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

　　11

　　为写《平凡的世界》而进行的这次专门的读书活动进行到差不多甚至使人受不了的情况下，就立刻按计划转入另一项「基础工程」——准备作品的背景材料。

　　根据初步设计，这部书的内容将涉及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五年十年间中国城乡广泛的社会生活。

　　这十年是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期，其间充满了密集的重大历史性事件；而这些事件又环环相扣，互为因果，这部企图用某种程序的编年史方式结构的作品不可能回避它们。当然，我不会用政治家的眼光审视这些历史事件。我的基本想法是，要用历史和艺术的眼光观察在这种社会大背景（或者说条件）下人们的生存与生活状态。作品中将要表露的对某些特定历史背景下政治性事件的态度；看似作者的态度，其实基本应该是哪个历史条件下人物的态度；作者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真正体现巴尔克扎克所说的「书记官」的职能。但是，作家对生活的态度绝对不可能「中立」，他必须做出哲学判断（即使不准确），并要充满激情地、真诚地向读者表明自己的人生观和人性。正如传大的列夫·托尔斯泰所说：「在任何艺术作品中，作者对於生活所持的态度以及在作品中反映作者生活态度的种种描写，对於读者来说是至为重要、极有价值、最有说服力的……艺术作品的完整性不在於构思的统一，不在於对人物的雕琢，以及其它等等，而在於作者本人的明确和坚定的生活态度，这种态度渗透整个作品。有时，作家甚至基本可以对形式不作加工润色，如果他的生活态度在作品中得到明确、鲜明、一贯的反映，那么作品的目的就达到了。」（契尔特科夫笔录，一八九四年）。

　　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应该完全掌握这十年间中国（甚至还有世界——因为中国并不是孤立的存在，它是世界的一员）究竟发生过什么。不仅是宏观的了解，还应该有微观的了解。因为庞大的中国各地大有差异，当时的同一政策可能有各种做法和表现。这十年间间发生的事大体上我们都经历过，也一般地了解，但要进入作品的描绘就远远不够了。生活可以故事化，但历史不能编造，不能有半点似是而非的东西。只有彻底弄清了社会历史背景，才有可能在艺术中准确描绘这些背景下人们的生活形态和精神形态。

　　较为可靠的方式是查阅这十年间的报纸——逐日逐月逐年地查。报纸不仅记载於国内外第一天发生的重大事件，而且还有当时人们生活的一般性反映。

　　於是，我找来了这十年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一种省报，一种地区报和《参考消息》的全部合计本。

　　房间里顿时堆起了一座又一座「山」。

　　我没明没黑开始了这件枯燥而必需的工作，一页一页翻看，并随手在笔记本上记下某年某月某日的大事和一些认为「有用」的东西。工作量太巨大，中间几乎成了一种奴隶般的机械性劳动。眼角糊著眼屎，手指头被纸张靡得露出了毛细血管，搁在纸上，如同搁在刀刃上，只好改用手的后掌（那里肉厚一些）继续翻阅。用了几个月时间，才把这件恼的人工作做完。以后证明，这件事十分重要，它给我的写作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任何时候，我都能很快查找到某日某月世界、中国、一人省、一个地区（地区又直接反映了当时基层各方面的情况）发生了什么。在查阅报纸的同时，我还想得到许多当时的文件和其它至关重要的材料（最初的结构中曾设计将一两个国家中枢领导人作为作品的重要人物）。我当然无法查阅国家一级甚至省一级的档案材料，只能在地区和县一级利用熟人关系抄录了一些有限的东西，在极大的遗憾中稍许得到一点补充，但迫使我基本上放弃了作为人物来描写国家中枢领导人的打算。

　　一年多的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但是，似乎离进入具体写作还很遥远。所有的文学活动和其它方面的社会活动都基本上不再参与，生活外於封闭状态。全国各地文学杂志的笔会时有邀请，一律婉言谢绝。对於一些笔会活动，即使没胡这部书的制约，我也并不热心。我基本上和外地的作家没有深交。一些半生不熟的人凑到一块，还得应酬，这是我所不善长的。我很佩服文艺界那些「见面熟」的人，似乎一见面就是老朋友。我做不到这一点。在别人抢著表演的场所，我宁愿做一个沉默的观众。

　　到此时，我感动室内的工作暂时可以告一段落，应该进入另一个更大规模的「基础工程」——到实际生活中去，即所谓「深入生活」。

　　关於深入生活的问题，与「政治和艺术的关系」一样，一直是我国文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一点使我很难理解。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多么艰深的理论问题值得百谈不厌。生活对於作家艺术家来说，就如同人和食物的关系一样。至於每个作家如何占有生活，这倒大可不必整齐一律。每个作家都有自己感受生活的方式；而且随著社会生活的变化，同一作家体验生活的方式也会改变。比如，柳青如果活著，他要表现八十年代初中国农村开始的「生产责任制」，他完全蹲在皇甫村一个地方就远近不够了，因为其它地方的生产责任制就可能和皇甫村所进行的不尽相同，甚至差异很大。

　　是的，从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五年中国大转型期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社会形态、生活形态、思想形态千姿百态且又交叉惨透，形成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复杂的局面。而要全景式反映当代生活，「蹲」在一个地方就不可能达到目的。必须纵横交织地去全面体察生活。

　　我提著一个装满书籍资料的大箱子开始在生活中奔波。一切方面的生活都感兴趣。乡村城填、工矿企业、学校机关、集贸市场；国营、集体、个体；上至省委书记，下至普通老百姓；只要能触及的，就竭力去触及。有些生活是过去熟悉的，但为了更确切体察，再一次深入进去——我将此总结为「重新到位」。有些生活是过去不熟悉的，就加陪努力，争取短时间内熟悉。对於生活中现成的故事倒不十分感兴趣，因为故事我自己可以编——作家主要的才能之一就是编故事。而对一切常识性的、技术性的东西且不敢有丝毫马虎，一枝一叶都要考察清楚，脑子没有把握记住的，就详细笔记下来。比如详细记录作品涉及到的特定地域环境中的所有农作物和野生植物；从播种出土到结籽收获的全过程；当什么植物开花的时候，另外的植物又处於什么状态；这种作物播种的时候，另一种植物已经长成什么样子；全境内新有家养和野生的飞禽走兽；民风民情民俗；婚嫁丧事；等等。在占有具体生活方面，我是十分贪婪的。我知道占有的生活越充分，表现生活就越自信，自由度也就会越大。作为一幕大剧的导演，不仅要在舞台上调度众多的演员，而且要看清全局中每一个末端小节，甚至背景上的一棵草一朵小花也应力求完美准确地统一在整体之中。春夏秋冬，时序变换，积累在增加，手中的一个箱子变成了两个箱子。奔波到精疲力竭时，回到某个招待所或宾馆休整几天，恢复了体力，再出去奔波。走出这辆车，又上另一辆车；这一天在农村的饲养室，另一天在渡口的茅草棚；这一夜无铺盖和衣躺著睡，另一夜缎被毛毯还有热水澡。无论条件艰苦还是舒适，反正都一样，因为愉快和烦恼全在於实际工作收获大小。时光在流逝，奔波在继续，像一个孤独的流浪汉在鄂尔多斯地台无边的荒原上飘泊。

　　在这无穷的奔波中，我也欣喜地看见，未来作品中某些人物的轮郭已经渐渐出现在生活广阔的地平线了。

　　这部作品的结构先是从人物开始的，从一个人到一个家庭到一个群体。然后是人与人，家庭与家庭，群体与群体的纵横交叉，以最终织成一张人物的大网。在读者的视野中，人物动动的河流将主要有三条，即分别以孙少安孙少平为中心的两条「近景」上的主流和以田福军为中心的一条「远景」上的主流。这三条河流都有各自的河床，但不时分别混合在一起流动。而孙少平的这条河流在三条河流中将处於最中心的位置——当然，在开始的时候，读者未见得能感觉到这一点。

　　人物头绪显然十分纷乱。

　　但是，我知道，只要主要的人物能够在生活和情节的流转中一直处於强有力地的运动状态，就会带动其它的群体一起运动，只要一个群体强有力运动，另外两个群体就不会停滞不前。这应该是三个互相咬接在一起的齿轮，只要驱动其中的一个，另外的齿轮就会跟著转动。

　　对於作者来说，所有的一切又都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整个生活就是河床，作品将向四面八方漫流——尽管它的源头只是黄土高原一个叫双不村的小山庄。

　　从我国当代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结构看，大都采用封闭式的结构，因此作品对社会生活的概括和描述都受到相当大的约束。某些点不敢连接为线，而一些线又不敢作广大的延伸。其实，现实主义作品的结构，尤其是大规模的作品，完全可能作开放式结构而未必就「散架」。问题在於结构的中心点或主线应具有强大的「磁场」效应。从某种意义上，现实主义长扁小说就是结构的艺术，它要求作家的魄力、想像力和洞察力；要求作家既敢恣意汪洋又能绵针密线，以使作品最终借助一砖一瓦而造成磅礴之势。

　　真正有功力的长篇小说不依赖情节取胜。惊心动魄的情节未必能写成惊心动魄的小说。作家最大的才智应是能够在日常细碎的生活中演绎出让人心灵震颤的巨大内容。而这种才智不仅要建立在对生活极其稔熟的基础上，还应建立在对这些生活深刻洞察和透彻理解的基础上。我一再说过，故事可以编，但生活不可以编；编选的故事再生动也很难动人，而生活的真情实感哪怕未成曲调也会使人心醉神迷。

　　这样说，并不是不重视情节。生活本身就是由各种「情节」组成的。长篇小说情节的择取应该是十分挑剔的。只有具备下面的条件才可以考虑，即：是否能起到像攀墙藤一样提起一根带起一片的作用。一个重大的情节（事件）就应该给作者造成一种契机，使其能够在其间对生活作广阔的描绘和深入的揭示，最后使读者对情节（故事）本身的兴趣远远没有对揭示的生活内容更具吸引力，这时候，情节（故事）才是真正重要的了，如果最后读者仅仅记住一个故事情节而没有更多的收获，那作品就会流於我们能党所说的肤浅。

　　阅读研究了许多扁长卷小说，基本搞清了作品所涉及的十年的背景材料，汇集和补充了各个方面的生活素材。自然就完全陷入了构思的泥淖之中。在此之前，有些人物，有些篇章早已开始在涌动，不过，那是十分散乱的。尔后，这就是一个在各种层面上不断组合、排列、交叉的过程；一个不断否定、不断刷新、不断演变的过程。

　　所有的一切都还远远地不能构合成一个较为完整的整体。需要一些出神入化的灵感。

　　苦思冥想。为无能而痛不欲生。

　　瞧。许多呼之欲出的人物在急迫地等待你安排场次以便登台表演。所有要进入作品河流的人物，哪怕是一个极次要的人物，你也不能轻视忽略，而要全神贯注，挟带著包括枯枝败叶在内的总容量流向终点。终点！我构思的习惯常常是先以终点开始而不管起点，每个人物，尤其是主要人物，他（她）们的终点都分别在什么地方呢？如果确定不了终点，就很难寻找他（她）们的起点，而全书的整个运行过程中，你也将很难把握他（她）们内在的流向。当然，预先设计的终点最后不会全部实现，人物运动的总轨迹会不断校正自己的最终归宿；也有一些人物的终点不可能在书的结尾部分，在某些段落中就应该终结其存在。

　　毫无疑问，终点绝不仅仅是情节和人物意义上的，更重要的是它也是全书的题旨所在，在这个「终点」上，人物、情节、题旨是统一在一起的。为什么要在这里结束，绝不仅仅是因为故事到这里正好讲完了。即是最「漫不经心」的意识流小说家，在戛然而止的地方也是煞费心机的。

　　找到了「终点」以后，那么，无论从逆时针方向还是从顺时针方向，就都有可能对各个纵横交错的渠渠道道进行梳理；因为这时候，你已经大约知道这张大网上的所有曲里拐弯的线索分别最终会挽结在什么地方。这时候，你甚至还可以放心地心情地把这些线索抖弄得便「乱」一些，以致将读者引入「八卦」之阵，使其读不到最后就无法判断人物和事物的命运。如果有这样的大布局，再有可能处处设置沟壑渠道，那么，读者就很难大跨度地跳跃到书的全书结局部分。绝不能有广大的平坦让读者长驱直入。必须让我们不得不在每一个曲里拐弯来停下来细心阅览方可通过。

　　这些沟壑渠道曲里拐弯处就可能是作品断章断卷的地方。整体的衔接难，但要把整体断成许多「碎块」也许更难——因为这种所谓的「断开」正是为了更好地衔接。这是艺术结构机制中的辩证法。为了寻找总的「终点」和各种不同的「终点」，为了设置各种渠渠沟沟坎坎，为了整体的衔接，为了更好地衔接而不断「断开」……脑子常常是一团乱麻纠缠在一起。走路、吃饭、大小便，甚至在梦中，你都会迷失在某种纷乱的思绪中。有时候，某处「渠道」被你导向了死角，怎么也寻找不到出路，简直让人死去活来，某个时候，突然出现了转机，你额头撞在路边的电线杆上也觉不得疼。你生活的现实世界实为虚幻，而那个虚幻的世界却成了真实的。一大群从思维的地平线渐渐走近了你，成为活生生的存在。从此以后，你将生活在你所组建的这个世界里，和他们一起哭，一起笑。你是他们的主宰，也将是他们的奴隶。

　　　　　　　　　　　　　　　　　　15

　　现在，动笔之前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从什么地方开头呢？

　　真是奇妙！最后一个问题竟然是关於「开头」。

　　万事开头难，写作亦如此。这是交响乐的第一组音符，它将决定整个旋律的展开。长卷作品所谓的「开头」，照我的理解，主要是解决人物「出卖」的问题。在我阅读过的长篇作品中，有的很高明，有的很笨拙。最差劲的是那种「介绍」式的出场方法。人物被作者被动地介绍给读者。这种介绍是简历性的，抽像的，作者像一堵墙横在读者与人物之间，变为纯粹的「报幕员」，而且介绍一个人物的时候，其它人物都被搁置起来。人物和人物之间的关系也得由作者交待。等读者看完这些冗长的人物简历表，也就厌烦了。实际上，所有高明的「出场」都应该在情节的运动之中。读者一开始就应该进入「剧情」，人物的「亮相」和人物关系的交织应该是自然的，似乎不是专意安排的，读者在艺术欣赏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就接受了这一切。作者一开始就应该躲在人物的背后，躲在舞台的幕后，让人物一无遮拦地直接走向读者，和他们融为一体。

　　但是，在一部将有近百个人物的长卷中，所有的人物是应该尽可能早地出现呢？还是要将某些人物的出场压在后面？我的导师柳青似乎说过，人物应该慢慢出场。但我有不完全相同的看法。比如《创业史》里和孙水嘴（孙志明）同样重要的人物杨油嘴（杨加喜）第二部才第一次露面，显然没有足够的「长度」来完成这个人物。与此相联系的问题，如此重要的角以，在第一部蝓蟆滩风起云涌的社会生活中，此人干什么去了？这个人物的出现过於唐突。

　　在我看来，在长卷作品中，所有的人物应该尽可能早地出场，以便有足够的长度完成他们。尤其是一些次要人物，如果早一点出现，你随时都可以东鳞西爪地表现他们，尽管在每个局部他们仅仅都能只闪现一下，到全书结束，他们就可能成为丰富而完整的形象。除过一些主要的角色，大部分人物都是靠点点滴滴的描写来完成的。让他们早点出现，就可能多一些丰满。怎样在尽可能少的篇幅中使尽可能多的人物出场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必须找到一种情节的契机。

　　我为此整整苦恼了一个冬天，在全书的构思完成之后，从哪里切入是十分困难的。某一天半夜，我突然在床上想到了一个办法，激动得浑身直打哆嗦。我拉亮灯，只在床头边的纸上写了三个字：老鼠药。后来，我就是利用王满银贩老鼠药的事件解决了这一难题。解决得并不是很好，但总算解决了。我把这个事件向前后分别延伸了一点，大约用了七万字的篇幅，使全部主要的人物和全书近百个人物中的七十多个人物都出现在读者面前。更重要的是，我基本避免了简历式地介绍人物，达到了让人物在运动中出现的目的，并且实初步交叉起人物与人物的冲突关系。这是一种巨大的优势，它能使我尽快自由而大规模地展开或交织矛盾，进入表现阶段，不必了为介绍某一个新出现的人物而随时中断整个情节的进程。

　　迄今为止，我大约觉得，写作之前的一些重大准备工作基本有了眉目。不是说一切都完备了。永远没有完备的时候。现在所有的工作，只有给未来的作品搞起一个框架，准备了一些建筑材料而已。旦进入写作，一旦人物真正活动起来，这个框架就可能有大变动，大突破，一些材料可能完全失去作用，而久缺的部分将不知要有多少。绝大部分问题要等进入写作才能暴露出来。需要一边写作，一边调整、变动、补充。

　　不知不觉已经快三年了。真正的小说还没写一个字，已经把人折腾得半死不活。想想即将要开始的正式写作，叫人不寒而粟。现在要利用这点空隙让脑子歇一歇，凉一凉。多吃一点有营养的东西。我知道，要是忙起来，常常会顾不上吃饭或胡凑合著吃（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这时候，是足球运动员开赛前的几分钟，是战壕里的士兵等待冲锋的号声。按捺不住的激动。难以控制的紧张。

　　不管怎样，总得装著轻松几天。

　　接下来，怀著告别的心情，专意参加了两次较欢愉的社会活动，尤其是组织了一次所谓长篇小说促进会，几十号人马周游了陕北，玩得十分痛苦。可是，其间一想到不久就要面临的工作，不免又心事重重，有一种争不可待投入灾难的冲动。在整个准备阶段中，有许多朋友帮过我的忙。有些是自动乐意帮的，有些是「强迫」他们帮的。记得为了弄清农村责任农村责任制初期阶段的一些非常具体的情况，我曾把两个当过公社领导的老同学关在旅馆的一间房子里谈了一天一夜，累得他们中间不时拉起鼾声。

　　我得要专门谈谈我的弟弟王天乐。在很大的程度上，如果没有他，我就很难顺利完成《平凡的世界》。他像卫士一样为我挡开了许多可怕的扰乱。从十几岁开始，我就作为一个庞大家庭的主事人，百事缠身，担负著沉重的责任。此刻天乐已自动从我手里接过了这些负担。为我专心写作开辟了一个相对的空间。另外，他一直在农村生活到近二岁十岁。经历了那个天地的无比丰富的生活，因此能够给我提供许多十分重大的情节线索；所有我来不及或不能完满解决的问题，他都帮助我解决了。在集中梳理全书情节的过程中，我们曾共同度过许多紧张而激奋的日子；常常几天几夜不睡觉，沉浸在工作之中，即是他生病发高烧也没有中断。尤其是他当过五年煤矿工人，对这个我最薄弱的生活环境提供了特别具体的素材。实际上，《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等於是直接取材於他本人的经历。在以后漫长的写作过程中，我由於隐入很深，对於处理写作以外的事已经失去智慧，都由他帮我料理。直至全书完结，我的精神疲惫不堪，以致达到失常的程度，智力似乎像几岁的孩子，连马路都得思考半天才能决定怎样过。全赁天乐帮助我渡过了这些严重的阶段。的确，书完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离开他几乎不能独立生活，经常是个白痴或没世面的小孩一样紧跟在他后边。我看见，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比我聪敏。我常暗自噙著泪水，一再问自己：你为什么要这样？你怎么搞成了这个样子？

　　有关我和弟弟天乐的故事，那是需要一本专门的书才能写完的。眼下，当我正在相对悠闲的日子里瞎转悠的时候，天乐正忙著「查看阵地」，帮我寻找进入写作的一个较为合适的地方。

　　我决定到一个偏僻的煤矿去开始第一部初稿的写作。

　　这个考虑基於以下两点：一、尽管我已间接地占有了许多煤矿的素材，但对这个环境的直接感受远远没有其它生活领域丰富。按全书的构思，一直到第三部才涉及到煤矿。也就是说，大约在两年之后才写煤矿的生活。但我知道，进入写作后，我再很难中断案头工作去补充煤矿的生活。那么，我首先进入矿区写第一部，置身於第三部的生活场景，随时都可以直接感受到那里的气息，总能得到一些弥补。二、写这部书我已抱定吃苦牺牲的精神，一开始就到一个舒适的环境去工作不符合我的心意，煤矿生活条件差一些，艰苦一些，这和我精神上的要求是一致。我既然要拚命完成此生的一村桩宿愿，起先应该投身於艰苦之中。实行如此繁难的使命，不能对自己有丝毫的怜悯之心。要排斥舒适，要斩断温柔，只有在暴风雨中才可能经毫迈的飞翔；只有用滴血的手指才有可能弹拨出绝中央委员。为了方便工作，我在铜川矿务局兼了个宣传的副部长。很对不起这个职务。几年里，我只去过宣传部一次，「上下级」是谁都不清楚。我兼此职，完是为了到下面的矿上有个较长期的落脚地方，「名正言顺。地得到一些起码的方例条件。

　　正是秋风萧瑟的时候，我带头两大箱资料和书籍，带头最主要的「干粮」——十几条香烟和两罐「雀巢」咖啡，告别了西安，直接走到我的工作地——陈家山煤矿。

　　我来之前，矿上已在离矿区不很远的矿医院为我找好了地方。那是一间用小会议室改成的工作间，一张桌子，一张床，一个小柜，还有一些无用的塑料沙发。

　　陈家山是我弟弟为我选的地方。这是铜川矿务局现代化程度较高的煤矿，也面设施也相当有。最重要的是，这里有我弟弟的两个妻哥，如我有什么事，他们随时都可以帮助我。

　　亲戚们都十分热心厚道。他们先陪我在周围的山转了一圈。四野的风光十分美丽。山岩雄伟，林木茂盛，人称「旱江南」。此时正值「霜叶红於二月花」之时，满山红黄绿相间，一片五彩班斓。亲戚们为了让我玩好，气氛十分热烈。但我的心在狂跳，想急迫地投入工作，根本无心观赏大自然如画的风光。从山上回来，随手折了几枝红叶，插在办公桌对面的沙发缝隙里，心情在一片温暖的红色中颤粟著。铺好床，日用东西在小柜中各就其位；十几本我认为最传大的经典著作摆在旁边——这些书尽管我已经读过多遍，此间不会再读，但我要经常看到这些人类所建造的辉煌金字塔，以随时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随后，我在带来的十几本稿纸中抽出一本在桌面上铺工，坐下来。心绪无比的复杂。我知道接下来就该进入茫茫的沼泽地了。但是，一刹那间，心中竟充满了某种幸福感。是的，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我已经奔波了两三年，走过了漫长的道路；现在，终於走上了搏斗的拳击台。

　　是的，拳击台。对手不是别人，正是自己。

　　　　　　　　　　　　　　　　　　18

　　开头。这是真正的开头。写什么？怎么写？第一章，第一自然段，第一句话，第一个字，一切都是神圣的，似乎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而令以令以选择，令人战战兢兢。

　　实际上，它也是真正重要的是，它将奠定全书的倒述基调和语音节奏。它将限制你，也将为你铺展道路。

　　一切诗情都尽量调动起来，以便一开始就能创造奇迹，词汇像雨点般落在纸上。可是一页未完，就觉得满篇都是张牙舞爪。

　　立刻撕掉重来。新换了一副哲学家的面孔。似乎令人震惊。但一页未完，却以感动可笑和蹩脚。眼看一天已经完结，除过纸篓撕下一堆废纸，仍然是一片空白。真想抱头痛哭一场。你是这样地无能，竟然连头都开不了，还准备定一部多卷体的长篇小说呢！

　　晚是上躺在孤寂的黑暗中，大睁著眼睛，开始真正怀疑自己是不是能胜任如此巨大的工作。

　　完全可能有自不量力！你是谁？你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写了一点作品的普通作家，怎么敢妄图从事这种世大的事业？许多作家可能是明智的，一篇作品有了影响，就乘势写些力所能及的作品，以巩固自己的知名度，这也许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你却几年来一直热迷不悟，为实现一种少年时的狂想就敢做这件不切这际的事。少年时，人还梦想我当宇航员，到太空去知捉一上「外星人」，难道也可将如此荒唐的想付诸实施？你不成了当代的唐·吉诃德？

　　迷糊几个小时醒来，已是日上中天——说明天亮以后才睡著的。再一次坐在那片空白面前。强迫自己重新进入阵地。

　　反悔的情绪消失了。想想看，你已经为此而准备了近三年，绝不可能连一个字也不写就算完结；如果这样，那就是一个世界级的笑话。又一天结束了。除过又增加了一堆揉皱的为纸处，眼前仍然没有一个字。第三天重蹈覆辙。三天以后，竟然仍是一片空白。

　　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开始在记谙不停地转圈圈走，走，走，像磨道的一头驴。

　　从高烧似的激烈一直走到满头热汗变为冰凉。

　　冰凉的汗水使燃烧的思索冷静了下来。

　　冷静在这种时候可以使人起死回生。

　　冷静地想一想，三天的失败主要在於思想太勇猛，以致一开始就想吼雷打闪。其实，这么大规模的作品，哪个高手在开头就大做文章？瞧瞧大师们，他们一开始的叙述是多么平静。只有平庸之辈才在开头就堆满华丽。记著列夫·托尔斯泰的话，艺术的打击力量应该放在后面。这应该是一个原则。为什么中国当代的许多长扁小说都是虎头蛇尾？道理应於此。这样看来，不仅开头要平静地进入，就是全书的总布局也应该按这个原则来。三部书，应该逐渐起伏，应该一浪高过一浪地前进。黑暗中似有一道光亮露出。

　　现在，平静地坐下来。

　　於是，顺利地开始了。

　　为了纪念这不同寻常的三天，将全书开头的第一自然段重录於后——一九七五年二三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的雨丝夹著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著。时令己快到凉蛰，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不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

　　……

　　　　　　　　　　　　　　　　　　19

　　工作的列车终於启动，并且开始缓慢而有节奏地向前运行。既然有能力走向前去，就应该不顾一切堆往前走。

　　第一个音符似乎按得不错。一切都很艰难，但还可以继续进行。写作前充分的准备工作立刻起到了作用。所用的材料和参考资料一开始就是十分巨大的。即使这些材料、资料、素材大都不会直接进入作品，但没有它们，就很难想像有具体的产品产生。把所有的资料都从箱子里拿出来，分类摆满桌面，只留够放下两条胳膊写东西的地方，桌面摆不下，有些次要的退在旁边的窗台上、柜头上。更次要一些的放在对面的沙发上。紧张的写作有时不能有半点停顿。不允许外来的干扰，也不允许自己干扰自己。需要什么，甚至不需要眼睛寻找，靠意识随手就可拉到面前，以便迅速得到利用。

　　五六天过后，已经开始初步建立起工作规律，掌握了每天大约的工作量和进度。墙上出现了一张表格，写著1到53的一组数字——第一部共五十三章，每写完一章，就划掉一个数字；每划掉一个数字，都要愣著看半天那张表格。这么一组数字意味著什么，自己心里很清楚。那是一片看不见边际的泥淖。每划掉一个数字，就证明自己又前进了一步。克制著不让自己遥望那个目的地；只要求扎实地迈出当天的一步，迈出第二天的一步。

　　无法形容的艰难。笔下出现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细节，不仅要在这个具体的地方是适当的，还要考虑它在第一部是否适当；更远一点，在全书中是否适当。有时候眼下的痛快会给以后的工作带来无穷灾难，但又不能缩手缩脚。大胆前进，小心前进，在编织的每一天细线挽结每一个环扣的时候，都要看见整个那张大网。工作进展已经在量上表现了出来。这方面确定的第一个目标是突破十三万字。这是《人生》的字数，迄今为止自己最高的横杆。突破这个数字带有象徵意义。在一个庞大繁荣的工程中，这种小小的情绪刺激具有非常重要作用。处於创作状态中的心理机制是极其复杂的，外人很难猜度。有些奇迹是一些奇特的原因造成的。

　　十三万字的数量终於突破。兴奋产生了庄严。庄严又使人趋於平静。这是一个小小的征服。接下来，脚步已经开始变得豪迈了一些。最少在表象上看，下一步将从自己写作史上的一个新的起点出发了。下一个数量上的目标是越过这一部的二分之一处。

　　这个目标再有几万字即可达到，但这是在创造新的记录。情绪为之而亢奋。写作整个地进入狂热状态。身体几乎不存在；生命似乎就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形式。日常生活变为机器人性质。

　　但是，没有比这一切更美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