的敘述，正是從「客觀的社會進程」的角度審視中國歷史的論述，最具代表性的即是內藤湖南和宮崎市定針對唐宋時代轉變所做出的論斷，其中尤其以中央集權國家的出現、伴隨著中央集權國家而出現的社會各方面的轉型為主要內容：國家對於商業的統制與商品經濟的出現；成熟的郡縣制度、中央獨裁與官僚系統；早期民族主義的出現；國民主義、平民主義與世俗主義等。在這樣的理解下，宋代理學因而被視為是世俗性的宗教（汪暉，2008a：105-107）。在汪暉看來，京都學派對於中國歷史的敘述，大抵是從與歐洲啓蒙主義的對比而得出的觀察，而這樣的中國敘述也可以在胡適之、馮友蘭和牟宗三等人的思想中看到類似的論斷，其核心的關懷在於挖掘中國思想中的「理性化」、對「日常生活」之關注等特質，而這都預設了實證主義、個人主義、近代歐洲形上學意義下之「世俗化的個人及其理性對於宗教權威和絕對王權的反叛」，此即宋代所象徵的「早期現代性」（汪暉，2008a：107-108）。汪暉認為，將宋代界定為「早期現代性」的時代，必然會面臨以下問題：一，假若宋代象徵著「早期現代性」，並存在著一種對應於18-19世紀歐洲理性主義、個人主義而出現的理性化轉向，則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元代和清代的社會形態及其思想特質？元代和清代是否意味著理性化的挫折？二、個人主義作為描述宋代理學的思想特質的概念，並將理學視為是擺脫宗教權威和反叛絕對王權的思想，則對「個人自主性」的強調（如牟宗三），以及將個人性之「成德之教」的實踐與政治的意識形態截然分離，此種詮釋不僅將道德、政治二分，亦以「反政治」或「去政治」的方式界定「個人自主性」，這樣的詮釋結果是否將使儒學被從具體的政治情境中抽離，進而肯定現代性？[1]三、理學家要求回到三代（復古主義的取向），透過天、道、天道等古典觀念來建構新的天理概念以及天理觀，此種天理觀的提出，用意在於對抗政術（郡縣制下的皇權-官僚政治），以恢復宗法對抗市場潮流、以井田制對抗貿易與稅法、以學校對抗科舉、以成德對抗功名、以復古對抗外來文化與歷史變遷等，從而體現出對於現實秩序的批判。正是在第三個問題上，汪暉認為，假若宋代象徵「早期現代性」，則理學恰好是以批判那些構成「早期現代性」之諸多要素為特質而出現的一種關於「早期現代性」的批判理論（汪暉，2008a：108-110）。黃錦樹曾指出，汪暉「批判的接收了（而不是否定）相關知識社群『東洋的近世』、『早期現代性』的假設」，同時，汪暉明確地表現出其研究討論所立足的「現代視域」，及其「回溯的敘事」的性質（黃錦樹，2007：192）。而汪暉也曾自言：就像我在前面說過的，社會史分析的那些基本範疇是從近代社會科學中產生出來的，比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等範疇及其分類，是近代知識和社會分類的產物。當我們把許多歷史現象放置在經濟、政治或文化的範疇之內的時候，我們失去的是那個時代的內在視野，以及從那個時代的內在視野出發反思地觀察我們自身的知識、信念和世界觀的機會（汪暉，2007：171）。汪暉雖然將其方法名之為「內在視野」，但成為問題的是，「內在視野」所指的「內」，並不意謂著「以中釋中」，[2]亦非「以古釋今」，而是與過去不斷對話的實踐，[3]更重要的是，對汪暉而言，「內在視野」著意於反省現代學科體制所設立的種種疆界（例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範疇與分類）。從汪暉的角度來說，透過與過去不斷地對話，種種關於現代學科體制的疆界都可能因此而鬆動，從而有助於「從那個時代的內在視野出發反思地觀察我們自身的知識、信念和世界觀」。[4]簡單地說，汪暉的「內在視野」方法不僅是「現代」與「過去」的對話，也因其著意於批判日本京都學派與以歐洲近代思想史為參照所建立之儒學評價，故而以「內在視野」為方法，以及可能由此衍生出之關於研究方法意義上的「內」與「外」的區分，其實還可能涉及中、西之間的差異。筆者認為，汪暉的「內在視野」在一定的程度上延續了中國近代的問題意識，但重要的是：汪暉究竟為敘事的「回溯」賦予了什麼樣的方向？[5]格物：儒學的主題，或對「早期現代性」的批判關於宋代理學，汪暉如此說：伴隨著天理的成立，古典宇宙論的模式發生了以理氣二分為中心的重大變化；程朱以降，不是理、道、太極等有關起源與主體的概念，而是"格物"這一在儒學思想中處於次要地位的主題，成為儒學反復爭論的焦點。理學與心學的分化，宋學與清學的殊途，以及儒學內部的其他一些更為細微的差異，幾乎均與對這一主題的不同理解有關（汪暉，2008a：260）。汪暉將「格物」作為分析理學、乃至於理學與心學之分殊的主題，有其來自於汪暉自身所處之「現代」而有的關懷。汪暉不以「理」、「道」、太極」等這些「有關起源與主體的概念」，而將「格物」作為分析的焦點，乃欲藉此批判實證主義、科學主義式的認識方式，對汪暉而言，「理」、「氣」的區分意謂著「作為事實的"物"概念」的出現（汪暉，2008a：260），但理學家在探討「理」、「氣」問題的同時，並非僅止於說明具有「物」意涵之「氣」的獨立性、實體性（包含從宇宙論的立場說明「物」的起源，以及證立能夠觀看、認識「物」的主體），而是思考如何以「理」、「氣」構築理想秩序的恢復──在這個意義上，「格物」所涉及的並非是主體對「物」的認識，而是要避免「物」淪為「作為事實的"物"」，亦即，如果我們認為，理學家關於「理」、「氣」問題的討論，象徵著實證主義、科學主義式之思考方式的出現，則在汪暉看來，這其實是對理學家的誤解：理學家恰好是站在批判實證主義、科學主義的立場上看待問題。必須指出的是，雖然汪暉強調「天理」的成立，以及伴隨而來的因「理」、「氣」二分所導致的「古典宇宙論」的變化，但他並沒有因此暗示，在宋代理學出現之前，「格物」這個問題並不存在，「格物」雖然是理學家所使用的語彙，但「格物」的實──避免「物」走向形式化、空洞化的思考方式──並不是宋代才出現的。汪暉指出，宋代理學與周、孔的思想之間有著重要的聯繫：「正如程朱理學的道德評價系統被系統地解釋為"理性化"一樣，現代儒學研究的另一傳統是將周公"制禮作樂"、孔子"述而不作"歸結為"'巫史傳統'的理性化過程"。」（汪暉，2008a：125）汪暉藉由「理性化」來理解周、孔思想與程朱理學的聯繫，呼應到其所主張之以「格物」來審視宋代以降儒學的演變的觀點，同時也呈顯出汪暉的目的：對「近代歐洲形而上學、個人主義價值（以自我為中心的內在化的道德視野）、市民社會文化和實證主義科學觀為參照而形成的範疇」進行反思。筆者認為，以「理性化」來審視周、孔思想與程朱理學（乃至於宋代以降的「儒學」），其實也就是將二者同時納入「內在視野」中，藉由將二者納入「內在視野」的過程中，汪暉也因此直接或間接地假定了周、孔思想與程朱理學之間存在著某種共同的思維結構，惟有假定其中存在著同一的思維結構，並列將程朱理學理解為「理性化」以及將周、孔思想理解為「巫史傳統的理性化過程」才有意義。在下文中，筆者將會說明汪暉為此二者所假定的共同的思維結構究竟為何，而對於其思維結構的理解，也將決定汪暉如何界定儒學的主題及其特質。在討論周、孔思想時，汪暉首先引述了傅斯年與李澤厚的觀點：傅斯年說："儒家的道德觀念，純是一個宗法社會的理性發展"。他所謂"理性發展"指周"德"從原始巫術禮儀向君王行為、禮儀和制度的轉化。在這個意義上，"孔子的國際政治思想（關於諸侯國之間的政治的思想-作者注），只是一個霸道，全不是孟子所謂王道，理想人物即是齊桓管仲。......孔子的國內政治思想，自然是'強公室杜私門'主義。"傅斯年完全迴避王制之中包含的天人關係，並將孔子思想與周代的制度現實劃上了等號。這一論述建立在對孔子"述而不作"的理解之上：孔子思想客觀地記載了周制的基本內涵，即國際關係中的霸道與國內關係中的專制，而這兩個方面都是原始宗法關係理性化的產物。在這裡，從巫術到王制的過渡被類同於歐洲歷史中從宗教統治向世俗統治（國王統治）的過渡，而"祖述王制"的孔子之禮學也就自然地被界定為中國文化"世俗化"和"理性化"的象徵。與傅斯年不同，李澤厚看到的不是"強公室杜私門"的王權主義，而是"由'神'的准神命令變而為人的內在欲求和自覺意識"，即某種排拒"宗教性神祕性的"、個人主義的（"自己"、"心理欲求"）和世俗主義的（肯定情欲的"人"）傾向。他評論說："（孔子之學）把一種宗教性神祕性的東西變而為人情日用之常，從而使倫理規範與心理欲求融為一體。'禮'⋯⋯由於'神'的准神命令變而為人的內在欲求和自決意識，由服從於神而為服務於人、服務於自己，這一轉變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但這兩種不同的論述均被歸納在"理性化"的範疇之內（汪暉，2008a：125-126）。 然而，汪暉對此傅斯年與李澤厚的觀點提出進一步的質疑： 從周孔傳統的形成到宋代理學的確立，"理性化"構築了一個永久的歷史視野，其前提 是：中國思想或文化是"非宗教的"，儒學的道德判斷從一開始就注目於人及其生存世界自身。孔子被認為是中國思想從對自然的探究、對神聖事物的關注轉向人自身的第一人，他的著名的"仁"概念為此提供了證明。然而，人與自然、人與神聖之物的這種分界究竟建立在什麼前提之上呢？儒學對於人的日常生活的關注是一個顯著的事實，但正如上文所述，這裡的關鍵是如何界定儒學的"日常生活"或"人情日用之常"，以及"人"及其"內在欲求和自決意識"是在怎樣的關係中被界定的（汪暉，2008a：126）。關於這個問題，汪暉引用《禮記·禮運》「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的說法，強調儒學的「禮」涵蓋了喪、祭、射、御、冠、婚、朝、聘等，而這些禮儀實踐即構成了儒學意義下的「日常生活」，也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基礎：「作為一種道德性的存在，人的概念與禮義的概念是一致的，因為一旦脫離了禮義範疇也就不存在界定人的基礎了。」「日常生活」的禮儀實踐及與禮儀實踐相對應之使「人」之所以為「人」的關係性，體現出「早期儒學的道德評價方式」：「一種整體性的和連續性的體系，在這個體系中，自然、制度、禮樂和道德，甚至在一定條件下形成的法令、禮俗等規範，構成了難以截然區分的領域。」汪暉認為，《禮記·冠義》指明，「成人」完全是由禮儀實踐來規定，故「成人的標誌是在禮的秩序中確立的」（汪暉，2008a：126-127）。基於這樣的理解，汪暉將批判的矛頭指向牟宗三。對牟宗三而言，《禮記·冠義》是以「形式的」方式來界定「禮」，而君子不同於此，其必須「自覺地實踐人倫以成其德」，前者對應到「王者盡制」之「禮」，而後者則對應到「聖者盡倫」的要義。[6]汪暉認為，牟宗三的觀點存在著無法反省「現代」（性）的問題：在儒學思想的範疇內，歐洲啟蒙運動所制定的從神到人的"理性化"敘事並不具有真正的解釋力，我們毋寧將"理性化"範疇視為現代思想的自我確證：它把歷史編織在"理性發展"的框架內以確立"現代"的權威，並逃避對於"現代"自身的檢驗（汪暉，2008a：127-128）。汪暉認為，「所謂以禮樂為天、以人釋禮，表明孔子試圖在周代禮樂制度的基礎上恢復天人一體的基本價值和天人溝通時的那種情理兼容的基本狀態。這兩者均表明了禮樂制度與巫文化的在共生關係。」（汪暉，2008a：129）儒學之「天人一體」、「情禮兼容」的特質，可以視為汪暉對世俗與宗教之二元關係的回應。汪暉認為，孔子所面對的問題乃是天人關係的異化，此正是王制的內在危機，即當孔子大聲疾呼「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時，「以仁釋禮」所期待的是藉由「以仁通天」的方式而「恢復禮的內在神聖性」，從而抗拒「禮樂與制度的分化」，以及由此分化而產生之缺乏「道德含義」的「制度」（汪暉，2008a：129-130）。因此，「禮」的實踐必須藉由主體的實踐以「賦予日益衰敗的、形式化的禮樂形式以豐滿的、實質性的意義」，而在實踐的意義上而言，「所謂禮樂與制度的合一不是指形式化的禮樂與理性化的制度之間的結合，而是指在禮儀性的和制度性的實踐過程之中體現出的天人合一、治道合一、道器一體的狀態。」（汪暉，2008a：130-131）簡單地說，抗拒形式化、空洞化的禮樂，即是抗拒事物淪為「作為事實的物」，而也正是這從這樣的觀點而言，孔子與宋代理學體現出一種思維結構上的同一性，亦即，在汪暉所建構之儒學視野中，事物總是與特定的「關係」有關，並且主體的實踐亦總是指向「關係中的事物」，這樣的詮釋正是為了克服現代性底下關於「物」的理解。[7]反思「內在視野」汪暉關於理學的討論，大抵是針對著日本京都學派──尤其是宮崎市定──對唐、宋轉變所提出的論斷而發。對宮崎市定而言，宋代之所以被視為中國現代性的開端，是因為隨著宋代的成立，中央集權、郡縣制與官僚系統、以民族為單位的國家、民族主義、國民主義、平等主義、世俗主義等在歐洲近代史意義下界定現代性的因素已然出現，因此，宋代於是被視為是中國現代性的起點。對此，汪暉說：「也正由於此，一部以探討"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為中心的著作，卻不得不從對宋代思想的重新解釋開始。」（汪暉，2008a：107）必須指出的是，汪暉之所以認為探討"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必須從重新解釋宋代思想開始，除了是著意於反省日本京都學派的論述外，更重要的是，要藉此使批判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由部分晚清思想家、日本京都學派、當代新儒家等）所形塑的中國認識，正如汪暉說：自晚清以降，對於天理世界觀的形成及其意義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理解方式，它們都深刻地植根於現代價值觀之中。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解釋框架中，天理世界觀是一種反動的（維護皇權的）、中世紀的（以宗法家族制度和禮教為制度基礎的）、導致中國喪失現代機遇的（反科學的和反市場的）意識形態；與此相反，京都學派和現代新儒學出於不同的考慮將宋學的出現視為中國和東亞早期現代性在文化領域的標誌，認定其中蘊含了民族主義（國民主義）的、平民主義的（反貴族主義的）、個人主義的、世俗主義的（反宗教的）和分權主義的傾向。這兩種截然相反的評價均以近代歐洲啟蒙主義的道德譜系-尤其是主體性和內在性的觀念-作為衡量的尺度（汪暉，2008a：108）。然而，汪暉曾說過，「即使宋代社會的上述變化能夠被放置在"早期現代性"（或"近世"）這一有些勉強的概念中加以概括，那麼，理學的主要取向只能被歸結為一種"反早期現代性的現代性"的思想結構。事實上，理學家的"理勢"或"時勢"概念並不含有時間的目的論的意義，從而用諸如"近世"、"現代"等概念對之進行描述並無內在根據。」（汪暉，2008a：110-111）[8]對此，汪暉建議我們，「不妨暫且繞過由於這些概念而產生的爭論，專注於對理學的形態及其歷史含義的理解。」（汪暉，2008a：111）但是，「繞過」並不意謂著對圍繞著「早期現代性」概念的爭論予以忽視或棄絕，相反地，在汪暉的討論中，仍然是以接受這樣的爭論為前提，進而以「反早期現代性的現代性」的立場來理解中國。汪暉在為《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日文本寫序時，如此說到：「我在書中反復論證"早期現代"不是一種確定的歷史時期，而是一種重復出現的歷史現象，它不能被固定在線性時間的某一個點上，也並不意味著早期現代的出現預示著一個普遍的或高級的現代性的到來。」（汪暉，2011）但是，假若「近世」、「現代」等概念在描述中國自身時並無內在根據，則「早期現代」是否也同樣地缺乏內在根據，從而只能是一種「有些勉強的概念」？進一步地說，當汪暉暫且「繞過」這些概念而「專注於對理學的形態及其歷史含義的理解」時，則汪暉是否不自覺地掉入到日本京都學派與以歐洲近代為座標而構築的歷史觀的反面？汪暉對於孔子思想與宋代理學的討論，始終沒有擺脫此二者所提供的座標，相反地，汪暉以此二者的觀點作為前提，提出了以「反」為核心的抵抗姿態！從汪暉的論述來看，「內在視野」方法的前提，在於存在著清楚的「外部」，但這樣一來，「內在視野」就蘊含著一種弔詭，正如劉紀蕙在反省汪暉以「內在視野」方法、以儒學為視角來理解晚清思想時，就曾說過：「其論點並無法處理晚清社會事實與世界觀已經改變，而所謂『外部』已然上置於『內部』的問題。」（劉紀蕙，2011：48）亦即，汪暉雖然試圖透過「內在視野」來質問現代性，但「內在視野」本身可能就蘊含著十九世紀歐洲的知識框架。[9]筆者認為，「外部」對於「內部」的統攝，也許並非與「晚清社會事實與世界觀已經改變」有關，而是汪暉在展開論述時，即批判地接受作為「外部」的現代性世界觀，因而在這樣的前提下，「內在視野」僅只是將儒學「作為方法」，故使得汪暉之暫且「繞過」相關爭論的策略，亦未必能夠清楚地說明理學的「歷史含義」──更精確地說，理學的「歷史含義」，是以只能是以否定現代性歷史觀的姿態而被編織到現代性敘事之中？假若如此，則運用「內在視野」方法的結果，是否只能是策略性地論述中國與儒學，並將之「作為方法」，從而難以清楚地說明中國自身為何？甚至，在此同時，也可能使得「內在視野」與我們所處之「當下」間的緊張感降低，從而難以建構得以替代歐美中心主義的並具有主體性的中國？參考資料丁 耘。2006。〈古今、常變、以中釋中〉。收錄在《思想史研究》第一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石之瑜、李圭之、曾倚萃。〈日本近代中國學：知識可否解放身份〉。《中國社會科學》2007(1)：168-178。牟宗三。1999。《心體與性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汪 暉。2006。〈內在視野中的帝國-國家問題及其他〉。收錄在《思想史研究》第一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汪 暉。2008a。《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上卷·第一部·理與物）》。北京：三聯書店。汪 暉。2008b。《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增訂版）》。北京：三聯書店。汪 暉。2011。〈關於「早期現代性」及其他〉。轉引自「人文與社會」網站，網址：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2347張志強。2012。《朱陸·孔佛·現代思想-佛學與晚明以來中國思想的現代轉換》。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黃錦樹。2007。〈帝國，現代性與合法性：回應汪暉〉。《文化研究》5：190-198。劉小楓。2004。《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現代性與現代中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劉紀蕙。2011。《心之拓樸-1895事件後的倫理重構》。臺北：行人文化實驗室。閻鴻中。2006。〈職分與制度-錢賓四與中國政治史研究〉。《臺大歷史學報》38：105-158。＊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1] 在此，或許值得以余英時關於宋明理學的研究進行初步的對照。余英時在《朱熹的歷史世界》中批判地指出，假若對於宋明理學的研究僅著重於哲學詮釋，則無異於將理學家從具體的歷史脈絡中抽離出來，亦無法解釋理學家何以著意於對現實世界之秩序的關懷。余英時關於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的研究，大抵是為了批判哲學化之宋明理學的討論過於強調儒學道統的系譜性，以及基於此道統的系譜性而過度地推論歷史的連續性，從而無法歷史地理解宋明理學。不過，亦有論者指出，余英時關於宋明理學的研究，其實反映了其本人的自由主義的關懷（閻鴻中，2006：109，註5）。[2] 丁耘在對於汪暉的評論中說到：「我覺得汪先生貫徹的內在視野的企圖並未真正完成。為什麼這樣講呢？真正的內在視野，似乎不是從現代性出來解釋現代性，而是倒轉汪先生的整個敘述策略，以中國為基本視野來看待現代性。」（丁耘，2006：302）[3] 汪暉說：「這個內在視野不是簡單地以今釋古──以今釋古在一定的意義上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而以古釋古──這在歷史研究中也是必要的和必然的。但內在視野的邏輯不止於此，它還包含以古釋今的取向。我剛才提到我們今天單純地當作經濟政治範疇的那些問題，在另一個歷史語境中是不能單純地當作經濟政治問題來解釋的，例如郡縣、封建等概念在儒學世界中是一個有著內在完整性的思想世界的有機部分，只有通過這個思想世界，這個世界及其變化被賦予了意義，也才能夠被把握和理解。內在視野是不斷地在和當代的對話過程中產生的，它提供了我們反思的視角。」（汪暉，2006：317）[4] 汪暉在他的魯迅研究中，曾描繪過魯迅的「態度」：「支配魯迅的文化態度的，是歷史中的人物、思想、學派與（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傳統的、外來的）權勢的關係如何，他們對待權勢的態度怎樣，他們在特定的支配關係中的位置如何，而不是如他的同時代人習慣的那樣做簡單的中西對比式的取捨。中西對比式的描述為中國的社會變革提供了文化根據，並為自己的文化構築了歷史同一性，但這種歷史同一性不僅掩蓋了具體的歷史關係，而且也重構了（如果不是虛構）文化關係。在由傳統和文化這樣的範疇構築起來的歷史圖景中，魯迅不斷追問的是：傳統或文化的帷幕後面遮蓋著什麼？」（汪暉，2008b：30）筆者認為，「內在視野」的方法，或可理解為是汪暉在魯迅身上所看到的思考方式的概念化、理論化呈現。[5] 黃錦樹認為，汪暉藉由「內在視野」方法以及「回溯的敘事」，為他在討論非漢族王朝的中國認同時，擴大了中國認同的彈性與包容度，而「這部分的合法性論述其實同時在論證中國作為一個──並非西方東方主義或殖民主義視野下停滯的，而是──亞洲歷史上具有自身合法性的帝國（位居朝貢體系的權力中心），同時似乎也隱然論證它的重新崛起（現代中國在各方面繼承了清朝：版圖、多民族、地方制度、區域國際關係），企圖修復它在殖民帝國壓迫前的位置。」（黃錦樹，2007：193）在此，暫且不論黃錦樹將汪暉的討論放在中國崛起的合法性論證的脈絡中來看待是否合宜，黃錦樹的思考讓我們可以試想：在汪暉的「內在視野」方法中，究竟何者屬於「內」？何者又屬於「外」？假若，對汪暉而言，日本京都學派與以歐洲近代思想史為參照所建立之儒學評價屬於「外」的話，此際，「內」、「外」的區分，是否可能也延續了中國近代史上中、西思想與文化的競逐，從而轉變為「民族性辯護情節」的競爭？（劉小楓，1996：356）但是否也存在著另一種可能，即此際的「內」其實是由「外」所界定的，正如溝口雄三批評竹內好時，認為竹內好的「非歐洲」的視角其實正是被「歐洲」所定義的？（石之瑜、李圭之、曾倚萃，2007：175）[6] 牟宗三的原文是：「冠禮所規定之成人只是一形式的成人，其規定亦只是形式地規定之，此即是王者禮樂中之成人，王者禮樂中之人倫。但由形式地成進至自覺地實踐地成則是聖者成德之教中的成人，成德之教中的人倫。」（牟宗三，1999：12-13）牟宗三在此所做的論斷，是針對那些將「成德之教」對比於「徒以傳經」或「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的儒者，並認為後者乃是「從孔子繞出去而從王者，是並未真能了解儒家之本質」，故「儒之為儒必須從王者盡制之外部的禮樂人倫處規定者進而至於由聖者盡倫之"成德之教"來規定，方能得其本質，盡其生命智慧方向之實。此則必須以孔子為標準，而不能以堯、舜、禹、湯、文、武為標準也。」（牟宗三，1999：13）。「從孔子繞出去而從王者」，反映出「從王者」可能具有服膺宗教權威、絕對王權的意蘊，因此，當牟宗三批評這種未能了解儒家本質的觀點時，自然也可能暗示著對宗教權威、絕對王權的反叛。[7] 當汪暉說「從周孔傳統的形成到宋代理學的確立，"理性化"構築了一個永久的歷史視野」時，筆者認為，正是在這個「理性化」的視野中，「格物」被汪暉界定為儒學反覆爭論的主題，而這個現象並不是在宋代才出現的，在汪暉的文脈中，恰好是孔子思想所呈現出之「反理性化的理性化」的特質，才使得宋代理學得以延續此一圍繞著「格物」問題進行爭論的思想傳統。值得注意的是，汪暉在先秦思想論中，也注意到了這方面的論述，例如，他引述莊子的說法：「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今已為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莊子·知北遊》）並對這段話做了說明：「"為物"的結果是物失去在自然秩序中的應然位置，從而"為物"之"物"已非"自然的"存在。在這裡，自然即仁、義、禮的狀態，非自然即非仁、非義、非禮而又以仁、義、禮的形態出現的形態。按照這一邏輯，"自然"範疇與應然秩序的概念密切相關，而"非自然"則表示應然秩序的紊亂，後者僅僅是不具有應然、本然、自然意義的事實。我們也許可以在前述排比句的最後加上"失禮而後物"的說法：仁、義、禮一旦脫離了自然本性就會轉化為不具備道德含義和價值之"物"-在這裡，反仁、反義、反禮亦即反自然，而反自然意義上的"物"即與自然之應然狀態相脫離的、作為事實的"物"。」（汪暉，2008a：263-264）[8] 必須說明的是，汪暉在此以「反早期現代性的現代性」來描繪理學，似乎有些問題，或說是有誤導之嫌，蓋「早期現代性」與「現代性」之間是否存在著對抗的關係？汪暉並沒有清楚的說明，例如，為了抵抗宋代所可能萌發的「早期現代性」，而援引「現代性」來作為抵抗的策略，除了可能因此蘊含著某種肯定「現代性」之歷史目的論的意涵外，也不符合汪暉企圖從「內部」（而分「外部」）來進行批判的原則。當然，另一種可能是此乃筆誤，而正確的用法應該是「反早期現代性的早期現代性」，若是如此，則此處的誤導之嫌就不存在。對筆者而言，筆者傾向認為這是較為單純的筆誤。[9] 在劉紀蕙的討論中，她主要地針對汪暉處理康有為、嚴復與梁啟超的詮釋提出不同的意見，對她而言，「問題的關鍵在於，無論是民族國家的擴張心態，或是超越國家的王道帝國主義，甚至是帝國殖民侵略之下第三世界的生存競爭，其實都說將了主權之內部系統穩定、區分敵我與持續擴張的理性結構，也牽涉了範疇與疆界的設定。然而，這種擴張式的主權話語邏輯卻自十九世紀以降穩固地占據並且滲透於不同形態的論說模式之中，成為不證自明而難以被檢視的話語位置。」（劉紀蕙，2011：48） 

本文擬以吳介民的《第三種中國想像》為對象，論證其「中國因素」所包含的「想像」背後，以「帝國／民族國家」二元對立為前提所存在的理論困境和實踐難點。同時，在「中國想像」批判的基礎上，介紹近年來以擺脫民族國家論述而強調區域論述為任務的「亞洲想像」，並作為一種兩岸論述的思想前提。

對台灣而言，「中國」究竟意味著什麼？這個問題要回答起來似乎千頭萬緒，卻也無法脫離台灣所經歷的殖民與現代化、後殖民與解殖、內戰及冷戰所交錯構成的多重歷史及空間效應來理解。這幾股歷史力場的纏繞對於台灣的自我理解留下了難以磨滅的烙印。早在1984年，陳映真在一篇題為〈美國統治下的台灣〉的文章中，就指出了存在於當代台灣自我認同中「崇拜歐美、輕視第三世界，成為同時並存的二重結構。」陳尖銳地指出在美國新殖民主義式的統治下，台灣逐漸生成了「一股深遠的、複雜的崇美、媚美、揚美的氛圍，並且在民族的精神和心理上造成了對美國、西方的崇拜，和對自己的自卑所構成的複雜情緒。」在依附美國的社會基礎上，台灣普遍存在「對貧窮的中國大陸有鄙夷之情。有人對『匪區』的貧窮落後、專制暴政，長期做鄙夷的宣傳；有人對『中華民族』傳統中的落後、『殘暴』、『黑暗』，懷有深刻的蔑視和敵意，甚至發展成一種反華的情感。這種對中國大陸人民、歷史和文化的鄙視，和五十年代冷戰時代由美國推動的反共論調，有極為密切的關聯，而不知不覺間，在這種宣傳下，中國大陸竟成了他國；大陸人民竟成了他族。」[1] 在新舊殖民主義交織、斷絕了與中國社會主義與第三世界連帶的情況下，台灣主流文化知識界多半以親美及反共為前提，凡事以歐美現代化經驗馬首是瞻，不斷強化以歐美及日本為核心的資本主義現代性文明想像。與之相應的則是對社會主義中國的全面否定，以及面對第三世界自認高人一等的文化身份與歧視。 如今，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重心轉移下，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引擎。雖然美國依舊以普世主義支配著世界，中國在世界體系中的地位提升、對包括台灣在內的東亞政經局勢的影響力舉足輕重，已不可同日而語。在世界格局出現重大轉變的這段時期，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雖然被日益深化的經貿往來緊緊地綁在一起，在精神與政治上卻仍未從「脫亞入美」的歷史限制中解脫出來。對於中國社會主義要不缺乏理解的興趣，要不就是隨歐美起舞，焦慮、敵意及恐懼並存。[2] 台灣先是在1990年代中開始經歷了李登輝所推行的本土化方案，這個方案「藉助對於『中國』的妒恨政治，企圖藉由簡單的、立即的對『中國』作為文化他異之否定，建立自身之主體性。」[3] 兩岸之間原有的政權對立逐漸被有系統地接合到族群對立的政治，而主流知識界則亟欲切斷與中國歷史的關聯。2000年政黨輪替之後，新的執政黨「雖然掌握了國家機器，意識形態上仍繼承蔣國府反共、親美日、反中國的性格。」[4] 國民黨所生產的敵對性不但被民進黨所繼承，後者更將反共主義接合到反中陣線。從學術界思想的領域來看，「台灣的知識結構依然承續了冷戰時期的基本格局﹣親美，所謂的民主化運動與政權的移轉，不但沒有改變反倒深化對於美國在政治及文化層次的依賴。」[5] 這種依附狀態與其說是台灣政治地景所產生的「自然」結果，更準確地說是維繫冷戰構造自我再生產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按照陳光興的話來說，台灣知識界在面對兩岸的結構性問題時，始終缺少一套能夠超越主流政治話語的思想及分析框架。[6] 這種缺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台灣知識界對於中國傳統思想、當代歷史及社會主義經驗的輕視、扭曲甚至妖魔化否定，以至於無法適切地展開對中國及自身的思考。 然而，兩岸經濟整合的確對知識生產的條件產生了效應。兩岸經貿合作所帶來的資本、商品、訊息、人員及交通的緊密往來，開始動搖了不僅僅是兩岸原有以國家機器所主導的固定交往方式及二元對立的敵對性，也逐漸促進了知識界以不同方式來理解「中國」及兩岸關係的條件。過去停留在想像層次的「中國」，逐漸擴散、滲透到日常生活領域，台灣也無法再以過去那種極端自戀、一廂情願的方式來面對。對於歐美而言，「中國崛起」不僅僅要求對中國大陸關係的重新調整，也刺激了對自我理解及身份認同的重新思考。然而與歐美相比，台灣的處境似乎更為複雜難解。台灣同樣需要對自我進行重新審視、甚至是否定，因此衍生出各種焦慮、恐懼，或是較為極端的樂觀之情，也是可以預見的結果。然而台灣在對自身本土主體性的強調的同時，同時需要處理一個「內在化的他者」（同時也是「外部化的自我」），而這個分裂的異己同樣在歐美現代性之下掙扎、也同樣要求更多承認與平等地位。如果說對歐美來說對「中國」重新認識仍舊屬於較為明確的自我vs.他者的關係，對台灣來說，如果要對中國提出真正的歷史認識及質問，是無法建立在一個截然二分的對立關係之上。 雖然全球關係的轉變並不能保證一個更具有反思性的認識論會浮現，但的確在既有的知識結構中打開了某種前所未有的機會。也就是在這個脈絡下，一個重新思考「中國」及兩岸和解可能性，並且將這個再思考放置在左翼的亞洲視野及國際主義的知識空間逐漸被打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大約從2008年起（正逢台灣執政黨再次輪替，反中本土政治頓挫），以「分斷體制」作為概念中介，開始醞釀要「超克」（超越並克服）兩岸因分裂所導致的敵對狀態以及衍生的思想殖民構造的知識方案。[7] 在我看來，這個批判計劃-其思考的高度、包含的國際主義及內在的複雜性不能用主流民族主義及國家主義式的「支持中國統一」來概括及決定-的內在動力就是要批判地回應陳映真當年所點出的台灣自我理解中的「二重結構」，並且將這個批判的思考放置在一個區域性的比較視野中來與擁有類似經驗的國家展開對話。這個浮現的知識空間既是在國家機器對社會的控制逐漸鬆綁的情況下產生的，同時也高度自覺地與那些被國家機器及主流政黨本質化的身份政治話語保持距離，並且提出有別於歐美中心主義所限定的思考方式及自我認識方法（例如台灣vs.中國的二元對立，或正面看待殖民主義的論調）。 在我看來，「分斷體制」這個概念的提出對於台灣（或許長遠來說，中國大陸及港澳地區）知識界最重要的啟發是讓我們開始察覺到一個從來沒有被問題化、卻持續影響著這個地區文化思潮、政治地景與知識格局的結構性支配作用。對於這一作為世界體系中介的體制的考察所呈現的問題，不僅僅針對1949年後台灣的政治經濟構造及社會壓迫形式，也觸及到了與歐美中心主義共謀的意識形態接合及認同政治的特定傾向。雖然這種要求將歷史從本質主義解放出來的自我批判仍處於初級發展階段，但幾位先行者的努力開啟了一個激進的主體想像及思考的契機。對於長期以來欠缺內在性反思的台灣知識界來說，一個對於這個自我再生產的體制進行歷史與結構性的考察是需要的。例如，趙剛指出了維繫兩岸分斷體制存活的主體不僅僅是打著「民族」、「發展」旗號來強化其正當性的國家機器及政黨，也包括了動輒以「民主」、「自由」、「人權」為名義進行動員的公民社會、社運團體及學術界。[8] 在這樣一個總體視野中，一種真正放置在全球歷史關係及脈絡的中國認識論開始出現了雛形。如果將這一反思擴大範圍，不難發現當今台灣因分斷體制所面臨的「中國問題」並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而是一個區域性的徵候。事實上，台灣批判知識圈對於這個問題的反思，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用來回應近幾年所浮現的橫向串聯式的「公民社會」政治及本土主義思潮。顯然，台灣與香港所共享的「公民社會」與「民主運動」背後的主要動力依舊與分斷體制所再生產的歷史想像有著密切的關係。台灣與香港-儘管其在地的具體歷史形構差異需要被區分-以自由主義或本土主義互為表裡的「民主運動」，其反歷史、去脈絡化的傾向經常是被一種貌似進步的反威權姿態所掩蓋。殖民主義式的偏見與歧視被完整無缺地延續下來。把「中國」等同於野蠻、倒退、落後，把歐美式政治體制的建立看作是解決所有問題的出路，甚至不加區分地把中國等同於殖民者，都可以被看做是分斷體制所製造出來、同時反過來服務這個體制的產物。 放在世界的範圍來看，港台本土主義認同政治的浮現很難說是一個孤立、局部、特有的現象。這波潮流與全球各地出現的「中國熱」，以及中國大陸內部的知識圈轉向傳統主義，都可以說是1990年代以來蘇聯社會主義陣營瓦解後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組成部份。台灣所面臨的是一個充滿矛盾及曖昧的世界性知識狀況的轉變：一方面，現代性的競爭已經不再限制在舊的意識形態範疇內（資本主義vs.社會主義），而表現為不同的文化及文明的競爭。文化、傳統及歷史被看做是用來提供另類現代性及另類認識論的合法性基礎。[9] 過去被奉為圭臬的「普世」真理及價值標準面臨深刻的危機，而那些曾經被否定、排斥的東西，則以一種復仇者的姿態重返當下。然而在民族國家的框架內過度強調文化與傳統，在分斷體制內似乎難以克服原先殖民主義及資本主義式的現代性所造成的割裂。另一方面，歐美中心主義雖然遭到部份國家機器及知識圈的挑戰，它仍舊積極尋求以不同形式-常見的表現是與本土主義互為表裡，以及「逆向」歐美中心主義-讓分斷體制保持完好無缺。港台的本土主義-有時會表現出貌似對新自由主義的抵抗-實際上是以對抗「中國」的形式維繫著分斷體制所需要的敵對性。 在這種情況下，怎樣才能能展開一個對兩岸分斷體制的內在批判？如何開啟一個帶有現實感、卻不被現實所制約的歷史探索？如何將「中國」作為知識的參考座標？2015年1月17日，由台灣社會研究學會主辦、在台北紫藤盧舉行的《中國與世界：當代中國論述的興起、辯論與反思》論壇，可以說是展現了對於上述問題介入的慾望。參與這次論壇的四位講者，過去一直關注台灣左翼運動的走向，對這一問題的探索也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陳映真的思考軸線。他們對於台灣的知識生產的僵化封閉性始終保持著高度的自覺，試圖各自以不同路徑摸索「中國作為方法」的可能性，將「中國」從本質主義中解放出來。在台灣當前的政治氛圍下，他們以一種異於台灣主流知識界的慣性思維來討論中國，直面分斷體制下中國論述的問題，是需要一定的勇氣。但也正是由於這個論壇所打開的異質空間，讓我們有機會重新將當下置入「中國」的歷史脈絡的空間中，開放地探索那些尚未被充分問題化的基本假設，並審視那些被分斷體制所擠壓、扭曲的，但富有歷史肌理的經驗及思想。 這場論壇觸及到了幾個不同面向的問題。從分斷體制對兩岸和解造成的制約（張鈞凱），到中國究竟是作為一個帝國還是一個民族國家存在（許育嘉），到社會主義商品生產、使用價值及交換價值的問題（邱士杰），再到一個想要在傳統思想中尋找另類現代性這樣的企圖（林峻煒），這些討論觸及到了當代及過去，台灣及對岸。他們的討論反應出改變現狀的迫切感，同時帶領我們進入一個非常特定的歷史條件跟歷史狀態之中。 雖然這幾位講者有各自的知識關懷及主題，但總的來說，有一條主線貫穿其中：尋求一個「後歐美中心主義」的知識框架及主體能動性。更確切來說，究竟中國如何能夠提供後歐美中心主義的主體位置，也就是說這個「中國」不管是做為一個思想的參照或是國家，或是作為一個文明實體，它究竟如何能夠提供後歐美中心主義的主體及知識位置？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中國」如何能夠作為在思想上或在實踐上擺脫、抗衡甚至是取代歐美中心主義，成為一個「媒介」？這樣一個媒介的有效性是什麼？是作為一個純粹抵抗的媒介，或是做為一個替代性的媒介？我認為這四位講者都在試圖回答這兩個問題。他們分別各自選取了不同的素材、不同的對象去回應上述問題。雖然他們並沒有把歐美中心主義這一歷史形構明確地標示出來，但是我認為這是一條主線。順著這個紋理，我們看到了幾種介入的策略。 第一種策略是回到歐美中心主義擴散之前的歷史時間，希望藉由重新挖掘當時的思想論述形構，來強調中國有其自主性的「現代」以及自主性的時間概念。也就是說，這種策略試圖回到被歐美中心主義定型之前的特定歷史/主體的狀態中，去挖掘那些被壓抑的知識傳統，從裡面找到新的資源（見林峻煒的文章）。第二種策略則是帶領我們重返中國社會主義的實踐在遭遇到到危機的時候，如何以自身的歷史經驗作為媒介來設想社會主義的出路。也就是說這樣一個方法-如同邱士杰的文章所體現的-是回到中國社會主義的具體實踐經驗之中，這是跟第一個嘗試是不太一樣。第三種策略（許育嘉及張鈞凱）則是去梳理分斷體制所再生產的中國論述，指出這些論述與歐美中心主義的纏繞及其隱含的二元論的任意性及非歷史性。 這個論壇還呈現出幾個特徵。第一個特徵是這四位講者分別選擇了不同的媒介來建構後歐美中心主義的主體位置，比如說當代中國論述（許育嘉），冷戰的歷史形構（張鈞凱），文革後關於民清經濟史或是資本主義的討論（邱士杰），或者回到中國傳統思想（林峻煒）。第二個特徵表現在他們都試圖在斷裂的時間矩陣中，尋找中國作為方法的可能性。既有的線性時間及時間感覺是被歐美中心主義所建構起來：什麼是現代、從什麼時候開始才能算作現代，在什麼之前是屬於落後的。然而在這個論壇中，這個時間序列被打亂了，而且在這個斷裂之中浮現出某種思想的可能性。有的回到了被殖民帝國壓迫之前的階段，這是一個時間點；另外一個時間點是分斷體制形成的階段；第三個時間點則是改革開放初期。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幾個時間點上面，中國如何被重新想像，而且被重新放置在一個時間序列之中。第三個特徵是多組二元對立的提出，包括歐洲對亞洲，現代對落後，自由對專制，帝國對國家，台灣對中國，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等等。那這些二元對立結構究竟跟歐美中心主義是什麼關係呢？四位講者雖並未明確指出，但都隱隱約約地暗示這些二元對立結構正是歐美中心主義以及分斷體制的產物。同時反過來說，這些二元對立又去強化了歐美中心主義及分斷體制，形成一種相互構成的關係。所以透過重新進入歷史、重新進入傳統，透過重新組合被分斷體制所割裂歷史碎片來找尋一種可能性。一種不是那麼的非此即彼、不是那麼截然斷裂的可能性，然後透過這樣的一種形式來理解歷史及自我。過去及傳統不再是被遺棄的東西，而是要求被理解的對象。在我看來，這些策略構成了後歐美中心主義的基本方法。我們看到的不僅僅只是他們討論了什麼怎麼樣的題材，而是尋求某種方法去回應那些現代性的問題。所以簡單來說，這些嘗試一方面是歐美中心主義所衍生的對應物，同時也是一種抵抗。抵抗什麼呢？抵抗那些被歐美中心主義所牢牢綑綁住的歷史、想像及自我理解。在這種情況之下，中國成為這種抵抗的媒介、資源、場域。這是我所看到的。 同時，我也提出了一些個別的問題供幾位講者思考。首先，亞洲想像是不是能夠真正的擺脫民族國家的這樣的一個辯證，從民族國家的限制中解放出來？換言之，我們今天不管用何種方式來想像亞洲、重新討論亞洲，它畢竟是在一個民族國家之間的關係這樣一個框架下面展開的，我們是否能期望這種亞洲主義是可以去否定自身？促成這一可能的基本條件會是什麼？這是我針對許育嘉的文章所提出的問題。 其次是關於歷史內在視野與當下的緊張關係，或者說導致的一種緊迫感。也就是說，回到傳統思想如何能夠幫助我們解釋當代問題？當我們試圖傾聽傳統理念、希望能搜索到一個內在視野時，究竟對我們當下的思想與身體感覺是一個什麼關係？這是我給林峻煒的問題。 第三，中國大陸知識界對於「文明大國」、「文明戰爭」的想像，是出於要打破歐美壟斷的慾望，這可以理解。但這種建構是否會不自覺的會陷入一種怪圈，一種其實帶有反對的對象的那種目的論及本質主義？我覺得今天在看待中國重建文明或是這種用文明主義來召喚新的主體的時候，這個過程本身是需要被審視的，即便這樣的嘗試是為了要反抗歐美中心主義及分斷體制。在世界體系中處於從屬地位的國家往往會建構一種自身文化的正當性或一套文明話語，但是這並不意謂著一種相應的對於本質主義的批判是可以被忽略的。這是我給張鈞凱的意見。 最後，重返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這個歷史狀態或是思想狀態，所牽涉到姓社姓資等問題，如何能夠聯繫到我們現在當下所看到的中國身份危機？我們在對於中國進行命名的時候，可以看到這是一個非常紛歧的問題。究竟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還是她已經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其實在很多場合都可以看到這樣的爭論，喋喋不休，但還是沒有的得到釐清。對於改革開放路線及明清經濟形態的探究如何幫助我們去釐清當下的疑慮？特別是當中國已經不再是世界體系的外部，甚至參與到世界體系的遊戲規則之中，當中國已經成為一個世界工廠、一個資本空間，再去談論這個當時究竟明清的經濟型態能不能夠提供非資本主義的另類可能，意義何在？也就是這個意謂著中國已經不再是世界體系的外部的時候，她如何能夠有效抵抗歐美中心主義，而不會去複製歐美中心主義邏輯的媒介呢？簡言之，就是中國作為抵抗的媒介如何可能。這是我對邱士杰的提問。 當天下午參與論壇的人將紫藤廬給擠滿了，其中不少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除了台灣人，也有來自大陸的留學生前來聆聽。這樣的組合提供了一個難得的知識分享及對話機會。四位講者報告完後，現場聽眾的提問熱烈，涉及範圍也非常廣泛，觸及到了中國資本積累及城鄉二元體制的作用、中國社會主義性質、國民黨的民族主義、中國對外是否有帝國主義行徑，亞洲區域連帶的限制，以及形而上的理念與現實生活體驗的差距等。整個論壇圍繞著「中國」這一符號的提問、討論的方式、以及帶有高度自我反思的對話過程，在台灣並不多見。但要對這些問題展開細緻的討論，在短短三個小時內是很困難的。但至少這次論壇讓我們看到了年輕一代思考者對中國的傳統思想及社會主義經驗展現理解的興趣和努力，以及超越「當下」知識狀況的頑抗意志。最後我想強調，「中國作為方法」需要一種解構性的思維。當中國因分斷體制、因資本、商品及人口的流動，因地域、階級分化等種種因素，已經不是一個完整的、固定的、同質化的整體的時候，她已經變成了一組充滿異質性混雜及流動的碎片。追尋一個本真的、完好無缺的中國已經不再可能。當中國已經碎片化-變成歐美中心主義及分斷體制的碎片的時候-那麼圍繞著「中國」所召喚的主體及認識論，似乎需要在這些碎片之中重新篩選重新組合。或許這一認識對於上述正在進行的知識計劃能提供一個思考的角度。 [1] 陳映真，2009，《陳映真文選》，北京：三聯，頁254。 [2] 對西方近幾年中國論述的短評：培瑞·安德森，2010，〈中國熱〉，《思想》，第15期。 [3] 編委會，2004，〈邁向公共化，超克後威權〉，《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53期，頁12。 [4] 曾健民，2010，〈論「台灣意識型態」〉，《東亞後殖民與批判》，台北：台灣社會科學出版社，頁199。 [5] 陳光興，2005，〈「亞洲」作為方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頁143。 [6] 陳光興，2008，〈兩岸「分斷體制」〉，《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71期。 [7] 陳光興，〈兩岸「分斷體制」〉；另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74期的專題。 [8] 趙剛，2009，〈以「方法論中國人」超克分斷體制〉，《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74期。 [9] Arif Dirlik, 2007, Global modernity, Boulder: Paradigm, p.30. 

近三十年來，「中國」「姓資」與否的問題，往往成為台灣爭論兩岸前途的論據之一。彷彿「不姓資」（或「姓社」）就有利於論證統一，「姓資」則有利於論證獨立；「統／獨／左／右」各派都是如此。至於判斷「姓資」與否的標準，則又不斷重複中國社會性質等三次論戰以來以各種資本主義現象的存在為判準的邏輯。本文希望通過重新疏理這段從二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期的討論史，抉出歷史上另一種探討中國「姓資」與否的思考進路。為今日或將來的討論提供一些討論資源。

*張鈞凱：對台灣而言的中國道路The Chinese Path for Taiwan by Chun-Kai CHANG 一、中國之於台灣：從「內部的他者」到「外部的他者」 台灣對於中國的認知相當程度上取決於島內政治權力的更迭而有所流動，以2014年發生的「太陽花」運動而言，它並非偶發、孤立的事件，往前追溯2008年的「野草莓」與2012年的「反旺中／反媒體壟斷」等事件都是在類似的結構與脈絡之下產生的。2008年國民黨馬英九執政後改行兩岸和解與和平發展政策，卻激起幾次以「中國」（及被認為是其在台代理人的中國國民黨）為主要抗爭對象的群眾運動；與此同時，台灣社會科學界的中青世代學者則致力於在傳統的中國大陸與兩岸關係研究之外開拓「中國效應」與「中國因素」研究。 無論稱之為「效應」或是「因素」，中國被視之為晚近伴隨政治力量而自外部移植進來、過去未曾在台灣內部發揮過的新作用力。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吳介民（2012）進一步強調「中國因素」對台灣的作用，他「具體地」指稱兩岸之間存在著「跨海峽政商聯盟」，正在挑戰、侵蝕著台灣這個「民主國家」及其公民社會的「普世價值」基礎，勾勒出一幅台灣以「自由開放的民主」對抗中國的「官富民弱而兵強專制」的圖景。[1] 「中國效應」或是「中國因素」指稱的內涵具有一定的對抗性、侵略性與負面性，台灣與中國成為相互對立的絕對主體，在知識上切斷台灣與中國之間歷史與思想的連續性、關聯性，中國之於台灣成為「外在的他者」。中國不斷「他者化」的過程，在戰後台灣有其一定的線索可循，並不因執政者的顏色、立場或「民主化」與否而有所差異。 在切斷台灣與中國歷史思想連續性的過程中，國民黨被形塑為「外來政權」，而社會中與中國有關元素則被解讀為黨國威權遺緒，例如吳介民（2012）就認為「國民黨在台灣長期執行過『內部殖民』或『類殖民』的文化政策，並稱之為「中國民族主義的霸權論述」（或「大中華霸權」）（頁123），同時將「中華民族」理解為具有高度外來性、排他性、壓迫性且是國共共有的「強權者的權力工具」（頁60）。但是這樣的論述往往忽略了在國共內戰、東西冷戰「雙戰結構」的本質性制約之下，國民黨所建構出來中華民族主義論述與史觀所存在的虛假性、偏頗性與片面性，同時更隱沒了國民黨反共．中華民族主義與其後台獨、獨台（以及新興「台派」）論述之間的連貫性。誠如趙剛（2014b）所言： 那民族主義的、提倡「復興中華文化」的蔣介石政權，恰恰是今天台獨反中勢力的不知情奠基者。因為在零和反共的前提下，在不敢反省國民黨何以失去大陸民心的前提下，在不敢面對五四以來複雜萬端的近現代史的前提下，那個中華文化的故事也說不全整，左支右絀，遁古走空......在國民黨有意推行的正面，它失敗了，但在它所反對的負面，它成功了：國民黨的仇匪恨匪的教育，只要稍加轉換，就能夠變成仇中恐中（頁271）。 若看不到國民黨民族主義及其史觀的本質性缺陷，而將台灣社會面對的內外矛盾全部凝結、歸咎到國民黨身上，那麼無疑只是空想出一具稻草人來，並且時不時對它揮以重拳。 在「反共─國安」體制之下，戰後島內看待中國的視角同樣帶有高度政治取向。以1949年之後台灣學界的中國大陸研究為例，2000年之前大致可以區分為「匪情研究」、「中共研究」與「中國大陸研究」等三個階段，[2]一方面對「敵情」（「共匪」）研究、加強「反共」宣傳，另一方面則是為政府或政黨的大陸／中國政策背書。海峽彼端的「非國民黨中國」始終做為外在於台灣的存在，也可以說在國民黨「法統」的認知下，共產黨治下的中國只能做為「內在的他者」。 受到西方學界「中國研究」（China studies）的影響，台灣學者開始將西方的「中國研究」移植進島內，大量借助西方學界（尤其是以美國為主）的問題意識、研究方法、途徑、主題與文獻，不只是失去台灣的視角，同時更是戴著西方的眼鏡來看待中國，依附於西方學術主體之下。[3]與此相應的，則是當局在兩岸政策上改推「兩國論」，憲法意義上的「大陸地區」轉變為另一個國家，中國之於台灣遂從「內部的他者」走向「外部的他者」，影響了台灣社會對於中國的認知與視角。[4]當然台灣學界還是存在著批判性的中國研究，反思、反省西方中心主義，注重歐美以外地區的知識脈絡與問題意識，但是類似的作法仍然是站在中國的外面來看中國，將中國（或「中國學」）視為一種方法、媒介，以「曲線」的方式來認識中國。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之後，台灣雖然回歸到憲政意義的「中國」範圍之內，但由於台灣隨即捲入內戰與冷戰之中的特殊性，戰後台灣看待中國的角度始終處於不斷「他者化」的過程，將自己直接或間接地置於中國的脈絡之外，此過程往深處發展就是自覺地主動切割與中國之間的歷史連續性，逐漸消磨自發於內屬於知識與哲學層面的「中國」意涵。[5]在「沒有中國的中國」視野下的現代化道路，台灣將中國不斷「他者化」，到最後只能做為歷史終結論的一個註腳。 二、兩岸分殊的現代化道路 戰後台灣將中國不斷「他者化」的過程，與1949年兩岸因內戰分治而走上兩條不同的現代化道路有關。台灣所迴避（或言無法理解）的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起源於19世紀以來西方強權挾著船堅砲利的入侵，面臨文明與種族的雙重危機，按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強世功（2007）的說法，中國人開啟了從孫中山到毛澤東追求「國家要獨立，人民要解放」的內部革命；包括五四運動同時標舉的「啟蒙」與「救亡」，也是由於中國人體認到「國家獨立是個人自由的保證，個人自由是國家獨立的動力」（頁367）。 台灣問題的發軔與近代中國歷史息息相關，先有列強對中國的入侵而有台灣的被迫割讓，台灣被編入殖民地經濟服務於殖民母國的資本主義發展，與鴉片戰爭之後的中國大陸「同時淪為歐美帝國主義國家的次殖民地，整個社會生產被迫與資本主義世界市場體系掛勾，轉而服務於帝國主義國家的資本積累（特別是表現在鴉片貿易上）」（陳福裕　2001）。殖民地下台灣人民受到經濟剝削、政治壓迫與民族差別待遇，從而開啟了內部的人民反帝運動，追求民族與階級的雙重解放，這一條路線在台灣光復之後仍未中斷。在歷史的視野之下，「台灣問題的存留，因此，可以說民族屈辱的烙印，尚有一處殘留下來」（林書揚　2012：166），生命跨越日據與光復的台灣人民左翼運動前輩林書揚（2011b）進一步分析：「大陸和台灣社會雖然具有一定範圍內的差異性格，但在強勢的資本主義主宰的世界裡，是同樣的政治的、經濟的，甚至是文化的重災區。這一點客觀地規定了兩岸社會共同以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做為社會發展的最高原理」（頁77）。就此意義而言，思索台灣問題更不可能脫離中國的脈絡。 但是台灣與中國大陸互相內化於其中的歷史相關性與連續性，在台灣光復初期則遭逢了嚴重的內部危機。首先是台灣光復之後，台灣社會至今從未清理與批判日本殖民，過去日本為了戰爭動員並發展母國資本主義工業化而榨取台灣的殖民主義，卻被顛倒轉化為台灣「現代化」的起源（許介鱗　2007：71-78）。這種「日本殖民有功論／肯定論／讚美論」站在文明對比的高度，將中國（包括當年來台的國民黨軍隊、官員，以及隨國民黨來台的大陸人民）定位為「外來」、「野蠻」、「落後」、「不文明」，而日本殖民統治則相對成為「文明」、「進步」與「現代性」的象徵。「日本殖民現代性」被趙剛（2014b）稱為「文明主義的神話源頭」，「一向是台獨／民進黨的一個核心意識型態武器」（頁269-270）。簡言之，「日本殖民現代性」至今仍是台灣分離主義的理論環節，是台灣將中國「外部化」過程中不可或缺的論述想像。 1949年內戰失利的國民黨敗逃台灣，兩岸分治；隔（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以「協防」之名「進駐」台灣海峽。此後，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進入「雙戰結構」的格局，同時受到內戰因素與美國外力介入的制約，存在於兩岸之間的連續性面臨另一次重大的危機。特別是在歷史、思想與意識形態立場上產生至關重要的挫折，台灣按著美國以其面貌所規制出的現代化道路闊步向前。 兩個「冷戰」交會出1950年以後台灣的基本面貌，一個是東西兩大陣營的「冷戰」，另一個則是國共內戰從大規模的「熱戰」轉為無聲無煙硝味的「冷戰」，並且延續至今。兩岸之間的內戰格局到今天尚未終結，一方面說明兩岸無論在政治軍事上，或是在思想意識形態上仍在互相競逐，另一方面則更加說明台灣問題不可能自外於中國脈絡（張鈞凱　2014：30-34）。 美國主導的西方「自由陣營」在1950年代以「反共」之名開啟了對於各地區內部人民的大規模陣壓，而扮演美國扈從者角色的國民黨政府在台灣則有「白色恐怖」（林書揚　2010：45-48）。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不只是對人民生命的恣意殘害，也不只是造成人民思想上的禁錮牢籠，更大的意義在於國民黨當局（及其背後的美國霸權）透過「反共─國安」體制與白色恐怖機制，完全扼殺、肅清了日據時代以來台灣人民自發的反殖民主義、反帝國主義以及愛國主義、社會主義的思想傳統。[6] 左翼傳統被禁扼，白色恐怖籠罩下的台灣知識界盛行的是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主要的刊物包括了《自由中國》、《文星》與《大學雜誌》等，代表人物則有胡適與殷海光。當時如殷海光等較為較步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與當局之間最大的歧異在於反國民黨與反蔣，而本質性的思想立場諸如反共、親美則與國民黨是極為一致的，同樣收納在整個西方反共自由陣營的框架之下（郭紀舟　2014：427-428）。 台灣盛行的自由主義主流價值，雖然仍能看到五四運動的影子，[7]但與大陸思想界相較起來，借用強世功（2007）的話來說，基本上缺乏了「有一個更大的源於『五四』的啟蒙話語背景：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頁379）。台灣自由主義的話語最終流於「自由」與「專制」的二元對立，基本上與美國在戰後透過物質條件壟斷台灣知識菁英的意識形態有密切相關，其中的機制包括在台灣設立「美國新聞處」，鎖定台灣青年知識份子，發行書刊，舉辦展覽講演，將美國價值深植台灣各個部門（趙綺娜　2001）。影響更為深遠的是美台之間所建立的留學管道，在台灣培植一批至今不斷注入新血的親美人士，作家陳映真（1998）對此機制有如下的評估： 美國對台政策的主要精神，在於塑造和保證一個「非（反）共、親美、與中國分立的台灣」。這個一直持續有效於今日的政策，從今日台灣廣大精英層一般地親美、反共，感情上和政治上必欲脫離中國的這麼一個政治局面看來，顯然績效卓著。而政策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五十年來通過人員培訓、人員交換和留學政策十分「成功」地在台灣培育了大批滿腦子美國價值的留美精英，由他們廣泛、深入地佔據了台灣政界、官僚系統、產業界和文教學術界的結果。美國意識形態和價值體系成為台灣朝野精英共同的思想和意志。普天之下，估計沒有其他的社會像台灣者那樣，向美國廣泛地一面倒，一至於斯（頁4）。 在此脈絡之下，台灣戰後知識份子的世界觀與價值觀被成功改造。國民黨排他對立式的民族主義、自由主義的話語與親美意識形態的立場，同時形構了台灣知識份子對於中國的認知，中國共產黨治理下的中國大陸與人民顯然逐步被排斥在台灣這個「自由中國」之外，這一點從1970年代台大校園內對於《一個小市民的心聲》的辯論與兩次「民族主義論戰」即可窺見（張鈞凱　2012：216-245）。在此思想狀態之下，加深了台灣社會崇尚美式現代化道路的想像，並且同時作用於台灣的黨外反抗運動與國民黨內的革新派，國民黨威權統治下的台灣此後走上「革新保台」的方向則是必然的結果。 三、兩岸在知識上共同面臨的困境 1980年代新自由主義浪潮襲捲世界，同時興起的「全球化」概念，對於兩岸的知識界都造成了衝擊。強世功（2010）認為，「全球化」的首要特徵就是政治權力高度集中於華盛頓，透過取消市場經濟、自由人權、民主憲政等概念的特定政治意涵，抽象為一套去政治化的「普適價值」，但全球化在本質上則「不僅標誌著『美國時代』的來臨，而且成為美國在全球推廣的政治意識形態」（頁2-3）。 台灣對於這套支配性的意識形態體系幾乎臣服，從而有陳師孟等（1992）所力主的「解構黨國資本主義」。1990年代之後，台灣過去黨外反抗運動的成果，最終被民進黨與分離主義勢力所收割。此時在「台灣國族」的建構工程之中，極需要一套建立「台灣主體性」的知識體系，也就是強世功（2007）所敏銳觀察到的：「進入1990年代，台灣知識界掀起了一場哲學革命，市民社會與本土化成為思想界的支配話語......1990年代末期以來，台灣的哲學革命向更極端的方向發展......成為『台獨』運動的哲學辯護」（頁379）。 北京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汪暉（2014）則認為：「如果台灣的自我定位是從冷戰地緣政治格局中的『中國的他者』衍生而來，那麼，用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將日本殖民統治和美國主導的霸權性區域體制合理化，就是這一新的自我定位的必要步驟」（頁13）。在此必須進一步指出的是，強世功與汪暉的觀察一方面說明了台灣人民國家與民族認同的變遷，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突顯了台灣在體制道路上的選擇：為了切割與中國在歷史與思想上的連續性，從而更加往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價值體系靠攏，表現在台灣的政治體制、文化思想、市場經濟等各方面，以此宣稱有別於中國的「台灣主體性」。 在建立排斥中國在外的「台灣主體性」過程中，由於切割了與中國之間的歷史聯繫，特別是拒絕、迴避新中國成立後的歷史進程，另一方面則繼承了戰後台灣一路盛行的「日本殖民有功論」、「自由與專制」二元對立的自由主義話語，以及以美國為首所散布的「普世價值」，形成了從「野百合」世代到「野草莓」與「太陽花」世代基本思想脈絡與立場。與此同時，「台灣主體性」與戰後國民黨在台灣推動的民族主義便有了異曲同功的工具性作用，一來與大陸的政權人民辨別「敵我」，二來則充斥著西方世界慣有的反共思維（進一步升華為反中反華情緒），並且共享著西方現代性價值。[8] 強世功（2010）指出政治集中化與非政治化的政治必然造成如此效應：「真正的政治隱沒了，彷彿沒有歷史，也沒有倫理，更沒有了政治」（頁3），可以說在當代台灣得到印證。台灣愈宣稱「主體性」，事實上反而愈空洞、愈虛無，甚至相應而來的是高漲的「附庸性」──對西方現代性價值的高度附庸。「台灣主體性」的內涵就是以拒絕中國、割裂中國的方式來擁抱西方，因此「主體」與「附庸」只能是一體的兩面。趙剛（2014a）指出當代台灣「主體想像的虛空化與被動化」，從而造成「思想的貧困」（頁2），在此脈絡之下便不難被理解。 建構台灣國族「想像共同體」而導致的思想失語，事實上同樣也發生在中國大陸知識界。強世功（2007）指出，由於「知識的學科化」以及現代性的話語被自由派壟斷，因此完全無法回應分離主義運動高漲之後所帶來的哲學挑戰，如他所言：大陸知識界「無法在理論上反思整個現代性話語，中國文明的主體性地位就難以確立，中國人的生存意義就難以獲得正當性，台灣統一問題就難以給予哲學上的最高辯護」（頁378-380）。在對於台灣問題的失語狀態下，大陸知識界出現的「國粉」（民國粉／國民黨粉）、「蔣粉」與新興的「民國熱」，當然也包括強世功（2007：380）所指稱「在骨子裡對台灣『獨立』抱著無所謂的態度」的部分知識分子，便不足以為奇。 知識與思想上因為斷裂而產生的困境，其癥結追根究柢來自於歷史。歷史不只是見諸於史書上的文字材料，歷史的主體是人，人推動著歷史在前進。強世功（2007）進一步指明歷史是文明、哲學、倫理與正當性的根本來源，因此「捍衛歷史，就是捍衛人的存在，這是一場關係到成為主人還是淪為奴隸的生死之戰，是一場來自本能的為生存而戰，哲學的目的就是為這場戰爭進行最高的辯護」。大陸知識界由於失去歷史與文明的視野，再加上思想格局「對現代性問題的片面理解」與「對自由問題的單向度認識」，並且過度的「神化」西方歷史與倫理生活，從而在面對台灣問題的挑戰時完全失去辯護的能力，最終的結果就是動搖、衝擊了中國人的存在意義與生存哲學（頁378-383）。 強世功對大陸知識界的強烈批判，同樣適用於台灣。台灣拒中國於外的「本土化」趨向以及標榜的「普世價值」話語，構築出了「想像共同體」的基本內涵。在將中國「他者化」的過程中，不斷掏空原有的中國歷史與思想根基，切斷過去與現實的連結，而往西方的價值體系不斷靠攏。台灣人因為「失根」而「失語」，進而在思想與倫理價值上茫然、蒼白，同樣的失去生存的意義，不知安身立命之所在。就知識上的意義而言，兩岸思想界面臨著共同的挑戰，台灣與中國大陸的問題與困境是相互內化其中的，脫離不了相互的脈絡，一旦割裂或迴避，便無法直面問題的核心。 四、國際秩序下的中國道路與台灣問題 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問題，不只是台灣海峽兩端的問題，更是太平洋兩岸的問題。因此，對內表現在由於內戰冷戰化之後分殊的兩條現代化道路，對外則是更高層次的文明競逐。從歷史的角度來看，19世紀西方強權入侵中國，不只是土地的割讓佔劇，也不只是人民的壓迫欺凌，同時更是資源的掠奪、資本的累積與文明的強擴。帝國主義國家在透過中國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發展自身資本主義的過程中，奠下了遺留至今台灣問題。 19世紀敲開日本門戶的美國東方艦隊司令培里（Matthew C. Perry），曾於1854年登陸基隆對台灣進行考察，事後他向美國政府提交的報告特別提到：「在占全球四分之一的東方地區，亟應建立一個美國的基地」，「台灣恰好位於中國沿海主要商港的前面，在海陸軍事上處於有利的地位。只要配置一支實力充足的海軍，不但足可掩護並控制那些商港，而且可以控制中國東北海面的入口」（轉引自：王曉波　1997：2-3）。由此可知美國利用台灣進入並控制中國的戰略用心。 1894年甲午戰爭中國敗於日本，台灣淪為在明治維新之後積極「脫亞入歐」的日本殖民地，決定了台灣透過日本接受西方現代文明的歷程。1945年日本戰敗，日本在美國的扶植下復甦經濟、走上「民主化」道路，美日結為「軍事同盟」，但日本在實質上是服從於美國的支配，因此配合美國拉攏台灣以牽制中國（許介鱗　2009，2013）。在國共內戰進入決戰階段，1949年美國政府做出決策：「通過政治的和經濟的手段不讓共產黨取得台灣」，並且決定「美國應該設法加強一個非共產黨的地方政府並給予支持。該政府至少應提供起碼的、像樣的治理」（轉引自：資中筠　2014：32-33）。在此決策之下，美國破壞二戰後依照《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宣言》等國際法文件所形成的國際區域秩序，開始製造「台灣地位未定論」，甚至在1979年與北京建交之後又以《與台灣關係法》的國內法形式介入台灣問題，企圖使兩岸的分裂分治永久化。 在上述的國際背景與戰略之下，台灣從中國分離出來，並且走上美日所主導的現代化道路，因此台灣問題所反映出來的，同時也是「兩種文明在亞洲的較量」（強世功　2007：370）。台灣必須理解的是，長年以來跟隨的美日文明價值，它暴露出來的是霸權、戰爭、擴張、強欺弱，這些本質在台灣被代換、包裝為「普世價值」，並且在內部逐漸形成選舉至上、唯市場主義的「制度迷信」。[9]台灣基於西方現代性價值與制度迷信所形成社會內部的種種矛盾，到後來只能不斷外部化、轉移到西方文明圈之外的地區，而海峽之遙的中國大陸就成為眾矢之的。[10]因此，重新尋找有別於西方現代性價值的思想資源，尋找被棄絕的原有文明體系與價值，對台灣而言就顯得刻不容緩。 中國崛起已經威脅到美國稱霸的世界一元格局，因此美國自2009年之後宣示「重返亞洲」（「亞洲再平衡」）政策，將戰略重心由伊斯蘭地區拉回東亞，東亞內部則有日本、韓國等傳統美國盟邦扮演其側翼角色，並通過TPP等帶有高度政治侵略意涵的經濟協議來拉攏台灣，[11]目的在於維護美國在亞洲（甚至是全世界）的霸權地位。[12] 相應於美國的崛起過程及其戰略布局，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為了實現內外轉型所提出的理論與實踐，雖然引起了普遍的論辯與爭議，例如在外交上尋求建立的「新型大國關係」（金燦榮等　2012：123-128）、對外投資以及與第三世界國家的關係，或是內部基礎建設重心比例的調整（王紹光　2012：94-109），又或是政治上的國家治理現代化（王紹光、樊鵬　2013；胡鞍鋼　2014；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胡鞍鋼等　2014），以及在更高層次促進世界文明多樣性等課題，恰恰提供了值得面對並藉此反思的機會。 台灣社會習以為常地以貼標籤的方式來拒絕對話，例如替試圖討論中國問題的人頭上戴上「天朝主義」之類的帽子。這種作法背後隱藏著將中國共產黨、國家、民族、社會與人民完全切割開來，甚至是相互對立的邏輯，往往只看到黨與國家的力量，而抽離歷史累積出來厚實的複雜性與縱深，把民族歷史單純理解為國家貫徹意志的宣傳武器。如果姑且不論「中國夢」之類的口號，近代中國的道路不管正面或負面，其實都是在回應歷史與人民的需求，國家、社會與人民構成相互影響的有機體。 五、結語：讓「歷史終結論」終結於兩岸 台灣長年以來習慣於沒有中國或是中國做為他者的存在，因此往往不願意直面中國的發展道路，或是站在西方的現代性價值加以評價，以居高臨下的心態過度放大兩岸之間因長期分離所造成的文化制度差異，以及大陸內部因發展與轉型而造成的種種負面現象，從而忽略中國道路正面意義。[13] 台灣人所極欲找尋的「主體性」，事實上存在於歷史與文明的根基中。當西代現代性價值在台灣面臨無解的瓶頸之時，無論對於當代中國的評價為何，中國的道路確實提供了一個得以反省的契機，指出了一條有別於西方唯一支配與壟斷的可能途徑。 回顧台灣歷史，日據時代以降幾次具有進步意義的變革運動，例如1970年代保釣運動及其後《夏潮》系統的路線，都根據不同階段的現實而重新認識中國。 當台灣試著不再站在外部看待中國，結束兩岸以冷戰形式所延續的內戰狀態，跳脫單一的意識形態立場與價值取向，重新認識中國，在整個中國的脈絡之下直面中國道路、重新評估中國道路的意義，台灣內部的種種矛盾便有了另一條全新的解決思路。 借用甘陽（2007）的話做為結語：「我們需要有一種新的眼光來看今天的世界」（頁19）。如果能讓「歷史終結論」終結於兩岸，那麼兩岸的知識分子與人民就有可能為世界帶來新的貢獻與普遍意義。 參考書目 王紹光。2012。《波蘭尼《大轉型》與中國的大轉型》。北京：三聯書店。 王紹光、樊鵬。2013。《中國式共識型決策：「開門」與「磨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王曉波。1997[1989]。〈美國對台政策與海峽兩岸關係之演變〉。《兩岸關係論集》，頁1-25。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 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2014。〈「不反服貿的反服貿運動」──試論三一八學運的性質及其可能的啟示〉。《勞動者！我們可以這樣看「服貿」》，勞動人權協會編，頁33-47。台北：勞動人權協會。 甘陽。2007。《通三統》。北京：三聯書店。 石佳音。2005。〈於無聲處聽驚雷：試論何謂「好的本土社會科學研究」〉。《從臨摹到反思──我國社會科學博士對歐美知識與體制的回應》，石之瑜編，頁117-149。台北：翰蘆圖書。 吳介民。2012。《第三種中國想像》。台北：左岸文化。 汪暉。2014。〈兩岸歷史中的失蹤者──《台共黨人的悲歌》與台灣的歷史記憶〉。《台共黨人的悲歌》，藍博洲，頁1-31。北京：中信出版社。 林書揚。2010[1990]。〈析論台灣50年代白色恐怖──意義與實態〉。《林書揚文集（二）史觀與批判：如何讓過去的成為真正的過去》，頁：43-59。台北：人間出版社。 林書揚。2011a[1990]。〈台灣民間統運中的民族倫理和經濟主義〉。《林書揚文集（三）統一與自決：有了統一才能自決》，頁：55-66。台北：人間出版社。 林書揚。2011b[1992]。〈台灣民間統運與大陸經建〉。《林書揚文集（三）統一與自決：有了統一才能自決》，頁：73-88。台北：人間出版社。 林書揚。2011c[1988]。〈如果獨立的台灣只是一夕的夢──對〈如果中國是一個永遠的夢〉的回應〉。《林書揚文集（三）統一與自決：有了統一才能自決》，頁：47-54。台北：人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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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台灣將中國「他者化」的過程，還可以在歷史教科書的變革得到印證。當前部分學界人士與輿論批評國民黨政府對歷史教科書的調整是「威權復辟」或「大中華民族主義作祟」，但就史觀而言，李登輝與陳水扁政府所推行的「本土化」或「去中國化」歷史教育，與過去戒嚴時期國民黨的「反共」史觀是一脈相承，「反共」與「反中」有相互轉化與發酵作用。參見：張方遠（2014）。 [6] 可以參考汪暉（2014：3-8）對台灣白色恐怖的解讀。 [7] 五四運動對戰後台灣知識份子的影響，可參見：鄭鴻生（2007：84-87）。 [8] 林書揚（2011a：65-66）曾經指出國民黨的愛國民族主義具有雙重本質：「原屬於國民黨傳統精神勢力的中華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卻因其長年執政期間所暴露的道德弱點──對內的專制性格和對外的附庸性格，而早已經失去了多數人民的信心。因為專制性格蹂躪了同胞愛，附庸性格自棄主體性」。 [9] 按潘維（2014：5-6）的定義，「制度迷信」是指：「是某種政治制度為人類所有重大政治結果唯一重要的原因，拒絕探究制度的社會起源和存在條件，用關於制度的價值偏好取代因果關係的探索」。 [10] 2014年的反服貿運動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參與運動的台灣青年事實上並不反對服貿本身，甚至並不反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的自由貿易，而是以「黑箱」（程序民主）、「國安」的議題來模糊社會矛盾，並且包裝其強烈的反中情緒。相關的分析參見：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2014）、許育嘉（2014）。 [11] 關於TPP本質的分析，參見：唐曙（2014）。 [12] 在「中國因素」的威脅渲染下，「美國因素」卻被隱沒在近年來台灣風起雲湧的公民運動與社會運動論述之中。事實上，「美國因素」的消失、退位，是台灣60餘年來歷史與社會結構所造成的結果。 [13] 如同林書揚（2011c：51）駁斥陳芳明對台灣統一運動的質疑時所言：「運動當然是起伏不定的；歷史上那[哪]有直線上昇的運動軌跡。路線是迂迴曲折的；轉換期的大陸動態，有正面積極的、和負面墮落的現象併生，不足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