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黄平：性别研究的几个“陷阱”

但这个妇女运动呢，也有一个所谓“陷阱”，就是这里面其实有两场妇女运动，一个就是白人妇女怎么样争取到和白人男性一样的社会政治权利的运动，这个运动没有那么急风暴雨，它通过改良一步一步地扩大，逐渐由一个个国家走向整个欧洲和美国，它确实和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甚至包括医疗健康条件的改善有关。女性参与政治的限制，除了男性的偏见和古希腊以来男权的话语影响之外，它确实也和当时的卫生健康条件、保健营养条件（孕产妇和婴幼儿的死亡率的下降）等等有关系。以前包括贵族在内的大多数女性都不工作，连职业也没有，参政就更别提了，那么随着这个经济社会文化健康教育条件的改善，参政就有了可能。所以西方的妇女运动更多的是一个改良运动，它有点水到渠成的味道。1930年代到1950年代，女性就慢慢走出家庭，进入社会，有了自己应有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当然还有一个负面的原因，但是也在客观上提高了女性的地位，就是1929年到1933年的大萧条，这使得原来的一个男人工作就能养活家庭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一个男人工作他养活不了整个家庭，就迫使很多女性，包括白人女性也去工作，有些带着孩子甚至背着孩子去上班，那么客观上你参加工作了，其实你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就有所改善。 所以我说1960年代的妇女运动是第一场妇女解放过程，西方社会内部的白人妇女一步一步获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地位。还有另外一场妇女运动，是与第三世界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反帝反殖运动相联系的，这其中有些是急风暴雨式的，有些是以革命的形式，比如说中国的革命，还有很多非洲、亚洲国家是通过反贫困的方式。开始时是大量妇女死亡，由于疾病的原因，由于暴力的原因，或者什么别的原因。到了196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而兴起。（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权运动最极端的例子就是马丁·路德·金，以他为代表或象征的美国黑人改变了一百多年来被奴役、被歧视、被忽略的地位，之前黑人没有地位到了上街坐公共汽车你都不能和白人在一个汽车，后来所谓改良就是开始车里分前后，黑人从后边上坐后边去。）亚非拉的这个妇女解放比较而言是更加急风暴雨般的追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是第三世界开展的反帝反殖运动的一部分，所以它是第二场妇女解放运动，或者说是和白人的那个妇女解放不完全一样又前后相随、彼此影响的一个过程。它不只是说时间上和地域上，而是性质上，它和阶级的解放，和民族的解放一样，也是一个解放的过程。而且这个解放确实像我们中国走的道路是比较快和比较激烈的，我们有女红军，红色娘子军，她们真是到了战争的第一线。在印度，包括在非洲很多地方，它也是通过那种大规模的社会运动、群众运动、反抗运动来逐渐改善妇女地位，虽然直到现在第三世界或者发展中国家妇女解放运动还远远没有完成，虽然现在社会运动变得好像不如当年那么风起云涌。 而1960年代其实还有一个运动，基本上没有形成一个新的视角，就是越战导致的反战运动。这个反战运动，更多的是和学生运动联系在一块，是从校园里和年轻的学生开始的，主要是在美国，当然在欧洲也很激烈。那时候美国还要义务征兵，读完大学不是去就业，而是去越南打仗，所以一开始还不是说应该不应该打越南，是不是正义，而是不想去打仗、不想去当炮灰，因为越南战争和后来的第一次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很不一样，越南战争的死伤很大。这个反战运动其实是白人大学生（和他们的白人家长）为了抵制服兵役开始的，但是这样一个学生运动后来很快就成为整个社会的反越战运动，甚而通过媒体把越战的很多真实情况揭露出来。对于揭露越南战争的残酷和不正义，媒体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甚至有人说那是第一次美国的媒体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这么多记者在前线及时地把第一手的资料，用图片和文字的形式立刻反馈回来，反映在报纸上，反映在电视上，然后人们看到血淋淋的、一个村一个村地被轰炸，地毯式的轰炸，然后孩子们、妇女们一片一片地死亡，这使得整个战争失去了合法性。这个虽然没有像性别和种族那样变成一个看问题的视角，但是反战的学生运动，加上我说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妇女运动，都是当时主要的社会运动，也是影响深远的社会运动。 用性别平等主义来研究社会性别，它不只是一种智力推演，如从牛顿到爱因斯坦，而是社会的运动或实践，它是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的反映，甚至有混乱的场景。当时美国也好，不只是纽约，包括芝加哥，包括中部的很多城市，也包括欧洲的大城市，都发生了类似“打砸抢”的现象，比如说，也是烧汽车，也是砸玻璃，也是游行，也是向市政府和议会扔从烂鸡蛋到西红柿甚至到砖头，很多的当地政府也是出动军队，出动警察，甚至开枪。而且这个兴起也不只是在发达国家，包括大量的第三世界，包括我说的那个民族解放运动，一开始他们要民族解放其实也是针对他们当地的政府，你们这个殖民地的政府究竟是个卖国的政府还是个独立的政府。要是没有那么一个轰轰烈烈的，而且是几场运动交集、交叉同时发生的话，它不会积淀下来成为一个学术方法。当然我说的那个学生运动、反战运动没有积淀成一种很独特的方法，但是至少对于形成包括性别平等主义在内的新视角是有作用的。这几场运动同时展开，而且是在各国各大洲展开。我们自己那个时候搞了“文革 ”，当然事后看也好，当时感觉也好，文革对我们自己来说是灾难、是浩劫，但是它对西方，对第三世界，是那个社会运动中的一部分，甚至也是鼓舞他们、振奋他们的东西。像我们第一代的推动中美关系的那些人有些破冰而来，有些冒险而来，有些冒着失去回美国的护照的危险，最早的一批在基辛格、尼克松访华以前就来了，也有些就是随着基辛格他们来的。他们很多就是1960年代参与反战的人，参与学生运动、妇女运动、民族解放运动的人。 我觉得做学术研究，一旦形成一种理论和一种方法，就只看这个理论有多精巧、多完整，然后把它作为分析的模型，使它在统计学上怎么更精确，但是对它的来源和背景却容易忽略。其实阶级的这个维度能够进入社会科学，成为社会科学最主要的范式，也是和18~19世纪，就是资本主义初期、工业社会初期的原始积累、贫富悬殊分不开的。就像狄更斯描写的《雾都孤儿》或者恩格斯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要是当时没有那样的贫富悬殊，就不会产生一个重要或者最重要的观察社会的理论和方法，直到现在它仍然是最重要的。这是我们后来人再去研究性别平等主义时应该注意的。今天性别平等主义在美国的大学里，在欧洲的讲堂上可能变得很精巧、很优雅，包括很著名的斯皮瓦克，她是位印度裔的学者，现在美国教书，她也是个很有名的性别平等主义的文化研究者。她讲话很优雅、很得体，很有教养，很有风度，甚至永远都不会提高噪门的。但实际上她和一批印度裔学者的学术背景是和印度1950~1960年代，从尼赫鲁领导的不结盟运动，乃至早期甘地的非暴力运动，到给印度带来的民族解放有关系的。当然印度非暴力也有很强的动力，就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分裂，这当然和英国也有关系。然后一直持续了多少年的印巴冲突，以及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的冲突，也包括印度和斯里兰卡、尼泊尔的矛盾和不断冲突。印度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学者查特吉，专门研究底层社会，现在也在美国做访问学者。他研究印度的“贱民”，或者我们说的下等人。印度有个很庞大的贱民阶层，翻译成英语叫underclass等，不是那个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他们不只是穷，而是“下贱”，就是没有社会地位。他们这类研究其实就和印度的独立、解放，1950年代的不结盟运动有关。那个时候的“第三世界”（后来才被叫做“发展中国家”），最有影响的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印度，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周总理和尼赫鲁提出来的。而印度的甘地其实他就是有色人种，在英国牛津受过正规的教育，是印度的贵族，然后他到南非去工作，他买了一等舱，南非当时是英国人统治的殖民地。上火车就不让他上去，就因为你是有颜色的人，你没有资格坐一等舱。而他在1930年代的时候其实也是很英国化了、绅士化了，穿着西装、打着领带，说着标准的英语。后来他回到印度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完全的贫民，就是一块很朴素的布披在身上，赤着脚，而且一辈子不结婚，他就是身体力行的要推动一种哲学信仰和运动，来促使印度改变被殖民和被奴役的状况。 今天性别平等主义或女性主义进入课堂以后，1980年代以后到今天，我们再去看西方女性主义的叙述，有些是很文静的、很优雅的、很温情的，但是其实1960年代的时候是非常激情的、非常批判性的，甚至是非常极端的，是和社会运动是连着的。这是第二个特别重要的特点。 三、中国实践的理论梳理 第三个，甚至是更重要的，那就是对我们来说，在中国这样一个语境下，怎么来看女性主义这样一个看问题的方法。因为我们在1970年代末，“四人帮”一倒台，大家考进大学来学习。因为对外开放了，我们接触到很多新的理论，很多新的方法，而且确实有点如饥似渴，饥不择食，确实称得上一次思想解放。那个时候，缺乏选择、鉴别和分析地接受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囫囵吞枣，甚至是有点盲目，怀着一种部分是崇敬、部分是敬畏的心情，甚至还有几分迷信的态度来介绍和学习。但是经过这么多年，我觉得现在到了一个时候，我们中国的研究者应该比较客观和冷静的来看待这些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因为我们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从秋瑾她们开始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努力才走到今天，也就是说我们中国自己近代以来的历史一开始就和女性解放有关系。像辛亥革命，一开始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妇女的缠足问题。“五四”以后，不但是解开了足，而且很快，女性也可以穿裙子了，可以上学了，至少在大城市的知识女性，比较有地位的家庭的女孩子是这样，她们甚至也可以参与政治，这个在所谓的“发展中国家”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又是一个几千年的男权—父权—夫权的社会，其实女性是被压迫得最深的，因此从一开始起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反抗形式，它通过革命的形式，甚至女孩子参军的形式，用一种暴力革命的形式来解放自己。我们中国近代这段历史和中国这段妇女通过参加革命来获得解放的运动，本来应该作为世界阐释20世纪的整个女性主义或者性别平等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和理论资源，但这样一个资源直到现在我觉得还没有进入到社会科学的基本叙述里，这是非常可惜的。斯皮瓦克她们其实是把印度的那些资源介绍到西方主流的社会科学叙述里，所以她不但自己变成了西方意味上的一位知名教授，而且她能够把把印度的经验带进来。但是中国的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也有一百多年了，这么一个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给千百万妇女带来了这么大变化（在持续的变革过程中也经历了无数的曲折）的解放运动，基本上没有进入到社会科学的叙述里，如果有也是少之又少，充其量是一些事实和个案，而没有成为推动社会科学发展的动力，没有形成相应的范式和概念。我也参加过各种各样的国际社会科学会议和论坛，我觉得中国的经验在这个意义上说是很大程度上没有进入，而对于这样一种现状，我们是有很大责任的，但我们自己身在其中却不觉察。 不觉察有两个意义，一个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我记得我教过的韩国和日本的留学生，她们临离开中国时恨不得是哭着回去，说我们一旦回到韩国和日本再也没有在中国这么从容、平等、欢天喜地、嘻嘻哈哈，和老师，和男性的同事同学自由和自然的交流。日本和韩国经济比我们发达得多，但是他们的男女平等比我们差得多，我觉得我们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中国的男女平等和女性的这个地位，不只是家庭里女同志做主，我觉得其实也是在社会意义上，比如说女性的就业程度、受教育程度，甚至是健康意义上，像1950年代以后，我觉得我们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通过全民的保健和防疫，把孕产妇和婴幼儿的死亡率降下来了。而这样一个成就其实我们自己长时间是感觉不到的。我以前也接触过妇联的老领导，我就觉得我们以前花了很多精力来做这方面的工作，而且是用最低的成本，那个时候基本上不是用钱，爱国卫生运动、扫盲运动，还有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不到30年的时间，人均预期寿命翻了差不多一倍，从1950年的30多岁到了1980年的60 多接近70岁。健康上也是，摆脱了东亚病夫的状况。婴幼儿死亡率大幅度的降低，各种疾病，从霍乱、天花、麻风，到结核、血吸虫、疟疾、性病，直到日常的感冒发烧闹肚子，都得到了控制，有的基本上被消灭了。这样使得整个中国人，用了很短的时间，30年一代人的时间吧，就变了一个样，但是我们自己身在其中没感觉，甚至成天抱怨怎么把人口搞上去了，殊不知那恰恰是防疫保健医疗的改善和全民体育健身运动，还有高就业、大范围的社会福利和保障等等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的结果。当然我们也有过特别困难的时期，三年困难时期饿肚子，文化大革命时也食品短缺，凭票供应，发展中有很大的起伏。根据阿玛蒂亚森的叙述，印度虽然不会有大跃进这样的事情，但是整个印度的发展，拉开了看的话，每过5~10年印度的非正常死亡的总和就是我们一次大跃进的非正常死亡数，而我们50年下来 60年下来并没有那么多因为饥荒和灾害而造成的死亡，所以直到现在印度人均预期寿命仍比我们的要低得多。 我去印度（包括去印度的农村）时发现，印度的非正常死亡很多都是农村的女性。而这个死亡既包括由于保健、防疫、医疗不及时带来的，也包括家庭暴力带来的。所以直到今天，也弄不清印度一年被丈夫们杀死的新婚妻子们有多少人，有些年要高一些有些年要低一些，有些邦统计得实一些，有些邦根本不怎么统计或无法统计。因为按照印度传统，女性嫁到男方那儿有很多嫁妆，由于她是外村嫁来的，这样，比如有这样的父子俩，这个丈夫加上他爹就合谋把这个媳妇给杀了，他们家就得一笔巨额财产，然后他们又可以去讨第二个媳妇。有些人家通过杀两个新媳妇他们家就发了。再讨第三个过日子。因为你是外村嫁来的，你就无处去申冤。全村人都说她是病死的、跳河死的，不会说是被谋杀的。农村妇女绝大多数事实上是不会、不可能用法律的手段。1947年印度就独立了，建立的是议会民主制，但是直到现在，它的文字是不统一的，印度国家的文字有30多种，事实上的语言有300多种，这30多种不同的方言不通，因此在议会、法院里，你经常只能说英语。整个印度的人口很多，真正能说英语的5%不到。对印度农村妇女来说，法院不只是有理没钱别进来，而是根本就不可能，用地方方言你如何去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