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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推荐阅读)
  1. 应星、吴飞、赵晓力、沈原:重新认识中国社会学的思想传统
    2006/12/26
    中国社会学若深入理解和反思现代中国百年来的社会变迁,特别是三十年来社会转型和建设的过程,仅靠社会学的学科化和规范化的努力是不够的,也不能仅仅依赖对西方社会理论的摹仿和移植,不能仅仅依赖未经理论准备和反思的单纯的本土田野调查。我们必须通过全面系统地整理、挖掘和诠释社会学前辈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以中国经验本身为基础,摸索现代中国的可能性出路,从根本上再造中国社会学的核心问题和精神气质。本次研讨通过对严复、孙本文、梁漱溟、吴文藻、费孝通等社会学前辈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进路的考察,提出了中国社会学的几个基本特质和思想传统,并呼吁社会学界大力开展中国社会学思想传统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2. 王赓武:海外华人眼中的中国变迁
    2006/12/26
    文章谈及公共知识分子的讨论,提出另外一个角度:海外华人中的公共知识分子如何观察现代中国社会的变迁,然后对“现代中国”的概念做了分析,举出海外公共知识分子在不同阶段的四个“现代中国”概念。--人文与社会::Humanities.cn
  3. 米西拉:中国的新左派 (缩减版)
    2006/10/21
    最近的一个采访。这个译本是略特翻译的,由他在本站论坛登出。鉴于网上流传的另一个译本完全语无伦次,为正视听,特地将此文在文章阅读这个栏目重新发表。在此发表时由本站编辑小组做了一定的缩减。
  4. 麦克切斯尼、福斯特:互联网与资本主义的邪恶联姻
    2012/05/19
    互联网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起来的,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资本的积累过程,后者与数字通讯所具有的许多民主潜能相抵触。互联网这一过去看上去似乎脱离了商品交易领域而越来越开放的公共领域,现在却似乎正在变成一个越来越封闭、越来越被少数私人大公司垄断的领域。
  5. 焦长权:政权“悬浮”与市场“困局”:一种农民上访行为的解释框架——基于鄂中G镇农民农田水利上访行为的分析
    2012/05/10
    本文从农田水利上访行为中农民的国家观念角度切入,发现在农民针对农田水利问题的上访中体现得更多的是一种"求援"国家的行为而很少具有"抗争性",而农民在农田水利问题上的国家观念正是农民采取这种"求援"于国家的上访行为的心理文化机制,从而进一步阐明了农民上访行为中的非政治化特征。
  6. 汪晖:面向新世界图景的文化自觉
    2012/05/04
    2007年,我们编辑过一套"《读书》十年文选",其中一本标题是《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一本是《亚洲的病理》。在中国周边所处的地域以及在全世界范围内,如何重构世界图景与历史图景?在我看来,这就是"文化自觉"的意识。
  7. 崔之元:论退市再上市的重组战略空间
    2012/04/25
    为什么"十二五"期间"完善上市公司的退出机制"将成为资本市场法治改革的五个重点之一?我认为,关键在于沪深交易所主板市场目前没有明确的"主动退市"规则,而仅仅有"被动"或"强迫退市"规则,这就使我国公司不容易实施"有进有退"甚或"以退为进"的资本市场战略,不利于充分发挥资本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
  8. 韩西雅:究竟谁使工人文化宫变得“很纠结”?
    2012/04/27
    工人文化宫的性质和定位是“工人的学校和乐园”,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会共产主义学校的一个重要阵地。既是工人阶级群众业余文化、休息、娱乐的场所;又是工人阶级提高政治思想觉悟、文化、科学、技术、艺术知识的课堂。工人文化宫、俱乐部曾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和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建设作出重大贡献,但在今天却遭遇了普遍的生存危机。
  9. 贺雪峰:农民如何组织起来?
    2012/04/28
    当前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重点不在于发展经济,不在于让农民致富,而在于如何防止农村人财物流出背景下农村基层的失序。中国现代化是一个长期过程,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维持农村基本秩序,就是要从中国现代化的结构性条件出发,从大局出发,从一般性方面出发,来建设好中国当前的基层组织,并以此为基础,来将农民组织起来。
  10. 汪晖:"我有自己的名字"--吕途著《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序言
    2012/04/25
    "新工人"与"新穷人"同是资本主义经济从工业经济向金融资本、从实物经济向虚拟经济过渡中的产物,共同构成了"穷人"概念的两面:前者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产物,后者则是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的伴生物。新工人群体在政治领域的沉默状态是当代中国政治生活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11. 汪晖:两种"新穷人"及其未来
    2012/04/19
    由于"新穷人"常常拥有较高的文化、教育和技术水平,他们对于世界的想象与消费社会的运动密切相关。新产业工人的身份地位能否产生类似于19-20世纪工人阶级的政治自觉,至今仍然是一个争论中的问题,但广本汽车公司的罢工、富士康工人的自杀,还有许许多多新工人阶级的斗争显露着这个群体在改变自己命运的斗争中正在探索着自己的身份定位和政治诉求。
  12. 弗尔切克:为什么批判中国的书籍在外国书店盛行
    2012/04/11
    我游览了世界很多国家,在一些国家的国际机场的书店里发现了很奇怪的现象。西方的政治家和诚信与否的商人--从奥巴马、基辛格到比尔-盖茨笑傲在各种书的封 面上。书店的产品几乎异口同声地推崇"西方价值观",并且完全和坚定地注重商业。很少有注重社会问题的著作,更别提重要思想家批判西方帝国主义或社会经济 制度的书籍了。我试图找出谈论"中国"的成功的书籍,并为此参观了机场的所有书店。可是,"中国"多是以有恶劣的环境问题的国家形象出现。没有一本书(英文)对中国建设可持续性社会的努力提出支持的,更别提对"社会主义中国方式"表示赞同的了。让 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试想一下,如果你在都柏林或墨尔本,想去书店购买描述美国或欧洲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的书籍。你发现书店里面有数十甚至上百本书,但是 它们全部都从相同的角度而写,或是批判破坏和掠夺世界多数国家的西方帝国主义和新殖民政策,或是指责西方国家在侵略他国或是支持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国家 政变时,导致了数千万无辜的男性、妇女和儿童死亡,或是认为许多西方国家领导人应受到国际法庭的审判,如果他们没有控制法庭的话。最重要的是,那些书可能 会指责在西方没有真正的民主,因为多党制体系的设计方式决定,它不会真正为人民提供投票让统治阶层落选的机会。诸如此类。试想一下,如果书店里只有那些最爱批判西方体系和帝国主义的作家--Klein、 Chomsky、Parenti,或我的书,大多数想买书的人都会大吃一惊,甚至震惊,他们肯定会抱怨。即使是我也会感觉不舒服,我会说:"至少给我们的政治敌人们一些空间吧"。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对手肯定不会有这种感觉。排华人士对此毫无顾忌。他们很乐意提供一种思想和宣传路线。这种事就发生伦敦、芝加哥、纽约和其他主要的思想改革阵地,这种现象实在让人不安。英 国有一些世界上最严格的法律,我们这些在英国有著作问世的人都非常清楚。如果公开售卖批判英国政府和商界精英的书籍,而且在英国写成出版和发行,那么作者 和出版商都会遭到英国司法体系的追究,很可能犯有诽谤罪,面临罚款或监禁的处罚。尽管如此,这也不会被正式称为"侵犯言论自由"或是"遏制言论自由",因为控制世界大部分地区的西方阶层认为,并通过宣传手段让数十亿人相信,他们无论做什么都是民主和自由的。他们也相信并让别人坚信,中国是不民主的,不管事 实真相如何,不管中国实际上做了什么。难道是因为西方不能接受任何不同的体系吗?几世纪来,他们摧毁世界上所有试图走自己的路,发展自己的体系的其他文明。中国越努力,越坚持签署的协议(包括就香港签署的),越是成功,就越会被逼入绝境,逼入防守状态。只要中国坚持自己的道路,继续坚持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状态,西方就会一直排斥中国,因为他们想让中国和其体系崩溃。只有中国领导人违背自己人民的意愿,出卖国家利益给外国,中国才能赢得西方的认可和掌声。之后,香港机场的图书才会放弃嘲讽,开始认真地谈论中国奇迹和中国的成功。但是, 1.4亿中国人的生活绝对远比西方宣传机构空洞虚伪的赞赏有价值多了。西方人在兜售什么?一侧是对中国毫无根据的指责,另一侧就有对西方政治家赤裸裸的赞美,尽管其中的一些人曾经导致世界各地数百万人失去性命。一位常在西方讲师最近对我说:"你知道这不是真相。他们受到职业生涯、研究经费、出版合同等的限制。为中国说话就如同职业自杀,没有人会资助你的工作,你会失去与主流出版公司、媒体和学术界的联系。另一方面,那些给中国泼脏水的人却赚得满盆满钵。就是这么简单。西方发起了一场思想战争,他们最优秀的人才正直接或间接地为针对中国的宣传机器服务,就如同冷战期间他们对苏联做的事,目的是将苏联击垮。最可怕的是,很少有人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有趣并令 人振奋的是,除了菲律宾,大部分东南亚国家也在深刻反思,他们都很尊重中国。马来西亚、泰国,甚至印度尼西亚的书店现在都会选择推荐中国文化的书,而不是促进反华宣传。日本纪伊国屋书店在曼谷、雅加达、吉隆坡的分店也明显地避开了反中国出版物。亚洲正在注视着中国,他们都在从这个伟大的邻居身上吸取养分。只 有在看过无数本书的封面,读过数千篇文章,在中国游览过多次,其他亚洲国家的人民才会了解世界正在进行着怎样的变化,谁是真的朋友,谁是敌人。同时,中国 应该更积极地阐释自己的体系和目标,应该促进亚洲和世界其他国家建立以民为本的国家,建立富有而平衡,规模庞大但安享和平,不主动欺侮世界他国的国家。应该给思想家和读者们不同的选择。知识和思想的斗争是艰难的,但是也是激动人心和可喜的。我诚挚地向中国提出建议:为什么不将中国的重要书籍译成英文,在国 外开自己的书店,在书店里面出售阐释中国成功和希望的书籍,向世界介绍中国的目标和设想的未来。为什么不呢?我想,很多人都会想买这样的书籍。中国的社会主义非常成功而且重要,它让数百人摆脱了贫困,这对全世界来说都迫切需要。中国现在正在通过外交努力阻止西方残酷且愚蠢的入侵。这对整个世界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人认识到这个问题,如果有人按照西方的方式看待和描述中国,成为大国毫无意义。让亲中国的书籍创造更多多样性吧,让它们充斥外国的书店,就如同西方说的-- "让他们竞争"。安德烈·弗尔切克,小说家、诗人、政治评论员、记者、摄影家和电影制作人。1963年出生于列宁格勒,归化的美国公民。费尔切克曾是一位战地记者,足迹遍 布十多个战火地区,从波斯尼亚到秘鲁到斯里兰 卡,从刚果(金)到东帝汶。主要著作是"政治革命小说"《不归点》(Point of No Return),2005年以英文出版,2010年以法文出版。其他著作包括2010年出版的小说《大洋洲》、《西方的恐惧:从波多西到巴格达》 (Western Terror: From Potosi to Baghdad)等。目前,他正在撰写一部名为《冬日旅行》(Winter Journey)的小说和一本关于印度尼西亚1965年政变的纪实作品。 董菁译
  13. 王东宾:根、天皇与互联网
    2012/04/23
    1998年之前,互联网的根一直是美国政府直接控制,2009年9月初步进入全球共同治理时代。但其治理仍然有很多问题,美国政府仍然有很多特权。一定意义上,互联网的"天皇"--根,仍然处于美国的实质且有效控制之下。
  14. 郑永年:社会改革比政治改革更重要
    2012/03/06
    与自由主义拒绝本土化相反,新自由主义在中国被本土化了,这导致了很大的负面效果。中国公共事业的市场化改革之所以那么迅速,就是因为没有抑制新自由主义的力 量。
  15. 昝涛: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的演变
    2012/01/06
    《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导言
  16. 赵晓力:中国家庭正在走向接力模式吗?
    2012/01/09
    费孝通的理论,虽然和"五四"以来对婚姻的浪漫主义想象格格不入,却符合儒家对婚姻功能的理解:"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
  17. 昝涛:民主伊朗的伊斯兰属性
    2011/12/03
    在多数国人眼中(大概是受到西方主流媒体的影响),伊朗一直是被作为一个"不正常国家"来看待的。要比较清晰地了解和认识伊朗,可能首先要做的就是抛弃这种先入为主的判断。
  18. 加布里尔与汪晖:金融危机时代的民主和正义
    2011/12/31
    2011年11月18日,德国社会民主党文化论坛活动"哲学与政治"邀请汪晖教授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加布里尔及托马斯·迈尔等德国政治理论家在该党总部对话,德国第14届联邦议院议长沃尔夫冈·蒂尔泽主持。汪晖教授发表了以《代表性的断裂》为基础扩展而成的报告,加布里尔随后有长篇回应,阐述了他对全球包括德国政治变革的思考。
  19. 齐泽克:在占领华尔街的现场讲话
    2011/10/12
    发言录音的记录稿,录音不全,提及广电局对穿越剧的批评,不过显然对此类型剧理解不够全面
  20. 欧树军:中国人口红利期可能已提前结束:反思西方"三低模式"与财政风险
    2011/10/20
    国家人口和计生委主任李斌最近撰文称,我国人口的再生产类型已经实现了从"两高一低模式"("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三低模式"("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未来五年每年新增老龄人口接近800万,第一个老龄化高峰已经到来,而我国传统的家庭生产、婚姻、生育和养老等功能都有所弱化。 据此,我们可以初步判断,之前国内外经济学家普遍认可的人口红利期结束时间提前了九年:从2020年提前到了2011年。如是,则我们可能已经错过了未雨绸缪、居安思危的时机,未来五年、十年、二十年乃至三五十年,中国财政的养老金财政支出压力将大大增加。 目前的欧洲危机从转向"三低模式"开始 在很大程度上,欧洲今天的财政危机是从人口再生产模式向"三低模式"的历史性转变开始的。一方面,"三低模式"当然意味着社会安全程度更高,公共卫生水平更好,人民生活更有质量;另一方面,人均寿命大幅提高,生育率持续下降,低死亡与低出生叠加在一起,导致低增长甚至负增长。 养老、医疗、(鼓励父母们多生孩子的)正向生育补贴和教育补贴、失业救济、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开支的扩张,正是实现"三低模式"的财政后果。为了避免损失选票,西欧、中南欧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政治家们普遍选择"高福利、低税收"的财政政策,国家财政体系的赤字运行获得了持续的动力,公债比重随着老龄化程度提高而加重。 1980年,西方发达世界的人口再生产模式实现了向"三低模式"的历史性转变。在西方步入老龄社会的第一个十年,1980-1990年十年间,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公债均值增长了14%,达到60.4%。第二个十年,到1997年,OECD国家公债均值升至71%。此后十年,到2007年,OECD国家公债均值升至75%,其中日本、挪威、意大利、希腊、比利时均超过75%,整个欧元区均值为74%,美国73%。随后发生的事情,大家都比较清楚了。 从长时段的历史发展来看,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成为压垮美国和欧洲赤字财政体系的直接原因。美国一直没有从经济衰退中复苏,而欧洲之所以成为此次危机代价最为沉重的牺牲品,也是因为其内伤实在不轻。 而日本公债多为内债而非外债,北欧国家则奉行高福利、高税收政策,德国实为当今欧洲经济的动力引擎,尽管它们的公债比重也不低,但均没有出现美欧如此严重的财政债务危机和社会骚乱。 根据OECD 2011年9月发布的最新报告,我们可以将人口老龄化与欧洲财政危机关联在一起。经济放缓甚至停滞、失业率高企与"三低模式"相结合,持续拉高公债比重。根据这份报告,34个经济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有两个原因,一是低生育率,一是人均预期寿命的提高。2005-2010年间,34个国家中已经有29个属于"三低模式",平均生育率只有1.69,即每个女性平均只生育1.69个孩子。只有以色列、墨西哥、爱尔兰、土耳其和美国的女性生育率处在临界点2.1或之上。所谓临界点,是指每个女性至少要生育2.1个孩子,才能逐步扭转"三低模式",渐渐走出老龄社会。 西方公债危机的历史教训 两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都是西方国家的休养生息期:1920-1929年是黄金十年;1945年到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之间,则堪称黄金三十年。这两个时期的人口平均增长率为3.9%。两个黄金年代经济繁荣,作为政治补偿,民主体制向农民、工人、穷人、女性、黑人等持续提供各种经济补贴,其结果是社会开支逐年递增,财政体系长期赤字运行。 实际上,早有学者指出,公债与民主在西方世界始终相伴而生。1870年,几个主要西方国家处于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化国家转变的关键时期,当时这些国家公债占GDP的比重就已达到47.9%,其中财政高危国有两个:英属澳大利亚最严重为100.1%,意大利92%。此外,美国为43.9%,英国为40.2%。此时日本最健康,仅有0.6%。 1913年,西方世界公债比重已接近60%的危险值,达59.2%。西班牙、澳大利亚、法国都超过了66%,英国较好30.4%,美国最健康2.5%。1920年,各国公债比重均值上升至66.3%,大国中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均超过100%,分别为122.4%、132%、136.8%。1937年各国公债比重均值又飙至78.1%,英国为188.1%,澳大利亚153%,法国137.2%。和平终于没有维持多久,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最为残暴的自相残杀在西方世界拉开序幕。 从1870至1996年之间,美国在西方世界都是个特殊的例外,其财政状况相对而言最为健康。直到1997年婴儿潮一代开始大规模进入退休年龄,美国才步入公债危险地带,为61.5%。 扭转"三低模式"的困难 虽然西方国家已经意识到"三低模式"带来的严重问题,但悲剧的是,34个经济发达国家的平均生育率一直在逐次下降。从1975年算起,以每五年为一个阶段,从1975-80年的2.26这个恰当水平,下降到1985-90年的1.91、1995-2000年的1.68。经过二十年的老龄化折磨,这些国家也在想尽办法刺激生育,包括维持势必会带来诸多社会问题、颇受保守主义者批评的单身母亲政策。 然而,回头之路相当漫长,这34个国家的平均生育率在2005-2010年间才只增加到1.69,四十年后,预计只能增加到1.8,距离人口生育的最佳替代水平(2.1)还是很远。 与之相比,中国是在1995-2000年之间跌破最佳替代水平,为1.8。2005-2010年间继续下降至1.77。未来十年内会略有上升,2015-2020年间预计将升至1.84。此后五年只上升0.01,达到1.85;再往后的三十年,生育率将停止增长。 西方国家上述历史数据和未来趋势分析,对我们思考今天中国的问题颇有启发。我们可以发现,"三低模式"的历史性转变,的确意味着我国改善民生、改良社会的成就和速度绝不逊于西方发达国家。但同时,从"两高一低"模式向"三低模式"的转变,意味着人口红利期极有可能提前结束。留给我们做出适当调整的时间已经不多。 因此,我们现在需要反思我们的一系列财政、经济和社会政策,包括税收政策、生育政策、养老政策、适当调整退休年龄及其他福利政策。我们需要尽快做出决策、采取实际行动,扩展中国家庭传统的生产、生育和养老功能,为我们这个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人口大国和文明古国设计一个可持续的福利制度,让我们的老一辈、我们这代人、我们的下一代都能够拥有相对舒适的退休生活、稳定乐观的心理预期和达观从容的生存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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