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思想

泰勒:现代认同--在自我中寻找人的本性

作者简介: 查尔斯·泰勒 Charles Taylor
加拿大著名哲学、政治学家,加拿大蒙特利尔州麦基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 )荣誉教授。泰勒教授在黑格尔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哲学、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方面成就卓著。在最近一二十年北美政治哲学界的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中,他是社群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近年来,泰勒教授除了在国内语境中主张社群主义和“承认的政治”之外,还致力于在全球语境中阐发“多重现代性”的观念,主张在各民族现代化过程中利用和开发本土的文化资源。奠定他在西方思想界重要地位的是1989年出版的《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从自我或主体概念的发展的角度对现代性做出独特的“解读”,主张重建现代性道德。此后,他就与哈贝马斯、麦金太尔、瓦尔泽等人一道,成为最重要的反思现代性的思想家之一。
本文译自泰勒的论文《合法化危机》(Legitimation crisis ?),该文的主要部分曾以《增长、合法性和现代认同》为题,于1981年7月发表在《实践》(第111-125页)上;后此文收录入泰勒的哲学、政治学论文集Philosophy and Human Sciences & Philosophical Papers 2 中,此论文集由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本文译自该论文集的1995年印刷版的第248-288页。本文作者从合法化危机的概念入手,分析了现代社会合法化危机产生的原因、特征,特别是分析家庭美好生活模式、消费社会和现代社会的人的私人性等自然主义观念的因素对构成合法化危机的影响和作用。作者把制度经济学派的外部性成本的观点引入文章,认为即使政府用鼓励消费等物化的方式维持其合法性,但由于合理性危机的产生——政府政策与传统的理性相抵触,最终外部性成本的负担通过政府加大税收等方式,重新转嫁到了公众即广大纳税人的身上,从而最终还是产生了合法性危机。作者提出了需要道德重建、有效的政府管理、确立理性的社会秩序等方式,即用理性化的方式,来解决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合法化危机。当然,根据韦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现代性三种模式之一的观点,查尔斯•泰勒提出,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同样存在着合法化危机。他同哈贝马斯一样,在对晚期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进行分析的同时,也注意到了现实社会主义的合法性问题(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伦敦,1975)。这一点,或许会激发转型期中国的广大读者在更深层次意义上的理性反思。
第二节

要洗刷消费者社会长久以来因为无止境索取而沾上的难听声名,我们应该了解一下消费者社会内在的道德观念。舒马赫的道德批判是文明社会经久不衰的道义传统。在文明前时代,似乎有证据表明,无止境地索取以积累个人财富的做法,至少在道义上是不可取的。也许有人问,为什么实际情形却并非如此呢?我们是如何从柏拉图式的情绪中分化出来的呢?今天,以这种追究责任的方式解决问题似乎是不合情理的,但是,从更广泛的视野看问题,现代社会在道德观念上更加远离了人们过去长期奉行的道德规范。

消费社会中人们的价值观是什么?了解这些有助于我们找到问题的答案。在过去大约60年里,资本主义社会中培育发展了这样一种现代社会:社会大众得到了耐用的消费品和充分的私人空间,在劳动和生活中都装备了必要的机械设备,拥有各类媒介尽可能地与外界沟通和社交。尽管西方社会中仍还有为数不多的人被排除在这种社会生活方式以外,但是其成就还是前所未有的。社会大众生活舒适——而在过去,这只能是一小部分人所享受的生活,或者是大众为少数人提供的服务罢了。

这种生活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比前人的生活方式更富于个性化,这一点已为大多数公民所了解。一家人能够自由自在的生活:驾驶私家车到大商场采购大型、庞杂的生活必需品,在家中完成自己的工作,运用电子化媒体和网络与其他社会领域甚至世界各地保持联系和沟通。相对于自己的邻居和周围环境,现代社会中的家庭成员比绝大多数的前辈城市居民——更不用说住在农村的村民了,都更能够感到独立自由、自我满足。换言之,现代社会的家庭借助于现代化的交往手段随时可以与外面变化的世界保持广泛的联系,与过去不同的是,这种开放式联系避开了直接交往的大众性,更加注重间接交往的私人性。作为对先前依赖社会生存的生活方式的背叛,这种独立自由、自我满足的现代生活方式一直为人所批判,但是批判者却很少把人们乐于享受独立自足的秉性与西方文明演化出来的社会认同联系起来分析。

历史学家已经揭示了现代社会中这种新式家庭生活的特殊发展路径。[5]从起源于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初期的盎格鲁·萨克逊语系国家中富裕阶层,我们可以看出基于情感产生的夫妇之间诚实伙伴关系和上辈对于晚辈热心呵护的舔犊之情等等家庭婚姻观念。人们普遍把和谐的婚姻和家庭生活构成人类幸福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基于爱情、关怀和忠诚之上的骨肉情感深深地扎根心中并引以为荣。因而,经历这些情感生活,也即充满爱的生活就成为幸福人生的重要内容。自然的,斯勃克博士所谓的精神至上的时代形成开始了:童年时代在人的生命圈中自成一体,满怀激情地养育孩子成为有教养的社会非常重视的一项任务。

新式的现代生活集中体现在原子家庭中,并随着家庭中私人空间的确立而发展。这一点可以从家庭中新式的空间布置得到精确的体现。譬如,建立门廊允许佣人们走动,而不会扰乱家庭的宁静气氛;布置独立的餐厅,以体现成员的个性等等。这也意味着现代人摆脱了过去诸如宫庭王室和乡绅社会活动对普通民众的控制和监视。现代人也许难以相信,18世纪之前的乡村生活还在设法控制村民的私人家庭生活;在这种缺乏私人性的年代中,惧内的丈夫经常会被迫忍受公众的奚落,就更不要说如何应对私通之类的丑闻了。明显地,亲情和私人生活(人文与社会:删除性字,避免歧义;下同)就这样不可分离。在过去,基于亲情之上的私人家庭生活一般通过姻亲方式,即在传统社会中公开的大庭广众之下以外的亲情环境中形成,而非在那个时代中居于支配地位的王室权力或者金钱财产的产物。

这种起源于英美国家富裕阶层的变化,在19世纪和20世纪得以发展,现在传播到世界各地,并渗透到西方世界的其他社会阶层。我一直叙述的消费社会取得的成果,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也的确是构成充分的私人性条件的普及化现象——这种充分的私人性几乎让每一个人尽可能地享受生活而无须负出任何代价。所以,那些没有获得这些充分的私人性条件的少数群体,发现自己被极大剥夺了应享有的权力。比如,住在木棚中的美国黑人就似乎非常渴望过上西方文明社会中的原子家庭的私人生活,而一些社会批评家却因为他们的行为理念与现代社会规范格格不入,反而涂上理想化的现代家庭模式的色彩。[6]

因此,衡量消费社会中人的价值,在于看其手中握有的支配权利的大小,这是个人价值实现的模式——几个世纪以来,这种模式一直被视为文明社会的中心内容。那么,这一理念的深层含义是什么?它与提高限制无止境的消费行为又有什么联系?

我认为,我们能够在我所称之为的“现代认同”这一概念中找到答案。17世纪以来,这一关于人类主体的新概念就不断浸润着人类的思想和感知,并引导人们对人的本性作出全新的理解。虽然,现在新的认同会在新的自然科学领域、个人利益至上主义的成长过程和过分感情用事等等很多事情中表现出来,但我们仍通过研究诸如宇宙哲学等极具科学的领域,不用费力就能够始终深刻把握真理之类信条发生嬗变的深层含义。

17世纪之前,居统治地位的宇宙哲学认为宇宙存在着天意安排的秩序,我理解中的“天意”秩序,指的是一种只能用语义符号学方面的理论来解释和理解的,即已安排好了的保持自我理性状态的宇宙秩序。当代著名思想史家拉夫乔伊(Lovejoy)提出丰饶原则(principle of plenitude),即在宇宙的秩序中,“所有的可能性”都能够化为现实,这一原则构成了前现代宇宙哲学的共同财富。这种原则表示,“所有的可能性”需要用封闭式秩序的背景概念来理解,即万物各司其责,自我运行,而且别无选择。当然,体系没有向全部的每一种可能性提供明白无误的理性答案,但它能够提供一种确定的全部可能性。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它保持着清醒:万物进入各自的位置序列,恰如其分,分毫不差。
前现代文明之宇宙观认为,宇宙是一种潜在理性体系的物化体现,人们可以说,他们把不同类型、不同水平的存在视作这种体系的外在表现。比如,按照柏拉图式的构想,我们把周围的存在看作是人的观念的具体体现,这些观念本身不是无序的集合,而是构成万物各司其责,各就其位的必要秩序。或者,我们可以引用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概念——“符合一致”来描述它。国王在王国中,正如狮子在兽类、雄鹰在鸟类中享有统治权利。实际上,这种并行论让人感兴趣的并不是其类似性,它不是随意存在的,而是一种刻意的必需安排。万物之间的运行“狭缝”必须安排性地愈合完整,以便他们构成保持自我理智的秩序,从而从本质上实现自身价值。

那种具有类的、生态学秩序的现代概念,可以与一些也展示着类的联系的生态龛相比较。这些现代概念也趋于充实类的生态龛位置。目前,这种体系是一种互相依赖的、自我运行的整体。它的完整性就体现在它的自我运行的特点。按照它运行的原则,我们可以说它正在失去什么,或者说什么东西在生态龛中有具体的位置,等等。一旦它成立,它就会在一定的范畴内满足自身的条件。如果生态龛中的某一个占据体消失了,别的什么东西就会来填补它的位置。实际上,这是因为体系的其他部分的运行作用的结果。通过对照,我们看出,整个体系天然地拥有自己的运行特征——这是它在长期的演化中形成的。这里,如果人们要使用这一概念的话,还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智能化行为”。当事物凝聚成一个互相依赖、自我运行的体系时,他们就具有了自主的智能行为。通过对比,前现代文明的宇宙观的确对整个宇宙体系的运行做出过解释,万物的运行体系先于体系的经验性的实体存在。这一体系就象观念下的秩序,或者如存在着的原型或者现存的模式那样保持理性和智能。

现在,这两种看法在深层次上体现着对自然的不同的看法。旧的看法认为,事物的本性是用例证加以说明的。每一种说明相对于整个宇宙秩序是明白易懂的。现代的看法则更倾向于证明事物的本性,它不再被看作是事物如此这般作用的独立存在,因为人的本性就根植于其中。

同时,思想的发展轨迹也有很大的变化。传统世界观认为,万物都有理性;但反对存在有所谓天意安排之秩序的现代人世界观,倾向于依照事物内在的必然性来理解发生的一切。所以,有什么样的观念,就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

这两种变化对于我们作为理性的人,去发现人的自我本性,并以此形成自我的观念是有作用的。我理解中的理性和我要说明的思维过程都存在于一种新的理念中。在后笛卡儿主义时代,我们渴望从万事万物的抽象中认识我们自己。在20世纪中,我们不再拥有笛卡儿主义者那样的信仰,愿把内心深处的灵魂和思想向外界敞开并作深刻的反省。我们现在更倾向于自我理解,清楚地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欲望、反感、厌恶、希望和报负,等等。理解自己就是要搞清楚自己内心在想什么。

对我们来说,这似乎是正常和不可避免的,以至我们难以想象有什么改变。但是,我们还是来想象一下吧。要是我能够把自己视为较大的社会秩序中的一部分该多不容易。的确,如果作为一个有理智的人已经清楚明白到这种较大的社会秩序,那么我就能真正意识到我自己并理解我自己。当我在这种背景下意识到我自己,并融入到全部秩序中时,我必须在理解我自己之前就能够确认自我的存在。如果要是剥夺了自我,以自己的方式自然地来认识自己,人们就会感到有些慌乱、迷惑,头脑里出现一片空白、茫然。

两种不同的自我理解方式各自有其不同的观念,现在我们就把这些观念综合起来分析。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我是一个自然人,我被一系列内在的动力、目标、欲望和报负等欲望刻划出自我的特征。我知道,我到底是什么的谜底正在被揭开。如果我执着探求我的认同,认真地询问我是谁,那么,就只能在这里寻找答案。现代认同的起点就是内在自我的起点。

我想说明的是,对于前现代社会而言,我是较大的社会秩序的一个因子。对于自己而言,作为一个外部的即时的客观存在,我应该只是一个影子,一个空壳而已。我所在其中的秩序是一个外在的起点,并对回答我是谁之类的问题至关重要。如果离开这一起点,我就无法令人信服地来回答这一问题。如果我在这里遇到了问题,我就会陷入一种不存在的失落之中——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死亡。

我这里使用的“认同”概念,某种程度上的确可以这样理解:我的认同的定义就是确认为了充分地发挥我作为一个人的作用而必须如何交往的含义,特别是判断、区别和确认在一般意义上和对于我个人来说,哪些是值得做的和有重要意义的事情。说一事物是自我认同的一部分,就是说没有它我可能不能辨别人类的特征是什么,我将不知道我处在什么位置,并失去鉴赏美丑、区分贵贱、把握成功与失败尺度等等的能力。我的认同能力有助于培养出现代认同的起点,其中判别事物的区别对于我而言意义重大。

当然,这些现代认同的起点从来没有充分地得到大家界定,人们只是不断的试图说明和解释它。但在哪里能够找到它,我们有着一致的感觉。我认为,对于现代人而言,认同的起点就在人的自身中——而在前现代社会中,却认为在人的自身之外。我所称之为的现代认同,就是指认同的现代理解方式,总而言之,就是指人们在自我这里来寻找答案。如果你不反对的话,这就是指自我理解的一般路径。

当然,这是两种相当抽象的观念的思维模式,他们提供了整个家庭成员彼此之间自我理解的大概景象。但是,我认为这些观念变动,即家庭成员中的某个的观念到另一个人不同观念的不断转变,在过去几个世纪的历史中,特别是17世纪中的历史中是时有发生的。正是这些人的自我经验中的群体性观念转变,才在我在前文中倡导的宇宙哲学革命性变动中得到了反映、部分说明甚至是有力推动。

这种认同的变动发展包括了自我理解和自我体验方面的基本类型的变化。比如,它促使我们形成了如何过上一种正确的或者说成功的人生方面的理解态度。从人性的角度来说,现代人的成功的人生指的是一个人实现了体现着其本性的那些重要人生意义、人生目标和人生欲望。“价值实现”是我们在交谈中经常提到的很平常的字眼,但在没有形成现代认同的岁月里,人生的意义就是指一个人取得了极其辉煌的伟大成就,成功地获得显赫地位。

这决没有体现出无我的观念,而是对曲解了的现代自我观点。体验人性的满足欲甚至极端利己主义的自私感觉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一方面,这可以视作内在自我实现的欲望;另一方面,它源于要在万物的秩序中确立自我位置的理念。在这种秩序中牢固地充分地占据一个位置,以图过上殷实的生活,其基础就在于确立和认同这种秩序。所以,一个人也许会认为,根据自身的社会地位过上体面的社会生活,才能说取得了人生的成功;如果没有达到这样的目标,就意味着坠入了社会的底层。对于一个现代人而言,对每天平静而愉悦的生活之向往是一种饥渴之人对于食物,贫病之辈对于温馨生活的那样一种渴望。
很明显,与前一种人生满足感相比,后一种人的人生目标也同样是自私自利、冷酷无情的。因此,前现代社会中大多数人的生活模式中极为重要的组织部分仍旧是血缘性的多姆斯式传统,不管身为贵族还是普通农民都莫不如此。他们竭力维持血缘家族的繁衍生息、香火日盛,保护家族财产不受侵犯,固守家族领地免遭侵占。当时,人们只对自己血统出身给予认同,并以广泛的形式加以维护,施加强有力的影响,以期实现人生的目标。如果一个人有效地实现了这些目标,并成为大家效仿的楷模,那么人们认为其人生是成功并有价值的。为此,一个人为着这个人生目标必须全力以赴地、不计小节、自私自利地搞个人奋斗。这一点在贵族生活中表现得特别突出:为了争夺土地、追名逐利、独揽社会资源,他们你争我斗、互相倾轧。

我们现在仍没有摆脱这种生活模式,或者这也许源自人内在的终身欲望。我们由此可以理解,譬如说,成为一个模范式父亲或者成功的将军,诸如此类的满足感。我们现在认识到了这种时尚模式的基本情况,但是,对于现代社会而言,人们得到忠告要重新解释这种人生的满足感。我很高兴能够成为这样一位模范式的父亲,因为这是我的志向所在。这就是我的“生活意义”,或者我也许甚至把当作天下所有人的人生目标。

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多种多样、不一而同,但又在不断地否定、超越旧有的生活方式。这一点从当代妇女的解放运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妇女解放包括对先前把妇女定位于家庭主妇这一角色的反叛行为。家庭主妇就是忙碌于家中、满足于家庭温馨的角色。在自我意识理念的名义下,这种生活方式受到了人们的批判。新的理念要求每一个妇女以自已的身份做自己的事情,展示自己的才能,而不是仅仅创造别人也一样能做的外部环境。现在,在反叛这种旧有生活方式的过程中,妇女解放运动拓展了现代性的潮流。但是这种潮流自身只是温情十足的核心家庭在早期现代性理念的影响下,对前现代家庭模式的一点反映。

我们可以说,我们不断地创造着不同的生活方式,达到自我实现并成为世人效仿的楷模;但向现代认同的转变意味着我们不能把这些生活方式视为永恒。而对于早期的认同来说,它除了终极永恒就别无选择。

现在,成为人们效仿的被美化了的生活意义已经紧紧地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这种生活模式已经不只是与我本人有关,而是涉及到全体大众。结果,社会以此模式运转,全体大众以此模式生存共处。在普遍秩序中,社会中的人与大家互相联系、不可分离。同时,意识到这种模式包括着确认它,即包括共同的大众的确认。如果我们的社会树立了一种普遍的社会秩序为榜样,那么,它就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共同的遵守。

所以,只有能够确认自己的所作所为,才能够意识到自己在社会生活方式中的位置——它处于社会的公共领域里。作为社会里的同一标识,遵守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所赋予的规则已经成为社会责任,而由不得个人随意取舍。因为每一个人都在无形中维护着人人赖以生存其中的社会秩序,并把它视为社会的公共秩序。所以,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前现代社会对大众的社会控制令人难以置信,私人性个人生活的缺乏程度也令人惊讶。不管是谁,也无论婚否,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都被无所不及、无处不在的家族势力如此严密有序地主宰着。乡村社会对其每一个成员的生活实施着超乎寻常的监控,诸如在公共场合以公共群体的形式对私人起哄闹事、宣嚣呐喊、冷嘲热讽等等的事件,都反映出这种监控程度。正如上面所提到的法国过去的乡村习俗,如果丈夫打了妻子,或者做了妻子应该做的事情,或者被告妻子通奸等等,那么,他就会受到人们非难——原因大概在于他居然忍受了正常家长制秩序下的反常事物。以上所列种种事件已超出丈夫和妻子两人私事的范围,因为遵守公众秩序成为制约每个成员的乡规习俗。同时更具意义的是,在公众冷嘲热讽中迫使人丢脸做不起人,这种经历让人恐惧万分、难以忍受、饱受屈辱。在公共场合让人受辱,其作用十分突出,因为无论受辱事件发生与否,都已成为大家关注的公共事情。每个人的生活都展现在大家面前,因此受辱或者逃避等行为在公众中影响很大。任何人都没有物质的或者精神的空间来容纳自己独立的个人生活世界,也不可能找到姻亲基础上的舆论支持。

随着现代认同观念的兴起,这种紧张的社会公众生活不再时兴。人们抛弃了旧有的集体控制性生活方式,而以原子家庭生活方式获得私人性。因为现代认同的认识主体正在寻求价值实现。总而言之,他将在自身中找到自我。这需要独立的私人性,当然,并不是要求个人独处,而是要求在广泛的共同志趣中形成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正是通过共同的志趣,我们才能在很大程度上找到自我。而且,这种生活不能受制于全体社会频繁不断的审查和裁判,也不能依赖于某个固有模式的结构来运行,更不能受到人为的妨碍和压制。现代人必须处于自觉自为的自主程度才能找到自我,而这种自主程度归根到底需要独立的私人性。

这样,现代认同的增长同时就在削弱社区操纵、集体生活和宗族议式的控制等等传统社会中最为典型的势力。按照新的观念审视这些前现代社会的人们,他们无疑被剥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私人性,和人在社会秩序中必不可少的地位。更多的是,现代社会的主体迟早会认识到,他们那千篇一律的生活节奏令人乏味而烦恼。在这样的社区和宗族生活中,整个社会群体按照行动原则循规蹈矩、协调一致:劳作、收获和休息;斋戒、禁忌和喜庆;哀伤和祝福,等等。

但是,随着现代认同观念的发展,和每个人在寻找自我的努力,这使得传统的循规蹈矩、协调一致难以维持下去。相反,对于自我形成的生活节奏,和自我竭力确立的个人情感和志向来说,维持传统的循规蹈矩、协调一致的努力已经变成了外在的威胁。这一方面,旨在发现自我的现代文学充满了关于青少年的描述。他们抛弃了繁文缛节般的宗教式的社会程序,同时又克服内心世界的分裂状态,从而找到了自我。这样,宗教仪式般的传统社会开始在人们心目中失去了眩目光环,反使人厌烦唾弃。延绵生息的传统家庭礼教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令人不安的是,这场现代认同的社会转变是否还将进一发展,最终象瓦解长期存在的前现代社会那样,会摧毁稳定的原子家庭。

从负面的影响来看,现代认同消融了前现代社会;从积极的方面来说,现代认同实现了人的自我本性的目标。但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一下,为什么现代认同采取了这种情感式的实现方式,特别是在家庭中使人的情感得到了实现。感情成为重要因素,因为人的欲望和志向必须在感情中变得清晰明确。现代认同并不关乎能否与宇宙哲学的秩序相匹配,而在乎能否回应我内心的需要和欲望。能否实现这些最终关乎我个人的情感生活,这是构成幸福生活的关键因素——幸福生活就是根据情感上的满足程度来确定的。

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现代认同与家庭生活的现代观念之间有着一定的背景联系,看到原子家庭从庞杂的社会中退却,看到家庭成员对情感和亲情的关注和交往。自我的现代观念既指趋向于独立的私人性,又指高度关注人的本性中对欲望和志向的价值实现程度。一个人一旦用这种观念看待世界,那么家庭生活就不可避免地处于生活中的中心位置。因为,对于人性而言,看到每个人内心追求的人生目标和欲望得到实现,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呢?所以,要明确我们内心的人生目标,在情感上感受到它们,在生活中实现它们,就成为幸福生活的核心内容。这种生活需要独立的私人性,即个人生活不再被外在的庞杂组织和生活方式支配驱使,每个人都能在自身中就找到了人的本性。

在现代消费社会中,每个人可以在完全意义上的家庭生活中拥有充分的独立的私人性,这可以看作是现代观念的最后成果。无论是丈夫和妻子、伴侣和情人,还是父亲和母亲,这都是他们自我实现的核心内容。家庭是下一代抚养长大的场所,他们反过来会意识到并追求自己的价值实现方式,包括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上结婚生子、繁衍后代,等等。最为理想的是,当代社会的家庭不仅要拥有条件享受不受妨碍的、自发真实的现实生活,还要具备各种措施保证孩子们能够在长大成人中认识“自我”。
请您支持独立网站发展,转载请注明文章链接:
  • 文章地址: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c12/558
  • 引用通告: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trackback.php/558
页面: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甘阳、刘小枫:重新阅读西方--《西学源流》丛书总序 苏国勋:完整的马克思韦伯
相关文章
郑戈:世俗时代的诸神对话——评查尔斯·泰勒的《一个世俗时代》
API: 工具箱 焦点 短消息 Email PDF 书签
请您支持独立网站发展,转载本站文章请提供原文链接,非常感谢。 © http://wen.org.cn
网友个人意见,不代表本站立场。对于发言内容,由发表者自负责任。



技术支持: MIINNO 京ICP备20003809号-1 | © 06-12 人文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