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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猛:除魔的世界与禁欲者的守护神:韦伯社会理论中的“英国法”问题

[i][1] 这一点也体现在70年代中期美国社会学界对韦伯的所谓“去帕森斯化”。从今天的角度看,无论是所谓“正统共识”中的韦伯形象,还是激进左派眼中的韦伯,争论双方的观点大概都缺乏对韦伯关心的问题的真正感受。Jere Cohen et al., “De-Parsonalizing Weber: A Critique of Parsons’ Interpretation of Weber’s Sociology”; Talcott Parsons, “Comment on Cohen et al”; Cohen et al, “Reply to Parsons”, reprinted in Peter Hamilton ed. Max Weber: Critical Assessments II (London: Routledge, 1991), Vol. 2: 111-40.

[ii][2] 施路赫特也指出,帕森斯与马尔库塞对现代社会的分析具有类似的历史视角。参见Guenther Roth and Wolfgang Schluchter, Max Weber’s Vision of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12, n.4.

[iii][3] 今天回头来看,比较而言,倒是所谓“正统主流”的解释更多地考虑了韦伯对现代性的复杂理解,尤其是后来饱受非议的帕森斯。卢卡奇等人对韦伯思想的读解背后的理念,我在“论抽象社会”一文中有所讨论,《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1期,1-27。

[iv][4] 马尔库塞,“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与资本主义”,收入《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李小兵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101。

[v][5]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帕森斯在翻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时将这篇“前言”一并译出,置于正文前,在英语和汉语的学界,许多人都误将此文当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导论”,这是一个并非无关紧要的错误。正如Benjamin Nelson所言,这篇写于1920年的著作是整个韦伯著作的“关键线索”。参见韦伯,《世界宗教论文集》“前言”(原为“导论”), 收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1-19。

[vi][6] 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两项早先的研究一同构成《文集》的主体,是韦伯继《新教伦理》以后宗教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计划,包括已经完成的有关中国宗教(儒教与道教)、印度宗教(印度教与佛教)的研究,未最后完成的古代犹太教分析,以及甚至没有来得及成篇的对伊斯兰教和早期基督教等宗教的研究。参见Wolfgang Schluchter, Rationalism, Religion and Domin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Chap.XII.

[vii][7]均写于1915年,在1920年又经过韦伯的修订。这两篇文章收入中文版的《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导论”,3-40;“中间反思”(王容芬译为“过渡研究”),302-37。

[viii][8] Friedrich Tenbruck, “The Problem of thematic unity in the works of Max Weber”, in Keith Tribe ed. Reading Weber (London: Routledge, 1989), 42-84.

[ix][9] 除了下文直接论及的一些争论外,一个争议的焦点是韦伯的著述是否只具有一个核心问题。可能象雅斯贝尔斯所言,韦伯的著作就是一些“分散的片断”,而“片断化”(fragmentation)正鲜明体现了韦伯思想与生活的风格。认定一位学者毕生的研究只是围绕一个中心问题,这本身并非理所当然的假设。尽管本文的分析仍主要是从一个问题域出发,考虑韦伯的思想,但我们并不因此认为这一问题域是贯穿韦伯全部著述的唯一问题域。而且即使在本文考察的这一问题域中,韦伯有关的新教伦理的分析与韦伯有关现代法理权威的论述,尽管涉及同样的主题,但却已经从不同的角度触及了这一主题。实际情况显然要比腾布鲁克最初认为的情形复杂得多。参见雅思培(雅斯贝尔斯),《论韦伯》(鲁燕萍译,台北:桂冠图书,1992),9。

[x][10] 这也许是韦伯思想的真正“精神”,参见Dirk Kǎsler, Max Weber: an Introduction to His Life and Work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Chap. 7.

[xi][11] Tenbruck, “The Problem of thematic unity in the works of Max Weber”, 75.

[xii][12] Entzauberung的译法至今仍有一些争论,从字面上来看,应译为“de-magicification”(施路赫特就认为这样更准确)。在英语学界,尽管 “除魔”(disenchantment,中文也有人译为“除魅”)是较为普遍的译法,但也有学者指出(如Hennis),应译为“去神秘化”(demystification),不过从中文的角度看,“去神秘化”并不太准确,似乎仍以“除魔”一词较为理想。

[xiii][13] “导论”中一次,“中间反思”中两次,尽管韦伯在成熟阶段(1915年)之前,就已经使用过这一概念。参见Schluchter, Rationalism, Religion and Domination, 577-8 n.35.

[xiv][14] 被编入《经济与社会》中的许多文稿属于韦伯为拟议中的《经济、诸社会秩序与及其权力》一书撰写的部分文字。新版韦伯全集将原属《经济与社会》的这些文本按这一书名重新编辑。三联书店的中文版《韦伯选集》也采取了这一做法,只不过译做《经济、诸社会领域及权力》,甘阳编,李强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有关该书著述史方面的情况,参见Schluchter, Rationalism, Religion and Domination, Chap. XIII. 以下出于引文的方便,我们仍然援用《经济与社会》的名字。

[xv][15] Schluchter, Rationalism, Religion and Domination, Chap. XII- XIII.

[xvi][16] Wilheim Hennis, Max Weber: Essays in Reconstruction (London: Allen & Unwin, 1988)。当然部分受德国学者的影响,当代美国的年轻学者也力图扬弃以帕森斯和本迪克斯一手树立的韦伯形象,这显然比 “韦伯的去帕森斯化”要有意义得多。特别参见Lawrence Scaff, Fleeing the Iron Cage: Culture, Politics, and Modernity in the Thought of Max Web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xvii][17] Hennis, Max Weber, 64.

[xviii][18] Karl Loewith, Max Weber and Karl Marx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82), 19-22.

[xix][19] Hennis , Max Weber , 45,38.

[xx][20] 韦伯在承认桑巴特对自己思想的影响的同时,明确区分了自己的思路与桑巴特的思路,这一区分散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各处,例如55;157-161,注12,注14。这一点特别体现在韦伯一直强调的对理性资本主义与其它形式的资本主义(如贱民资本主义或盗贼资本主义)的明确区分上,例如Max Weber, Political Writ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89-90.

[xxi][21] 例如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7-8。而正是因为韦伯能将“个性”、“生活方式”与“人”的问题放在具体的国民经济学、历史学或社会学的研究中,才使他的这些观念与当时盛行的个性的偶像崇拜或所谓“伦理文化”区分开来。韦伯对文人习气的批判,矛头针对的实际上是无视现实的浪漫主义。在韦伯看来,这种“文人的肥皂泡”,有意培养了一种无视现实的习惯,缺乏韦伯一再强调的“现实感和客观性”(Sachlichkeit)。而且打着所谓“生命”或“体验”的旗号,不仅不能坚守个性,相反却是在瓦解个性。有关韦伯对文人习气的批评,参见韦伯,“以学术为业”,《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25-7;Weber, Political Writings, 107。韦伯对所谓“伦理文化”的严厉批评态度,例如Max Weber, “Anticritical Last Word on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83, No.5 (1978),1125; 尤其参见Scaff, Fleeing the Iron Cage, 22ff.

[xxii][22] 这一点在亨尼斯的“解释”方法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亨尼斯一再强调韦伯的中心问题是“人的发展”,但由于确实很少能直接在韦伯的文本中找到充分的例证,亨尼斯不得不反复辩解说韦伯并未明确地阐述自己关注的根本问题,但既然韦伯关心的问题是“人的发展”这样一个经典问题(无论是在政治思想史中,还是在德国知识界里),那么,他为什么偏要躲躲闪闪,不肯明言呢?而且亨尼斯也没有告诉我们,仅仅是在阐述传统问题的韦伯,为什么偏要费尽心机构建一套解释社会学的范畴框架,反复思考相关的“科学学说”问题,而在亨尼斯看来,这些思考本身在韦伯的思想中并没有什么核心地位,只不过是以“隐晦”的方式(?)展现了韦伯对“人的发展”的关注。此外,亨尼斯片面强调韦伯早期作品的重要性,认为韦伯从法学转向国民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而相反却对1908年前后韦伯转向社会学不置一词甚至嗤之以鼻,这些都暴露了亨尼斯思路的缺陷。这样看来,施路赫特讽刺亨尼斯的这种方法是“侦探式的思路”,并非偏见之辞。参见Schluchter, Rationalism, Religion and Domination, 413。正如韦伯本人尖锐指出的,在科学领域中“采用‘人’的概念显然不是一种对经验问题的解答。相反,它是一种神秘化的做法”,Max Weber, Critique of Stammler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7) , 168.

[xxiii][23] 这当然与亨尼斯对韦伯早期作品的片面强调有关。不过,限于本文的目的和篇幅,这里不可能处理这样复杂的问题,但下文的论述已足以表明作者在这方面的态度。在我看来,韦伯对于现代社会理论的重要性正在于他是一个“社会”(Geschellschaft)的社会学家,而非“共同体” (Gemeinschaft)的社会学家。参见R. Holton and B. Turner, Max Weber on Economy and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1989), 39。韦伯的这一立场突出地表现在他在政治著述中对各种“粗疏的浪漫派”坚持不懈的批判,特别是他对某些人倡导复兴传统的“等级国家”,以建立所谓经济-政治方面的“团结原则”的驳斥。参见Weber, Political Writings, 100ff。不过,特纳本人仍然认为韦伯是具有怀旧情绪的悲观社会学家,特别体现在他的“命运”概念上,是十九世纪怀旧社会学的代表。对此,笔者的看法完全相反,下文对此有所论及。不过,对这一问题更全面的考察,也许需要我们尝试阐述一种真正的“命运社会学”。特纳的观点参见Bryan Turner, “The Rationalization of the Body: Reflections on Modernity and Discipline”, in Sam Whimster and Scott Lash ed. Max Weber, Rationality and Modernity (London: Allen & Unwin, 1987), 236-8.

[xxiv][24] “可能价值冲突的代言人的意图经常遇到的最严重的误解就是宣称这种立场是‘相对主义’”, Max Weber,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Glecncoe, Ill.: The Free Press, 1949), 17.

[xxv][25] 韦伯, 《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前言”,15。

[xxvi][26] 韦伯, 《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前言”,4,译文有改动(参考德文版,下同)。

[xxvii][27] Tenbruck, “The Problem of thematic unity in the works of Max Weber”, 56.

[xxviii][28]我们这里的论述包含了来自争论双方的想法。笔者认为,无论腾布鲁克对韦伯的进化论甚至目的论色彩(类似韦伯所批评过的“流溢论”)的读解,还是蒙森的历史主义色彩的阐述,都与韦伯的整个努力方向相悖。参见Tenbruck, “The Problem of thematic unity in the works of Max Weber”,64; Wolfang Mommsen,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of Max Web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9) , chap.10; Schluchter, Rationalism, Religion and Domination,37ff; John Love, “Developmentalism in Max Weber’s Sociology of Religion: a critique of Tenbruck”, Arch. europ. sociol., 34 (1993), 339-63.

[xxix][29] 尽管亨尼斯强调的“生活秩序”(Lebensordungen)在韦伯的文章中似乎更常见,但韦伯却选择“社会秩序”作为拟议中的著作的书名(《经济、诸社会秩序及其权力》)并非毫无来由。一方面,自腾尼斯以来,“社会”这一概念在德国社会学中就具有重要的意涵(尽管许多时候带有否定的意涵);另一方面,正如下文将要指出的,韦伯在晚期著作中,尤其随着支配社会学研究的开展与宗教社会学研究的深入,更明确地考虑在社会秩序与个性-生活行为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而非二者之间的吻合,因此我们采用了社会秩序这一用法。有些英文研究著作或翻译,就径直将“生活秩序”一词译为“社会秩序”,这样尽管不妥,但却多少表明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某种内在的一致性。 [xxx][30] 韦伯在“中间反思”中对经济、政治、审美、性爱和知识诸社会领域中的理性秩序问题进行了相当深刻的探讨,参见“中间反思”,307-330。

[xxxi][31] 这并不意味着韦伯没有研究这两个问题。《经济与社会》中较早撰写的部分主要探讨的就是这些问题(原因正如我们下面揭示的,是因为韦伯在有关领域中没有找到社会理性化与伦理理性化之间的“亲合力”)。《世界经济通史》这一授课记录(以及《儒教与道教》)中,韦伯也在许多方面触及了这一问题。但整个《宗教社会学论文集》(以及《经济与社会》中较晚撰写的部分,尤其今天作为第一卷出版的部分)则是以第三个问题为核心的,而且,在我看来,这也正是韦伯对现代社会理论最重要和最持久的贡献。

[xxxii][32] 韦伯, 《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前言”,15,译文有改动。

[xxxiii][33] Hennis , Max Weber ,39.

[xxxiv][34] 《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导论”,15。

[xxxv][35] “中间反思”,306-7。

[xxxvi][36] 韦伯,《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导论”,30-1,译文有改动。

[xxxvii][37] 韦伯, 《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前言”,16,译文有改动。值得指出的是,无论英文还是中文的翻译,都忽略了韦伯使用的“惯习”概念。

[xxxviii][38] 韦伯, 《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前言”,7。

[xxxix][39] Loewith, Max Weber and Karl Marx , 63,n.45.

[xl][40] 在我看来,理解韦伯的一个关键,就是要恰当地处理韦伯著述中的这些段落。既不能象美国主流社会学界常做的那样,将它们看作无关紧要的,非科学的“价值”感慨,也不能象亨尼斯那样,无视韦伯对“具体现实的科学”的倡导,象侦探一样从韦伯卷秩浩繁的著述中搜寻这样的段落(所以他们最偏爱的韦伯文本不是韦伯的社会分析,而是韦伯的通信和韦伯夫人的传记),把韦伯视为一个“文人”,两种做法都割裂了这些段落与韦伯的社会理论之间有机又充满张力的关联。 [xli][41] 这也许正是浪漫派尖锐批评歌德的《威廉·麦斯特》的原因。诺瓦利斯就看出,“在这部作品中,浪漫的东西,还有自然的诗意和神奇的东西全都湮灭了。它写的只是普通人的各种事情,而自然和神秘全都给遗忘了”。参见卢卡契(卢卡奇),“德国文学中的进步与反动”,《卢卡契文学论文选》第一卷,56。

[xlii][42] Loewith, Max Weber and Karl Marx , 59ff;类似的观点参见Harvey Goldman, Max Weber and Thomas Mann: Calling and the Shaping of the Self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xliii][43] Liebersohn强调韦伯与腾尼斯相比,体现了德国社会学想象力中两种不同的思路(命运或乌托邦),参见Harry Liebersohn, Fate and Utopia in German Sociology: 1870-1923 (Cambridge: Cambridge, 1988)。Scaff也认为韦伯力图摆脱乌托邦的观念,Fleeing the Iron Cage,30.

[xliv][44] 韦伯致Georg Kaiser的一封信,转引自Mommsen,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of Max Weber , 135.

[xlv][45] 歌德,“然而什么是你的义务?日常的要求”,《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董问樵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251。“以学术为业”, 49。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也同样引用了这句话,196页注64。歌德这句格言中的“日常”,又有“当下”(present)之义,因此,带有浓厚的古代哲学味道。而在韦伯笔下,这种异教色彩的个性观念摇身一变,成为现代新教徒的伦理写照,其中涉及了复杂的观念史与社会史方面的意涵,对于理解现代性的社会理论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过这已经超出本文的范围了。 [xlvi][46] 韦伯,“以学术为业”,49,译文有改动。

[xlvii][47] 韦伯,“以政治为业”,113,译文有改动。类似的论述,参见“以学术为业”,41。

[xlviii][48] 一种“全面发展的个人”,马克思讨论在共产主义问题时经常提到类似的说法。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卷46(上),108-9。

[xlix][49]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42。

[l][50] Max Weber, Political Writings, 68。正如一些学者已经指出的,“铁笼”的译法并不准确,未能传达韦伯笔下Gehāuse兼具“保护”与“禁闭”的意涵,也许“(铁)屋”会更好一些。韦伯在论述农奴制、科层制和福利国家问题时,都曾使用这一比喻。不过,考虑到中文学界已广泛使用这一用法,在没有找到更贴切的译法前,权且保留这一译法。

[li][51] 1889年,韦伯致鲍姆加登的信。转引自Scaff, Fleeing the Iron Cage,14.

[lii][52] Loewith, Max Weber and Karl Marx , 29; Max Weber,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135.

[liii][53] Mommsen,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of Max Weber, 3ff.

[liv][54] 参见David Beetham, “Max Weber and the Liberal Political Tradition”, in Asher Horowitz and Terry Maley ed. The Barbarism of Reason: Max Weber and the Twilight of Enlightenment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4), 99-112,不过作者将韦伯与Hobhause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相比,实际上并没有完全看到韦伯的自由主义思想的重要特征。韦伯的现实主义态度并没有使他相信自由主义的“社会化”是解决自由主义困境的出路。

[lv][55] Weber, Political Writings, 156.

[lvi][56] 施路赫特称之为韦伯的“第二次突破”,迈向了理性化的社会学与类型学, Schluchter, Rationalism, Religion and Domination, 44ff;蒙森认为韦伯思想突破的关键是克里斯玛概念的变化和纯粹类型方法的发展,Mommsen,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of Max Weber, 121ff.

[lvii][57] 这一点突出体现在《儒教与道教》的分析格局上,以及同期撰写的 “中间反思”一文。

[lviii][58] Mommsen,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of Max Weber, 10。洛维特和蒙森都引用过韦伯的一句重要的话,“面对日益盛行的科层化趋势,如何依旧有可能维持某种人的活动自由”。参见Loewith, Max Weber and Karl Marx ,54; Mommsen ,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of Max Weber, 35.

[lix][59] 在韦伯之后,德国的历史学界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如Otto Hintze,Gehard Oestreich和Shilling等,尤其是Schilling对所谓“第二次宗教改革”的研究,强调了加尔文教(及路德宗和天主教)与早期现代国家的兴起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纪律化方面的重要作用。不过在Schilling看来,这与经典的韦伯命题是有分歧的。而正如下文逐渐揭示的,这些历史研究的社会理论意涵,对于我们这里有关“英国法”的讨论来说具有非常重要意义。参见Herz Schilling, “The Second Reformation”, in Religion, Political Culture, and Early Modern Society (Leiden: E.J.Brill, 1992), 271-2.

[lx][60] Weber, Political Writings, 78-9; 类似的说法参见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 17; “以学术为业”, 39。

[lxi][61] 这一点以戏剧性的方式出现在韦伯1920年最后修订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在第二章的结尾,韦伯在原有的“我们可以从根本不同的基本观点并在完全不同的方向上使生活理性化”一段话之后加上了一段话,以作强调: “所有致力于‘理性化’的研究都应该以这一平实的句子为出发点”,然而,下面紧接着的论述就是,“理性主义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包含着由反题构成的一个世界”。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57,译文有改动。

[lxii][62] Weber, Political Writings, 42.

[lxiii][63] 参见Scaff, Fleeing the Iron Cage,29ff,讨论韦伯从法学转向国民经济学的重要意义。

[lxiv][64] 参见施路赫特对这一问题的分析: Wolfgang Schluchter, “Conviction and Responsibility”, in Paradox of Modernity: Culture and Conduct in the Theory of Max Weber(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48-101.中文译文,见李康译,“信念与责任”,载入本期杂志。

[lxv][65] 韦伯,“中间反思”,312。

[lxvi][66] 韦伯,“以学术为业”,63页以下。

[lxvii][67]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42,译文略有改动。

[lxviii][68] 例如,在《经济与社会》中,韦伯称罗伯斯庇尔为“对理性的克里斯玛式的崇拜”(charismatic glorification of “Reason”), Economy and Society, 1209. 参见Mommsen ,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of Max Weber, 141,对这一变化的讨论。蒙森恰当地指出,这一概念逐渐从特定的历史性的“理想型”发展为一种纯粹的“理想型”,参见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of Max Weber, 121-32。不过,蒙森有关韦伯“方法论”变化的其他论断,就显得不那么有说服力。他似乎赋予了韦伯本不具有的“相对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倾向。

[lxix][69]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1150.

[lxx][70] Wolfgang Mommsen, The Age of Bureaucracy (Oxford: Blackwell, 1974), 111ff.

[lxxi][71] Mommsen ,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of Max Weber, 24ff.

[lxxii][72] Friedrich H. Tenbruck, “Max Weber and Eduard Meyer”, in Wolfgang Mommsen and Jurgen Osterhammel ed. Max Weber and His Contemporaries (London: Unwin Hyman, 1987), 252.

[lxxiii][73] 从现代福利国家的发展来看,这两个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

[lxxiv][74] Mommsen ,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of Max Weber, 143.

[lxxv][75] 韦伯,“以政治为业”,98,译文有改动。

[lxxvi][76] 参见Peter Baehr, “Max Weber as a critic of Bismarck”, Arch europ. Sociol. 29(1988): 149-64.

[lxxvii][77] Weber, Political Writings, “Bismarck’s legacy”(“Parliament and Government in Germany under a New Political Order”), 135.

[lxxviii][78] Weber, Political Writings, 140.

[lxxix][79] 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甘阳编,甘阳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98以下;以及Weber, Political Writings, 135.

[lxxx][80] 在1884年11月8日致鲍姆加登的信中,青年韦伯就指出,“俾斯麦的凯撒制的险恶特征就是普选”,转引自雅思培(雅斯贝尔斯),《论韦伯》,28,译文略有改动。韦伯认为,这种所谓的“普选”实际上是“所有人的平等权利(就这个词的真正意涵而言)的谋杀者”。转引自Marianne Weber, Max Weber: A Biography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Books, 1988), 117-8.

[lxxxi][81] Weber, Political Writings, 80-81,220ff;并参见Peter Baehr, “Max Weber as a critic of Bismarck”的讨论。

[lxxxii][82] 当然韦伯也认为,凯撒制这种因素在大众动员的国家(mass state)和议会民主中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参见Weber, Political Writings, 174.

[lxxxiii][83] 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90-1,译文有改动。

[lxxxiv][84] Weber, Political Writings, 144, 145.

[lxxxv][85] Weber, Political Writings, 69.

[lxxxvi][86] Mommsen,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of Max Weber, 29.

[lxxxvii][87] Loewith, Max Weber and Karl Marx , 55-6.

[lxxxviii][88] 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91以下。

[lxxxix][89] Mommsen, The Age of Bureaucracy, chap.5.

[xc][90] 韦伯,“中间反思”,321-35,译文错讹较多,需留意。

[xci][91] Weber, Political Writings,71.

[xcii][92] 对凯撒制与民粹主义观念的民众动员的讨论,参见韦伯对“普遍公民权”问题的讨论,见Weber, Political Writings, 80ff, 220ff

[xciii][93] 韦伯,《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导论”,18,中文误译为“气度非凡的仪表”。 [xciv][94] Talcott Parsons,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67), 92.

[xcv][95] 参见Reinhard Bendix, Max Weber: an Intellectual Portrai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第三部分的论述安排。

[xcvi][96] Anthony Kronman, Max Web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1.

[xcvii][97]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652ff.

[xcviii][98] 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以往对韦伯法律社会学的探讨,主要关注的问题集中在法律理性化与经济理性化(或具体来说,资本主义的兴起)之间的关系上,并进而认为韦伯的法律社会学思想主要涉及的问题是与私法相关的问题,如契约自由。这样做似乎直接忽视了韦伯法律社会学与支配社会学之间的紧密关联,不过近来的情况有所改变,参见Stephen Feldman, "An interpretation of Max Weber's Theory of law" , in Law and Social Inquiry, Vol.16,No.2, (1991): 105-48; Toby E. Huff, "On Weber, Law, and Universalism" , Comparative Civilizations Review, 1989, 21, fall,47-79.

[xcix][99]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56,译文有改动。

[c][100]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651.

[ci][101]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681.

[cii][102]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649ff, 691ff.

[ciii][103]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654ff。正如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韦伯以比拟口吻提到的“决疑术”正是英国普通法的一个重要法律推理技术。

[civ][104]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784ff.

[cv][105]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656,以及809以下论“形式理性化”与“实质理性化”。

[cvi][106] 例如围绕令状制度形成的各种形式的法律拟制(legal fiction)技术,参见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656ff.

[cvii][107]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762.

[cviii][108] 当然,这里“克里斯玛”的意涵,主要是我们提到的“传统”或“巫术”意义上的“克里斯玛”,与后来韦伯逐渐发展的“克里斯玛”概念的意涵不同。

[cix][109]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689;不过,对于这一问题,韦伯的立场也相当含糊,他同样指出,作为现代资本主义法律制度主要特征的一些技术,并非起源于罗马法,而是来自中世纪:Weber, Political Writings, 149.n.a.

[cx][110] 因此,至少从韦伯的分析出发,英国普通法,不仅不是实证主义意义上的形式化的法律,也同样并非是在原则上具有较高理性的实质法,这一点与Fletcher颇有影响的论点正好相反,尽管Fletcher是采用多少有些不同的术语来论述的。参见George P. Fletcher, “Two Modes of Legal Thought”, The Yale Law Journal, 90: 970-1003.

[cxi][111] “卡迪司法”是指判决案件时依据的不是理性的“判决规则”,而是对个别案件的具体价值评判,取决于法官的公正感,或者其它非理性的审判手段。在韦伯看来,陪审团、太平绅士参与地方司法管理,乃至英国法对罗马法继受的抗拒,都是英国法中“卡迪司法”痕迹的体现。参见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976ff, 891-2; Politcail Writings, 148。值得注意的是,英译者在p.806n.40中对“卡迪司法”所做的界定并不准确。即使从实质理性法的角度看,“卡迪司法”也是理性化程度较低的法律管理形式。

[cxii][112] 研究英国法律史的比利时学者Caenegem认为,在韦伯的理论中,普通法具有两副面孔(double face),对中上阶层采用形式理性的法律,而对日常生活中下层的小型案件,则采取“卡迪司法”的形式。这一观点似乎没有看到,在韦伯的理论中,英国法的形式理性,并非大陆法系的形式理性,而仅仅是外在的形式主义,而这种理性化程度较低的形式主义,与英国法在“实质”意义上的非理性(即卡迪司法)是有内在关联的,两者都与英国法律思维方式受到普通人的强烈影响有关,与大陆法系的“教授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参见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890-2;R. C. Van Caenegem, “Max Weber: Historian and Sociologist”, in Legal History: A European Perspective (London: Hambledon, 1991), 212.

[cxiii][113] 正如Trubek所指出的,在这个问题上,韦伯同样也语焉不详,有诸多相互矛盾的说法。但总的来说,韦伯的观点仍是强调英国法尽管不是逻辑形式理性的法律,但却是可以计算的。这一论断在较晚写峻的《儒教与道教》在比较中国与英国的法律结构的段落中特别明显,参见韦伯,《儒教与道教》,156-57;David Trubek,“Max Weber on Law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 Wisconsin Law Review, 1972, 721-53.

[cxiv][114] 两位学者进行的比较政治研究指出,在发展中世界的民主国家中,52%的国家要么采纳普通法的传统,要么受到这一传统的影响。而具有比较持久民主经验的国家往往是前英国的殖民地。见Huff, "On Weber, Law, and Universalism" , 70.

[cxv][115] Zweckrationalitāt在英语文献中一直被交错译为“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或“合目的的理性”(purposive rationality)。从涵义看,前者显然有严重的问题,而后者则更准确,但中文的表达则不免累赘,本文尝试译为“目标理性”,而且从中文的一般用法来看,“目标”也比“目的”更好地表达了韦伯这一概念与“价值理性”相对的意涵。

[cxvi][116] 例如Ann Swindler, “The Concept of Rationality in the work of Max Weber”, Sociological Inquiry, Vol. 43, No.1(1973):35-42.

[cxvii][117] 例如Arnold Eisen, “The Meanings and confusions of Weberian ‘rationalit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29, No.1(1978), 57-70.

[cxviii][118] Eisen认为构成“理性”概念的意项包括6种,而Brubaker则认为韦伯笔下的“理性” 至少可以发现有16种意涵,Kronman则仅在韦伯的法律社会学部分就找到了“理性”的4种意涵,分别见Eisen, “The Meanings and confusions of Weberian ‘rationality’,58-61;Rogers Brubaker, The Limits of Rationality (London: Routledge, 1984), 2; Kronman, Max Weber, 73-5。而韦伯本人清楚地认识到“理性”概念的这一特点。在回应布伦塔诺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批评时,他就特别强调了理性的复杂性,指出“如果说本篇文章还有一点真知灼见,但愿这点真知灼见能用来说明看似简单的‘理性’这一概念的复杂性”。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56-7页注9。但有必要强调的是,韦伯始终仍认为,可以而且有必要使用“理性”这一个概念来表述这些复杂性。这一点同样在《新教伦理》中有所论及。韦伯指出,“理性主义是一个历史概念,是一个由各种反题组成的一个完整的世界”(第57页,译文有改动)。正如我们在第一部分已经强调的那样,理解韦伯的“理性”概念(以及韦伯的整个社会理论),就必须认识到,韦伯一方面考虑了“理性”概念是复杂多元的,并打上了具有偶然性和独特性的历史进程的烙印,但另一方面“理性”恰恰是通过将这种理念与历史两个方面的复杂性结合为一个富有张力与冲突的“理想类型”,揭示了其中“普遍历史”的意义与有效性,这正是西方“理性”的特殊分析价值,也就是韦伯为什么说,对宗教的比较历史分析的尝试,“最终和首先都必须和愿意有朝一日同时成为对理性主义本身的类型学和社会学的一种贡献”(“中间反思”,303)。这一点是理解韦伯思想的活力和创见的关键线索,而许多学者却有意无意地无视了这一点。

[cxix][119] Gret Mueller, “The Notion of rationality in the work of Max Weber”, Arch.europ.sociol , Vol.20(1979),149.

[cxx][120] 有关这两种社会关系的论述,参见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40ff。在英文版中,分别将这两个概念译为“communal”和“associative”。这里的中文译法只是为了保留原文中与腾尼斯概念的关联,不过韦伯明确指出他的用法与腾尼斯有所不同。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41.

[cxxi][121] 需要指出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讲,韦伯心目中的伦理理性化,本身恰恰是在分化社会中才有可能。这与许多从浪漫主义和保守主义出发理解伦理问题的学者,在社会观念上有巨大的差异,不过本文不可能讨论这一复杂的问题,也许要留待另一篇有关“陌生人”问题的文章来讨论了。

[cxxii][122] Mueller, “The Notion of rationality in the work of Max Weber”,150ff.

[cxxiii][123]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学者往往仅注意到价值理性之间的冲突,以及价值理性与目标理性之间的冲突。前者是韦伯针对现代社会的文化与政治的重要诊断,在当代受到了相关领域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而后者在经济领域中有关效率与分配正义及“社会主义”的争论中一再被提及。但不同目标理性之间的冲突则受到了广泛的忽视,在“论抽象社会”中,我从一个不同的角度论及了这一问题。事实上,这一问题在韦伯的政治论文中是一个常见的主题,特别是科层制与其它理性地调控生活行为的方式(如私人资本主义)之间始终存在的紧张关系,例如Weber, Political Writings, 90, 156ff.

[cxxiv][124] 这是将这对范畴与目标理性/价值理性对立混淆起来的一个表现,例如Brubaker, The Limits of Rationality, 36.

[cxxv][125]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85-6。经济社会学中与法律社会学中的形式理性/实质理性区分之间的关联在韦伯有关法律对契约自由的保障和限制的讨论中,有比较清楚的论述,参见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668-81.

[cxxvi][126] 当然还涉及了所谓“世袭司法制度”(the patriarchal system of justice),参见Kronman, Max Weber, 77ff.

[cxxvii][127]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816.

[cxxviii][128]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828.

[cxxix][129] 韦伯没有明确提到这一点,大概是因为他在此处主要关注的是神圣法与世俗法(尤其是私法)之间的关系。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828-31.

[cxxx][130] 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贺卫方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第一部第二章。

[cxxxi][131] 同上书,第34页。

[cxxxii][132] Shilling, “The Second Reformation”.

[cxxxiii][133] Brian Tierney, Religion, Law and the Growth of Constitutional Thought:1150-1650 (London: Cambridge, 1982),引文见107-8。

[cxxxiv][134] 伯尔曼一再强调,在“教会革命”推动下形成的教会法是第一个西方近代法律体系,实现了教会法内部的系统化,并将理性应用于各种习惯法,废除大量不合理的习惯,将合理的习惯纳入法律体系中,同时还创用了大量至今仍在使用的法律概念、法律推理等诸多技术。《法律与革命》,629-34。这与韦伯对教会法发达的形式技术程度的论述是一致的。尽管伯尔曼自己批评了韦伯的观点,但似乎他的批评主要是建立在对韦伯著作常见的误解之上的,正确的箭并没有射到正确的靶子上。例如,他就将韦伯笔下两套不同的理性范畴划分混淆起来,《法律与革命》,653-4。Treiber曾撰写长篇论文,证明在韦伯的宗教社会学与法律社会学之间存在“亲合力”,但可惜只是满足于分析结构上的对照,而没有更深地从核心问题的角度来着眼。参见Hubert Treiber, " ‘Elective Affinities' between Weber's Sociology of Religion and Sociology of Law", Theory and Society, Vol.14 (1985), 809-61.

[cxxxv][135] 荷兰法学家罗斯认为,韦伯的法律实证主义明显地以概念法学为基础。有关德国法学思想的发展,特别是概念法学对韦伯的影响,参见林端,“德国历史法学派:兼论其与法律信实论、法律史和法律社会学的关系”,《台大法律论丛》,第22卷,第2期,特别是29页。

[cxxxvi][136] 加藤一郎,“民法的解释与利益的衡量”,梁彗星译,收入梁彗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卷,75。

[cxxxvii][137]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873.

[cxxxviii][138]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867.

[cxxxix][139]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37.

[cxl][140] 有关韦伯法律分析中的实证主义与自然法理论之间的关系,参见J.M. Finnis, “On Positivism and ‘Legal Rational Rationality’”,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5, No.1 (1985), 74-90.

[cxli][141] Kronman, Max Weber, 30.

[cxlii][142] 例如Roger Cotterell, “Legality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the Sociology of Max Weber”, in David Sugarman ed. Legality, Ideology and the State(London: Academic Press, 1983), 88.

[cxliii][143] 二者之间的这一联系在韦伯晚年有关世界经济通史的讲课记录中体现得十分清楚,参见维贝尔(韦伯),《世界经济通史》,姚曾瘐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287-91。

[cxliv][144] Leonard Krieger, The German Idea of Freedo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7) , 253.

[cxlv][145] 参见Neumann, The Rule of Law (Leamington Spa: Berg, 1986), 200ff.对德国宪政史的论述。

[cxlvi][146] Krieger, The German Idea of Freedom, 253-5.

[cxlvii][147] Leonard Krieger, The German Idea of Freedom, 257。从表面上看,这种观念颇具康德色彩。而且“法治国”的许多观念也似乎与德国经典自由主义者的观念有共通之处,强调国家基于一般法律来进行支配,并不甘于此,希望在否定的功能之外,国家还是一个文化国家,肩负教养的职责。但即使如此,二者仍然有许多关键性的差异。在康德和洪堡时代,国家与个人伦理(及市民社会)之间的对立-制约关系,自黑格尔的“伦理国家”之后,经过浪漫主义的洗礼,就逐渐为一种总体化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渗透的关系所取代了。参见Gerald Izenberg, Impossible Individuality: Romanticism, Revolution and the Origin of Modern Selfhood, 1787-1802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5-6讨论了从洪堡到浪漫主义的“国家-个人”关系的观念的变化。

[cxlviii][148] 这一观念证明,“法治国”归根结底属于霍布斯时代的产物,有关实定法实现自然法的论述,参见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207-8。 哈贝马斯甚至批评韦伯没有更充分地考虑二者之间的关联,参见Jurgen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1 (London: Polity, 1986), 260ff.

[cxlix][149] F. K.Ringer, The Decline of the German Mandarins: The German Academic Community, 1890-1933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 114,转引自Cotterell, “Legality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the Sociology of Max Weber”, 89 n.4。在这一过程中,德国浪漫派的思想无疑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通过“绝对总体”生产“特殊化个体”的观念,对“法治国”中国家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关系,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参见Ernst Troeltsch, “The ideas of Natural Law and Humanity in World Politics”, in Otto Gierke, Natural Law and the Theory of Society: 1500-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4), “Appendices”, 201-22; Izenberg, Impossible Individuality。有关自然法与法治国观念的内在联系,参见Otto Gierke, Natural Law and the Theory of Society: 1500-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4), 137-8.

[cl][150] Otto Kirchheimer, “The Rechtsstaat as Magic Wall”, in Kurt H. Wolff and Barrington Moore.ed. The Critical spirit: Essays in honor of Herbert Marcuse(Boston: Beacon Press, 1967).288。德国法学思想中国家的重要性,在对韦伯影响很大的耶林的一句话中体现得非常明显,“无疑现代法哲学与早先的自然法相比的巨大进步,就在于他承认和强烈地强调法律依赖于国家”, 转引自Charles Haines, The Revival of Natural Law Concept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247.

[cli][151]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600.

[clii][152] Reinhart Koselleck语,参见Jonathan Sperber,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in Prussia: Thoughts on a New Edtion of Reinhard Kossellck’s Preussen Zwishcen Reform und Revolution”,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57, No.2(1985), 279的讨论。

[cliii][153] Weber, , Political Writings, 80-1。许多近来的韦伯研究著作都讨论了韦伯对“市民个性的衰微”这一问题的关注,例如Goldman, Max Weber and Thomas Mann, 15.

[cliv][154] 转引自Neumann, The Rule of Law, 180.

[clv][155] 自由派法学教授Karl Theodor Welcker语,转引自Krieger, The German Idea of Freedom, 255, 256.

[clvi][156] Neumann, The Rule of Law, 182.

[clvii][157] 在魏玛德国,对这一问题的反省,成为左派与右派知识分子的一个争论的焦点,参见David Dyzenhaus, Legality and Legitimacy: Carl Schmidt, Hans Kelsen, and Herman Heller in Weimar (London: Clarendon, 1997)。哈贝马斯则认为,韦伯的实证主义法律观,使他完全将合法性与法理性等同起来。但有必要指出的是,哈贝马斯的批评似乎没有注意实证主义的观念与程序的观念之间并不能简单地划上等号,显然在他90年代的著作中,这一观点已经有所改变。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1 , 264-7.

[clviii][158] Otto Kirchheimer, “Legality and Legitimacy”, in William E. Scheuerman ed. The Rule of Law Under Siege: Selected Essays of Franz Neumann and Otto Kirchheim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44-63; Weber, Political Writings, 165ff.

[clix][159] Krieger和Neumann都提及这一点。不过,Krieger只是简单地提及了这一问题,而尽管纽曼将之视为英德法治原则差异的关键,但在我看来,他的论述存在严重的问题,所以下面的论述并没有遵循他们的思路。试对比Krieger, The German Idea of Freedom, 256;Neumann, “The Change in the function of Law in Modern Society”, in The Democratic and the Authoritarian State: Essays in Political and Legal Theory ,ed. by Herbert Marcus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57), 43ff。从下文第四部分有关英国“普通法心智”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这种转化具有内在的基础,即绝对主义国家与自然法哲学家在理性逻辑上的同构,柯施莱克对此有非常精辟的分析。参见Reinhart Koselleck, Critique and Crisis: Enlightenment and the Pathogenesis of Modern Society(Leamington Spa: Berg, 1985).

[clx][160] 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第37页以下。

[clxi][161] 茨威格特和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奠等译,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254-5。

[clxii][162] Krieger, The German Idea of Freedom, 258.

[clxiii][163] Robert Von Mohl语,参见Neumann, The Rule of Law, 181-2.

[clxiv][164] 对韦伯早期思想形成产生相当大影响的Rudolf Von Gneist语,转引自Krieger, The German Idea of Freedom, 358.

[clxv][165] Neumann, The Rule of Law, 181.

[clxvi][166]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882-95;参见Neumann, “The Change in the function of Law in Modern Society”.

[clxvii][167]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882ff.

[clxviii][168] Max Weber, Critique of Stammler, 124ff; 及Economy and Society, 326-7.

[clxix][169] Kirchheimer, “The Rechtsstaat as Magic Wall”, 290.

[clxx][170] 参见Kirchheimer, “The Rechtsstaat as Magic Wall”, 294.

[clxxi][171] Weber,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47; Political Writings, 77-8, 334.

[clxxii][172] “法治国”的整个观念,在19世纪末就逐渐成为法学中的重要观念,影响了一代德国法学家,包括韦伯的许多老师和同时代的重要学者,参见Haines, The Revival of Natural Law Concepts, 246ff。有关韦伯的法学教育对他社会理论的影响,参见Stephen Turner and Regis Factor, Max Weber: The Lawyer as Social Thinker (London: Routledge, 1994); 郑戈,《迈向一种法律的社会理论:马克斯·韦伯法律思想研究》(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博士论文,1998),23-35。

[clxxiii][173] 1794年的《普鲁士国家普通邦法》,转引自茨威格特和克茨,《比较法总论》,256。

[clxxiv][174] 1766年的巴登王室法令,转引自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第37页。

[clxxv][175] 格伦顿、戈登和奥萨魁,《比较法律传统》(米健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18。

[clxxvi][176] 韦伯,“中间反思”,312, 译文有改动。

[clxxvii][177] 参见Otto Kirchheimer, “State structure and Law in the Third Reich”, in Scheuerman ed. The Rule of Law Under Siege, 142ff.

[clxxviii][178] Franz Neumann,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Freedom”, in Scheuerman ed. The Rule of Law Under Siege, 202.

[clxxix][179]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890。括号中的文字为引者加。

[clxxx][180] 法的社会学往往倾向于排斥采用“内在视角”(事实上,绝大多数的作为“分支社会学”,如经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都如此),这样往往难以把握分化的社会领域中独特的理性。对于普通法来说,更重要的是,这种内在视角正是普通法的司法理性的重要特点,参见Andrew Lewis, “Legal Positivism: some lessons from legal history”, in Stephen Guest ed. Positivism Today (Aldershot: Dartmouth, 1996), 65-76.

[clxxxi][181] H.L.A. Hart, Essays on Bentha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2) , 26.

[clxxxii][182] Thomas Hobbes, A Dialogue between a Philosopher and a student of the Common Laws of England, in The English Works of Thomas Hobbes( London: John Bohn, 1966), Vol.VI:3-8。

[clxxxiii][183] 从观念史的角度看,边沁的思想,通过耶林,直接影响了韦伯的法律观念,参见Turner and Factor, Max Weber: The Lawyer as Social Thinker, 11.

[clxxxiv][184] David Sugarman, “Legal Theory, the Common Law mind and the making of the Textbook tradition”, in William Twinning ed. Legal Theory and Common Law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 , 39.

[clxxxv][185] Hart, Essays on Bentham, 4.

[clxxxvi][186] 这是边沁对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释义》的说法,大概同样可以看作他对整个普通法的看法。边沁,《政府片论》(沈叔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93页。

[clxxxvii][187]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我们忽略了霍布斯思想中在自然法学说与法律实证主义之间的潜在张力。从霍布斯身上,我们可以发现,英国的法律实证主义学说同样经历了德国“法治国”观念的某些转化,通过吸收自然法中的一些关键性的理念,为实定法提供了潜在的支撑。而其中关键性的过渡环节就是霍布斯的理论。霍布斯的“理性”概念,更是成为未来社会工程的理性计算依据的基本尺度。参见Nobert Bobbio, Thomas Hobbes and the Natural Law Tra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44-6.

[clxxxviii][188] Hobbes, A Dialogue between a Philosopher and a student of the Common Laws of England, 5.

[clxxxix][189] Hart, Essays on Bentham, chap.1。值得注意的是,自柯克之后,普通法的主流观念传统很少称普通法的“理性”为“自然理性”,更多称之为“技艺理性”(人为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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