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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庆全:陈寅恪《论〈再生缘〉》出版风波

杨荣国建议,中华书局拟出版陈寅恪论文集

陈寅恪是著名史学家,1949年后,虽然先后出版了《元白诗笺证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专著,但其散见于报刊的学术文章一直未曾结集出版,不免令学界遗憾。

1958年2月,在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齐燕铭倡导下,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为加强古籍出版力量,齐燕铭将文化部出版局局长金灿然调任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兼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主任。此后,中华书局的出版业务有了转变,被确认为“古籍出版工作”的“据点”(《周扬同志在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会上的讲话》,1958年2月9日)。其主要任务是:“经中宣部同意,出版文、史、哲的古籍及文、史、哲方面个人的研究著作。”(《齐燕铭同志的讲话》,1958年2月9日)

中华书局的业务明确以后,一些著名学者的论文集慢慢被纳入出版计划,有学者就提出了出版陈寅恪论文集的要求。这在中华书局所藏档案中,有明显的脉络。

1959年,中华书局将汤用彤著《印度哲学史略》纳入出版规划。8月20日,汤一介在为汤用彤的书稿给中华书局“哲学组同志”的信中,特意提出了一个与汤著出版无关的建议:

另,我个人有个意见,是否可把陈寅恪先生散见各杂志的论文编辑成书,出版?

8月22日,“哲学组”负责人严健羽将此信转给“灿然同志、历史一组”,并在信中写道:

把陈寅恪先生的论文编成书事,请历史一组考虑。

从其后的档案材料看,“历史一组”似并未作考虑。

1960年8月,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杨荣国来京公干,大约与中华书局的某人(也许就是与金灿然)见面,谈到了陈寅恪的情况,并提出了出版陈寅恪论文集的建议。金灿然致信齐燕铭请示:

燕铭同志:

杨荣国同志这次在京时曾谈到关于陈寅恪的两件事情,兹写上供您参考

(一)杨建议我们考虑印陈寅恪的文集(包括解放前后的论文)。杨说陈先生在被批判以后,表示不再教课。如印他的文集,一要不改,二要印快,三要稿酬高。

(二)陈研究《再生缘》后写成一部稿子,以书中主角自况。这部稿子曾经在广东油印,印数少。后来香港有人把这部稿子拿去出版,书前加了一篇序言,说像这样的书稿,在大陆上是不能出版的,等等。陈知道此事后心情很沉重。

陈的这部书我们已向香港方面去要了,要来后再给您送去。

金灿然
22/8(1960)

同一天,齐燕铭在金灿然信上批示:

陈文集要否印,应请广东省委文教部门考虑。齐燕铭22/8。

在“一要不改,二要印快,三要稿酬高”语下,齐燕铭下划线,批曰:“看内容再说。”

延宕了四个月,金灿然致信杨荣国:

荣国同志:

出版陈寅恪文集问题,广东省委的意见如何?最近我曾口头请示过周扬同志,周扬同志表示可以出,也曾问过郭沫若同志,郭老也认为可以出。如果广东省委同意出,请把你们对出版的要求和做法告诉我,以便正式向中宣部请示。又,陈寅恪先生最近的政治、思想情况如何?在香港出版了“论再生缘”以后他有什么反映?请写一书面材料,直接送给中宣部许立群同志或送给我转交都可以。

敬礼

金灿然
12/12

杨荣国回信:

金灿然同志:

两函均送来,关于陈的材料,写好后即直接寄许立群同志处,请释念!至于著作出版问题,中央同意,则由贵局和陈进行商酌如何?(关于渠之论文在整理中)。专此即复,并致敬礼

杨荣国

21/12 1960

金灿然在信上批曰:

一、从“史学论文索引”中把陈的著作查出,开一目录(大体排列一下)给我。着史一组办,希望新年前能办完。

二、在上级未正式决定前,出版陈的论文集问题,不要在群众中宣传。

待历史一组查出陈寅恪的论文目录后,金灿然将目录送给齐燕铭,并附上一信:

燕铭同志:

关于出版陈寅恪论文集一事,我曾口头请示过周扬同志,他表示可以;也曾问过郭老,郭老赞成。最近接到杨荣国同志信,附上。为慎重起见,我们就手边的材料查了一下陈到底发表过哪些文章,草目附上(不全)。请考虑可否正式向陈约稿。从争鸣上讲,似可以约稿,但据说他的稿子是不能动的,约了可能有麻烦。

陈关于隋唐史的两本书和一本元白诗笺证稿,解放后均已出版。目录中关于元白诗的文章,均已收入后一本书中。

敬礼

金灿然
6/1

这已经是1961年了。3月,齐燕铭在金的信后批示曰:

可由中华提出向陈约稿,只告他文中如有涉及兄弟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因中国古代史常有把这些国家作为藩属和文中带有污辱话的情形,今天发表容易引起对方不快),请其慎重处理,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此外问题随其任何论点均不必干涉(对少数民族似关系不大,因国内问题总好讲清楚,当然也要看讲话的分寸)。又约稿可否通过杨荣国与之面谈,比写信好。

从上述往来信件看:

第一,关于出版陈的论文集,金灿然说曾向周扬请示过,周扬同意。从1962年周扬的一个讲话中能得到佐证。这一年1月8日,周扬在与广东社联等单位的座谈中指出:

研究机关对资料的收集整理、研究,应该担负具体的任务,应该提出整理、研究资料的具体计划。如梁启超的著作,解放后我们还未出版过,应该挑选出版。近代人物的著作,全国都要研究。需要注解、标点、说明。康有为、梁启超、朱执信的著作,应该出版,要作整理。对活着的人的著作也应该出版,如陈寅恪、陈垣的著作,就应该出版。只要有学术价值的,政治上不反动,不管观点如何,可以出,印数可以少一点。我们的遗产本来就不多,老艺人的艺术可以录音保留,老学者的学术著作也要保留,只要他们有一方面的成就,就要继承、不要抹煞。(“周扬与广东社联座谈记录稿”,1962年1月8日)

第二,出版陈寅恪论文集系杨荣国建议,中华书局主动约稿。从杨荣国信中“关于渠之论文在整理中”一语来推断:杨荣国当向陈寅恪透露了北京中华书局要出其论文集的想法(陈寅恪整理中的论文,或许就是给“上编所”的《金明馆丛稿初编》)。如此,中宣部领导周扬同意,中华书局积极,陈寅恪没有理由拒绝,出版陈寅恪的论文集也成定局了。

1961年11月,在“中华书局1962年编辑发稿计划(初稿)”中,谈到“1962年我局将加强学术著作的编辑和发稿工作”计划时,在“个人研究成果方面”,将陈寅恪的学术论文集的出版列入计划。

可是,此后,中华方面却再也未提出版陈寅恪论文集事,原因何在?中华书局所藏档案材料中没有答案。而高克勤文所提供“上编所”的档案材料或许可以解答: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是北京中华书局的一个分支机构,既然他们已与陈寅恪签订了出版协议,北京方面放弃也顺理成章。

不过,问题似乎还有另外一面。从北京方面提供的陈寅恪论文目录看来,尽管金灿然称之为“草目”,“不全”,但已经尽可能地搜罗了陈的重要论文。这份目录分“历史”、“文学”、“序跋”、“宗教及其他”四部分,囊括陈的论文69篇。而陈编定的《金》书仅收20篇,大多是文学论述。因此,即使有“上编所”的《金》书,中华书局还可把目录中《金》书已经收录的去掉,再出一本论文集的必要。可此后却无消息。从这个角度讲,(1)中华书局放弃陈的论文集,或许另外隐情;(2)从现有材料看,既然中华书局放弃陈的论文集,陈除了尚在编辑中的《金》书外,没有其他书稿放在出版社等候出版,那么,他与胡乔木所谈“出版无日”的话就无来由。

但,陈、胡二人谈话则有史料根据,不好率意质疑与否定。“出版无日”既然定有所指,是哪一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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