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丁通过他的著作，追溯了张庄半个世纪的历史演变，几乎每一次，都是在张庄表现很差的时候都让韩丁给碰上了，正是从这个不好的典型中间，我们读到了中国农民在创造新世界过程中间的组织困境——农民很难完成自组织过程，由此每一次合作都隐含了失败的根子，自组织困境常常使得前进过程的社会代价过于巨大，甚至长时间未能实现巨大的潜在合作利益，今天，农民难于合作仍然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社会性障碍。
一、 韩丁与张庄
张庄是山西潞安的一个村庄，1948年韩丁跟随土改复查工作队一起来到这里，参与了这个村庄的复查工作达半年之久，他根据自己记录的材料，于1966年出版了《翻身》一书，这本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拉铁摩尔把它与《西行漫记》和《中国震撼世界》一起视为描写中国革命的“三大经典”之一。这本书于1980年由北京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中文译本。1971年，韩丁再次回到张庄，追溯了张庄在建国后的变化，特别是合作化事业的波折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动荡和不幸，于1983年出版了新著《深翻》。2007年，全书由新的翻译小组重新翻译校阅，预计很快就会面世。
中国革命前后数十年之间所发生的深刻而持久的社会变革，涉及到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受到海外学界的长期关注。但是，像韩丁这样能够追溯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材料，选定张庄这个具体的历史舞台，持续地向海外读者介绍中国的持久变革、以及变革中间普通人的想法和遭际，目前还是唯一的。
韩丁所追溯张庄，打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好的典型。韩丁在《翻身》叙述中间，“兼用了小说家、新闻记者、社会学家以及历史学家的笔法”，以纪录片的形式追溯土改复查时期揭露的许多“极左”表现，有些农民过分执着于当前利益的扩张，在追逼浮财过程中间导致十余人被打死，还发生了剥夺小私有者的错误，并且发生过干部欺压群众的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庄发生了很多原本不该发生的事情，是一个落后的典型，但是韩丁却在这样的混乱中间看到了张庄的代表性：“在整个中国的农村地区，对抗着的社会力量，革命的基本问题、目标和最终结局都是相同的。在张庄衬立的阶级，也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对立的那些阶级。全体劳动人民的联合行动，夺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性，这在张庄和全国都是一样的。张庄农民的小生产者心理，在本质上与全国各地的农民毫无二致。凡是农民奋起分地的地区，就必须克服过火的倾向，这在张庄曾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群众自己起来闹翻身，干革命，不可能安排得那样有条有理，韩丁认识到了：“当中国革命的进程全面展开时，它包括前进与后退，右倾与左倾，每日、每时、每分钟的量变到突然的质变。总之，革命的进程深入了，它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也改变了人们的思想意识。而正是后一方面组成了革命的特殊力量，是使革命所导致的变化深刻而持久的保证。”[1]韩丁没有停留于简单的指责，而是从干部和村民所犯的错误中间，看到了改造旧世界力量的艰难成长过程，以及这些力量是如何被锻造出来的。
韩丁1953年回美之后，一直被美国政府禁止出境，直到1971年才得到机会重返中国。他先后五次重访张庄，写出了一本新书《深翻》，这本书着力描写了合作化事业和文化大革命的波澜：“描述了张庄的生产者，如何从开始的痉挛似的互助，逐渐学会在一起干活；把土地、牲口、农具集中起来，创建一个有生命力的合作社；他们的合作社又如何地和别的合作社合并，形成被称为公社的联合体。它描述了张庄村民在全村都实行集体劳动之后，如何尝试了一个跃进：他们开始用本地的矿石炼铁；用自己的双手修筑水坝、水库和铁路；深翻土地，期待打破纪录的高产，结果却是大旱烤焦了田地，庄稼歉收，副业破产，生产单位太大、太集中，难于管理，以至于搞不下去了。”“接下去，《深翻》描述了六十年代初，从集体向个体的倒退，其后的从新大干合作社的运动，和在文化大革命中，张庄的农民动员起来，炮打司令部，造反夺权，全力投身于改变这个世界；运动造成了村民的分裂，形成了铁杆的两派，为了权力而争夺权力，互不相让，其中最勇敢好斗的积极分子，走向了全面的内战。它还描述了解放军的士兵们如何地强行维持一个扭曲的和平，而党员们又是如何地尝试团结群众和干部，恢复基层正常的生活，和从新推动抓生产的运动，虽然他们的努力仅仅取得了很有限的成果。”[2]
韩丁是从关注全人类的命运的角度来关注中国农村变革的，他的系列著作的目标不是为了留下史诗，而是“描述了一个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或许也是最有勇气和魄力的社会变革如何走向停滞、衰败的故事。”[3]原本要写的关于张庄的第三部著作《分山》，没有完成，但他对于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路径的关注，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二、 农民的自组织困境
韩丁对于张庄历史变革的追溯，给人们留下了近半个世纪的翔实记录，我们从中间能够读出一个前后一致的线索——农民在完成自组织方面存在着一个持久的困境：农民很难仅仅依赖自己旧有的觉悟和组织经验实现紧密的合作并协调其内部矛盾，并在合作的基础上去实现分工分业和实现潜在的发展利益。而且，像张庄的农民那样，虽然经历了很多的曲折，在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之后，其组织成就往往也未能守住。
农民的自组织困境，反而在韩丁选择的一个“落后”典型里，得到了更为清晰的揭示。韩丁在《翻身》的结尾明确地指出：“我当时觉得很明显，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的斗争是很有可能要失败的。农民潜在的军事力量，生产能力和政治才干必须予以培养、动员和组织，而不是简单地‘解放’。张庄的经验无疑证明了这一点。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贫农就很容易把革命向‘左’偏得很远，以致走向反面，造成右的复辟。没有共产党，贫农就很可能分掉一切东西，连农舍里最后一副碗筷，工厂里最后一个齿轮和车轴都要分掉。这样做，就会破坏他们要依靠它进行建设的那么一点生产基础。没有共产党，贫农就很可能把较富裕的同盟者全都赶到敌人怀抱里，就很可能拒绝、以至于毁掉涌现出来的最富有战斗性、最富于献身精神和最有能力的领导者。这样的错误，只能使农民分裂成以亲族关系、宗教信仰、个人影响、帮会义气等为基础的一个个宗派，只能导致无休止的派别之间的火并。最后，农民因为在贫困的经济条件下难以实现公平的理想和行动纲领，很可能归于失败。这种理想是绝对平均主义，这种纲领就是削平一切，其结果将是地主统治的彻底复辟。”[4]正是有了共产党人深入群众，领导农民修正缺点和错误，这个组织困境才得以克服。
韩丁在土改复查中间，深切地看到了农民认识自身利益的困难：“人民必须看到自己的利益所在，并通过自己亲身经历，了解到自己处境的各个方面，了解到某个特定计划的切实可行的好处。那时，只有那时，他们才能自觉自愿地付诸实践。那时，只有那时，才有成功的希望。”“于是，农民在共产党的指引下，从部分认识逐步地到达全面认识，从自发的行动到有指导的行动，从有限的胜利到全面的胜利。同时，通过这样的过程，他们把自己从自然和社会力量的被动的受害者，转变为一个新世界的积极的建设者。”[5]
1947年的土改复查运动中间，贫苦农民对于干部的不信任，对于地主挖浮财的追逼，都是一种短期利益最大化的表现。一个村民对于强势人物的批评以及可能会因此在将来遭到报复的考虑，会诱发一种把未来的概率风险进行“贴现处理”的思路，村民对干部采取残酷斗争、不讲政策并要求彻底推倒的激烈情绪，并不是什么“极左”和“盲动”，而是试图在批评干部的同时把未来遭干部报复的风险也连带降低。这样的思路当然符合村民的“短期理性”，正如韩丁所指出的，这只能“毁掉涌现出来的最富有战斗性、最富于献身精神和最有能力的领导者”，中断了原本可以服务于社区发展的组织能力的积累和干部的健康成长过程，损害农民自己的有组织努力。对干部揪住不放，本身是农村组织困境的一部分，农民对此有着“理性”的考虑：在农村这样一个其成员难于退出的社会和地理空间中，对行为的长期后果与风险是自然需要考虑的。
但是，对于监督和批评干部所带来的风险，也确有必要进行适当的“保险”，否则，要么会使得来自基层批评和监督绝迹，表现为没有人愿意为集体利益而监督干部这样一种集体行动困境，助长基层干部的自利目标的私欲膨胀；要么就很容易诱致农民在批评的同时追求风险一次性贴现的“极左”取向，从根本上毁坏社区内部组织技术的积累过程。这个问题部分的解决，要求引入“上级领导机构”的作用——保护村民的批评权利同时长期保持对基层积极分子较高水平的回应，避免批评干部的农民遭遇到报复，或者在遭到报复之后能够得到上级领导机关的及时救济。回顾新中国的历史，批评权利受到保护的工作未能得到制度化的保障，这就使得基层干部滥用权力的行为仅仅依赖于上级的纠偏，没有在基层造就出可靠的监督力量。集体组织中间缺乏对于基层管理者的有效监督，一直是农村合作困境的重要方面。
对于大多数贫苦的农民而言，合作有着巨大的潜在利益：“由于没有足够的耕畜和农具分给大家，又由于有的土地面积小，任何设备都不能充分发挥其效用，所以，除了那些雄心勃勃的人，所有的人最终只能组织起来用他们所拥有的东西，互帮互助来解决问题。”[6]旧中国的穷困和农具的缺乏，户均耕地也少，这种状况背后所隐含的潜在合作利益很大，韩丁在山西张庄看到的情况在全国农村都是有代表性的：“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七年间，互助运动在太行山区的开展是比较容易的多而农民要生产，也就非搞互助不可，因为车、驴、牛、耧，乃至铁锄都不够大家分的，为了生产，只有合伙使用。互助之所以必要，还因为尽管使用原始的生产工具，却没有一家有生产所需要的全套农具和牲畜。一头好骡子能耕种一百二十亩地，但无论哪一家都没有这么多地，甚至连一半都没有。张庄最大的田产是一户九口之家的四十八亩土地，这样一个大户也用不了一头骡子。如果他们想有一头骡子、一辆大车、一张犁、一片耙、一副耧，那么成本合起来就要大大超过四十八亩土地的收入。因此，一个拥有一头骡子的家庭就不会再有其它基本农具，甚至连大车也没有，尽管一辆大车在运输上和农业上都很有用。”[7]
就农民所拥有的土地和工具而言，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困难是广泛存在的，而发家致富的可能常常是以邻居的贫困化为条件：“在中国，实际上还有几百万农民没有足够的土地、耕畜和农具来进行各种形式的小规模生产，更不用提‘发家致富’了。号召每个农业生产者都富裕起来，从字面上来说就是矛盾的，一个富裕的农民实际上就是一个剥削者，因为他通过雇佣别的劳动力致富，不论在哪个地方，都只有极少数的人有希望通过雇工，置地，加息放贷和创办企业致富。”“有人买地就一定有人卖地，有人雇佣劳力就一定有人出卖劳力，有人放贷就一定有人借款，并得付利息，有人爬上经济的阶梯就一定有人摔下来。”[8]农村的两极分化已经由此形成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对立，格外具有威胁性，本质上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发展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和政治问题，也正是因为如此，才成为共产党政府所优先处理的方面。在这个意义上，中央政府的制度设计与贫苦农民的要求有很高的契合之处。
在旧中国，贫苦农民的困境恰恰是地主富农的机会，他们可以在农民最为困难最为无助的时候，趁虚而入取得最大的收益，所以，农村中间地主富农的权威和财富，往往构成合作的第一个障碍：“土改中和土改后迫使人们走向互助的经济压力已经存在了几千年，这种压力使人们在一定的自发的基础上进行互助，但由于不同阶级的存在互助一直没有成为一种群众运动，也没有以任何一种那怕是暂时的形式固定下来具体化。当然生产者在土地和生产能力不均衡的情况下搞合作化也是很困难的，富农不愿和贫农交换劳力。富农雇佣贫农，并可以从这种交换中得到剩余价值。在旧社会，那些有牛或有骡子的人可以利用这些耕畜从贫农那儿榨取无偿的劳动，所以他们不愿意和这些人搞互助。只是在土改以后，才出现了由几户大致平等的少量土地所有者组成的小集体，这些人共同拥有一头牛或一张犁，这样，才使得合用劳动力、牲畜和农具成为可能。”[9]
虽然互助合作在经济上的必要性非常明显，但是实现农民的合作也远非一件易事，没有良好的管理，合作组织就不可能有效地组织生产和分配，这对于农村而言也是一个大的问题，新制度下农村有威望的富裕中农是反对合作的，虽然农民的合作有很多潜在的利益和理由，但是要建立起稳固的合作组织和管理良好的互助组却不容易。韩丁还记录到了一个堪称幽默的互助组解散的案例，这个互助组的成员之间仅仅因为“少吃一个馒头”而扯皮最终导致散伙：“有一天，玉兴所在的互助组在一家军属的地里干活。玉兴主动要求回村里去把全组的午饭带来。……玉兴回到地里以后，馍很快就吃完了，但是互助组里有一个人只吃到两个，他指责和他一起锄地的伙伴吃了他的第三个馍。这个伙伴又责怪别的人。随后的争吵使得互助组成员的关系坏到这种程度，结果他们散伙了。从此以后，这些农民都各干各的，而不在一起协作了。”[10]
很明显，穷苦农民能够从合作中间实现巨大的潜在利益，首先是可以避免失去土地的风险，稳定自己的生产条件，其次，合作可以实现投资的节约和生产的提高。但是，这些利益是否能够实现处于不确定状态，最终依赖于管理的绩效，糟糕的管理明显会妨碍潜在利益的实现。所以，韩丁以一种犹犹豫豫的口气来述说农民对于“社会主义”的拥护：“新民主革命胜利之后，毛领导中国人民，立即进入一个新的被称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但显然他并没有能说服大多数其他领导人，同意他为这个阶段取了一个正确的名称，或为它指定了适当的纲领。看起来，他也没有得到足够多数的中国人民的同意。我的印象是大多数的农民，打心里拥护毛的‘社会主义’。”[11]由于村子因为《翻身》一书而具有很大的知名度，山西省和晋东南地区就特别关注张庄，一次又一次地派工作组，企图打破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张庄所处的政治和生产的困境，他们的努力并没有见到成效。张庄仍然是马厂公社里头的落后大队，粮食单产远远少于邻村。[12]看起来，农民是旧制度清醒和积极的反对者，但却是新制度的消极支持者。所以，新制度的转型很顺利，这得到了农民的消极支持，但是新制度在运作与制度化水平上的缓慢进展和错失，则与农民不积极的投入意向相关。
三、集体管理中的干部行为模式
没有集体组织作为依托，农民就找不到现代化的出路，恰恰是从落后典型的恶劣表现中间，韩丁看到了集体的力量：“集体化的威力还是在生产领域里充分显示了出来。张庄村有能力动员大量人力完成，提高粮食产量，或进行新的副业规划等一切必要任务。上级提出深翻土地，72名青年人就全力以赴干了起来。在一场持久的深翻运动中，他们深翻土地800亩，深度达1尺多。不论深翻是否有益，这场运动本身证明，集体化形式是行之有效的。每当一项工程需要集中劳力，它就可毫不费力地做到；若一项工作需分散劳力，如上山采集草药，或沿路拾粪积肥，也一样可以完成。经常出现的，也是唯一真正的问题是：公社或市级领导瞎指挥，命令搞不合理工程，或提出不切实际的方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大队也一概积极响应上级口号，就难免做出荒唐事来。但是这不是集体化本身的错误，而是公社权力过于集中，大队自主权太少的结果。同时也是政治风潮造成的，因为上级动不动就把地方的主动性和创新精神当作违法乱纪去批判，使他们在政治上失去信任。”[13]
干部不受农民的批评，同时也就难以汲取来自农民的支持力量，不得不把自己的仕途和利益与上级的评价，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来自上面的瞎指挥和浮夸风就有了一个与基层干部能力相称的放大机制。基层干部不是从本地的实际出发，不是从农民的利益和需要出发，而是过分地回应了上级不切实际的瞎指挥，这给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带来的灾难性影响是巨大的，韩丁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等级分明的制度中，有野心的个人，做决定往往根据的不是国家的利益而是自己的政治利益。要紧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讨好上级。如果上面要求解散基础不健全的合作社，下面就不管好坏，统统解散，为的是表现自己的热情和能力。如果上面要求以粮为纲，下面就大搞粮食，林、渔、牧、副统统不管，为的是表现自己干劲冲天。”“后土改时期，经常导致政策扭曲的左右摇摆，虽不是前所未见的新情况，但是由于没有共识，现在的摇摆就往往会比过去的摇摆更走极端和更具有破坏性。由于一部分重要的领导人不同意战略目标、不肯大力推行，往往会因此妨碍政策的执行，使新的政策、措施滞碍难行。但是同样的这些领导也有可能故意反其道而行，过分加大力度和加快速度，其实是意图造成对政策措施乃至整个运动方向的疑惑和不满情绪。一旦极左的错误使得激进的方案显得荒谬绝伦，那么代之以较保守的方案就变成很容易的选择了。不管是否有人真的实行了这样阴险的计谋，客观而言，球是往另一个方向反弹的。”[14]
在文革期间，所有问题都有了登峰造极的恶劣表现，不要说中央的政策和法令，就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也被一些人发展成为打人的“棍子”和争权夺利的工具：“我们听当地官员的介绍，讲的一套一套的，但与我们看到的实况，和在别处听到的说法，却似乎有差距。文革的争论几乎总是导致对语句的意思的完整性的严重削弱，导致广泛的概念上的弄虚作假。人们胡乱使用马克思主义的关键词语，往往仅仅是为了拿它们作为公然背叛原则的遮羞布。无产阶级一词的意思就是我和我的朋友，‘资产阶级’的意思就是你和你的朋友，而你们，不消说，已经堕落成为‘帮’了。‘搞革命’的意思就是由我夺权；如果你夺了权，那就是‘反革命’。不管是谁当权，似乎总是能用最革命的词句，把自己打算做的事情，说得头头是道。过一阵，人头全变了，但庄严承诺、信誓旦旦的口吻，却一成不变，包装其说法的理论外壳似乎总是滴水不漏。这些当事人读过马克思和毛泽东，他们知道选那些字句来支持他们的论点。”[15]
四、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路径问题
在人均耕地不足的中国现实中间，最大限度地提高单产和复种指数是必须的，至少是在解决口粮需要之前是必须的，这按照黄宗智教授的说法属于一种过密型的农业种植技术。此时，农业机械的帮助局限于非常短促的抢收抢种季节，年利用小时数太少从而导致不经济。在粮食产量满足了全体人民的口粮需要之后，过密型技术或迟或早会过时，劳动日机会成本的上升或者短缺，农业劳动投入降低到必要水平之下的时刻就会到来，这个时候引入机器替代人力投入就是不二选择了。
而昂贵的机器引入农业，就需要追求一个合理的成本收益对比，韩丁认为这需要从根本上改革种植制度以延长机器的年利用时间，例如选择新的作物品种使得播种和收获季节延续较长的时间，例如把年机器利用时间延长到4-5个月，就可以提高投资效率；在改革种植制度的同时，还必须扩大生产单位的规模，以利于实现成套机器耕作潜力的充分利用。韩丁认为：“既然农业生产是一个主要部门，即便不是最重要的部门，那么农业生产也必须现代化。……乡村的倒退破坏了其他领域、工业和整个社会的发展。”[16]
但是家庭规模的种植单位，使得机器很难被选择：“（土地分割的）变革把锄头确立为卓越的农具，并且保证不会有其它更先进的工具能很快的代替它。”“土地分割还没有严重影响到谷物产量，因为农民仍然用锄头耕种土地，毕竟一块土地是一码宽还是10英亩大对锄头农业并没有多大的影响，除非它包括更多的劳动力。农民只是更努力地工作，工作更长的时间，投入更多的精力，农业有一个总体的加速，并且这部分超额的努力使产量保持平稳，甚至增加。”[17]
今天，中国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农民也相应地降低了单位土地上的均衡劳动投入水平，并且由于出外打工机会的增加，农业生产劳动的机会成本相应上升，使得单位土地上的劳动投入下降到必需水平之下，引入机器在客观上有需要，实际上也有可能，但是机器与化肥农药种子这些“可分的投入”不同，没有一定的生产规模就没有满意的成本收益比，家庭作为耕作单位就成为一个根本性的阻碍。这一点韩丁看得非常清晰：“健壮的劳动力到其他地方谋生去了，这意味着留在农村的主要劳动力成了老人、孩子、弱者和妇女。不可能将土地更做好，导致低产出，没有能力管理土地的人则开始抛荒。”“部分由于这种劳动力的减少，农业基础设施——梯田，排水渠，灌渠，江河堤坝，阻风带，森林带——都被忽略了。秸秆肥料、粪便囤积和许多其他高产措施都迅速减少了。”“劳动力短缺在三种情况下是明显的：（1）那些副业、工业、采矿业发展迅速的乡村；（2）在大多数大城市和许多中等城市周边的乡村；（3）在那些人少地多的地区——东北、西北和内蒙古。总共加起来这些地域占到中国版图的30%。”[18]
从韩丁对张庄大变革的历史记录中间，我们读到了农民自组织在多个的困难，私有制条件下地主富农可以从农民的困境中间受益，他们在乡村的财富和声望恰恰是合作的障碍；在土改复查期间，农民被发动起来对干部提意见，这对于纠正干部的偏差十分必要，但农民的考虑往往着眼于“短期理性”；虽然合作能够给贫苦农民带来巨大的利益，但是合作中间的协调和管理工作却不容易解决；后来的集体经济单位中间，干部的努力方向对于集体的绩效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干部个人却常常有着不同于集体经济发展的别种目标，使得他们更易于跟风。从韩丁的描述对张庄的记录看，一个新世界的建设过程，其代价之巨大和困难程度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韩丁也曾经为此困惑并犹豫过，但是他最后终于走出来了。这说明一个真诚地中国农民命运的人，最终是勇于抛弃一切成见的，为此，我们需要向这位已经过世的先辈表示敬意。
二〇〇八年四月八日初稿
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七日修订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公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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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韩丁著 韩凉（左边单人旁）等译 邱应觉校《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北京出版社1980年，序言第2、4页
[2]韩丁《深翻》译稿，《序言》，徐海亮等译
[3]同上
[4]《翻身》第710-711页
[5]《翻身》第713-714页
[6]《深翻》译稿，第二部分
[7]《翻身》第240-241页
[8]《深翻》译稿第二部分，徐海亮等译
[9]《深翻》译稿第二部分，徐海亮等译
[10]《翻身》第415-416页
[11]《深翻》译稿第九部分，徐海亮等译
[12]《深翻》译稿，《序言》，徐海亮等译
[13]《深翻》译稿第九部分，徐海亮等译
[14]同上
[15]《深翻》译稿前言，徐海亮等译
[16]WILLIAM HINTON： THE GREAT REVERSAL，MONTHLY REVIEW PRESS，New York，1990，p111-112
[17]同上书，p80、152
[18]同上书，p113-115
一、 韩丁与张庄
张庄是山西潞安的一个村庄，1948年韩丁跟随土改复查工作队一起来到这里，参与了这个村庄的复查工作达半年之久，他根据自己记录的材料，于1966年出版了《翻身》一书，这本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拉铁摩尔把它与《西行漫记》和《中国震撼世界》一起视为描写中国革命的“三大经典”之一。这本书于1980年由北京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中文译本。1971年，韩丁再次回到张庄，追溯了张庄在建国后的变化，特别是合作化事业的波折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动荡和不幸，于1983年出版了新著《深翻》。2007年，全书由新的翻译小组重新翻译校阅，预计很快就会面世。
中国革命前后数十年之间所发生的深刻而持久的社会变革，涉及到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受到海外学界的长期关注。但是，像韩丁这样能够追溯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材料，选定张庄这个具体的历史舞台，持续地向海外读者介绍中国的持久变革、以及变革中间普通人的想法和遭际，目前还是唯一的。
韩丁所追溯张庄，打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好的典型。韩丁在《翻身》叙述中间，“兼用了小说家、新闻记者、社会学家以及历史学家的笔法”，以纪录片的形式追溯土改复查时期揭露的许多“极左”表现，有些农民过分执着于当前利益的扩张，在追逼浮财过程中间导致十余人被打死，还发生了剥夺小私有者的错误，并且发生过干部欺压群众的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庄发生了很多原本不该发生的事情，是一个落后的典型，但是韩丁却在这样的混乱中间看到了张庄的代表性：“在整个中国的农村地区，对抗着的社会力量，革命的基本问题、目标和最终结局都是相同的。在张庄衬立的阶级，也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对立的那些阶级。全体劳动人民的联合行动，夺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性，这在张庄和全国都是一样的。张庄农民的小生产者心理，在本质上与全国各地的农民毫无二致。凡是农民奋起分地的地区，就必须克服过火的倾向，这在张庄曾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群众自己起来闹翻身，干革命，不可能安排得那样有条有理，韩丁认识到了：“当中国革命的进程全面展开时，它包括前进与后退，右倾与左倾，每日、每时、每分钟的量变到突然的质变。总之，革命的进程深入了，它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也改变了人们的思想意识。而正是后一方面组成了革命的特殊力量，是使革命所导致的变化深刻而持久的保证。”[1]韩丁没有停留于简单的指责，而是从干部和村民所犯的错误中间，看到了改造旧世界力量的艰难成长过程，以及这些力量是如何被锻造出来的。
韩丁1953年回美之后，一直被美国政府禁止出境，直到1971年才得到机会重返中国。他先后五次重访张庄，写出了一本新书《深翻》，这本书着力描写了合作化事业和文化大革命的波澜：“描述了张庄的生产者，如何从开始的痉挛似的互助，逐渐学会在一起干活；把土地、牲口、农具集中起来，创建一个有生命力的合作社；他们的合作社又如何地和别的合作社合并，形成被称为公社的联合体。它描述了张庄村民在全村都实行集体劳动之后，如何尝试了一个跃进：他们开始用本地的矿石炼铁；用自己的双手修筑水坝、水库和铁路；深翻土地，期待打破纪录的高产，结果却是大旱烤焦了田地，庄稼歉收，副业破产，生产单位太大、太集中，难于管理，以至于搞不下去了。”“接下去，《深翻》描述了六十年代初，从集体向个体的倒退，其后的从新大干合作社的运动，和在文化大革命中，张庄的农民动员起来，炮打司令部，造反夺权，全力投身于改变这个世界；运动造成了村民的分裂，形成了铁杆的两派，为了权力而争夺权力，互不相让，其中最勇敢好斗的积极分子，走向了全面的内战。它还描述了解放军的士兵们如何地强行维持一个扭曲的和平，而党员们又是如何地尝试团结群众和干部，恢复基层正常的生活，和从新推动抓生产的运动，虽然他们的努力仅仅取得了很有限的成果。”[2]
韩丁是从关注全人类的命运的角度来关注中国农村变革的，他的系列著作的目标不是为了留下史诗，而是“描述了一个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或许也是最有勇气和魄力的社会变革如何走向停滞、衰败的故事。”[3]原本要写的关于张庄的第三部著作《分山》，没有完成，但他对于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路径的关注，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二、 农民的自组织困境
韩丁对于张庄历史变革的追溯，给人们留下了近半个世纪的翔实记录，我们从中间能够读出一个前后一致的线索——农民在完成自组织方面存在着一个持久的困境：农民很难仅仅依赖自己旧有的觉悟和组织经验实现紧密的合作并协调其内部矛盾，并在合作的基础上去实现分工分业和实现潜在的发展利益。而且，像张庄的农民那样，虽然经历了很多的曲折，在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之后，其组织成就往往也未能守住。
农民的自组织困境，反而在韩丁选择的一个“落后”典型里，得到了更为清晰的揭示。韩丁在《翻身》的结尾明确地指出：“我当时觉得很明显，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的斗争是很有可能要失败的。农民潜在的军事力量，生产能力和政治才干必须予以培养、动员和组织，而不是简单地‘解放’。张庄的经验无疑证明了这一点。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贫农就很容易把革命向‘左’偏得很远，以致走向反面，造成右的复辟。没有共产党，贫农就很可能分掉一切东西，连农舍里最后一副碗筷，工厂里最后一个齿轮和车轴都要分掉。这样做，就会破坏他们要依靠它进行建设的那么一点生产基础。没有共产党，贫农就很可能把较富裕的同盟者全都赶到敌人怀抱里，就很可能拒绝、以至于毁掉涌现出来的最富有战斗性、最富于献身精神和最有能力的领导者。这样的错误，只能使农民分裂成以亲族关系、宗教信仰、个人影响、帮会义气等为基础的一个个宗派，只能导致无休止的派别之间的火并。最后，农民因为在贫困的经济条件下难以实现公平的理想和行动纲领，很可能归于失败。这种理想是绝对平均主义，这种纲领就是削平一切，其结果将是地主统治的彻底复辟。”[4]正是有了共产党人深入群众，领导农民修正缺点和错误，这个组织困境才得以克服。
韩丁在土改复查中间，深切地看到了农民认识自身利益的困难：“人民必须看到自己的利益所在，并通过自己亲身经历，了解到自己处境的各个方面，了解到某个特定计划的切实可行的好处。那时，只有那时，他们才能自觉自愿地付诸实践。那时，只有那时，才有成功的希望。”“于是，农民在共产党的指引下，从部分认识逐步地到达全面认识，从自发的行动到有指导的行动，从有限的胜利到全面的胜利。同时，通过这样的过程，他们把自己从自然和社会力量的被动的受害者，转变为一个新世界的积极的建设者。”[5]
1947年的土改复查运动中间，贫苦农民对于干部的不信任，对于地主挖浮财的追逼，都是一种短期利益最大化的表现。一个村民对于强势人物的批评以及可能会因此在将来遭到报复的考虑，会诱发一种把未来的概率风险进行“贴现处理”的思路，村民对干部采取残酷斗争、不讲政策并要求彻底推倒的激烈情绪，并不是什么“极左”和“盲动”，而是试图在批评干部的同时把未来遭干部报复的风险也连带降低。这样的思路当然符合村民的“短期理性”，正如韩丁所指出的，这只能“毁掉涌现出来的最富有战斗性、最富于献身精神和最有能力的领导者”，中断了原本可以服务于社区发展的组织能力的积累和干部的健康成长过程，损害农民自己的有组织努力。对干部揪住不放，本身是农村组织困境的一部分，农民对此有着“理性”的考虑：在农村这样一个其成员难于退出的社会和地理空间中，对行为的长期后果与风险是自然需要考虑的。
但是，对于监督和批评干部所带来的风险，也确有必要进行适当的“保险”，否则，要么会使得来自基层批评和监督绝迹，表现为没有人愿意为集体利益而监督干部这样一种集体行动困境，助长基层干部的自利目标的私欲膨胀；要么就很容易诱致农民在批评的同时追求风险一次性贴现的“极左”取向，从根本上毁坏社区内部组织技术的积累过程。这个问题部分的解决，要求引入“上级领导机构”的作用——保护村民的批评权利同时长期保持对基层积极分子较高水平的回应，避免批评干部的农民遭遇到报复，或者在遭到报复之后能够得到上级领导机关的及时救济。回顾新中国的历史，批评权利受到保护的工作未能得到制度化的保障，这就使得基层干部滥用权力的行为仅仅依赖于上级的纠偏，没有在基层造就出可靠的监督力量。集体组织中间缺乏对于基层管理者的有效监督，一直是农村合作困境的重要方面。
对于大多数贫苦的农民而言，合作有着巨大的潜在利益：“由于没有足够的耕畜和农具分给大家，又由于有的土地面积小，任何设备都不能充分发挥其效用，所以，除了那些雄心勃勃的人，所有的人最终只能组织起来用他们所拥有的东西，互帮互助来解决问题。”[6]旧中国的穷困和农具的缺乏，户均耕地也少，这种状况背后所隐含的潜在合作利益很大，韩丁在山西张庄看到的情况在全国农村都是有代表性的：“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七年间，互助运动在太行山区的开展是比较容易的多而农民要生产，也就非搞互助不可，因为车、驴、牛、耧，乃至铁锄都不够大家分的，为了生产，只有合伙使用。互助之所以必要，还因为尽管使用原始的生产工具，却没有一家有生产所需要的全套农具和牲畜。一头好骡子能耕种一百二十亩地，但无论哪一家都没有这么多地，甚至连一半都没有。张庄最大的田产是一户九口之家的四十八亩土地，这样一个大户也用不了一头骡子。如果他们想有一头骡子、一辆大车、一张犁、一片耙、一副耧，那么成本合起来就要大大超过四十八亩土地的收入。因此，一个拥有一头骡子的家庭就不会再有其它基本农具，甚至连大车也没有，尽管一辆大车在运输上和农业上都很有用。”[7]
就农民所拥有的土地和工具而言，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困难是广泛存在的，而发家致富的可能常常是以邻居的贫困化为条件：“在中国，实际上还有几百万农民没有足够的土地、耕畜和农具来进行各种形式的小规模生产，更不用提‘发家致富’了。号召每个农业生产者都富裕起来，从字面上来说就是矛盾的，一个富裕的农民实际上就是一个剥削者，因为他通过雇佣别的劳动力致富，不论在哪个地方，都只有极少数的人有希望通过雇工，置地，加息放贷和创办企业致富。”“有人买地就一定有人卖地，有人雇佣劳力就一定有人出卖劳力，有人放贷就一定有人借款，并得付利息，有人爬上经济的阶梯就一定有人摔下来。”[8]农村的两极分化已经由此形成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对立，格外具有威胁性，本质上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发展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和政治问题，也正是因为如此，才成为共产党政府所优先处理的方面。在这个意义上，中央政府的制度设计与贫苦农民的要求有很高的契合之处。
在旧中国，贫苦农民的困境恰恰是地主富农的机会，他们可以在农民最为困难最为无助的时候，趁虚而入取得最大的收益，所以，农村中间地主富农的权威和财富，往往构成合作的第一个障碍：“土改中和土改后迫使人们走向互助的经济压力已经存在了几千年，这种压力使人们在一定的自发的基础上进行互助，但由于不同阶级的存在互助一直没有成为一种群众运动，也没有以任何一种那怕是暂时的形式固定下来具体化。当然生产者在土地和生产能力不均衡的情况下搞合作化也是很困难的，富农不愿和贫农交换劳力。富农雇佣贫农，并可以从这种交换中得到剩余价值。在旧社会，那些有牛或有骡子的人可以利用这些耕畜从贫农那儿榨取无偿的劳动，所以他们不愿意和这些人搞互助。只是在土改以后，才出现了由几户大致平等的少量土地所有者组成的小集体，这些人共同拥有一头牛或一张犁，这样，才使得合用劳动力、牲畜和农具成为可能。”[9]
虽然互助合作在经济上的必要性非常明显，但是实现农民的合作也远非一件易事，没有良好的管理，合作组织就不可能有效地组织生产和分配，这对于农村而言也是一个大的问题，新制度下农村有威望的富裕中农是反对合作的，虽然农民的合作有很多潜在的利益和理由，但是要建立起稳固的合作组织和管理良好的互助组却不容易。韩丁还记录到了一个堪称幽默的互助组解散的案例，这个互助组的成员之间仅仅因为“少吃一个馒头”而扯皮最终导致散伙：“有一天，玉兴所在的互助组在一家军属的地里干活。玉兴主动要求回村里去把全组的午饭带来。……玉兴回到地里以后，馍很快就吃完了，但是互助组里有一个人只吃到两个，他指责和他一起锄地的伙伴吃了他的第三个馍。这个伙伴又责怪别的人。随后的争吵使得互助组成员的关系坏到这种程度，结果他们散伙了。从此以后，这些农民都各干各的，而不在一起协作了。”[10]
很明显，穷苦农民能够从合作中间实现巨大的潜在利益，首先是可以避免失去土地的风险，稳定自己的生产条件，其次，合作可以实现投资的节约和生产的提高。但是，这些利益是否能够实现处于不确定状态，最终依赖于管理的绩效，糟糕的管理明显会妨碍潜在利益的实现。所以，韩丁以一种犹犹豫豫的口气来述说农民对于“社会主义”的拥护：“新民主革命胜利之后，毛领导中国人民，立即进入一个新的被称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但显然他并没有能说服大多数其他领导人，同意他为这个阶段取了一个正确的名称，或为它指定了适当的纲领。看起来，他也没有得到足够多数的中国人民的同意。我的印象是大多数的农民，打心里拥护毛的‘社会主义’。”[11]由于村子因为《翻身》一书而具有很大的知名度，山西省和晋东南地区就特别关注张庄，一次又一次地派工作组，企图打破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张庄所处的政治和生产的困境，他们的努力并没有见到成效。张庄仍然是马厂公社里头的落后大队，粮食单产远远少于邻村。[12]看起来，农民是旧制度清醒和积极的反对者，但却是新制度的消极支持者。所以，新制度的转型很顺利，这得到了农民的消极支持，但是新制度在运作与制度化水平上的缓慢进展和错失，则与农民不积极的投入意向相关。
三、集体管理中的干部行为模式
没有集体组织作为依托，农民就找不到现代化的出路，恰恰是从落后典型的恶劣表现中间，韩丁看到了集体的力量：“集体化的威力还是在生产领域里充分显示了出来。张庄村有能力动员大量人力完成，提高粮食产量，或进行新的副业规划等一切必要任务。上级提出深翻土地，72名青年人就全力以赴干了起来。在一场持久的深翻运动中，他们深翻土地800亩，深度达1尺多。不论深翻是否有益，这场运动本身证明，集体化形式是行之有效的。每当一项工程需要集中劳力，它就可毫不费力地做到；若一项工作需分散劳力，如上山采集草药，或沿路拾粪积肥，也一样可以完成。经常出现的，也是唯一真正的问题是：公社或市级领导瞎指挥，命令搞不合理工程，或提出不切实际的方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大队也一概积极响应上级口号，就难免做出荒唐事来。但是这不是集体化本身的错误，而是公社权力过于集中，大队自主权太少的结果。同时也是政治风潮造成的，因为上级动不动就把地方的主动性和创新精神当作违法乱纪去批判，使他们在政治上失去信任。”[13]
干部不受农民的批评，同时也就难以汲取来自农民的支持力量，不得不把自己的仕途和利益与上级的评价，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来自上面的瞎指挥和浮夸风就有了一个与基层干部能力相称的放大机制。基层干部不是从本地的实际出发，不是从农民的利益和需要出发，而是过分地回应了上级不切实际的瞎指挥，这给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带来的灾难性影响是巨大的，韩丁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等级分明的制度中，有野心的个人，做决定往往根据的不是国家的利益而是自己的政治利益。要紧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讨好上级。如果上面要求解散基础不健全的合作社，下面就不管好坏，统统解散，为的是表现自己的热情和能力。如果上面要求以粮为纲，下面就大搞粮食，林、渔、牧、副统统不管，为的是表现自己干劲冲天。”“后土改时期，经常导致政策扭曲的左右摇摆，虽不是前所未见的新情况，但是由于没有共识，现在的摇摆就往往会比过去的摇摆更走极端和更具有破坏性。由于一部分重要的领导人不同意战略目标、不肯大力推行，往往会因此妨碍政策的执行，使新的政策、措施滞碍难行。但是同样的这些领导也有可能故意反其道而行，过分加大力度和加快速度，其实是意图造成对政策措施乃至整个运动方向的疑惑和不满情绪。一旦极左的错误使得激进的方案显得荒谬绝伦，那么代之以较保守的方案就变成很容易的选择了。不管是否有人真的实行了这样阴险的计谋，客观而言，球是往另一个方向反弹的。”[14]
在文革期间，所有问题都有了登峰造极的恶劣表现，不要说中央的政策和法令，就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也被一些人发展成为打人的“棍子”和争权夺利的工具：“我们听当地官员的介绍，讲的一套一套的，但与我们看到的实况，和在别处听到的说法，却似乎有差距。文革的争论几乎总是导致对语句的意思的完整性的严重削弱，导致广泛的概念上的弄虚作假。人们胡乱使用马克思主义的关键词语，往往仅仅是为了拿它们作为公然背叛原则的遮羞布。无产阶级一词的意思就是我和我的朋友，‘资产阶级’的意思就是你和你的朋友，而你们，不消说，已经堕落成为‘帮’了。‘搞革命’的意思就是由我夺权；如果你夺了权，那就是‘反革命’。不管是谁当权，似乎总是能用最革命的词句，把自己打算做的事情，说得头头是道。过一阵，人头全变了，但庄严承诺、信誓旦旦的口吻，却一成不变，包装其说法的理论外壳似乎总是滴水不漏。这些当事人读过马克思和毛泽东，他们知道选那些字句来支持他们的论点。”[15]
四、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路径问题
在人均耕地不足的中国现实中间，最大限度地提高单产和复种指数是必须的，至少是在解决口粮需要之前是必须的，这按照黄宗智教授的说法属于一种过密型的农业种植技术。此时，农业机械的帮助局限于非常短促的抢收抢种季节，年利用小时数太少从而导致不经济。在粮食产量满足了全体人民的口粮需要之后，过密型技术或迟或早会过时，劳动日机会成本的上升或者短缺，农业劳动投入降低到必要水平之下的时刻就会到来，这个时候引入机器替代人力投入就是不二选择了。
而昂贵的机器引入农业，就需要追求一个合理的成本收益对比，韩丁认为这需要从根本上改革种植制度以延长机器的年利用时间，例如选择新的作物品种使得播种和收获季节延续较长的时间，例如把年机器利用时间延长到4-5个月，就可以提高投资效率；在改革种植制度的同时，还必须扩大生产单位的规模，以利于实现成套机器耕作潜力的充分利用。韩丁认为：“既然农业生产是一个主要部门，即便不是最重要的部门，那么农业生产也必须现代化。……乡村的倒退破坏了其他领域、工业和整个社会的发展。”[16]
但是家庭规模的种植单位，使得机器很难被选择：“（土地分割的）变革把锄头确立为卓越的农具，并且保证不会有其它更先进的工具能很快的代替它。”“土地分割还没有严重影响到谷物产量，因为农民仍然用锄头耕种土地，毕竟一块土地是一码宽还是10英亩大对锄头农业并没有多大的影响，除非它包括更多的劳动力。农民只是更努力地工作，工作更长的时间，投入更多的精力，农业有一个总体的加速，并且这部分超额的努力使产量保持平稳，甚至增加。”[17]
今天，中国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农民也相应地降低了单位土地上的均衡劳动投入水平，并且由于出外打工机会的增加，农业生产劳动的机会成本相应上升，使得单位土地上的劳动投入下降到必需水平之下，引入机器在客观上有需要，实际上也有可能，但是机器与化肥农药种子这些“可分的投入”不同，没有一定的生产规模就没有满意的成本收益比，家庭作为耕作单位就成为一个根本性的阻碍。这一点韩丁看得非常清晰：“健壮的劳动力到其他地方谋生去了，这意味着留在农村的主要劳动力成了老人、孩子、弱者和妇女。不可能将土地更做好，导致低产出，没有能力管理土地的人则开始抛荒。”“部分由于这种劳动力的减少，农业基础设施——梯田，排水渠，灌渠，江河堤坝，阻风带，森林带——都被忽略了。秸秆肥料、粪便囤积和许多其他高产措施都迅速减少了。”“劳动力短缺在三种情况下是明显的：（1）那些副业、工业、采矿业发展迅速的乡村；（2）在大多数大城市和许多中等城市周边的乡村；（3）在那些人少地多的地区——东北、西北和内蒙古。总共加起来这些地域占到中国版图的30%。”[18]
从韩丁对张庄大变革的历史记录中间，我们读到了农民自组织在多个的困难，私有制条件下地主富农可以从农民的困境中间受益，他们在乡村的财富和声望恰恰是合作的障碍；在土改复查期间，农民被发动起来对干部提意见，这对于纠正干部的偏差十分必要，但农民的考虑往往着眼于“短期理性”；虽然合作能够给贫苦农民带来巨大的利益，但是合作中间的协调和管理工作却不容易解决；后来的集体经济单位中间，干部的努力方向对于集体的绩效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干部个人却常常有着不同于集体经济发展的别种目标，使得他们更易于跟风。从韩丁的描述对张庄的记录看，一个新世界的建设过程，其代价之巨大和困难程度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韩丁也曾经为此困惑并犹豫过，但是他最后终于走出来了。这说明一个真诚地中国农民命运的人，最终是勇于抛弃一切成见的，为此，我们需要向这位已经过世的先辈表示敬意。
二〇〇八年四月八日初稿
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七日修订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公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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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韩丁著 韩凉（左边单人旁）等译 邱应觉校《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北京出版社1980年，序言第2、4页
[2]韩丁《深翻》译稿，《序言》，徐海亮等译
[3]同上
[4]《翻身》第710-711页
[5]《翻身》第713-714页
[6]《深翻》译稿，第二部分
[7]《翻身》第240-241页
[8]《深翻》译稿第二部分，徐海亮等译
[9]《深翻》译稿第二部分，徐海亮等译
[10]《翻身》第415-416页
[11]《深翻》译稿第九部分，徐海亮等译
[12]《深翻》译稿，《序言》，徐海亮等译
[13]《深翻》译稿第九部分，徐海亮等译
[14]同上
[15]《深翻》译稿前言，徐海亮等译
[16]WILLIAM HINTON： THE GREAT REVERSAL，MONTHLY REVIEW PRESS，New York，1990，p111-112
[17]同上书，p80、152
[18]同上书，p11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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