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泰勒：现代认同－－在自我中寻找人的本性

第三节

在最后的行文中，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家庭生活和价值实现的现代观念的背后是什么内容，消费社会的本质究竟在何处。在某些方面，这是现代认同的最高形式，是与现代认同并行发展的认识主体的新感知。但是，它能否提升道德的约束力量，以此限制传统意义上无止境消费的享乐思想呢？

为了搞清楚这一点，我们必须来研究一下源自现代认同观念的道德良知之转变和道德志向的确定含义。正如我们了解到的本性特征那样，现代社会的认识主体必须在自我的本性中，也即在自身内部找到自己的全部生活意义。一个人不可能在他只是其中一部分的宇宙秩序中找到生活的终极目的。当然，在认同的现代转变的初始阶段，大家集中关注的是上帝，而不是人本身。因为反对传统宇宙学的冲击浪潮最初来自对上帝的认知态度。上帝统治一切的观念总是难以与起源于希腊的关于社会存在等级制度的观念相融合，后者认为宇宙的秩序似乎是独立于上帝的意志之外。中世纪的唯名论观点已经表达出对基督教思想的焦虑倾向。诸如布鲁诺等具有相当程度异教徒观点的思想家所倡导的关于宇宙的新思想，更加强烈地唤醒了这一觉悟。在很大程度上，清教徒之间特别是加尔文主义者这种对于万能上帝的怀疑意识，对社会产生了很大的思想压力。但同时，在天主教会中间，关于认识主体和现代科学概念也逐渐传播开来。在思想界，人们谈论着诸如梅森之类的僧侣，也议论着笛卡尔等等的思想家。
人们过去习惯于套着上帝的光环，用机械论的观点来看待宇宙。结果，人们变得内向起来。然而，我们的人生目的无须再到宇宙的秩序中去寻找，而是在上帝赋予我们的生活中去寻找；或者说，在我们自己的本性中去寻找。但是，假如不需要什么事先设想的话，按照机械论者关于宇宙的观点，上帝既然创造了我们，至少其一部分目的可以通过测验人的本性的方式为人们所认识。
所以，宗教改革的神学动机终止了人们对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探求欲望。作为一个自然人，现代社会的认识主体要在其自我中把握自己生活的目的。把以上两者巧妙地协调起来的成功人物是洛克，他是一个具有现代基督精神的思想家。他认为，我们是上帝精湛艺术才华的产物，所以必须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我们人类的天然思想倾向反映了上帝的“旨意”：通过劳动的方式得以生活是人类不可剥夺的天然权利。这一结论体现的就是现代社会主体所必需的自主权利。他不是庞大神学宇宙秩序中的一部分，而是自已认定生活的全部意义。也许人类的自我认定是上帝旨意的反映，但他是在召唤中去实践这一“旨意”。这样，与任何社会的秩序相联系，或者与假定的自然社会秩序相联系，人是生而自由的。假如人类采取了一种社会秩序来生活，那么，它必须是合法的。

这样，17世纪形成的关于国家本质的精辟思想就成为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国家并不是人类生存的最佳选择方式，相反，上帝赋予人类结成社团的自主权利。但是，社会环境是一种生活目的，就如人类在自我中发现并培育的全部目的一样。社会基于人们的一致认同才能产生。人的最基本功能在于探索上帝赋予人内心的生活目的即意义所在。在这一基本功能的作用下，人才能作为个体各行其事，以此为初始条件才能产生国家本质的理念。

自主行事构成道德生活的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辨别能力——即认同人的本性在内心召唤自己的能力，而无需任何想象和假设。同样，对于现代自然主义而言，神学方面还有先例。社会大众的生活受到了神的净化，这一观念通过宗教改革，在反对天主教观点的激烈争议中得到了强化（天主教观点认为，大众的一般价值实现，特别是家庭生活的价值实现在内，存在着特别神圣的生活方式）。这种观点被视为传统神圣观念的化身，也是宗教改革所反对的偶像崇拜。从根本上说，这种观念与人民大众的自主意识相左。其实，包括婚姻在内的普通生活是为上帝所赞许的——只要这种生活充满了谦卑、感激和崇敬的精神。生活在满足一般世俗需要的合法化社会中，我们必须明白这些需要是些什么内容：神安排在内心中并以此达到神的目的之需要，即人类繁衍和生息之需要。我反对偶像崇拜心理，包括给予这些需要以特殊意义的光环——如过去僧侣传统中的禁止性交之类的清规戒律，好象这些光环有神圣的权力并与神同在。宗教改革使大众生活得到了合法化并世俗化，脱却了原先的魔幻般神圣光环。我必须说明，这是通过内在于自我实现以达到现代认同的必经之路。而且，当代关于家庭亲情的观念，一定程度上起源于清教徒对婚姻的神圣崇敬之举。

着重探讨生活意义的重要性在于，这种实现个人需要的一般生活的概念，向人们描述了一种甚至是难以理解的观念——它不是情感冲动下的举动，相反，它需要的是我们的生活应具有必要的意义和远见。为此，我们必须与那些不良行为的人作斗争，以争取属于自己的自由。一旦从宗教神圣的光环和热衷于参与宗教事务的活动中发现神灵赐予我们的生活之需要和生命之欲望，我们就应该按照这样的方式过上普遍意义上的生活。这种净化了的生活是包括纪律和远见方面的一种精神生活。如果以这种方式融入世界，那么可以断言，人就达到了精神上的理想境界。

我想说明的是，按照自己本性实现个人价值的现代理念，大致起源于宗教意识，并与宗教意识十分接近。与人的本性的要求相一致的事物并非来自它自身，这是一种成就的表现，需要自我控制和对事物的鉴别力。因此，人生价值的实现展示了人杰出的本性——毕竟人是理性的动物。一个人必须能够领悟人的本性，也即摆脱了不经思考就依附于不良社会秩序的干扰和负面影响。我必须能够抛弃因为好色、虚伪和贪婪等引起的虚荣心和培根所不齿的“无聊的胡思乱想”。人类容易受累于秩序和等级制度等等虚荣的、看起来神圣但却等错误的观念，也容易迷念魔术般的欺诈花招甚至是迷信、江湖行骗等恶习。这些都需要勇气、意志和接受教育来鉴别出人之本性。

因此，真正令人感到满足的人类生活不是实现个人自身的冲动之愿望，而是锻炼自身的理性和提高自我理性的全部实践。如果我能够分辨并确信什么是人的高尚追求，什么是很有价值的事物，那么，这种依据人之本性的生活就达到了精神上的满足。它根源于人的本性，形成于人的本性之始，展示于现代社会的全部生活之中。作为一种美好生活的概念，现代认同就这样横空出世了。所以，人的当务之际是要确信，生活的全部目的完全源于自身的本性。

所以，这里展示出来的人性的优点就在于它具有认识和遵循人的本性的特征，而不是依靠人的暂时冲动来决定一切。关于生活中的人类的本性是什么，已经不是那种与动物吃饱喝足相提并论的欲望，而是依赖理性认识世界并按规律行事的能力。正是这种理智和自我控制的能力在起作用（而以前则是敬畏神的崇拜精神）：即对欲望的理性认同，理性基础上的价值实现，以及在完成这两者时的自我控制和调节。后者的理性就是我们所称之为的工具理性，在现代社会，对于许多的理论家来说，这是理性自身的同义词。

当我们考察现代启蒙自然主义的一些变种时，对于人性的优点即理性和自我控制而非欲望的实现的论证似乎很费力气。这是因为，自然主义者曾经对人类生活作过具体的描述，但没有对人性的优点作过任何概念性的阐述。比如，实用主义者声称，解决包括人生满足欲望在内的所有社会问题的唯一指标就是幸福生活。而我认为，这种相当僵化的观念必须随着人们对人生价值实现的描述变化而变化。过分强调人的优越性是不被普遍接受的。正如人们对理性所采取的注重实用主义态度那样，现实中已经十分普遍的是，人们将理性作为人类的精华加以崇敬、颂扬，并竭尽全力加以宣传和利用。作为一个有理性的人，他有能力冷静地分析、估价人生的幸福程度；而实现人生的价值则是那些沉迷于形而上学和崇尚迷信的信徒们所不可能做到的。理性对于实用主义者来说是德性的代名词，而事实上，这种判断在他们的哲学观念中从来没有把理性作为充分理解自我的方法和手段。

以上是依据人的本性对理性作出的一种阐述，另一种阐述则起源于18世纪。首先，我想对第一种阐述大致勾画出它关于自我控制的重要特征。自我控制和对周围环境的控制都是十分重要的，这使我们有能力实现自身的欲望。但是自我控制对于另一种形式的理性也很重要，事实求是地研究人的本性，而不是用宇宙秩序下的幻觉来研究它，就能够发现我们周围的事物都是潜在地为我们实现目的而准备的原材料。他们凭籍在理性秩序中的现有位置，不再是在自身内部展现其目的——他们与目的的关联只能构成我们的目的。新的现代自然主义向世人宣传着工具理性，导致它轻而易举地成为全部理性的代名词。同时，这也是为什么在人的本性问题上采取工具主义倾向比其结果更为重要的理由。工具理性自身是重要的，因为它从那些运用工具理性的强有力的作用中证明了人性的自主性和自由。正如培根那句著名的话所说，“摆脱迷信和骗术来观察人的本性，这一对人的本性的自我控制的结果比我们得到的正确结论更为重要。”引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对人的本性的工具主义的态度就是务实的除却幻想的态度。这种倾向性态度在产生善的过程中，赋予了人的本性内在的工具性价值。这里，我们又一次地产生怀疑——因为现代自然主义的自我表象禁止我们用这些语言来交谈，甚至包括提出问题。但是，如果一个人指出自然主义者的怪异特征，如关注他们对理性、科学态度的肯定态度和他们对于对手的才能评价、过分轻易地相信神话的哄骗等方面的反应，那么很显然，他们那刚愎自用式的满足表明，人只是宇宙中毫无意义、机械无情的一架机器而已。根子即在于满足物化之精神的意识。因此，通过实现自我价值的质朴生活和探索精神，密切联系现实世界并注重实效，一个人就可以成为生活的主人。

但是，一个人完成事物的能力体现即社会实效，不是仅仅看其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自身欲望，而且也要看其精神上的满足程度和对于现实世界的生活倾向正确与否——它是一种标志性的成果体现。奇怪的是，我们发现这是另一种早期宗教精神的延续。马克斯·韦伯主张，清教徒在世俗的成功中留下了民主选举的遗产。我认为确实如此——尽管我会循着这一与韦伯大不相同的思路。因为清教徒呼吁要为了上帝的荣耀而以务实的态度对待世界，这种理性努力的倾向具有更高的价值，而且是杰出的务实行为。一个人努力工作取得的成就是正确思想引导的必然成果。对那些敬神者而言，还有什么能够比得到上帝赐与奖赏更大的荣耀呢？这种社会繁荣与神祉之间的联系在美国立国之初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我认为，依据人之本性而形成的价值观念是一种世俗的转变，它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依然发挥着社会功效，一定程度上仍延续着宗教的理念与意识。因为，现代自然主义者十分重视这种务实精神世界的自身变化，比以往更注重人的幸福和人的自由。在这种世界观的引导下，人之本性的工具化倾向的确是存在的，在争取个人幸福和实现社会繁荣方面也卓有成效，是相当理性和理智的化身。所以，早期作为善的象征的宗教信仰水到渠成地引导着美国的世俗转变，衡量善的主要标志就是人生的成功。

我们现在能够理解对社会财富积蓄实施道德上的强化限制的历史背景了。下面有关人的本性，特别是依据这一本性基础上的关于生活的现代观念——至少在我所表述的第一情形下，结束了灾难性的卡里克利斯式弱肉强食的生活方式。现代人通过生产性的劳动积聚财富，而劳动是在纪律约束和自我控制——即面向世界的工具主义倾向的纪律约束的结果。在生产过程中，我们不仅满足了自己的需要，而且也实现了作为自觉的理性人的自身价值。这样，我们从精神上证明了自己，而不仅仅是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我们这里又一次用“精神”的概念，旨在明白地指出我们不仅把它事实上认同为我们生活的目的和欲望，而且也当作我们生活中内在的价值体现）。

按照柏拉图的观念，无止境地积累财富的生活是不道德的，因为这种生活代表着一种奴化的、刻意追求纯物质的价值取向，而根本无视我们所推崇的赋予道德和精神的价值取向。这仅仅是人的物欲的表现，比方说，美味的水果，它有价值是因为人们品尝时享受到了感官的愉快。然而，思考真善美是一种内在的价值追求，它独立于人们的感官享受之外。无止境积累财富的做法，乃是物欲横流的结果。长此以往，人就会丧失其贵为万物之精灵的内在本性，就会迷失人类生活的基本方向。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追求着善行，这是一种内在于人自身的美德。如果我们称之为精神文明，那么那种卡里克利斯式的生活就是不正当的。因为，他一味贪图物质享受，就会完全迷失精神文明的方向。而要避免这种不幸，就须摆脱物质享受对人的控制。

从人的本能出发形成的现代生活理念不会持续太久。建立在生产活动基础上的财富积累是对具有内在价值的人的精神上承受能力的磨练——这是对人的精神力量的检验和确认。它持续得越长，确认的可信度也就越大。不断地积聚财富表明了旷日持久、强制维持的工具主义倾向，这不是变态或者衰退的形式，而是一个人精神取向的表现。它远离了自身外在的东西，确认了我们自身的自觉主动性：我们的生活目的不是假想事物的秩序强加给我们的，而是我们自己在鉴别人的本能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趋向人的本能的工具主义态度是独立于其外的精神宣言。

在这种情形下，基于人的本能的理想生活标志着传统的道德观念发生了转变。通常情况下，那些为自然主义观点辩护的人士声称，现代道德观念的革命是对享乐主义思想的肯定，其核心的价值观是贪图享受、追逐名利——这些都是与过分强调清苦生活的柏拉图式的道德观念相左的。这些人专注于革命式的享受主义，构成了当代新左派的时尚之一。

但是，我们以实用主义的功利观点观察以上的情形，会发现这同样也是错误的。事实上，除了满足感官的欲望外，形而上学并没有涉及任何价值理念。它的内涵缺乏洞察水平，事实上它的运行更具强制的理念。所以我敢说，如果内在人于本身的体现其道德水准的价值观念没有起到作用，那么人类就不可能成为人类。理性的实用主义政策和关于普遍幸福的道德优越感，起源于理性自觉、利他主义等等不可言传的灵感。就我们所处的道德环境来说，实现自身欲望从来不能证明也同时充分有效地实现了人的价值理念。

结果，人们不再指责卡里克利斯式的生活理念：无止境地积累财富也并非没有道德，理性的聚财者并非是财富的奴隶，也没有象柏拉图笔下卡里克利斯式人物那样在经受着自己欲望的折磨。我们开始隐约发现，现代社会本身失去信念的可能也是存在的。在此之前，我们应该研究一下现代生活的第二种情形，它稍后基于人的本性兴起于18世纪。在某些方面，这种生活方式抵消了前一种生活方式的不良影响，成为现代社会批判的根源。

第二种现代生活模式表明，人之本性的觉醒才能导向崇高的生活目标——这正是人的内在价值的充分展示。就是说，人所独具的优点并非存在于人的自觉和理性之中——人们热衷于确认并去实现这些欲望，而这些欲望本身事实上仅仅是在追求有价值的事物而已；相反，人所独具的优点存在于高贵而神圣的情感之中——他们源自未受任何侵扰或被污染的人之本性中。人之本性并非是刻意造作出来，要求人们不去伤害同类，或者必须做到勤劳善良；相反，人之本性是一种纯粹的高贵的内在冲动式情感，促使着人们同情他人、勤劳善良、艰苦朴素、愉悦同类、崇尚和谐等等。

卢梭是极力推崇这种生活模式的代表人物。如果人的社会鉴别能力很大程度上不是生与俱来的话，那么人们就不应效仿第一种生活模式下的功利实用主义者的所作所为。功利实用主义者认为善良之辈的人性优点不是潜存于其物欲的观念之中——反过来他们看待邪恶之人也是如此，他们认为人性优点存在于理性和自我控制之中并以此确认和实现自身的欲望。但是对卢梭而言，人性优点恰恰存在于人的动机的本源之中。善良之辈受良心等纯洁的召唤而规范自己的行为——这一良心发现根源其自身；而邪恶之辈须受到强制的他律约束。一句话，善良之辈与邪恶之辈的行事动机是大相径庭、迥然不一的。

所以，要按照人之本性的理念生活，那么第一种生活模式意味着在理性和自我控制的要求下去实现人的本能要求——事实上他们不再是价值的体现。而对于第二种生活模式而言，是要按照人的本性的召唤——即人的内心存在的纯洁、高尚的本质要求来生活，并引导个人择善而行。由此而来，正如卢梭全面深刻描述的那样，情感因素注入人的心田，18世纪对宗教顶礼膜拜的情结与崇尚人之本性的新理念水乳交融在一起。

与第一种生活模式相比较，第二种生活模式在一些最重要的价值观念上实现了超越。前者过分注重工具主义倾向——在强化自我控制的过程中，以务实的眼光对待外部世界。务实、清醒的生活态度是全面深刻把握本能的前提条件。工具主义倾向对于个体的人来说十分重要，理智即是工具主义的理性体现。

但对第二种生活的模式而言，满足人之本性，包括确认自我的情感、摒弃错误的一时冲动（为非本性、他律的原因所引起的冲动），这就需要用直觉的办法及时加以协调。这种理性不是工具主义的理性，而是直截了当地揭示我们内在价值所在的另一种理性。用务实的观点来看待问题，事实上我们只能得到物化的东西，即那些满足我们物欲的东西。但第二种生活模式要求人们追求内在的善而不是其他任何别的东西。

第二种生活模式与第一种有着严重分歧。对人性的善恶之分视而不见、闻而不问的态度，对于注重工具主义的理性务实的生活倾向的人来说构成极大的压力，这是对人之本性缺乏鉴别力的无能表现。因为这种理念强调自我控制并看重提高实效——这是控制论的核心观点，意在蛮横地拒绝任何善意的倾听，飞奔的想象，和实现成功又能展示内在价值的尝试。

如果人类的生活目的发生了堕落，就是它说不再响应依据人之本性的召唤；那么，有效使用工具主义理性以促成实现这一堕落目的就不可能揭示人之本性。相反，这种行径会诱使人们在非正常的条件下把现实生活搅成一团糟。

这样，卢梭主义式的基于人之本性基础上的第二种现代生活模式，又一次地激活了另一种古代时期就存在的对无节制扩张和无止境积累财富这一生活方式的批判理念。然而，人们再次误解了这一批判理念，无视其最主要的闪光思想，视之为奴化倾向并不屑以顾。卢梭采取柏拉图式批判形式并运用其富有创造力的观点，对复兴时期的实用功利主义思潮发起了猛烈的批判。对他而言，善的生活必须崇尚节俭、克制物欲——而无止境的外部扩张则是受制于人的外在表现，是人性的堕落，是良知的沉沦。

基于第二种生活方式基础、依照人之本性建立起来的现代生活原则，倡导批判无止境积累财富的陈腐观念，这比先前的批判理念产生了更大更深远的影响。持批判精神的先辈对那种热衷于不加节制积累财富的物欲观念给予了持久严历的批判，但没有触及人生的精神文明。而第一种生活模式已经隐约地蕴含此意，现代批判者已经从精神意念的高度承接此一理念并展开了观念上的批判。克制功利行为的禁欲观念被人们看作是与人之本性相脱节的，因为欲望不是一种罪恶而只是一种盲目的欲求，不加节制的欲望才是最大的恶魔。这种观念上的批判精神在后来的实践中而非卢梭时期才得到了全面发展。

虽然这种批判精神复兴了柏拉图式的传统，但支撑第二种生活模式的现代理论仍不断发展、引领风骚。善良之辈须融入的高尚思想源泉不是宇宙秩序之类的观念，而是内在于自身的人性觉醒。人们视同美德与自由为完整的一体，其中蕴含着人的全部真实的生活目的。卢梭的道德理论概括了自由理论的核心内涵，这种理论起源于现代认同——也只有在现代认同的理论确立之时才能出现。而且，我们应该承认，这种理论只能在第一种生活模式之后得以形成，因为一旦我们反对把宇宙秩序作为价值的源泉，就会在丰富发展人的本性的现代概念中不可避免地找到另外一种价值的源泉。也就是说，人的本性自身坚定强劲，构成了善的源泉。即使并非所有人从理论层次同意（的确，也有一些人坚决地持反对意见），它也会不可阻挡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所以，尽管第一种生活模式与第二种在激活现代社会的判断力和情感思维方面存在着很大区别，但两者之间还是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正如我们已经能够马上描述并更深入分析的那样，第一种生活模式对现代消费社会提供了重要的判断理由。相比之下，第二种生活模式则有力地阐发了我所称之为的柏拉图浪漫主义式的批判思想。这就是正如我在前文中所提到的，很多人对生产无限增长的社会究竟向何处发展等等问题在理论上感到矛盾、困惑甚至论战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这场理论上的冲突即是现代认同的内心写照。如果我们注意观察第二种生活模式的发展规迹，这一点或许会变得更为明显。它有几个发展阶段，一开始，随着卢梭的出现，人们发现了人之本性的召唤——主要是对良心和善良的思考，相对而言较为单纯，而且也没有什么特别创新的东西。后来，随着浪漫主义思潮的兴起——确切地说更早一点时候，一种叫着“表现主义”思潮出现的时候，就进入一个新阶段。我们得知，每一个人内在地拥有一种本性，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它外在的表现。通过交往和对话，人们对此越加了解，对所涉及到个人而言，这一人性的发现就弥足珍贵。现在，我们不仅要摆脱其他自成一体但谬误百出的情感，而且须能发现内在的自我并准确无误地表述“我们究竟是谁”。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我们由此进入如下阶段：只有揭示出内在的自我本质，才能有效地实现自我价值。从第二种生活模式出现开始，揭示自我和实现自我的理念，以及自我表现并达到自我认识的需要，在我们的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所有这些已经成为文明社会的组成部分，这与过分强调财富增长的社会现实在很多方面不相适应。第二种生活模式的富有情感意义的浪漫主义演变深深地扎根于我们所热爱的家庭生活中，并由此形成18世纪中期以后才初步产生的以感情为基础的婚姻模式。正如斯通指出的那样，在这种理念支配下，伴侣式的婚姻关系建立在感情的基础之上并汇入爱的河流。虽然浪漫主义激情曾被人诋毁为诸如贪婪等欲望的危险之物，但随着自我实现模式的不断发展，诸如此类的奇谈怪论已经烟消云散。因爱生情意味着强有力的情与爱的撞击、融合，这就不仅仅是浪漫主义了。当然，如果在18世纪，这些行为不是被公开地指责为好色的话，就是理所当然地被禁欲的卫道士们所诅咒。的确，现代社会中人们实现人生价值的强烈愿望甚至有损于婚姻的稳定性——我们好象习惯于情愿为此作出牺牲。

当这种氛围产生时，浪漫主义的表现欲就融入了人们对于现代社会幸福生活的理解中。某种程度上，这些渴望的情感与第一种生活模式的当代表现形式结合了起来。衡量工具主义理性和功效的表现主义欲望有助于证明，我们始终非常有成效。比如，在消费社会中，理性化的产品帮助了家庭成员尽可能多地实现自己的物质欲望。总而言之，以上提到的依据人之本性形成起来的两种生活模式构成了我们社会的当代文明。

当然，正如我们所了解的，这两种生活模式也存在其他不利情形，这一点在对待我们自然环境的态度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第一种生活模式倾向于采取纯粹工具主义的态度。这一理念下的传统做法是，全部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生活资源在提供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方面有着非常多的教训。用这种眼光审视自然、思考自然，就会使人们破除错误的观点并事实求是地认识、对待自然。所以，即使是第一种生活模式，其观点也认为，不能把我们的自然环境当成人们可以不加珍惜地随意支取的仓库。

但在第二种生活模式的具有表现欲望的浪漫主义那里，这种观念发生了转变并得到强化。他们认为，当我们与整个自然协调一致的时候，我们只是看到了我们天然的自身——人类必须与自然保持交流对话。但是，那种开发式的对待自然的态度不承认这一点，并认为是没有根据的。结果，那种“统治”自然的倾向扭曲了人类的生活，压抑了人之本性，并剥夺、压制了人类的权利。
依据人之本性行事，在此基础上，人们自然而然地形成关于幸福生活的理念，因为它与现代认同的观念密切相关。随着家庭生活的变化，这一点无不表现在两种生活模式之中。在文明世界里，两种模式都起着作用，并深深地交织在人们对待世界的理念中。同时，其间的冲突也是人们认知社会的观念中最有深远意义的前提。在这些冲突中，我们经常感到被以上两种模式的生活观念互相撕扯着，好象两者都有相近的地方。我们就要分析，这些不同观念的冲突在多大程度上内在地反映了现代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