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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少阳:重审白话文运动--从章太炎至歌谣征集

新文学内部的批判者,尚有郭绍虞(1893-1984)、林庚(1910-2006)等人,他们亦类似朱自清,致力于从“音”的角度解决新诗问题,因而强调新诗与歌谣的差别。这一点有别于将新诗与歌谣等而观之的主流。郭绍虞在二十年代本属该主流, 但迨至三十年代,则开始从语言学和古典文学的角度,更具体说是从“音”(节奏、可诵性等)的角度怀疑新诗,甚至怀疑白话文本身的意识形态 。林庚亦在1936年的文章中也批判说:“对歌谣抱太大的希望以为新诗可以从这里找出路,这仍由于把歌谣看作低级的未完成的诗,对于歌谣既太小看,对于新诗亦两无好处。歌谣不是乐府亦不是诗,它是一件独立的东西。”

与郭、林略别,朱光潜(1897-1986)倒是有意通过强调古诗与歌谣形式上的共同性,尤其藉两者“音”的共同性去批判白话文透过新诗所表现出来的的意识形态。朱光潜在《歌谣》复刊后第二期中坦言“对于未习惯而觉其不自然的新诗的形式不免有些失望。”他在细致地研读了大量歌谣后,深感“诗的固定的形式是表现诗的情趣所必需的”,而且认为歌谣也有“它的传统的技巧”。最后他批判新诗将古典传统“付之一炬而另起炉灶”以图“无中生有”的幻想,强调包含新诗形式变化在内的“每种变迁都从一个固定的基础出发”,对于诗的形式“反对完全抛弃传统” 。朱光潜通过歌谣对新诗激进而虚无的倾向提出了自己的怀疑,直接批判了胡适、陈独秀之文/白、古/今等进化论式二元对立框架。朱光潜文章发表于《歌谣》周刊,一反该刊欲通过歌谣强化新诗甚至强化白话文意识形态的主旨。

综上所述,三十年代显然存在着一批既与大众语主张者,也和胡适等企图藉歌谣运动延续“五·四”白话文理想的参与者主张均有不同的文学研究者,他们跳开现代性意识形态的束缚,从书写语言,尤其从“音”的角度对新诗、甚至白话文意识形态进行反思。这三种意见不同程度地介入了歌谣运动。有意思的是,新文学内部的反省者的意见倒是与章炳麟“音”的议论存在着相同之处。

四、结语:诗与可诵性、形音义中的“音”与意识形态中的“声”

章炳麟曾指出:“言语仅成线耳,喻若空中鸟迹,甫见而形已逝。"。从另一角度看,线性的声音时刻以现在为中心,而文字形式则意味着线性时间的空间化,因此文字形式中的“音”是音、形、义三者不可分关系中的“音”。

与此相连,声音中心的语言意味着意识对事物、语言对意识同步性的忠实再现,但事实上这并不可能,因为我们认识的不可能是当下而应是过去。意识与对这一意识的语言化时刻是迟延的, 两者之间不可能完全同一。迟延本身并非是时间同一性的延后,而是瞬息万变地变化着,亦即他们的意识或语言时刻处于差异性的滞后状态。在此意义上,文字形式所蕴含的差异性可能企图与同步再现意识的同一性竭力相抗,它意味着对事物认识和使其赋予语言表像之间的悖论性关系的一种克服。

阅读意识面对文字符号时,所依据的不仅是实体意义上的包含汉字笔划在内的书写踪迹,更包含了阅读意识的记忆踪迹。因此,不可仅仅将“踪迹”概念实体化为文字书写的踪迹,更应该将之理解为与这一书写的踪迹处于互动关系中的阅读意识的记忆踪迹。这一记忆踪迹是心理的,而这一心理的活动又是受制于历史、文化和社会的。文字书写本身将“踪迹”这一实体概念、功能概念、哲学的、心理的、历史文化的概念本身隐喻地进行了表述 。从这一意义上说,不独汉字与踪迹概念相关,其它的文字书写也是如此。

那么,对诗歌或带有一定诗性特征的文学文本而言,“音” (可诵性、声响格式等)的问题何以如此重要?由对音律苛求的刘师培,至未必苛求的章炳麟,再至大致追求“音”的新诗思考者们,他们何以对“音”的问题如此介怀?法国阐释学家利科尔(Paul Ricoeur)曾指出,在小说中,情节(亦即文本内的时间)将小说文本所有异质性的各个要素综合在一起,从而令小说靠近隐喻。这种隐喻能力植根于一种富于生产性的构想力。它通过述语性的同化力,而令语言产生一种“抗衡语言日常性的范畴化”能力 。那么,相当于小说情节的综合能力的“时间”在诗歌里是什么?

在诗歌中,将异质的符号综合在一起的,除了高密度的隐喻性意象外,尚有亦是有着类似性功能的韵律、节奏(从原理上说,语言的隐喻功能建立在两个事物之间之类似性)。对此,我们必须广义地理解“隐喻”,而不能只是将其狭义地理解成西方修辞理论中的某一特定意象。以诗歌为例,首先,分行排列、词语的反复等形式上的特点是一种空间性的综合性和类似性属性的赋予功能;其次,韵律及节奏则是一种声音上的等值性或综合性(声音的述语同化功能);再次,高密度的隐喻性意象则是一种内容上的等值性或综合性(意义上的述语同化功能)。上述三者相加,方构成一种诗性情绪流(诗性的时间),文本的空间与读者的空间在其中得以统合成一种阅读的空间。于是,文字语言成为作者与众多的阅读意识相交合的他者性空间。而小学中不可分割的形音义三要素正好与上述文论中文字形式、声音、内容之三者相对应。章炳麟理论可诵性等“音”的问题,新文学思考者致力解决新诗“音”的问题,皆因“音”的问题与文字语言信息传递密切相关。

成功的“文”驱逐了时间的线性同一性的统治而令具有瞬息万变的差异性得以空间化。它并非排斥了声音符号,相反,声音符号的和谐性将阅读时间组成一个独立的空间,以减少外界对唤起记忆踪迹的障碍。因此,这一场合的阅读时间也是隐喻性的时间。必须指出,这一时间也从属于文字形式的空间性。

如本文开头所言,“音”包含音律等要素,它从属于形音义相关的原理,而被特权化的“声”则不然。在文学文本中被特权化的“声”往往容易与意义的单一性相连(章炳麟所谓“一事一义”),因此在声音化语言中,意义衍生的可能性被高度地限制。声音中心化的文字符号提供者的作者的意义与这一符号接受者的读者意义近于同一性地设定,因此它也是一种作者中心主义,因而其意义的衍生(接受)方式是非民主的。其意义的单一性、同一性、集体性往往容易与国家、民族、党派等同一性集团概念相合。也正因为如此,声音中心化的语体容易为意识形态所用。因此,语言意义的传递、衍生方式问题也是政治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较之以往二十世纪是最大的语言媒介的世纪,因此也是最意识形态的世纪。晚清的新民体以及后来的新文学正是把握了这一点,因而成为崭新的大众媒体。在考察现代史时,上述语言的视点也许是重要的。

(作者说明:本文为2007年8月东北师范大学东亚思想史国际学术会议的会议论文,日文版发表于《九叶读诗会》第三期(2007年11月,东京·驹泽大学),译为中文时略有改动。)

1. 本文只是以北京大学二三十年代的歌谣运动为例,并未包含国立中山大学以《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周刊》、《民俗》为据点的歌谣运动。
2. 斉藤晌訳注《全訳漢文大系15・老子》、斉藤晌注所示、東京:集英社,1983年,238頁譯者注。
3. 參考拙稿《朗誦体詩と中国新詩の言語の問題――思想史的な文脈において》。(《九葉読詩会》創刊號,东京:九叶读诗会编,2004年4月)。
4. 參考拙稿《未竟的白话文:围绕着“音”而展开的汉语新诗史》。《新诗评论》第四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5.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文集》第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5页。
6. 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19页。
7. 梁实秋《歌谣与新诗》。《歌谣》第二卷第九期,1936年5月30日。
8. 周作人《歌谣与方言调查》。《歌谣》第31期,1923年11月4日。
9. 王礼锡《安福歌谣的研究》,分别转载于《歌谣》第22、23号,1923年6月10日、6月17日。
10. 刘经庵《歌谣与妇女》,《歌谣》第2号,1923年10月28日。
11. 徐建新《民歌与国学:民国早期“歌谣运动”的回顾与思考》,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35页。作为歌谣征集运动的研究,徐著多发前人之所未发。
12. 卫太利(Baron Guido Vitale) 《北京的歌谣序》(Peking Rhymes,1896年9月>序),《歌谣》第18号,1923年5月13日。
12. 周作人《中国民歌的价值》。《歌谣》第6号,1923年1月21日。
13. 此观点的形成得力于香港科技大学陈建华先生的启示。
14. 章太炎《文学之派别》(1922年5月),章太炎讲演‧曹聚仁整理《国学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58页。
15. 前揭章炳麟《文学之派别》,章太炎讲演《国学概论》,57页。
16. 前揭章太炎文《学之派别》,章太炎讲演《国学概论》,66页。
17. 详参曹聚仁《讨论白话诗》以及〈新诗管见〉(一)(二),前引章太炎讲演‧曹聚仁整理《国学概论》附录所收。
18. 章太炎《国学大概》(1922年4月),章太炎《国学概论》,16页。
19. 章炳麟《白话与文言之关系>,1935年5月27日《大公报》。本文所引:章太炎著/武田熙译注《支那学概论》之<附录四篇>所收之汉语原文,东京:严松堂书店,1935年5月,1-2页。
20. 见章炳麟《<订文第二十二‧附‧正名略例>。《訄书》初刻本的成书时间据朱维铮考证。 朱维铮<前言>,《章太炎全集》第三卷,1984年7月,3-6页。
21. 請參考拙著《〈イロニー〉と”文”:西胁順三郎の詩學理論を手掛かりに》(東京大學綜合文化研究科博士學位論文)第Ⅱ部第三章第三節至第五節(〈章炳麟之“文”與“修辭”概念”〉(1)(2)(3))。
22. 《辨诗》。章炳麟《国故论衡》,89页。
23. 见章炳麟《辨诗》, 章炳麟《国故论衡》。关于章炳麟这一趋向,请参考沈家庄《章太炎文学思想略论》。善同文教会编《章太炎舆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里仁书局,1999年6月,326页。
24. 章太炎《文学略说》(1925年7月)。章太炎《国学略说》(孙世杨校),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4年10月初版,200-201页。
25. 《辨诗》。章太炎《国故论衡》,88页。
26. 他对考据学是有赞有弹:“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中略)传记通论,阔远难用,固不周于治乱。建议而不雠,夸诬何益?”(章炳麟《訄书》〈清儒第十二〉,徐复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161页)。徐复依清儒马瑞辰释“风”1之“放议,放言”,注为风议,谓放言论事; 徐复注“不周”为不偏知;又据《说文》“雠,应也”,注此处的“雠”为“不雠,不应”,谓不作出反应。
27. 《与邓实书》。《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二》,《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169-170。
28. 《菿汉微言》(1915),浙江图书馆校刊本《章氏丛书》所收,1917年,68页。
29. 《正言论》章太炎《国故论衡》,44页。
30. 刘师培《文说》和声篇第三, 《刘申叔遗书》上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3月,708页。
31. 前引章太炎《文学之派别》。
32. 前引章太炎《文学略说》。章太炎《国学略说》(孙世杨校),197页。
33. 《辨诗》。《国故论衡》90页。
34. 参前揭笔者学位论文第Ⅱ部第三章第五节(3)。
35. 章太炎《国学概论》、69页。
36. 章炳麟《国学概论》,70页。
37. 太炎对韩愈的批评、如视文体“近于草野”为“唐宋之过”(《论式》。《国故论衡》85页)。太炎此处似乎是指韩愈以唐代小说之言入文。这不能不说为过激之言。又如对韩愈的诗,章炳麟评价颇有保留:“昌黎的诗,习杜之遗风,更爱用典故,并爱用难识的字,每况日下了,但自然之风尚存,所以得列于诗林。”(前揭<文学的派别>,章太炎《国学概论》,64页)。
38. 章炳麟《太炎先生自定年谱》,香港:龙门书店,1965年11月,59页。
39. 前引《文学的派别》。章太炎《国学概论》,54页,70页。
40. 清水茂《唐代古文运动与骈文》,《清水茂汉学论集》,蔡毅译,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10月,57页。
41. 刘又辛《“右文说”说》。《文字训诂论集》所收,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71页。
42. 祝鸿熹《章黄关于汉字“变异”“孳乳”的论述》,祝鸿熹《祝鸿熹汉语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110页。
43. 沈兼士《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1933)第八节中说:“语根者,最初表示概念之音,为语言形式之基础。换言之,语根系构成语词之要素,语词系由语根渐次分化而成”。《沈兼士学术论文选》所收,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168页。
44. 陆宗达《训诂简论》<1980>,香港:中华书局,2002年5月,105页。
45. 前揭齐佩瑢《训诂学概论》,71页,75-76页。
46. 《文始》, 《章太炎全集・七》所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164頁。
47. 以上亦據劉師培《章太炎〈新方言〉後序一》整理。《章太炎全集・七・新方言》,133頁。
48.  《文学总略》。《国故论衡》,54页。
49. 劉師培于《論近世文学之変遷》中曰:“文学既衰,故日本文体,因之输入于中国。其始也,译书撰报,据文直译,以存其真。后生小子,厌故喜新,竟相效法。夫東籍之文,冗蕪空衍,無文法之可言”。《劉申叔遺書》下巻、1648-1649頁。
50. 劉師培《中國文學教科書》(1904)。《刘申叔遗书》下巻2117页。
51. 如《中国文字流弊论》。《刘申叔遗书》下卷1440页。
52. 詳細請參考上述筆者博士學位論文《〈イロニー〉と”文”:西胁順三郎の詩學理論を手掛かりに》第Ⅱ部第四章第二節(〈“修辭”概念”結論:①:章炳麟與劉師培“修辭”解釋異同・與荻生徂徠“修辭”解釋關聯〉)。
53. “江”字今音已变,然仍可辨于与古音关系较密切之粤语、閩南話、客家话等南方方音及日语、朝鲜语等汉字圈外语中。
54. 刘又辛《“右文说”说》。《文字训诂论集》所收,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63页。
55. 转引自沈兼士《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前引《沈兼士学术论文选》所收,84-85页。
56. 其《字义起于字音说·上》罗列了如下的谱系:杨泉《物理论》、宋代之王观国(《学林》)、王圣美(沈括《梦溪笔谈》十四所引)、明初之赵撝谦(《麓堂诗话》)、清儒钱溉亭、黄承吉(《梦陔堂文集》卷二〈字义起于右旁之声说〉)等。刘师培《左盦集》,《刘申叔遗书》下卷1239页。
57. 陈澧《东塾读书记》(卷十一),台北:中华书局,1967年,9页。
58. 〈原字音篇·上〉《左盦集》卷四, 前揭《刘申叔遗书》下巻、1240-1241页。
59. 前引齐佩瑢《训诂学概论》,71页。
60. 前引齐佩瑢《训诂学概论》,75-76页。
61. 前引齐佩瑢《训诂学概论》,64-65页。
62. 索緒爾《普通語言學》(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enerale,1916)第Ⅰ編第一章,本文據日譯本(ソシュール《一般言語學講義》,小林英夫訳,岩波書店、1996年6月,98頁)。
63. 前引索緒尔《普通語言学》日译本、165-167頁(第Ⅱ編第四章)。
64. 前引齐佩瑢『訓詁学概論』,71頁,75-76頁。
65. 《原字音篇·中》。《左盦集》卷四,前引《刘申叔遗书》下巻、1241页。
66. 《语言缘起说》。收入《国故论衡》。
67. 汪启明《试论章太炎的右文说》。见《汉小学文献语言研究丛稿》161页。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4月。
68. 《文始略例》。《文始》,前引《章太炎全集・七》163頁。
69. 刘师培《文章原始》。《左盦外集》所收。《刘申叔遗书》下卷1418页。
70. 刘师培《正名隅论》。《左盦外集》所收。《刘申叔遗书》下卷1418页。
71. 关于刘师培与章太炎在文论上的对立,王风曾有过详细整理。王风《刘师培文学观的学术资源与论争背景》,夏晓虹、王风等编《文学语言与文章体式》所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238-259页。
72. 刘师培《文说》和声篇第三。《刘申叔遗书》上卷703页。
73. 刘师培《中国文学教科书》。收入《刘申叔遗书》。
74. 章炳麟《与人论朴学书》,《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二),前揭《章太炎全集·四》,153页(亦据浙江图书馆校刊《章氏丛书·太炎文录初编》,9页。标点有调整)。原文所指何人,略有难辨之处,今据李建国《汉语训诂学史》(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8月,315页)补足。
75. 刘师培《文说》和声篇第三,前引《刘申叔遗书》上卷,704页。
76. 《国学概论》69页。
77. 《国学概论》71页。
78. 《国学概论》70页。
79. 《歌谣》创刊号《发刊词》,1922年12月17日。
80. 常惠《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歌谣》。《歌谣》第三号,1922年12月11日。
81.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1日。
82. 沈兼士《歌谣周刊缘起》。《歌谣》创刊号,1922年12月17日。
83. 卫景周《歌谣在诗中的地位》。《歌谣》“歌谣周年纪念增刊”,1923年12月17日。
84. 周作人《读〈童谣大观〉》《歌谣》第十号,1923年3月日。
85. 这一归结也与周作人对文学过分政治化、工具化的距离感有关。详见周作人《贵族的与平民的》(1922)。《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1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
86. 木山英雄曾以“文学革命”与“文学复古”之紧张关系去把握周氏兄弟,并由此把握周氏兄弟与章太炎的关系。本文沿用其說法。《“文学復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現代文学思想论集》所收,趙京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
87. 沈兼士《筹划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经费建议书》。《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报告》。《沈兼士学术论文集》所收。
88. 胡适《复刊词》。《歌谣》周刊(二卷一期),1936年4月。
89. 刘梦溪《论“国学”》。《中国文化》第二十三期,北京: 《中国文化》杂志社,2006年12月。此外,刘文指出“国学”一名将恐不立,今人宜慎用之。此一论点应予重视。
90. 《胡适文集》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1页。
91. 沈兼士《方编清内阁库贮旧档辑刊序》(1935)。《沈兼士学术论文集》,343页。
92.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胡适文集》第二卷4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93. 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0月,1页。罗志田亦指出,清季刘师培、邓实等人的“国学”无论思想含义还是学术含义都是“新国学”,故北大国学门的“国学”则可谓“新新国学”。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国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1月,367页。
94. 章炳麟<論言語文字之学>(1906年),《国粋学報》(二―十二・十三),扬州:广陵书社民国分类编本影印本第六卷,2006年,2501-2512页。
95. 沈兼士<今后研究方言之新趋势>(1923年12月),前揭《沈兼士学术论文集》所收,45页。
96. 前揭沈兼士<今后研究方言之新趋势>(1923年12月),《沈兼士学术论文集》所收,49页。
97. 周作人〈中国民歌的价值〉《歌谣》第六号,1923年1月21日。
98. 前揭卫大利(Baron Guido Vitale)〈北京的歌谣序〉,《歌谣》第十八号,1923年5月13日。
99. 〈文学总略〉章太炎《国故论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4月,52页。
100. 罗庸〈歌谣的衬字与泛声〉《歌谣》第二卷第七期,1936年5月16日。
101.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12月,84页。
102. 徐新建曾就歌谣运动与国乐、歌词与新诗之间进行了分析,并指出这一时期存在着文学与语言、音乐之间的相互渗透。前揭徐新建《民歌与“国学”——民国早期“歌谣运动”的回顾与思考》,114-130页。
103. 胡适《〈歌谣周刊〉复刊词》,《胡适文集》第10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774-775页。
104. 前引《未竟的白话文:围绕着“音”而展开的汉语新诗史》。
105. 梁实秋《歌谣与新诗》。《歌谣》第二卷第九期,1936年5月30日。
106. 朱自清〈歌谣与诗〉,《歌谣》第三卷第一期,1937年4月3日。
107. 朱自清〈歌谣与诗〉,《歌谣》第三卷第一期,1937年4月3日。
108. 郭绍虞〈村歌俚谣在文艺上的位置〉(1920年8月21日《晨报》〈艺术谈〉),《歌谣》第十二号转载,1923年4月1日。
109. 郭绍虞这方面的文章,收于其《语文通论》(上海:开明书店,1941)及其《语文通论续篇》(同前,1948)。关于郭氏从“音”的角度对新诗的思考,请参考前揭拙稿〈未竟的白话文:围绕着“音”而展开的汉语新诗史。
110. 林庚〈歌谣不是乐府不是诗〉,《歌谣》第二卷第十一期,1936年613日。
111. 朱光潜《从研究歌谣后我对新诗的形式问题意见的变迁》。《歌谣》第二卷第二期,1936年4月11日。
112. 这里谈及的“书写”与“踪迹”的概念,来自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请参拙文《书写》,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1月。笔者认为中国未必有西方思想史意义上的声音中心主义,但至少于近代以来存在着中国语境的声音中心主义倾向。
113. 利科尔《时间与小说-小说与时间性的循环/历史与小说》第1卷“前言”,本文据久米博日译本(东京:新曜社,1987年,pp。vii-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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