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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聂大富:《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因何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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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介英国学者T.伊格尔顿2011新书《Why Marx was Right》
  2. 刘禾:黑色的雅典娜——最近关于西方文明起源的论争
    2012/02/27
    作者在对大量史料做了周密的考证以后,揭示出一个被人们长期忽略了的事实,即我们所熟悉的那个"言必称希腊"的西方文明发展史,实际上是十八世纪以来的欧洲学者、尤其是德国和法国的语文学家编出来的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故事。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持种族偏见,敌视犹太人和亚非民族,而他们生产出来的"知识"却顽固地影响着后人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认识。
  3. 昝涛: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结语
    2012/02/07
    《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一书的《结语》
  4. 季剑青:民族主义能否成为我们的思想资源?--读汪晖《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外二篇)》
    2012/02/07
    收入这本书中的三篇文章,虽然处理的对象不同,但在我看来背后却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理论关怀,用汪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提出一种不同于民族主义知识框架下的中国观",一种新的阐释现代中国的理论框架。
  5. 高峰枫:耶稣的继任者——《耶稣的真实王朝》
    2012/01/24
    畅销书《耶稣的真实王朝》(The Jesus Dynasty)作者为美国北卡大学宗教系教授,在他的笔下,耶稣不再是孤零零的上帝的爱子,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家庭纽带的社会人,作为一个王族家庭的长子奠立由他的弟弟和亲属形成的王朝。
  6. 汪晖:革命、妥协与连续性的创制(上)
    2011/11/28
    本文系为章永乐著《旧邦新造:1911-1917》所写的序言(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出),也是对2010年夏天北京大学法制研究中心与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共同举办的关于辛亥革命的研讨会上的讨论的一个回应。2011年11月26日复旦思想史研究中心“历史与政治”年会主题发言。观察者网及《社会观察》杂志独家发布。
  7. 巴迪乌:萨科齐的意义
    2011/12/07
    《萨科齐的意义》英文版序言:在本书里,我试图阐明萨科齐的当选在何种意义上是上述第二种历史--黑暗且残暴的保守主义的历史--的浓缩。
  8. 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导论
    2011/12/26
    将来的历史学家或许会把1978-1980这几年视为世界社会史和经济史的革命性转折点。1978年,在一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由共产党管制的经济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朝向自由化的转变道路上迈出了重要步伐。邓小平规定的道路是: 以史上罕有的持续发展速度,在二十年之内把中国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国家转变成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活力中心。而在太平洋彼岸与中国完全不同的环境下,一个相对陌生的人物(现在是众所周知了)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于1979年担任美国联邦储备局(US Federal Reserve)主席,并在数月内彻底改变了货币政策。美联储此后不计后果地(尤其是失业问题)遏制通货膨胀。大西洋对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在1979年5月当选英国首相,下令限制工会力量并终止国家持续十年之久的滞胀惨状。接着,1980年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当选美国总统,以其待人接物的个人魅力,将美国带上了一条复苏经济的道路其手段则是通过支持沃尔克在美联储的行动,加之一系列特殊的政策配合,以限制劳工力量,为工业、农业和能源开采业松绑,并在国内和国际两方面解放金融能量。上述震源产生了革命性的推动力,而这些推动力的传播和反响看来要使周遭世界的面貌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    这些广泛而深远的转变并非偶然。因此,我们需要考察的是,这种新的经济结构通常被归在"全球化"一词下借助什么手段方式从旧的结构内部迸发出来。沃尔克、里根、撒切尔和邓小平所采用的理论都是长期存在于话语流通中的非主流部分,他们把这些非主流理论变成了主流理论(尽管无一不经历了漫长的努力)。里根复苏的共和党内非主流传统要回溯到1960年代初的贝利·高华德(Barry Goldwater)。邓小平看到了日本、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新加坡和韩国经济和影响力的高涨,力图调动市场社会主义而非中央计划来保护并促进国家利益。沃尔克和撒切尔均以一种名为"新自由主义"的特殊学说而受人瞩目,他们把这种学说转化为指导经济思想和经济管理的核心原则。我在这里主要关注的就是这种学说其起源、兴起和意义。    新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政治经济实践的理论,即认为通过在一个制度框架内此制度框架的特点是稳固的个人财产权、自由市场、自由贸易释放个体企业的自由和技能,能够最大程度地促进人的幸福。国家的角色是创造并维持一种适合于此类实践的制度框架。例如,国家要确保货币的质量和信誉(integrity),还必须建立必要的军事、国防、治安和法律组织和职能以确保个人财产权,并在需要时用武力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转。除此之外,在那些不存在市场的领域(土地、水、教育、医疗保健、社会安全或环境污染等领域),如果有必要的话,国家也要着手建立市场。政府在市场(一旦建立起来)中的干预必须被控制在最小的限度,因为根据这种理论,政府不可能获得足够的信息以预期市场信号(价格),同时也因为庞大的利益集团终将为自己的利润而扭曲和妨碍政府干预(特别是在民主制国家中)。    自1970年代以来,在政治经济的实践和思考上随处可见朝向新自由主义的急剧转变。松绑、私有化、国家从许多社会供给领域中退出,这些变得司空见惯。从前苏联解体后新成立的国家到老牌社会民主制和福利国家(诸如新西兰和瑞典),几乎所有国家都接受了某种形式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有时出于自愿,但有时是为了回应外界压力并至少对一些政策和实践做出了相应调整。后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迅速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甚至当代中国(如下文所示)似乎也在这一方向上奋力前进。此外,支持新自由主义的人们如今都身居要位,影响遍及教育(大学和许多"智囊团")、媒体、公司董事会会议室和财政机构、政府核心机构(财政部、央行),以及那些管理全球财政和贸易的国际性机构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WTO)。简言之,新自由主义作为话语模式已居霸权地位。它对各种思考方式的广泛影响到了这种程度: 它已成为我们许多人解释和理解世界的常识的一部分。    然而,新自由主义化的进程带来了非常大的"创造性毁灭",不仅摧毁了先前的制度框架和力量(甚至挑战了传统的国家主权形式),而且摧毁了劳动分工、社会关系、福利供给、技术混合、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再生产活动、土地归属和情感习性。新自由主义赋予市场交换以如下地位: 市场交换"本质上具有伦理性,能够指导一切人类行为,代替所有先前的伦理信念";就此而言,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中契约关系的重要性。新自由主义认为通过将市场交易的达成率和频率最大化,社会公益会因此最大化;新自由主义试图把一切人类行为都纳入市场领域。这需要种种信息创造技术和能力,积累、储存、传递、分析,使用庞大的数据库,用以在全球市场指导决策。因此,新自由主义对于信息技术便有着强烈的兴趣和追4求(致使有些人声称诞生了一种新的"信息社会")。这些技术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压缩了市场交易的不断增加的密度,它们制造出一种特别强烈的、我在别处称为"时空压缩"的迸发。地理跨度越大越好(由此是对"全球化"的强调)、市场契约期限越短越好。后一方面对应了利奥塔的著名描述,即把后现代状况描述为"在职业、情感、性、文化、家庭和国际领域,以及在政治事务上","临时契约"取代了"长期制度"。这样一种市场伦理统治在文化上的后果不计其数,我在《后现代的状况》一书中已有探讨。    虽然如今对于全球性转型及其后果已经能给出多种总体解释,但人们在总体上却疏忽了一点(这也是本书想要填补的漏洞): 新自由主义打哪儿来,它又是如何在世界舞台上泛滥,这个政治经济学的故事无人问津。此外,批判性地考察这个故事将给出一种框架,用以确认和建构替代性的政治和经济安排。  《新自由主义简史》(美)大卫·哈维 著王钦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12月版作者简介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1935年生于英国肯特郡。1957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学士学位,1961年获该校博士学位。曾任教于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美国宾州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现任教于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和伦敦经济学院。哈维是当今世界最主要的批判性知识分子和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至今已经出版了十部著作。其中包括《地理学中的解释》《社会正义与城市》《资本的限度》《资本的都市化》《后现代的状况》,以及《资本的空间》和《新帝国主义》等。目录图表与表格列表致谢导论第一章 自由只是个代名词第二章 建立赞同第三章 新自由主义国家第四章 不均衡地理发展第五章 "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第六章 试验中的新自由主义第七章 自由的前景参考文献索引译后记 内容简介 1978年,中国经济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向自由化的转变道路上迈出了重要步伐。 1979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下令限制工会力量并终止国家持续十年之久的滞胀惨状。 1980年,里根当选美国总统,通过一系列特殊政策为金融和产业松绑,将美国带上了一条复苏经济的道路。或许在未来的历史学家看来,1978年至1980年这几年是世界社会史和经济史的革命性转折点,因为正是在这几年中,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实践的理论开始占据主流地位。 新自由主义认为,通过建立一个以稳固的个人财产权、自由市场以及自由贸易为特征的制度框架,能释放个体企业的自由和技能,从而最大程度上促进人的幸福。 自1970年代以来,松绑、私有化、国家从许多社会供给领域中退出,开始变得司空见惯。从前苏联解体后新成立的国家到老牌社会民主制和福利国家,几乎所有国家都接受了某种形式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另外,支持新自由主义的人们如今都身居要位,影响遍及教育、媒体、公司董事会和财政机构、政府核心机构以及那些管理全球财政和贸易的国际性机构。也就是说,新自由主义作为话语模式已居霸权地位,它成为我们许多人解释和理解世界的常识的一部分。 那么,新自由主义打哪儿来?它又是如何在世界舞台上泛滥的?对这个政治经济学故事的批判性考察,将为我们确认和建构另一种未来政治和经济安排的可能,提供一个框架。 
  9. 杨念群:再版序言:"儒学地域化"概念再诠释--兼谈儒学道德实践的若干形态
    2011/10/10
    "儒学"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为政治社会运行提供一种"道德实践"的方式和目标。一旦"儒学"失去了" 道德实践"的能力,其对实际生活的规范价值和意义也就寿终正寝了。根本不存在什么超越政治和社会层面之上的悬空的儒学价值。"儒学"在近现代的悲剧命运即可为上述观点做出佐证。
  10. 塔可夫斯基:诗人、僧侣、导演(访谈录)
    2011/10/13
    谈及《伊万的童年》,《安德烈·卢布廖夫》,《索拉里斯》,《镜子》,《潜行者》,《乡愁》,摘自《安德烈·塔可夫斯基》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出版,附目录简介。
  11. 李敖:龙应台《大江大海》骗了你--秘密谈话录
    2011/02/02
    李敖新书:《<大江大海>骗了你》指出龙应台书中史料错误、只谈现象不谈原因、用悲情躲避更深刻的问题等等
  12. 汪晖:帝国的冲突,或帝国主义时代的冲突?--《帝国的话语政治》座谈会上的发言
    2010/01/21
    无论是在历史研究领域,还是作为一个跨文化研究的文本,刘禾的这本书都是一本重要的作品。这个书的基本概念之一是国际政治的符号学转向,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例,刘禾把符号学与话语分析结合起来,以此作为研究国际政治的方法论。这本书的取材,每一章很不一样,看起来好像是指向完全不同方向的。但是,刘禾试图将她所说的对福柯之后的思想史方法的探讨贯穿整个的解释系统,进而提供现代史研究的一个新的视野。这是我的第一个印象。 第二个印象,符号学和话语理论是她解读文本的方法,刘禾由此展开了一个建立在文本细读基础上的历史世界和思想世界。这一点,与通常历史研究把历史材料当证据而不是当文本的方法非常不一样。文本细读的每一个切入点都很小,但勾连文本的意义世界的语词却极为关键。作者显示了很强的解读能力,通过文本、语词、细节与语境之间的复杂勾连,揭示了思想世界背后的话语政治和权力关系。从这点来说,与这本书取材的非连贯性相映照,它的观点和方法的连贯性非常强。这本书有两个主要的对话对象。一个是美国的中国研究,不仅是国际关系研究和现代史研究中的费正清这一派,而且也是贯穿在中国研究中的多种现代化叙述,尤其是这些叙述提供的现代化的目的论。现代化的目的论在美国的中国研究中已经面临许多挑战,但在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研究中却仍然居于主导地位。在当代中国有关鸦片战争、义和团运动和普世价值的争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套现代化论述的基本框架。 我记得刘禾曾在《读书》杂志发表文章,谈及对当代鸦片战争研究的批评。当代中国的近代史研究逐渐地抛弃了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移植了美国近代史研究的许多模式。在这个意义上,刘禾对话的对象是双重的。这部著作的另一个对话的对象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叙述。这一点从她的书的标题和里面的叙述可以看得很清楚。虽然马克思主义不是她批评的主要对象,但由于马克思主义叙述跟其他的现代化叙述共享着目的论的历史观,她也必然涉及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叙述。也正是通过对上述历史叙述的对话,她转换了近代历史叙述的一些范畴,比如她不再讨论帝国主义问题,而是讨论帝国问题。帝国与帝国主义是经常可以互用但又相互区别的概念。这本书的方法论主要是符号学和话语分析,但若以政治立场言,则主要是后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叙述共享对殖民主义的批判,但马克思主义对殖民主义的批判植根于对生产方式的分析,其他政治和文化形式是从经济关系中衍生出来的。资本主义是一个扩张体系,它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表达是帝国主义,它在区域和人口关系中的表达是殖民主义。但所有这些层面的扩张都与一个叙述的重心相关联,这就是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及其与近代国家形式之间的结合。刘禾受到了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等理论的影响,她把帝国问题扩展成为整个近代史叙述的基本范畴,这跟传统的历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是不一样的。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这一基础范畴上分析帝国主义现象,后殖民论述把帝国和帝国主义扩展成为一个普遍的历史现象,其中文化方面是重新解释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维度。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许多的理论家试图对帝国和帝国主义做出区分,他们从不同的传统比较帝国和帝国主义,萨米尔·阿明、汉娜·阿伦特从不同的角度对此所做的论证就是常被引用的例子。但是,后殖民研究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将帝国主义描述为一个贯穿漫长历史的现象,而并不必然与十九世纪资本主义时代相关联,这样也就打破了早期社会理论在帝国与帝国主义之间做出的清晰界限。从一个符号现象来看,帝国主义是历史中的普遍现象,并不局限于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时代。因此,后殖民叙述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的主题之一,就是如何叙述近代殖民主义现象:是以民族国家为内核的帝国主义现象,还是帝国的现象?对这一点的不同回答也直接影响到对主权的论述。 这本书在主权的论述上有一些特点。首先,我注意到刘禾引用了卡尔·施米特的观点,突出了主权作为例外权力的特征。卡尔·施米特的主权例外论是在与自由主义法学的对话中产生的。自由主义法学的特点之一是把现代国家看成一个非人格化的、纯粹程序的法的体系,但施密特认为主权不能从这个纯粹程序化的法制体系中推导出来,它是例外的权力。这个论述里面的主权可以追溯到君主的权力。施密特认为现代国家实际上不过是一个世俗化的神学世界,看起来是非人格化的程序,但实际上永远无法摆脱其人格化的特征。在刘禾的叙述里面,在第五章对维多利亚女皇和慈禧太后的论述中,多少可以看到这一点,即主权体系跟人格化之间的关系。这个叙述针对的是现代自由主义的法学理论,因为它发现了民主法制体系背后的主宰性人格,也因此揭示了现代主权的特征。这个逻辑与规范化的民族国家理论是对立的。按照刘禾的概念,现代的主权是一个符号化的、高度抽象的主权体系。这个主权体系经常把自己描述成跟传统世界完全不一样的主权模式,但福柯、施密特和后殖民主义理论都试图揭示两者之间的连贯性—尽管这三者的立场有着重要的差异和对立。马克思说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而后殖民分析强调现代权力的政治面和文化面。 刘禾的切入点是符号问题。衍指符号(super-sign,用衍指符号翻译这个英文概念很特别)是她的叙述里面很有趣的一点,这也是她将话语分析嫁接到符号分析中产生的结果。她一方面从符号的角度入手来分析这些现象,但另外一方面又侧重分析符号所承载的军事和政治权力关系。军事化过程在符号技术发展当中产生过巨大作用。刘禾举了《鲁宾逊漂流记》的例子,强调礼拜五是怎么被抛入这个权力关系之中的,追问这个事件发生的动力机制。里面引用了一个细节,关于枪在礼拜五与鲁宾逊之间的关系形成中的作用。在解释这个关系的时候,刘禾引入了阿尔都塞的询唤机制,例如警察与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一询唤机制的产物。从这点上说,她的分析与马克思主义传统是有关系的。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从葛兰西的霸权学说,到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和询唤的理论,都试图分析出国家机器的两种不同的功能,即强制性的和意识形态的功能。刘禾强调现代世界的构造也是符号生产的过程,但同时反复揭示这个符号化过程与强制性权力之间的非常隐秘的联系。现代的权力体系有着高度抽象化和合理化的特征,因而需要通过符号解读和话语分析才能揭示出这个机制背后的权力。我在这里举一些相关的例子,有的跟刘禾的讨论一致,有的不一致,但有助于我们去了解这些问题。例如,刘禾在书中提到中国概念的不确定性,康德在《永久和平论》里面有一段很长的注释,我在讨论西藏问题时曾经用过,这里拿来作为一个参照,因为他也是讲这个不确定性。印欧语系的确立是在黑格尔的时代,他说,由于印欧语系的发现,我们终于有一个讨论“世界历史”的实证根据了。但在康德时代,印欧语系还没有完全确立,许多人还在讨论藏欧语系的可能性,想在藏语和西欧的语系之间建立关系,但最后失败了。在讨论中国的时候,康德以注释的方式谈及中国及西藏,显示了一种从西藏的角度界定中国的取向。他说: 为了把这个大国写成它所自称的那个名字(即China,而不是Sina或者其他类似的称呼),我们只需翻阅一下格奥尔吉的《藏语拼音》(指意大利奥古斯丁派传教士格奥尔吉[Antonio Agostino Georgi,即Antonius Georgius, 1711-1797]所著《藏语拼音》,罗马1762年。——译注)一书,第651-654页,特别是注b。——据彼得堡的费舍尔教授(Johann Eberhard Fischer, 1697-1771,圣彼得堡教授,曾参加远东探险。此处称引,见所著《彼得堡问题》[哥廷根,1770年]第2节“中华帝国的各种名称”,第81页。——译注)的说法,它本来并没有它所用以自称的固定名称;最常用的是Kin这个字,即黄金(西藏人叫作Ser),因此皇帝就被称为黄金国王(全世界最辉煌的【国土】)这个字在该国国内发音很像是Chin,但是意大利传教士(由于喉音拼法的缘故)则可以发音像是Kin。——由此可见,罗马人所称的Seres(丝绸)之国就是中国;然而丝绸是经由大西藏(推测是通过小西藏与布哈拉,经由波斯,等等)而供/(117页)应欧洲的;这就提示那个可惊异的国家之于西藏并且从而与日本的联系从许多方面来考察,其古老性都可以印度斯坦相比;同时他的邻人所给予这个国土的Sina或Tschina的名字却没有提出来任何东西。(康德:《永久和评论》,见《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第117页脚注) 康德对于中国的兴趣源自以丝绸之路作为连接东西方的世界史兴趣,但他没有弄清这条通道的真正脉络。康德的这段话中有三点值得注意:首先,他是从欧洲传教士的西藏知识中理解中国的;其次,他强调中国没有“可以自称的固定名称”,因此从西藏语音来界定中国就是自然的;第三,他区分了大西藏与小西藏,以说明将中国与欧洲联系起来的丝绸之路是以西藏为中介的。这个例子证明:不仅是在印欧语系被发现后的时期,而且是更早的时期,至少从罗马时代开始,试图命名这个地球上的各个地方的努力就一直存在。黑格尔的努力也不是偶然的。刘禾在关于China的论述及有关比较语法的分析里面,涉及了中国这个概念的建构,我觉得是重要的。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结束,比如现在关于CCTV要不要改名字的争论就是例证。CCTV是英语简称,如果是“中国”的拼音的话,当然不应如此拼写。不过,关于中国的命名,我有一点点补充。中国这个概念原本不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概念, 1907年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是最早提出中华民国概念的文章,实际上也将中国概念与民族国家概念挂了钩。但中国概念的不确定性和中国概念的包容性是在漫长的历史里面不断重复和提炼的,地域的不确定性并不代表这个概念本身没有确定性。比如说清代经学里面反复讨论何为中国这个问题,如今文经学中有关“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的讨论,恰恰是要通过中国的不确定性来达到对中国的界定。到晚清时代,最终选用中国这个概念作为国名,不是随意的。在一定程度上,这是通过打破原有族群关系和地域关系来重建认同的努力。因此,它不是先秦时代的中国概念。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的《竹林》篇就有内外的相对化观念,这也意味着重新界定中国的努力是持续发生的。元朝、清朝都曾面临如何将自身纳入中国王朝正统谱系的问题。现代中国的确立,一方面是现代主权体系扩张的后果,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在各种复杂关系中重新界定中国的结果。到底怎么界定中国,至今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回到刘禾所讨论的国际法和符号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叙述非常有意思。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形成的国际政治的赤裸裸的权力关系现在经常被包裹在符号化的世界里,不加解构式的历史分析,人们就会被其普遍价值的表象所迷惑。明治日本先从中国引进了丁韪良翻译的、惠顿所著的《万国公法》。几乎就在同时,日本政府派出了一个考察团到欧美考察,在德国,他们见到了卑斯麦。卑斯麦跟他们谈到了国际法,大意是国际法是不能不用的,但对于霸权国家而言,国际法又不能当真。大久保利通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近代日本在入侵琉球、台湾和朝鲜时,都曾在不同的方向上利用国际法,但又在不同的语境中破坏国际法,其实这是欧洲国际法诞生以来的常态。亚洲地区的权力竞争,在这个时代,已经不仅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而且也是不同的国际规则之间的竞争、不同的符号系统之间的竞争。国际法与朝贡体系的矛盾也是两个不同的符号体系之间的重大冲突。这一冲突不仅发生在沿海地区,而且也发生在内陆。比如,英国为了打开西藏的大门,逼迫尼泊尔、不丹、锡金等相继与之签订条约,除了贸易和领土问题之外,缔结这类不平等条约的目的是用一套符号体系来重新理顺新的宗主关系。为什么要对这种关系及其符号加以解码?这是因为现代符号系统具有形式上平等的特征和高度的欺骗性。传统的符号系统并不需要诉诸形式上平等的符码,但现代主权理论是建立在平等话语基础上的,若不对话语实践过程加以解码,这个体系就能够自我合法化。我希望上面的评论可以说明这部著作的贡献。但我也有一些不满足的地方和不完全同意的地方。首先,原文的书名可以直译为《帝国的冲突》,但全书主要在分析和解构西方帝国的符号系统,而对中国的符号系统及其与西方符号系统的斗争过程未做深入的分析,这就是使得题目中的“冲突”概念难以完全落到实处。清朝似乎是一个被动的、无力的对象,而不是一个积极的、斗争的一方。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当时的情况是清朝在军事上获得了胜利,但康熙要请传教士来帮助划界,条约也以拉丁文本作为正文文本,俄文、满文作为附件。这个动作也是一种建构客观性以使双方承认的努力,其中当然涉及符号问题。为什么要用欧洲传教士的测量技术?为什么要用拉丁文?这些做法背后的观念是什么?康熙的做法与俄国、英国有什么区别,如何描述它们之间的斗争? 中国王朝不但是积极地创造自己的符号系统的主体,而且它对西方列强的符号抵抗也持续到最后,尽管来自王朝的抵抗越来越弱,但新的抵抗主体和抵抗形式也在发生,是否也存在相应的符号建构过程?其次, 用帝国之间的冲突来描述鸦片战争,突出了不同政治体之间的对等性,同时也暗示了民族国家概念的局限性。这是我同意的。但把鸦片战争以来的冲突界定为帝国之间的冲突,而不是帝国主义和其他被压迫民族的冲突,就需要做一个补充,说明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的政治形式跟其他的政治形式到底有什么区别?这就回到后殖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的叙述策略的问题,两者都批判殖民主义,但后者对殖民主义的批判是与对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分析相关的。这牵涉如何解释帝国的扩张行为背后不同的动力问题。更重要的是,在描述帝国主义和殖民地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特别关注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新的历史主体—从自在向自为转变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诞生过程。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因此获得了一个历史内部的主体的支撑。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叙述的目的论进行批评是有道理的,但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于近代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建立在对一个生成中的主体的认识的基础上。离开这个问题,仅限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包含的黑格尔主义因素(进步主义和目的论)进行批判,并没有触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问题。从黑格尔的国家到马克思的阶级主体,他们试图从历史内部重构理论与历史的统一,由此,他们也将道德批判转向了真正的历史批判。因此,从理论上说,要用帝国间的冲突来取代对帝国主义的扩张过程的分析,就不可能回避这样一些问题:承认不承认十九世纪发生了大转变?这个大转变在经济形态(尤其是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和政治形态上的含义是什么?要不要讨论这个转变所带来的新的矛盾和冲突与先前的矛盾和冲突之间的差异? 这一矛盾和冲突导致了旧帝国的衰落,在这个地基之上,究竟产生了哪些代表未来的力量?或者,对于目的论的批判最终彻底消解了这些问题?第三,还有少数细节的问题可以进一步斟酌。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刘禾在分析《万国公法》的翻译问题时,特别提到了汉字“权”、“权利”与英文right之间的对译问题,这是书中除了有关“夷”字的翻译之外的另一个重要的衍指符号。刘禾指出“权-right”构成了一个衍指符号,这是有根据的。《万国公法》原文中的rights of civil and criminal legislation、rights of equality、rights of property、national right、private right等条目中的right就被翻译为“权”,但是,在《万国公法》中,与“权”、“权利”发生对译关系的英文词并不只是right,还包括authority, power, sovereignty, privileges等。这一点研究该书翻译的学者王健指出过,我也曾对此做过一点分析。从这个角度看,“right-权”这个衍指符号的形成恐怕就不那么单纯了,还得考虑“权”这一汉字的多义性在翻译中的作用,以及这一多义性逐渐单面化的过程。只有在充分地说明了这个翻译过程的多义性和复杂性之后,有关“right-权”的符号-意义系统才能被清晰地确立起来。鉴于“right-权”这一衍指符号在全书中的重要性,说明这一过程恐怕是必要的—显然,这一符号-意义系统的确立不是通过《万国公法》一本书的翻译过程就可以完成的,它必定涉及广阔和深远得多的社会过程和翻译实践。
  13. 刘涛:价值观念的变迁与农民自杀——评《农民生活及其价值世界》
    2009/11/25
    农民日常生活与价值观的转变是对当前社会的真实表述,如何描述进而解读这种转变是深层理解中国乡村的关键,也有助于农村学术研究的推进与政策的制定,本文通过解读《农民生活及其价值世界》一书,并以自杀为切入点,来理解当前农村价值观念的变迁对农民生活世界的深度影响。当中国农民经历了免税的惊喜后,现代化的失业浪潮又掀翻了这支孤舟。当各界鼎力支持农村建设时,沉重的旱灾又冲击着农民返乡的喜悦。诸多的波澜使得“三农危机”的政治性话语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后,各界再次把目光聚集于农村、农民、农业上,这次关注的意义俨然已不同于前。因为中国工业长期对农业的提取,城乡之间、工业与农业的巨大差异已经迫使我们考虑农村的发展问题。殊不知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学界就把目光转移至农村,以村民自治、诱民致富等为主导话语的民主政治与经济优先的逻辑占据了当时的舞台。时过境迁,十几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发现这诸多主导性思路没有起到明显的效果。鉴于此,宏大关怀下的拓荒开路者开始落脚于底层,去农村深处寻找农村、农民的现实出路。与此同时,不同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也出现了发展方向上的多层争论,有让位于市场之说,有倡导农民合作者,有强调基层政权建设者,这些思路仍然定位于农村政治与经济建设,或许我们经历了“三农危机”与免税的起落后,可以换一种思路理解农村、农民问题。陈柏峰、郭俊霞新著《农民生活及其价值世界:皖北李圩村调查》并没有延续过往的逻辑思路,其对受现代性影响的农民价值世界进行了深度思考,开始定位于农民的价值体系与生活世界,从村庄深处寻找社会转型与农民需求之间的关联①。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新中国前30年建设的基础上,当前农村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又发生了巨大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使得现代性的因素不断渗入农民生活世界中,农民生活的逻辑和村庄治理的逻辑也因此发生了相应变化。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变化的深度和广度都是之前的诸多变化难以企及的。而这一冲击对农民的价值世界影响最为深远,而又最不易为人察知,正是缘于此,本书的研究意义与价值都是不容忽视的。免税之后,我们会感觉农村进入了平静期,税费收取的激烈冲突以及由此带来的农民负担问题逐渐消失,或许我们会质问:这一时期还有能够激起研究者兴趣的敏感性问题么?这也是学者们所极力思索的。其实回顾过往的研究,诸多思考都关注了经济与政治性问题,却没有把握住沉浸在底层的文化与指涉农民生存本质的价值体系,这种遗漏有些遗憾,正是这种遗漏使我们很难理解农村到底处于何种位置,将往何处。同时也给我们很好的研究契机,在农村发展的关键时期,通过进入微观的生活世界有助于把握住宏观社会的发展方向。本书因此从农民负担、村级债务、干群关系转入到农村家庭关系、农民自杀、村庄“气”的生成等农民的价值体系中。研究农民的价值世界我们可以从多个层面入手,因为之前曾阅读过吴飞的《自杀作为中国问题》,他对中国农民自杀的哲理性解读让我们感知了农民自杀的深层问题。我希望以自杀为引子来理解农民的价值世界,这样更为深刻、也更为敏锐。我们都知道每个活着的人都会珍爱自己的生命,即使对死去的人也会当成“活”的幽灵去祭奠。因此,吴飞认为农民的自杀是为了在死后获得尊严,获得一种承认②。这种农民的自杀仍然有自己的价值归宿,为获得另外一种“活”着的意义而自杀。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挣回面子,使憋着的“气”可以有尊严的咽下。然而《农民生活及其价值世界》一书给我们呈现的是一个价值失序的村庄,是价值世界混乱与缺失的农民群体。那么价值失序时代的农民自杀是因为什么?农民是为了寻找“活”的意义还是其它?这个时代的农村正在经历快速变革,农民的流动性增强、村庄的边界在扩大甚至消亡。现代性的因子史无前例的进入到乡村社会中,冲击着农民原有的生活世界。这个时代的农村却安于平静,干群冲突、农民集体行为都在减少,农民也在沉默。然而这种平静多少让我们难以安心,因为农民的平静代表的是对农村的叛离,是对乡村平静的无奈。在我们调查的很多村庄,自杀好像越来越少,少却暗含着更多的可怕。当农村基层治理能力弱化、乡村传统规范与文化解体后,农民的价值观念正在转变,农民的交往减少、公共生活不复存在,乡村社会的整合程度逐步减低,与之同时农民的自杀在减少。其实与之相似的村庄纠纷也在减少,纠纷减少是因为农民的流动性强、交往不多减少了摩擦,同时农民对村庄生活的预期降低,代际关系弱化,核心家庭增多。齐美尔认为关系越紧密冲突就会越多,而陌生人之间的冲突之所以少是因为他们之间的亲密度低③。这同样说明村民之间、家庭之间的密切度在降低,这暂时会导致自杀、纠纷的减少。涂尔干在《自杀论》中就指出:社会的整合程度与自杀率的高低成反比④,我们担忧的地方也正在此处,这种“少”是村民与家庭之间关系的淡化为代价的,这说明村庄的整合程度在降低,村庄潜藏着不可捉摸的危机。&nbsp;&nbsp;&nbsp;这在李圩村则证明了我们的结论,李圩村走得相对较快,很多村庄还沉寂在平静中时,李圩村的问题已经呈现出来。李圩村的村民关系日渐淡薄,孝道衰落、价值观念变化,自杀在经历了平静期后,由于缺乏感情的维系、地方性规则的约束而走入前台,自杀率也因为村庄整合程度的降低而升高。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其具有西方理论中的一种共性,同时中国村庄经验也具有自身的特殊性,研究中国的自杀需要回归到经验的现实中。在之前的传统乡村中,农民有祖先崇拜的认同,人们理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重要意义,从而将传宗接代确定为最大的人生任务,在传宗接代中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基础。每个人都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还要子子孙孙传下去,从而使香火不断,生命不止,自己不过是祖先和子孙之间的连接点,个人有限的生命,因融入到祖宗和子孙的链条中而成为永恒。这样,中国农民就在世俗的村庄日常生活中,找到宗教信仰一般的价值感。在西方,人生的终极意义在人与上帝的联系中获得,而在中国农村,生命的终极意义在个人与祖先之间的联系中获得,这就是农民生存的本体性价值。按照贺雪峰的界定,中国农民的生活价值可以分为本体性价值和社会性价值。本体性价值是关于人的生存的根本性意义的价值,是使人安身立命的价值;而社会性价值是那些在人与人交往层面,受他人评价方面的价值⑤。然而,在李圩村农民的本体性价值正在消失。人们越来越缺乏历史感和当地感,不知道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父母、兄弟,推而广之,也不知道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邻居和同村人。利益是大家首先追求的目标,为了利益,残忍地对待父母和兄弟;大家虽然还讲面子,但这种面子已经与本体性价值无关了,而是为了在气势上将自己的邻居压倒,村庄面子竞争由此异常激烈,这就是当前李圩村的状况。在这种异化的面子竞争下,温情脉脉的村庄正在慢慢变成残酷的战场。人们的攀比非常激烈,而互助严重不足。在李圩村,村民之间的传统互助机制几乎彻底瓦解,村民之间的关系几乎都市场化了,一切依靠市场的计算来进行。同时农民的流动性增强,进城的农民期盼获取更多的货币,生活得更为体面,然而他们由于在城市没有住房,没有感情归宿,也缺少了安身立命的基础,找不到继续生活的意义,感知了城市生活方式的农民又不愿意回到农村,他们将往何处?他们的本体性价值也因此逐步瓦解,甚至可以说正在消亡。更为罕见的是,申端锋在江西农村调查发现,做小姐从道德败坏、生活所困变成了一种本事,一种挣钱的本事!村民认为“发财就是有本事”,“弄了钱捅到腰包就是有本事”,针对这种现实,他曾提出过“农村的伦理性危机”一说⑥。虽然这略显得严重,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价值世界异化的现实。与之相比传统乡村虽然有自杀,但是这种自杀有着很好的社会控制机制和整合力量,农民有着正确的价值归宿与情感寄托,可以很好的避免自杀。例如在宗族村庄,有时能使人避免自杀,不是因为它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等道德禁令来劝告人们珍视自己的身体和生命,而是因为宗族构成了一个具有整合能力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有着共同的传统观念、信仰和生活习惯。它们越牢固,村庄的整合能力便越强,也就越具有预防自杀的功效,因为这些观念、信仰和习惯能够维持足够强大和良性的村庄集体生活。①对中国农民而言,当前的普遍现象是缺少宗族性质的集体生活,这样人和生命之间的纽带就松弛了,因为将人和村庄社会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松弛了。至于家庭生活和公共生活中那些直接引起自杀的事件,常常被人当作自杀的决定性条件,其实不过是偶然事件。个人之所以在那些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冲突面前选择自杀,是因为社会所处的状态使他成为牺牲品。无论从实际形态还是从观念上,宗族在大多村庄已经不存在,集体性生活也逐渐消失,农民的“传宗接代”的观念也已不存在,人们的本体性价值观已经崩溃,村庄无法再成为自杀的避风港。本体性价值丧失所导致的社会性价值的异化,是年轻人自杀的直接根源,而缺乏本体性价值本身就构成了老年人自杀的直接根源。因为祖先崇拜和宗族制度本身就有利于老年人,老年人可以据此获得人们的尊重。在祖先崇拜盛行和宗族制度完善的村庄中,长老统治模式尚未终结,老年人地位高,人们非常尊重他们,老年人也更能从中获取人生意义。而在当前村庄社会中,老年人已经丧失或正在逐渐丧失劳动能力,不可能从更广泛的地方获取人生意义和生活成功感,相反由于缺乏照顾精神极为空虚,这成为老年人自杀的主因。农民的整合机制消失后,农民的感情连接纽带、主体地位与归宿感也在消失,农民的自杀就不再是对“活”的一种渴求,而仅是对死的一种“期盼”,没有感情链条的连接,农民不再是为了获得一种承认,而是一种“无所顾忌”的解脱,背后展示的则是对生命的一种漠视。农村社会向来是整合如一的,是“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的合作社会,这一切已不复存在,农民价值世界的混乱与异化同时也标示着波澜不惊的表面埋藏着深层的危机,其不仅是无规制的农民自杀,更是指涉农民的生存意义、终极价值以及农村发展前途的问题。本书的出版使我们深知,在关注农村发展之时更需介入到农民的私人生活中,去感知农民的生活与价值世界,去理解村庄背后的深层问题。参考文献:①陈柏峰、郭俊霞:《农民生活及其价值世界:皖北李圩村调查》,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②吴飞:《自杀作为中国问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③[美]乔纳森•H.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邱泽奇,张茂元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④[法]埃米尔·涂尔干:《自杀论》,冯韵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⑤贺雪峰:“中国农民价值观的变迁及对乡村治理的影响——以辽宁大古村调查为例”,载《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5期。⑥申端锋:“中国农村出现伦理性危机”,载《中国老区建设》2007年第7期。&nbsp;
  14. 王得后:《废名集》的编纂
    2009/10/24
    编者作风低调,少长咸认他是个完美主义者,以未收入废名的书信、日记而放弃“全集”的名称。
  15. 李陀:一个旧的时代将要结束--用昨天和今天对话
    2009/03/29
    2009年初,作为编者的李陀和北岛,共同邀约了三十人撰写文章,在香港出版《七十年代》一书,大陆版也有望年内出版。
  16. 赵京华:反思“脱亚入欧”的文明史观
    2009/07/22
    同为思想史学者的丸山真男《读(文明论之概略)》(1986)和子安宣邦《福泽谕吉<文明论之概略>精读》(2005),在解读方法以及如何看待日本近代思想历程的基本立场上,都构成了鲜明的对照。
  17. 强世功:民主,如何是好
    2009/05/22
    王绍光《民主四讲》书评。原书阅读链接见内。
  18. 吴铭:社会保护运动与平等政治的前景
    2009/09/08
    汪晖的《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这本文集的一个中心问题和核心线索即是社会保护运动,虽然其中并没有文章专论社会保护运动。
  19. 赵鼎新:评王绍光《民主四讲》
    2009/02/03
    。《民主四讲》为中国读书阶层提供了一部了解西方民主的高质量入门教材,它走出了八十年代来盛行的“民主是个好东西”式的思维方式,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正在走出急功近利的启蒙而趋于成熟,这对今后中国政治的良性发展是一件好事情。
  20. 赵毅衡:CONTESTING CONFUCIUS 争夺孔子
    2007/04/12
    这是赵毅衡最近的一篇书评,谈法国汉学家Jean-François Billeter(中文名:毕来德)的书作,书名为 Contre François Jullien,《 反对佛朗索瓦·于连》。于连也叫朱利安,哲学兼汉学家,现任教于巴黎第七大学,当代思潮研究中心(Centre de la pensée contemporaine)主任、葛兰言研究中心(Centre Marcel-Granet)主任。高等师范学院毕业(1972-1977),曾于北京和上海大学(1975-1977)留学、资历丰厚,著作等身,是在西方普及中国哲学的重要角色。 毕来德的书中提出了对于连把中国哲学思想作为优越于西方的本质他者的批评。赵对于两者争论的主要观点是“于连把中国哲学非政治化,毕莱德把中国哲学政治化,恐怕都是基于普世化的西方原则。毕莱德的立足点是现代自由主义立场,这是近现代欧洲的产物,很难说是希腊思想。但是问题并不在于中国思想究竟是特殊的还是普世的-----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两者兼有。问题在于:一再向中国人重复,说中国文化曾经是今日依然是如此绝妙,可以治疗西方患上的的要命疾病,这种说法对中国人没有好处。这种说法对伏尔泰时代的欧洲有用,可能对于连的欧洲也有用,只是对于中国无益。”原载《新左翼评论》第44期 New Left Review 44, March-April 2007,中英文。最近增加中文稿,为赵毅衡本人译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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