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李道明：台湾电影一百年

五O年代

　《阿里山风云》在台湾拍摄时，大陆恰好风云变色，外景队落难台湾，把影片在台完成，因缘际会成了二战后台湾第一部台产国语剧情片。四九年国民政府迁到台湾，带来了官营中国电影制片厂、农教电影公司的大批人员与设备，使得政府主控了后来的台湾电影发展；而三四十年代上海优良的文人电影传统与民间电影人才与设备，除滞留上海者外，部分则移往香港，造就了往后香港国语电影的发展基础。反观台湾，不但缺乏优秀的编、导、演人才，加上国府鉴於大陆时期电影战场上吃了左翼的闷亏，到了台湾乃对电影严加控管，因此五O年代的台湾电影基本上可说是乏善可陈，尤其是国语剧情片，如《恶梦初醒》(宗由导演，1951) 、《永不分离》(徐欣夫导演，1951) 、《皆大欢喜》(唐绍华导演，1952)等，完全配合反共抗俄的文艺路线，使电影完全成为政治宣传工具，堪与史达林时期的苏联电影相比。

台语片兴起

　　一九五五年麦寮拱乐社歌仔戏团团主陈澄三与何基明导演合作，拍摄该团的拿手戏《薛平贵与王宝钏》，成为二战后第一部台语片，也开启了由一九五六至一九八一最后一部台语片《陈三五娘》，近二十年的台语片时代。据统计，台语片的总产量将近两千部，产量最多时高达一年一百二十部。《薛平贵与王宝钏》在当时台湾社会引起大轰动，打破好莱坞电影与香港国语片的卖座纪录，引来一窝风的台语歌仔戏跟拍风，多少也反映四九年国府统治后台湾人 (尤其是中南部与中下阶层观众)，在郁闷的国共对峙与美苏冷战局势中，找到了终能引起共鸣的本土电影文化。台语片初期以歌仔戏剧目、台湾民间故事或新闻事件如《廖添丁》(唐绍华导演，1957)、《林投姐》(唐绍华导演，1957)、《疯女十八年》(白克导演，1957)为主，内容偏向苦情、哀怨；到了六O年代初，歌唱片《台北之夜》(郭南宏导演，1962)、嬉闹片《王哥柳哥游台湾》(李行导演，1958)、间谍片《天字第一号》(张英导演，1964)等类型出现，一扫台语片的悲情走向；到了六O年代末，台语片走下坡后，则尽是如《海女红短裤》(江南导演，1966)、《人之初》(余汉祥导演，1968)、《新婚之夜》(1971)之类的异色电影。总的来说，台语片一般均为低预算，投资者也多半缺少长期的眼光，因此往往因陋就简、节省电影底片与工作人员、赶拍急上片，造成影片粗制滥造，埋下台语片自毁的因子。其实台语片界原也有一些人才，也有如何基明、林博秋等人兴建私人片厂、培养人才以提升影片品质的企图，可惜时机不对，加上政府对台语片采取抵制的政策，使得台语片终究落得劣币驱逐良币的下场。讽刺的是，五O年代由於台制国语片不振，公营制片厂的人员与设备多半闲置，台语片兴起使得这些人员与设备得以充分发挥功用，却为六O年代台制国语片的兴起奠定基础，进一步打击台语片的生机。

健康写实电影

　　一九六O年代，台海情势逐渐稳定；国民党获得美国的支持，在岛内以威权体制全盘掌控大局；台湾经济由进口替代转为出口扩张，工业开始成长发展，社会气氛也比之前略为轻松。电影在这种背景中有了较好的发展契机；除了台语片复苏并继续旺盛发展外，国民党营的中央电影公司新任总经理龚弘提出了健康写实的制作路线，一方面采取欧美写实主义电影的拍摄风格，却又避免暴露社会的黑暗面，在当时极右的政治环境中已属突破之举，但也有学者认为其「隐恶扬善的特性，使其精神更接近苏联的社会主义写实论」 。龚弘聘请李行拍摄《蚵女》(1964)、《养鸭人家》(1965)，颇受市场的欢迎，评价也很好，终於带动国语剧情片的制作水平，甚至开拓了台制国语影片的海外华人市场。总的来说，健康写实电影强调传统伦理与道德，但缺乏批判现实的勇气。不过它建立起台湾电影的新风格，与上海时期的中国电影或香港的国语文艺电影大异其趣。自此之后，较严肃的台湾电影多半持续此时期所发展出的儒家伦理内涵。而健康写实时期的重要导演，如李行、白景瑞、李嘉、丁善玺等，在六、七O年代成为领导台湾电影风骚的主要人物。台产国语片一九六四年产量仅为二十二部，到了一九六九年已提升为八十九部，超越了台语片，并在两年后年产量超越百部。国语片在政府全力辅导下，终於成为台湾电影的主流。相反的，台语片在一窝风拍摄下品质低劣，观众受电视等因素影响而流失，政府也任其自生自灭，甚至多所压抑；风光多时的台语片至此终於完全没落。此后，台语再次出现在台湾电影要等八O年代新电影时期。

国联五年

　　在健康写实电影出现以前，台湾国语电影市场完全被香港电影垄断。一九六三年卲氏公司出品的黄梅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李翰祥导演)在台湾连演近三个月，演员凌波来台时更是万人空巷，便是最好的写照。香港电影界自一九四九年起，一直是国共斗争的战场。香港影人多半是中共统治中国时自上海逃难来的。由於大陆陷共，市场尽失，台湾成为国语影片的主要市场，因此国民党遂能动之以利，拉拢香港影人效忠国府。台湾政府以各种优惠政策鼓励香港电影公司来台制作。六三年底李翰祥脱离卲氏公司，受国府邀请来台设立国联公司，将制度化的电影制片厂拍摄技术与编导人才引进台湾，终於促使台湾的电影制作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国联在台只有五年，影片也只生产了二十二部，但影片制作极为慎重，品质远胜其他台制国语片，遑论粗制滥造的台语片，因此对台湾电影的制作水准起了良好示范作用。国联的电影类型除了初期的黄梅调歌舞片，如《七仙女》(李翰祥导演，1963)、《状元及第》(李翰祥导演，1964) ，极历史宫闱片《西施》(李翰祥导演，1965)外，以改编自小说的文艺片最为知名，包括《几度夕阳红》(杨苏导演，1966) 、《塔里的女人》(林福地导演，1967)、《破晓时分》(宋存寿导演，1968)、《冬暖》(李翰祥导演，1969)与《黑牛与白蛇》 (林福地，1970)等；其中琼瑶的原著就占了八部。

琼瑶电影

　　琼瑶式的爱情文艺电影在李行拍摄《婉君表妹》(1965)与《哑女情深》(1965)大卖座后，不但开启文艺爱情片的跟拍风潮，更建立琼瑶电影的类型与电影王国，持续达十多年之久。这种爱情文艺类型的电影，类似好莱坞的言情剧，时空经常设定在虚渺的三四十年代中国或无特定时空，角色常困於阶级、学历、或生理上的差异，爱情的信念则成为救赎的利器。严格上说起来，这种影片仍固守父权社会传统伦理道德的规范，强调女性的牺牲美德，意识保守，但琼瑶电影在六O与七O年代的台湾却成为众多观众的感情慰藉与出路，因此大受欢迎。这批观众到了八O、九O年代转为电视观众，於是琼瑶式的电视连续剧又再红到萤光幕上。

胡金铨与新武侠片

　　六O年代卲氏公司开始制作新派的武侠片，其中的两位主要导演胡金铨与张彻后来都来台湾发展。胡金铨於一九六七年为联邦公司编导武侠片《龙门客栈》缔造了绝佳的票房纪录，从此武侠、功夫、武打类型的电影成为台湾电影的主流，直到八O年代才没落。胡金铨的电影发挥中国京剧的特色，结合弹簧床与吊钢丝的特技，运用蒙太奇电影手法，使得武打动作快速俐落，动静收放形成视觉韵律，加上摄影优美、意境不俗，服装、造型考究，创造出独特的个人风格。《侠女》(1970)一片更加上禅的意境，将胡金铨的声望推至顶峰。然而胡金铨之外，当时台湾绝大多数仿拍的武侠电影却缺少胡氏的才情，因而多半在暴力与奇情上上著墨，手法粗糙未见新意。银幕上一片血腥迫使教育部不得不以政策企图导正武侠片的内容，但效果有限。到七O年代初，武侠、功夫片产量仍是台湾电影的主干。

功夫片兴起

　　一九七一年美国将钓鱼台列屿并同琉球群岛交还日本，引起海内外华人示威抗议。国民政府开始面临一连串的外交挫折。同年十月台湾退出联合国，接著尼克森访问北京、日本承认北京政权、接著是石油危机。政治与经济局势的紧绷造成社会人心松动。国民党内的保守势力力求稳固政权，但革新保台的呼声却开始凝聚力量。蒋经国掌权后，开始呼应改革的要求，提拔省籍菁英进入政坛。但社会的逐步改革却未反映在台湾电影中。一九七一年香港嘉禾公司推出李小龙主演的功夫片《唐山大兄》(罗维导演)，在台大卖；次年的《精武门》 (罗维导演)更在世界各地掀起一股功夫热潮。《精武门》在台卖座自有其道理；片中的李小龙持双节棍将日本极西洋武术高手打得落花流水，使得现实生活备遭东西洋人挫折的台湾观众，在民族主义情绪渲染下，在电影中得到阿Q式的补偿。武侠片中的刀剑，自李小龙出现后便被拳脚功夫所取代；而武侠片自此就转化为功夫片、武打片继续在台湾流行。功夫片在台湾最流行时，影片又再浮滥跟拍，连武术指导、摄影师都下海担任导演。但台制功夫片水准大多不比港片，因此张彻在卲氏公司幕后支持下，於一九七四年率奇子弟兵姜大卫、狄龙等来台成立长弓公司，拍摄功夫武打片，成为当时台湾电影的要角。张氏功夫武打片的特色是血腥暴力、强调男性情谊，并刻意在视觉上突出个人的内心世界。张彻与李小龙的电影虽然促成台湾电影在七O年代打开了国际市场，但在电影美学上，台湾电影并未受其启发发展出自己的风格，只是一昧抄袭，最后终於没落。

爱国政宣电影

　　当功夫片开始流行时，龚弘恰好卸任，由蒋经国的亲信梅长龄(原任中制厂厂长)接任中影总经理。当时台日断交，梅长龄於是规划抗日电影《英烈千秋》(丁善玺导演，1974)，市场反应热烈，於是在七O年代中期之后开始了一段台湾电影的爱国政宣片时期。尤其当七五年蒋中正总统去世、南越与高棉相继赤化，七六年周恩来与毛泽东相继去世、四人帮垮台，七七年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中坜事件，七八年美台断交，七九年美丽岛事件；政治局势动荡中，官营电影制片厂更加强爱国政宣电影的制作。中影的《八百壮士》(丁善玺导演，1975)《笕桥英烈传》 (张曾泽导演，1975)《梅花》(刘家昌导演，1975)、《战地英豪》(刘艺导演，1975)、《望春风》 (徐进良导演，1977)《黄埔军魂》(刘家昌导演，1978)、《源》(陈耀圻导演，1979)，中制的《大摩天岭》 (李嘉导演，1971)、《女兵日记》(汪莹导演，1975)，都是此时期抗日或反独的爱国政宣片。而一九七九年的《汪洋中的一条船》(李行导演)更是台湾处於前途未卜的国际局势中自我勉励的写照事实上，台湾电影的制片龙头中影公司在一九七七年由明骥接任总经理后，除了继续拍摄政宣电影外，也拍摄文艺片如《一个女工的故事》(张蜀生导演，1978)，甚至武打片如《神捕》(何伟康导演，1978)。但是这些电影普遍票房不佳，使中影公司财务窘困。

学生电影类型

　　比较正经的台湾电影制作公司，开始采取低成本独立制片的策略。李行、宋存寿、屠忠训等导演拍了一些如《小城故事》、《早安台北》、《候鸟之爱》、《欢颜》等清新的小品。新导演林清介则由《一个问题学生》(1979)卖座后，开始以学生生活为题材，拍出一连串学生电影，如《学生之爱》(1981)、《同班同学》(1981)、 《男女合班》、《台北甜心》、《毕业班》；另一位导演徐进良则拍了《拒绝联考的小子》(1980)、《年轻人的心声》、《不妥协的一代》。学生电影俨然成为新电影出现以前的重要电影类型。而低成本独立制作也使得新导演有了拍片的机会。陈坤厚此时执导了《我踏浪而来》(1980)，侯孝贤则拍了《就是溜溜的她》(1981)、《风儿踢踏踩》(1982)，两人都正为下一阶段的台湾新电影储备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